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常征

田老闆介紹的人名叫常征。是他以前的大客戶之一，每年他都到賭場來玩幾次，一般來的時候要田老闆提供一千萬籌碼，玩二天就回去，贏了他只拿走一部分，其餘存在賭場裡，下次再用。輸了他回去一個星期內肯定就把錢匯過來。感覺他不差錢，是來賭場散散心的節奏。他非常自律，有常人無法達到的自制能力，冷靜，敏銳。因此，相比眾多熱衷和沉迷的賭徒，他是極少數贏多輸少的高手。

2020年疫情期間，他突然單身一人來了，在凱旋大酒店長住五年之久。他一直深居簡出，獨來獨往。每天僅帶兩萬元錢來賭場玩一次，贏幾千元就離場，有時輸幾千元他也會停下來回酒店房間休息。賭場經理偷偷為他記賬，每一個月下來，他大致能贏十萬左右。在賭場這種極其考驗人性的地方，貪慾和恐懼會讓眾人都失去理性，他能長此以往堅持不貪不懼，保持贏率，這是很不容易的。

他在這裡唯一只有田老闆這個點頭之交的朋友，偶爾也有國內朋友和少數緬甸的名人來看望他。所以田老闆知道他來歷不凡，一直敬而遠之。

他昨天和我擦肩而過，之後，告訴田老闆想約我。

我知道這個名字。這個名字曾經像一顆耀眼的明星時常在我年青時的腦海中閃耀。

在我大一的時候，校學生會請了兩個優秀校友作專場報告，相當於入學教育的一部分。常征是其一。年輕的他在講台上沉穩從容地講述自己的經歷，介紹在學校里的收穫和畢業後的發展，特別是對中國即將到來的改革開放的描述，預測，展望，從全新的，高屋建瓴的視角給我這樣剛從高考掙脫上來的傻小子上了永生難忘的一課。

常征是他成年後給自己改的名字。他的父親是中國共產黨黨史上的重要人物。幼年時期他在北京中南海裡面居住。但是還沒到文革，全家就被趕到外地。文革期間他回到北京參加了紅衛兵“西城糾察隊”，而後加入大名鼎鼎的“聯動”——首都紅衛兵聯合行動委員會。參加了諸多的行動，在六次衝擊公安部之後，進了監獄待了幾個月。出來後他回家發現父親早被抓走，母親也不知被關押在哪裡。兩個哥哥和一個姐姐都自顧不暇，只有托他父親的戰友把15歲的他送進軍隊，在內蒙古的一個軍隊馬場裡圈了一年多。呆膩了後他溜回北京，脫下軍裝以初中畢業生名義和一群同學作為知識青年上山下鄉去了雲南生產建設兵團。不久他們一起越境緬甸，參加了緬甸共產黨領導的“緬甸人民軍”。抱着支援世界革命的信念，模仿他們父輩打江山的蹤跡，他們在緬甸的崇山峻岭中，勇猛頑強，出生入死的與緬甸政府軍戰鬥。不幸在滾弄戰役中，他的戰友們大部分戰死，他重傷被送到醫院，躺了半年才能下床。都以為他從此喪失活動能力了，輾轉被回到建設兵團。兵團早已經把他除名了，只能以知青名義把他重新安排在雲南一個偏遠山寨里。不想在山寨里農民的照顧下，半年後他又生龍活虎地滿血復活。他是個閒不住的人，給山寨設計了幾個方案，把山溪水引到寨里，加上消毒，澄清，再用竹筒引進各家灶台。一時引起轟動，縣知青辦和公社把他樹為典型。按照當時的火線入黨的做法，入了黨，做了寨里的黨支部書記。

當時雲南省革委會的領導，聽說了他的事跡，專門接見他。見面一問起他父親名字，立即發現是老首長的兒子，徵求他的意見後，把他安排去了武漢，在軍區大院警衛部隊裡當了班長。這應該算是他第三次參軍。

不過，半年後，正在他要被提干，升為排長之際，林副統帥出事了。武漢軍區的領導和雲南那位領導都與林 副統帥有關聯，連帶他也成為審查對象，隔離關押了一年多，放出來到當地鋼鐵公司當工人。這是他第二次坐牢。

經此事變之後，他整個人完全變了，從一個熱血青年變成積極思索，努力探尋人生方向的冷靜的觀察者。對偉大領袖狂熱崇拜的溫度下降到零點。因此在工廠里他埋頭於自己能收集到的各種書籍里。在當時層出不窮的運動中保持着不溫不火的消極狀態。

