常征簡單給我介紹了他這些年來的經歷。

大學畢業後，他做的第一件事，是回雲南那個偏遠的山寨。兌現自己的承諾，和他在山寨里養傷時住的房東的女兒完婚。他那年半身不遂的躺在病床上，是那個山寨善良的農民們接納了他，是房東一家的關懷照顧，十來歲的房東女兒去深山老林，懸崖絕壁上採藥，一碗碗的熬藥，一句句的鼓勵幫助他找回人生的信心，得以一點一點的恢復健康。在他匆匆離開山寨去武漢之際，曾經鄭重其事地與房東女兒許下海誓山盟，因此，在他覺得自己條件成熟之時，就帶了在校園裡掙的五萬巨款和去北京的報到函，回到山寨完婚然後攜妻北上。

山寨還是那麼偏僻，還是那麼貧窮。全寨的人還是那麼善良寬容。二十多歲的房東女兒在山寨小學裡當老師，終於等回了山雞變鳳凰的愛人。全山寨沸騰起來為他們祝賀，婚禮進行了三天。

婚後兩人去了北京，他在人民日報社做記者，老婆在某大學做臨時工，後來自學完電視大學課程，在大學裡改做行政管理工作。

常征是個非常稱職的記者，他廣聞博學，堅持真實，客觀，公正的原則，秉承求真，良知，負責的態度。採訪，編寫出好多有分量，有影響的社會熱點報道。

1988年，主任派他去海南，因為海南建省，成為新的經濟開發特區，知道他積極支持改革開放的態度，讓他去採訪，調研，交出一份讚頌的報告。

不想，他在海南深入調查研究後，寫出的報道卻與上級的初衷大相徑庭。他列舉大量的實例，把大量湧入海南趕經濟特區的風頭的人們各種作為作分析，把海南的各種條件和經濟環境與深圳作詳盡對比，他的結論說海南搞經濟特區是不合適的，沒有前途的，現在內陸過去的資金在海南炒地蓋房，各種投機是極有害的短期行為，所以不是讚頌鼓吹，而是應該潑冷水，降熱度。

他的不唯上，不盲目跟風，求真務實的態度可能有些領導不喜歡，但是他不在乎，他熱愛記者生涯，把這看做自己畢生事業。

八九年春夏之交，中國發生了那場政治動盪。常征作為記者是深度參與的，作為市民是與絕食的學生共情的，經歷了那個槍林彈雨，血與火的夜晚後，他不屈地頂着追查，檢舉，認罪的壓力，滿懷憤慨與失落辭職，離開了《人民日報》社。

一年後，他居然拿到了美國普林斯頓大學的獎學金，妻子辭職一起去美國陪讀。七年後他拿到了社會學博士文憑。妻子也拿到一個經濟學學位。次年，他們夫妻一起回國，落腳於廣東。

他在《南方周末》繼續做記者。老婆在深圳創辦了一個環保科技公司。

2005年，他離開了《南方周末》，除去諸多表面原因，主要是他痛苦的承認在一個鉗制思想，壓制言論自由的社會做新聞媒體是個沒有未來，隱瞞真相，出賣良知的深坑。不得已而放棄了自己的事業追求。

靠自己的人脈關係和才智，他先後拿了兩塊地，各成立了一家房地產公司，開發了兩個很小的小區。快速積累了大量財富。

在2013年，他把兩個房地產公司都關閉了，沒有負債，沒有欠稅，妥善安置了所有員工，銀行個人賬戶躺着巨額存款，在深圳，廣州有十幾處房產，妥妥地過起了退休生活。偶爾出去旅遊，或者去韓國，緬甸的賭場散散心。

他提醒妻子注意，新的領導人高調倡導不忘初心。一個民營企業老闆要明白，共產黨的初心是什麼，《共產黨宣言》宣告的是什麼。形勢有變，是急流勇退的時候了。

他用自己的認識勸告 妻子：在中國，民營企業的宿命是：做得小，做虧損了，那是屬於自己的；做好了，是社會的；做成功了，做大了，就是黨的。所以，小富即安，不要冒頭，才能保全自己。但是他老婆的公司發展得順風順水，已經躍升為全國環保科技的頭部企業之一。潮流之巔，怎肯罷手。她仍然和一班共同創業的朋友，不辭勞苦的在全國各地開疆拓土，幾年來企業規模已經超過百億大關。

