农村人民公社是中国农民的选择

毛泽东领导的中国共产党帶领农民《打土豪分田地》。《打土豪分田地》是土地革命战争时期（1927-1937）中国共产党领导农民废除封建土地所有制、实行国民党孙中山提出的《耕者有其田》的革命政策。该政策是毛泽东以井冈山为起点，旨在消灭地主阶级，没收并重新分配土地，极大调动了农民参加革命和支持红军的积极性，也是毛泽东《农村包围城市》战略的关键举措。

1927年毛泽东率南昌起义失败后的千余残部上井冈山后，为争取广大贫苦农民的支持，巩固革命根据地，在各根据地深入开展土地革命。通过武装斗争的形式，没收土豪劣绅及地主的土地、粮食和财物，废除封建债务，将土地平均分配给无地或少地的农民，同时分给地主一份，使其能自食其力。这项政策解决了农民最渴望的土地问题，使得“农民成了革命的支柱”，使工农红军在根据地赢得了广泛的群众基础。废除了中国延续几千年的封建土地剥削制度，极大地推动了中国革命的进程，从井岗山开辟了《以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的道路。

《打土豪、分田地》是中国共产党在土地革命战争时期（1927-1937年）提出的著名政治口号和政策，是当时农民运动的核心内容。 打土豪：指没收地主、豪绅等剥削阶级的财产，打击其在农村的统治势力。分田地：指将没收的土地按人口或劳动力平均分配给贫苦农民，解决其生存问题。1927年秋收起义后，毛泽东率部在井冈山建立革命根据地，正式开启了以“打土豪、分田地”为核心的土地革命。

通过让农民获得土地这一最基本的生产资料，赢得了广大农民对革命武装的支持。从经济和政治上削弱了农村的旧有封建势力。农民为了保卫分得的土地，积极参军参战，为红军提供了充足的兵源。

新中国成立后，毛泽东领导的中国共产党在全中国实行了《耕者有其田》的革命政策。因以家庭为主的农民们都分到了土地之后出现了新的问题，农民们要求组织起来互相帮助发展农业初创了农村人民公社，得到了毛泽东领导的中国共产党中央的认同和支持。

可是，毛泽东逝世后，走资派邓小平们一刀切強行解散和撤销了人民公社。以致造成如今中国农民的现状。

为了揭开撤销农村人民公社的“悬案”，这里给出最中肯的答案！

人民公社好不好，人民最有发言权！

今天还给新时代人民一个真正的人民公社真相！

农村人民公社是1958年从群众中产生的一种农村社会主义集体经济的组织形式，也是毛泽东时代前三十年中国共产党中央集体根据农民们的创建人民公社之后所决议合法建立的。农村人民公社这种体制在新中国历史上存在了25年之久。它经过了各个时期的风雨考验，既适应了大搞水利和农田基本建设的60、70年代，又适应了改革开放的初期，正是它完成了中国农业落后生产条件的大规模改造，初步实现了水利化、机械化等历史任务，支持了社会主义农村20多年的创业发展，成为牢固中国社会改革发展的基础，数亿人民群众生活在其中。

在25年的时间内《农村人民公社》体制没有任何人曾提出过或者说能用任何更好的模式取代它。《农村人民公社》这种体制将社会主义的根本原则与中国农村的社会实际恰当结合，堪称是社会主义史上的一次宝贵而伟大的创造。

然而，《农村人民公社》这种组织形式却在走资派特色政府改革之后的1983年被走资派邓小平们强行地霸道地不许争论地平白无故地取消了。为什么走资派邓小平的特色政府要强行撤销农村人民公社?对这个问题至今看不到走资派特色党中央和国家历届任何一个领导人有过权威性的综合说明，称得上是一个历史的悬案!

是因为体制上有问题，或者没有优越性吗？

不是。众所周知，这种体制经过20多年的实践证明并无什么不适应。尤其是在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上还专门发出了《农村人民公社工作条例》，重申“人民公社要坚决实行三级所有、队为基础的制度，稳定不变”，“人民公社、生产大队和生产队的所有权和自主权必须受到国家法律切实保护”等。从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到80年代初，农业生产和各项事业都出现新的发展局面，人民公社制度更加稳定和完善，进一步显示出它的优越性和生命力。

走资派邓小平们强行地霸道地不许争论地平白无故地撤销农村人民公社，是因为公社的组织机构不适应、效率不高、行政腐败吗?

