日本人對漢學的貢獻並不止於漢字本身。司馬遷的《史記》是所有研究華夏歷史者所必讀之書，通常人們讀的是金陵局本的後裔，特别是一九五九年中華書局點校本《史記》（俗稱小緑本）及後來的修訂本就是沿用的金陵局本；另一個有名的是百納本。讀完小緑本或百納本後，作爲文史研究者再進行繼續研究的話要讀什麼版本呢？這時如果你是帶研究生的，那你要推薦他們看什麼書？當然要讀《史記會注考證》和《史記會注考證校補》。前一本的作者是龍川資言，後一本的作者是水澤利忠。您沒看錯這兩人都是日本的漢學家，畢生都在研究及傳播漢學。《史記會注考證》是歷史界，不但是華人且是全世界研究中國歷史的、公認的繼三家注版本之後最好的《史記》注釋本，一九三四年在日本首次刊行，在大陆的上海古籍出版社二〇一六年出版了此書。《史記會注考證校補》一九五七年在日本出版，一九七二年台灣廣文書局被授權影印出版，上海古籍出版社一九八六年自行打亂原書次序將不完全的内容插入《史記會注考證》的書中出版，後計劃於二〇一五年出版不完整的《史記會注考證校補》，從而惹出與作者之家人及學生的版權之爭，此爭非涉錢財，而是著作權與著作完整性的爭執。這個並非本文所對應的題目，因此就不對該問題做更深入的探討了。請記住，這兩本《史記》的考證是用正體字書寫，也就是原文卽是“繁體竪排”，今天的簡體字羣體裡沒有幾人讀過，相當多的人都不知有這兩本書的存在。這兩本書的出版發行正恰恰説明了漢文確爲世界上最完善的語言之一，今天被毁掉確實太悲衰了。因爲矬子是大多數，所以不允許高個子的存在，這是中華民族的恥辱，也是華夏最大的悲劇。在研究中國歷史上，中國大陆遠遠地落後於中國境外。（我所指的中國不包括香港和澳門，因爲在回歸之前，這兩個地方的學術是與世界同軌的，無甚頋忌。）不但是中古歷史旣使是滿清歷史，世界的認知與中華人民共和國政府也不完全一致，所以在大陆就一定要批判，要清除。專家學者對史學觀點進行討論、辯爭是很正常的，不正常的是很多人並不明白什麼是新清史，就發表文章進行政治批判，辱華似乎是永遠正確的話語權，這種鬧劇一直沒有停歇。 

歷史的研究並不是去尋找正確與錯误，不管結果如何，那都是歷史的存在，研究者不能根據今天的政治正確觀去改寫或模糊歷史事實。再者對外國人的研究成果也要正確地對待，不能動不動就傷心了或腦羞成怒，如何擺正這一點，是檢驗一個民族精英們的精神狀况的標準之一。比如滿清的捐納是官僚制度頹廢及官員腐化的源頭之一，但國人卻研究的不深，或是有意忽略。而有人早就梳理了這個制度，但今天中國政府面臨的反腐是如此的嚴峻，爲什麼不看看歷史是怎樣的呢？今天的買官賣官在制度和社會因素上與滿清有何相同、相似及不同？日本有人早在滿清政府尚未滅亡時就已經開始研究並寫出了專著《清國行政法》，作者的名字是織田萬，爲京都大學法科大學長。此書在光緖三十二年四月由福建人陳與年、梁繼棟及鄭箎譯出，位於租界的上海廣智書局發行，當時洛陽紙貴，在六月份就再版發行。據説這是第一個注意到滿清捐納制度的研究者，以後的幾十年這個問題一直沉寂著，因爲不管是北洋政府還是民國政府，在捐納買官賣官上與滿清並無太大的區别，只不過不再實行政策的表面化。這個題目再次引起人們的注意是一九四七年許大齡的碩士論文《清代捐納制度》，那時的學者們已經對腐敗的政府機制産生了厭煩，所以有相當多的對社會制度的研究成果出版。許把這個問題科學體係化，對今日大陆的清史研究仍發生著重要的影響，但也僅此而已，大陆沒人再想越過他。而此時做到再上一層樓的又是日本人，一九六三年近藤秀樹的《清代的捐納與官僚社會的終結》發表了，把科舉、捐納、文官及官僚制度采用以《縉紳全書》爲史料的統計方法，得出了滿清傳統文官制度消亡之結論。中國人有時分不清黑與白，極端者是色盲。 

請記住：明朝、滿清、北洋政府、民國政府這都不是同一個國家，不論從民族、地域及行政區劃都是不完全相同的，特别是與中華人民共和國及現今的中華民族不是一個槪念。不要人家説到滿清時與你的觀點不同，就是“辱華”，也不把自己包裝成“二踢脚”一點就暴，還是雙響的。現今的大陆歷史研究連“百家爭鳴、百花齊放”這種表面的畫皮都不披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