1976年三月底他不聲不響地去了北京。不幾天他在“四五”的天安門現場被抓，關押了一周，遣送回來。這是他第三次坐牢。

其實經過多年革命的折騰，那時期大家潛意識裡都厭倦文革，他被遣送回來後，也沒太為難他，開了場口號式對他的批鬥會糊弄了上級也就算了。

然後文革結束了，他的父親的名字也重新以領導人身份出現在《人民日報》上。

都以為他要離開，可是他不肯走。他拜了省圖書館的一個教授為老師，有空就去圖書館裡和老師一起泡在故紙堆里。他哥哥和姐姐都回了北京，要他也回去並安排恢復軍籍，勸過多次，不為所動。

1977年恢復高考，他也報名了。知道他初中課程都沒有學過，看他複習時捧着數學書學一元一次方程。都認為他去參加高考是在講笑話。

鋼鐵公司的年輕人報名參加高考的有五百多，其中大半是文革的老三屆，技校，中專的畢業生，居然最後過了分數線的有他和其它不到五十人，而且他憑成績第一批接到了錄取通知書，進入了XX大學歷史系。

入學後，因為一場辯論他成了學校轟動一時的人物。那是因為XX大學是全國著名高校之一，校長是中國思想解放的先行者，也鼓勵學生有積極探索求真的精神，碰巧在課堂上教授在講述“兩個凡是”中被常征起身質疑，因此校長結合當時中國社會思想輿論的爭論中心，在學校組織了“關於檢驗真理的標準”討論會。常征以實踐是檢驗真理的唯一標準與教授的毛思想是唯一標準進行唇槍舌戰的辯論。他引經據典的精彩演說多次獲得全場熱烈掌聲。在那個大眾都沒有走出對領袖的迷信和崇拜的愚昧年代裡，他敢於破除迷信 ，言辭犀利地批判多年形成的對毛澤東的無限崇拜，許多言論振聾發聵。

隔了一年，他又惹出了一件大事。學校放暑假期間，他觀察到一個事情，因為學校校園太大，教學點也分散。因此學生需要有自行車幫助趕時間，比如從宿舍到食堂，宿捨去課堂，特別是一二節課和三四節課需要換課堂，必須儘快趕到教室占據一個好座位，學生們的自行車洪流成為校園風景。可是到了畢業生離校和暑假期間，這些自行車在校園內扔得遍地都是，殘破不堪。在那個年代，一個國營工廠二級工人也只三十多元工資，自行車當然不是個小資產。所以他做了一件事：他租了後勤部的一個廢場地，請了他原來鋼鐵公司的退休的一個老工人，在畢業典禮後，掛了個牌子，以10元至二十元價格根據自行車的新舊程度收購。畢業生是廢物利用，其他同學們急於暑假回家，本來要扔的自行車能換點錢是好事，紛紛送來。一次收了三千多輛，堆在那裡。老工人和他用一個暑假，擦洗，維修，裝配。到開學時候，他把那一排排精光鋥亮的自行車以三十至五十元的價格出售。比照當時的新自行車過百元的價格來說，常征的自行車頗為搶手，迅速售磬。除掉租場地，收購舊車，老工人的工資，購買的自行車配件等成本。常征淨賺五萬元。在當時“萬元戶”都鳳毛麟角的時代，他這五萬元引起很多人非議，學校保衛部甚至打了報告說這是投機倒把，要沒收違法所得，追究刑事責任。

是校長批示了這是學生解放思想的社會實踐活動，不要上綱上線，保了常征沒被第四次入獄。

可以說，他就註定了不是一般人。

畢業時他三十歲，被分配去了人民日報社。

我在台下聽他回母校作報告時，他已經是全國的知名記者，發過很有分量的幾篇文章。他對我們這些學弟學妹在學校的學習方向，方法的指點，看待世界發展趨勢，中國搞改革開放的步伐預測，分析得頭頭是道，讓我口服心服。

聽他報告後現在過去快三十年了，他怎麼出現在這裡，我當然很好奇。

常征的房間有很考究的茶具，我們都喜歡普洱茶。

他認識我，因為他與張秘書長和苗廳長很熟，他們提起過我。

這樣我們得以在緬甸的夜空下，泯着普洱，促膝長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