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一）何去何從 

阿龍回來了，他給我的護照上補了進入緬甸的邊檢印章。邊檢的章很重要。從中國任何一個口岸出境時都會在中國護照上蓋一個註明日期，地點的章，這個章的印泥很特殊，防偽，耐造。曾經有人試過，經水洗時紙張破了印章還不褪色。有了中國的出境章，再有進入國的印章或者輸入電腦的紀錄（有許多國家進出不蓋章），在出境時才不會被阻攔。不然，缺失一個小印章會帶來一個大麻煩。不僅不能出境，還會以非法入境立即被扣押。 

訂好了從仰光飛洛杉磯的機票，歸心似箭，把原計劃在首都內比都遊玩取消了。 

在去仰光的路上，我接到小穎父親的電話，愕然。 

小穎是我兒媳。在美國做牙醫助理。她和我兒子結婚六年，育有一子一女，家庭和睦。小穎非常懂事能幹，孝順善良。上個月她爺爺重病，她趕回山東青島，陪了爺爺最後一程。她父母都是國內三甲醫院的主任醫師，一輩子在醫學院和醫院，門診到病房轉圈，都是忠於職守，與世無爭的專業人士。 

小穎父親打電話告訴我，小穎今天飛香港，準備乘下午的飛機回洛杉磯，可在國內出境時被攔下了，給的原因是有經濟問題待查，不能離境。也就是說，把她邊控了。

 她在國內僅僅暫住一個月，不可能有經濟問題，邊檢的警察和邊控發布單位聯繫後，告訴她，不是她有問題，是因為我的原因，暫時限制她離境。 

我非常氣憤，這些人怎麼這麼卑鄙呢？什麼年代了，還在搞株連九族。 

小穎是我的家人，我不能置之不理。如果我去了美國，小穎回不了，丟下一兒一女，何時能見面難說。小穎的父母要我不考慮這些快去美國，老婆和兒子也是這個意見，說我先過去，小穎的事下一步再說。他們都認為不管怎麼樣，無非是把小穎作為人質，不會對她過分的。但是越是這樣說，我越覺得不能以我的事影響小穎和家人。在現在執法者處理事情經常採用極端方式，越來越沒有底線的情況下，小穎的事，我不能有僥倖心理。 

精準的把小穎邊控說明有人很早就調查清楚了我的一切情況，知道我的軟肋，提前採取了措施。 

回到了凱旋大酒店。 

左思右想，我買張不實名的電話卡，好在這裡滿街都有，給邵主任打電話。 

邵主任接了，說了句，討嫌的詐騙電話。掛斷了。 

雖然我只是哼了一聲，但是，我們這麼多年的朋友，他肯定能聽出來了我的聲音，這個敏感時刻，他不會傻到用自己號碼和我通話。

在現實中國，每個位置重要一點的大小幹部都會防備自己的電話被監聽。包括我也是一樣。其實很悲哀，每天，我們說着一個模子嗑出來的套話，官話，手握關乎錢，物，人的權力，按森嚴的等級序列斡旋於上下級之間，努力給自己塑造出一副清正廉潔的形象，必要時還得顯示不可一世的官威。但是，每個人都知道，有無數雙警覺的眼睛，通過現代發達的科技手段，透過身邊的電子設備，以及上下左右居心叵測的人心，把我們監控得嚴絲合縫。不過，有用嗎？每個混在體制內的人都練就了當面一套 背後一套的基本功。

 邵主任是我的知己，十幾年前我被下派到一個山區縣裡當副縣長，他是那個縣紀委辦公室主任，我倆非常投機，我在那個陌生的縣城裡工作生活都得到他很多的幫助。一年期滿我回省城，他時常來看我，通過我認識了省委組織部和省紀委的朋友，很快被調到了省紀委工作。參與經辦了很多大案要案，現在他已經是廳級的省紀檢委辦公廳主任。除了工作上需要保密的事情，其他方面我們無話不談。

 在他升職的關鍵節點，他找我拿了五十萬，去打點某個關鍵人物。這是不是說明我們關係是到了極端互相信任的程度？ 

所以，如此關鍵時刻，也會想到找他。 

過了一陣，他用一個隱秘的號碼給我打回來了。 

畢竟是紀監委的人，他知道一些內部信息。 

在新校區建設一期工程招標結束後，馬公子發誓要搞倒我。 

他表哥指示嚴查。第十審查調查室組織專班落實。 

他們反覆研究我提交的關於工程招標過程報告，對比各種證據、材料，實在找不出破綻。就把調查的範圍擴大，追溯我十幾年工作中細節，過去的經歷，以及我來往密切的朋友和社會關係。正值省里一把手一直在找周省長的毛病，也希望把我作為深挖周省長問題的突破口。所以周省長鞍前馬後的這一圈人都進入他們暗查的視野。巧在對我們布好密不透風的大網之時，陳廳長和丁書記率先暴雷，一把手立即發力，馬公子多方協助，把周省長調去北京任職，對我們的清查就敞開了大門。所以在拿到了張秘書長諸多貪腐實證之後，計劃把他和我留置，他們相信，以留置室的威力和審訊的壓力，我一定會很快認罪伏法，把我們的問題與周省長能夠聯繫上，挖出黑料，就拿下一個重大反腐窩案。即立了大功，又報了小仇。