不是。农村人民公社既是经济组织，又是行政管理组织，这种政社合一的组织其实是与当时农村工作的实际需要相适应的，是实事求是的。它机构精简、人员少、效率高、干群关系密切。公社机关吃财政的一般不足20人，甚至只相当于目前乡镇的十分之一还不到。而且公社干部一律参加劳动，没有吃吃喝喝、跑关系等腐败风气，基本上是一种统一、精简、高效和勤政廉洁的组织机构。而正是在社改乡之后，乡镇机构迅速膨胀，亲属、关系的人员大量进入，办事效率低下、腐败丛生，干群关系逐步走向恶化。

农村人民公社是因为农民群众对公社体制不喜欢、不接受吗？

不是。几十年来农村人民公社制度已经成为广大农民熟悉的生产和生活方式，成为一种常规和习惯。当时没有任何农村干部和社员发出要求改变公社组织形式的声音。直到改革以后的80年代初，党中央都一再强调巩固和发展农村集体经济。例如，1980年9月中央在《关于进一步加强和完善农业生产责任制》的文件中明确说：“经过二十多年的努力，农村集体经济在多数地方已经得到巩固，农业集体化方向已为广大农民接受。在农业集体化的基础上，农业的生产力有了较大的提高……

在中国的条件下，不能设想可以在一家一户的小农经济基础上，建立起现代化的农业，可以实现较高的劳动生产率和商品率，可以使农村根本摆脱贫困和达到共同富裕。因此，毫无疑问，农业集体化的方向是正确的，是必须坚持的。”(见《三中全会以来重要文献选编》第543、544页)至少到1982年，党和国家领导人在讲话和党报党刊上对人民公社一直是高度赞扬的。例如，时任国务院总理的赵z阳在当年4月一次《关于我国的对外政策和国内形势》的谈话中就说：“这几年农村形势很好，主要是因为农民的积极性调动起来。我国农村经过社会主义改造，农民组织起来，都成为人民公社的社员，这条路是完全正确的，是必由之路”。(见《三中全会以来重要文献选编》第1260页)又如，1982年第二期《红旗》杂志在一篇《依靠集体经济建设农村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的文章中，通过典型调查材料，说明了当时人民公社经济和社队工、副业的迅速发展，盛赞集体经济的优越性，等等。

然而，时隔几个月，到1983年1月，走资派特色政府中央就下达了关于撤销人民公社的通知。前面还说人民公社的道路“是完全正确的，是必由之路”、要“稳定不变”，而后面就决定撤销，在这样短的时间内变化如此之大，令人匪夷所思。但直到这时，也没有任何文件说明公社体制有什么问题，它对农村经济和社会发展有什么不适应。

1983年1月，走资派特色政府中央下达了一个《关于当前农村经济政策的若干问题的通知》，其中提出了“人民公社体制改革”、实行“政社分设”的问题，即：公社和生产大队的行政管理职能单独设立，变成基层政权组织，分别改为“乡”、“村”。原公社、生产大队和生产队的集体经济其名称、规模和管理机构的设置由群众民主决定。但在实际上，在各级党政的紧急要求下，全部一刀切地改变。到1984年“社改乡”的任务即在全国基本完成。这一发展了25年、并由宪法规定的公社体制，只依一纸“通知”就被全部废除。

按照中央当时的一种说法，无论是实行“联产承包责任制”还是实行“政社分设”，都属于管理形式的变化，都不改变集体经济的根本制度。直到多年后的今天，许多农民群众仍然把“乡”称作公社、把“村”称作大队，“村民”不叫村民而仍然称作“社员”。他们不愿考虑二者之间的实质性区别。