 不想我跑路了。打亂了他們計劃，匆忙之下，把徐副主任，魯書記留置了，同時把他們下屬，來往密切的工商人士也留置了一些。 

我提了個疑問，現在是法制社會，對我們這些黨的幹部，和余斌那樣的企業家，動輒留置，這合乎法律程序嗎？ 

邵主任簡要地給我普及相關知識。 

根據1994年黨的規定，對黨員幹部的審查是由紀委實行雙規，然而隨着黨領導地位逐步加強，越來越強，反腐倡廉，越抓越多，而執行雙規措施限於黨員，對非黨員還得靠檢察院的反貪局配合，甚是不便。故2018年出台了監察法，提供了法律依據，紀委和監察委就兩塊牌子，一套人馬，合署辦公了。以留置取代了雙規，至此擁有絕對權威，絕佳手段。無論什麼人，只要黨認為有問題，即能揮舞留置這個好武器，降妖伏魔。

 對於留置必須要認識到：紀監委是政治機關，不是司法機關。監察行為是政治行為，不是司法行為。所以留置不同於公安的拘留。不能拿刑事思維看待監委調查。刑事拘留有較短期限，如果不能證實有罪，未批捕，就應該釋放。而留置期可以長達一年多。留置期間不能取保候審，律師不能介入，基本上和外界處在隔絕狀態。而且留置不和你講疑罪從無，無罪推定，留置以後你也沒有沉默權，監察法規定了只有如實交代的義務。所以，留置的範圍，威力，作用是遠超雙規的，它是權力高度集中，封閉高度嚴密，時間充分加長的高效手段。能無死角，無顧忌的滿足調查的需要。

 至於對余斌那樣的民營企業家，更是紀監委熱衷留置的對象，因為，留置一個幹部，一般只能查到他一個人和他上下一條線的人，而一個企業家，因為他需要和不同部門不同層級的領導打交道，極有可能會查出一批人，同時，企業里有台賬，有銀行流水，便於收集證據。更重要的，他們大多數涉及巨額資金，紀監委搞留置也是有很大的成本和費用，從經濟角度來看，留置企業家的性價比是最高的，更容易幫助紀監委完成工作目標和經濟指標。 

所以，留置是黨為純潔隊伍，反腐倡廉的必要措施。也是紀監委最得力的武器。當然，中國是個法制國家，紀監委通過留置，是為了查清問題，查清後，組織處理了，然後移交司法部門，定罪量刑。這也是我們制度優越的體現。 

這是他的說辭，我可不是這樣想。現在的中國黨的家法橫行天下，還敢舔着臉自稱法制社會。這麼多年的反腐，幾百萬幹部變成了大小老虎，大小蒼蠅。整治手段越來越嚴歷，可是越抓越多，涉案金額越來越大。是為什麼呢？我認為好比一個冰箱壞了，不能製冷，所以放在裡面的肉臭了。管事的人不修復冰箱的製冷功能，不停的塞新鮮肉進去，把臭肉拿出來。不斷地改進各種雷霆手段來對付這些臭肉，甚至製造臭肉。除了宣傳清除臭肉之多並引以為榮，還要鼓吹自己的冰箱性能優越，天下第一。 

我特地問，據說留置是個非常慎重的事情，必須有了真憑實據，再經相當級別領導批准，才能施行。

邵主任冷笑，省一把手和紀委書記都盯着你們這群人，還需要更高的領導批准嗎？

 我請邵主任給我出主意，我現在怎麼辦。 

他建議我回來，因為他了解我，知道我平時不貪不腐，沒有親屬在國內利用影響力牟取利益，或者權錢交易。所以我不會有太大問題。另外，如果我跑去美國，很可能永遠不能回國內了，在美國的身份也不一定容易辦理。何況，小穎和她父母以後都很難再出境。當然，如果我有隱瞞的罪行，可能會有多年牢獄之災，那就得好好權衡一下。

 該怎麼決定，我又向常征請教。 常征說我往哪裡走取決於兩點：1，我是否確實沒有任何問題，包括我的部下，親屬，朋友都沒有可能連累我的問題。2，我有無堅強意志能夠抵抗留置室的折磨和別有用心的審訊。如果這兩點敢肯定，大膽回去無妨。如果有人對我製造冤假錯案，只要我據理力爭，不退縮。他會出力幫助我。 

告訴邵主任我決定回來，他提醒我，不能直接從關口入境，因為我一現身立即會被扣押，通知省里派人去押解。這樣容易被理解是追逃回來。最好，是我想法避開邊防口岸，回到國內後，他打個報告說我要投案自首，然後他來昆明接我，一起回來。 

我同意他的建議，我問過阿龍，經原途徑返回國內易如反掌。但是，我很反感我回去自首這一說法，我不是罪犯，連犯罪嫌疑人都算不上。是有人不經任何法律程序就要抓我，我躲避這種無妄之災不是違法犯罪。

 邵主任也認可，改口說是經他聯繫，我主動同意回來配合組織的調查。

 心裡有個小疑問，為什麼我們這個圈子裡朋友大多數都有麻煩，而邵主任卻平安無事，瀟灑自如。但是，多年的友情，沖淡了懷疑。

 我還讓邵主任幫我確認了，如果我回來，對小穎的邊控立即解除。

 二天后，我和邵主任在昆明長水機場航站樓見面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