很长期间主流媒体一直宣称：自从撤销人民公社之后才带来农业的大发展、人民生活的改善，其实这种说法完全是对事实的歪曲。

事实是，自从上世纪60年代初的调整之后到整个70年代，中国农业就一直是持续发展的。尤其是以粮食为主的农产品产量一直保持着稳定增长的势头，从未出现过波动。这在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决议和《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中也是给予明确肯定的。据国家统计部门的资料，仅从1965年至1978年，全国粮食产量就由19452万吨增至30475万吨，13年的时间内增长了56.7%，年均增幅达3.5%，尤其是1975年以后这种增长更出现加快的趋势。以1978年为例，就比1977年增长7.8%，1979年又比1978年增长了9%。我们说，粮食产量在十几年时间内一直保持稳定增长，没有出现一年滑坡的现象，这是迄今中国历史上，包括改革开放时期所从未有过的，是了不起的成就!1979年全国人均占有粮食达684斤，当时中国从总体上告别了贫困，基本上解决了温饱问题。就连D1982年也说：“建国以来，我们做了一些事情，基本上解决了吃饭穿衣问题，粮食达到了自给。这是很了不起的事情，旧中国长期没有解决这个问题。”(《D文选》、第二卷第405页)而这种稳定、快速的发展正是在被称为“一大二公”、“吃大锅饭”的人民公社时期实现的。

无疑，在1978年后至80年代初的改革中，中国农业出现了新的发展局面，群众生活进一步改善。这种发展其实正是70年代农业发展的继续，完全是在人民公社体制下实现的，它与实行“分田到户”并不相干。相反由于“分田到户”拆散了集体资产、水利设施和大型生产工具，从集体的大片耕地划分成个体小块承包地致使大型机械设备无法利用，喊了多年的实现农业现代机械化成为泡影，造成生产手段不断降低，因此生产后劲很快消失。事实上这种增长到1984年就达到了高峰，到1985年就出现了粮食产量下降的局面，此后就进入长期徘徊状态。而这个时间也正是人民公社在全国范围被撤销之时。众所周知，人民公社是在1984年完成撤销的，而从1984年至2003年近20年时间里，全国粮食产量只增加了2338万吨，

即由40732万吨增至43070万吨，年均增长率只有0.4%。增长速度才只是人民公社时期的九分之一。2003年全国人均占有粮食仅670斤，这比1979年还低，全国农民人均年收入只有2600多元。而这种情况恰恰发生在人民公社被撤销之后。

不仅粮食生产增长速度下降，农民收入增长缓慢(1985-1991年全国农民人均纯收入增长率仅为3.7%，比1978年的6.7%相差很大)，而且农村安全状况和社会风气日益恶化，农村社会保障水平降低，社会不公现象大量出现，乡镇政府机构膨胀、人员十数倍地增加，乡村干部腐败风气盛行等，大量社会问题都是在农村改制之后产生的。谁能说出自从人民公社被撤销后农村究竟出现了哪些经济、社会全面发展、人与人关系和谐的新景象?

相反人们看到，当初有少数对“分田到户”持怀疑态度、顶着不办而一直坚持走集体道路的大队，如河南省的刘庄、南街村，江苏省的华西村，天津市的大邱庄，北京市的韩河村、窦店村，河北省的周家庄公社、半壁店，黑龙江省的兴十四村，湖北省的洪林村，大连市的后石村，广东省的崖口大队、容桂镇，浙江省的藤头村、望海岗，四川省“西部第一村”的宝山村，江西省进顺村、花园坪村，山东省西霞口村，南山村，西藏那曲地区嘎措乡人民公社等，全国大约有3000多个这样的集体，它们的经济发展反而更加迅速，率先进入共同富裕的先进行列。与大多数农村不同的是，他们那里没有贫穷、没有两极分化、没有大量社会矛盾，集体福利和保障健全，无一不是当地的最发达、和谐的社区。实践最有力地拆穿了所谓“集体道路不能使农民富裕”的谎言。

农村人民公社不是被广大农民群众抛弃的，而是被走资派邓小平们利用行政手段强令取消的，是典型的长官意志、以言代法的体现。在其背后显然是有一种Z治上的图谋!

农村人民公社的好处多多，将慢慢叙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