災難是突然降臨的，2019年夏，河南省某地公安突然上門，帶走了公司八名主要高管，查抄了公司全部經營資料，凍結了公司銀行賬戶和所有資產。並連夜到家裡查抄了妻子的電子設備，所有文件，個人的銀行卡。

經多方打聽，才知道是說公司涉嫌非法傳銷，並還有洗錢，行賄，圍標串標，逃稅，非法轉讓土地使用權等罪行。

欲加之罪 何患無辭，這明擺的是“遠洋捕撈”。

找了不少關係，可是河南當地公安咬定是上級交辦的重大案件，不可協調。

公司全部業務停滯，合同違約，銀行抽貸，各地分公司脫鈎， 員工離散。

公司僅存的幾個高管成為驚弓之鳥，求常征出面，主持公司善後，配合律師，搜集證據，尋找各種人士及各級領導疏通關係。

辦案公安傳出消息，妻子一直拒不認罪，這種態度不利於解決問題。

常征想法和妻子聯繫上，她非常氣憤地揭露，非法傳銷，洗錢，逃稅，非法轉讓土地使用權都是莫須有的罪名。行賄，串標等行為可能有，不過屬下面市場工作人員的個人行為，完全不應該放大，上升到公司，高管涉罪。他們逼我們認罪，就是要有罰沒巨款的理由，也給非法手段辦案找到有利台階。

真正的原因是起源於一個工程：

當地政府有一家能源企業，是最大的利稅大戶，因為環保問題面臨停產。因此政府的主要領導三番五次地邀請妻子的公司去幫助治理。治理的標的很大，除了企業生產場所，還包括一座礦山和一條河流。治理費用預計要花費兩億元。企業和政府暫時拿不出那麼多錢，因此，市政府主動提出拿出幾百畝土地，折抵一億工程款。其餘待竣工後結算。公司看到政府的誠意，也想做出一個在全國有影響力的標杆工程，另外公司還有一些環保產品在當地推廣，也想藉機擴大市場。所以籌集了大量資金投入了這個項目。土地接收手續辦妥後，按照全國通行的做法，他們找了當地的房地產開發公司合作聯合開發，趕上了房地產市場高潮，土地也增值，因此狠賺了一筆。環保治理項目在2018年完成。在與政府結算剩餘款項時，卻有人舉報他們非法轉讓土地使用權，公安立即介入。妻子認為他們實際目的就是要賴掉應該支付的工程款，沒收公司在土地開發上的收益。對這種明火執仗的搶劫，妻子誓言抗爭到底。矛盾激化之下，當地政府指使公安部門加大力度，多方收集證據，加以非法傳銷等諸多罪名到深圳對公司和高管採取措施。

隨着長期關押，逼供誘供，壓力之下有幾個高管實在熬不過去，陸續認罪。使案情變得錯綜複雜。

2020年，辦案民警開始針對常征了，說他干擾辦案，有妨害公務，包庇，偽證，妨害作證等行為。可以理解這是為了給他妻子增加壓力，逼迫認罪的一種手段。考慮到如果他也被關押，妻子很難堅持下去。因此，在接到河南公安傳訊通知之後，他不得已離境暫避。作為中國公民如果進入香港澳門，會受七天必須離境的居住限制，過來緬甸，才能長期居住甚至查無離境紀錄。所以他住在凱旋大酒店，與國內的朋友和律師保持密切聯繫，遙控指揮。

經過這幾年努力，除了妻子和兩個核心高管還在羈押，其餘人員都逐步脫離牢獄之災。事實也逐步澄清，目前整個案件也在各種關係協調和領導干預下，基本勾兌好了。大概近幾天內能夠結束案件，最後結果是會給妻子等人判一個輕罪，羈押時間與判處刑期相等互抵，釋放回家。扣留的幾億資金不可能退還，全部被罰沒。

折騰幾年，公司垮了，資產沒了，只求人能夠安全回家，獲得自由。初期的要公平，要返還等更多的訴求不提了。古話有：民不與官斗。現實社會裡同樣如此，一個民營企業本身就是有原罪徬身，夾着尾巴賺點小錢應是本分，膽敢與政府爭利，自然要受打擊，必須好好吸取教訓。

常征是正宗紅二代，雖然父親逝去多年，他也從不以二代身份索利，但是辦案人員還是有所顧忌，所以不敢對常征認真追究，讓他有聯絡，活動的餘地。妻子關押期間尚有優待，結案前反覆求取常征承諾不予翻案，罰款沒收也只限於公司資產，沒動他們夫妻的個人財產。比起孫大午全家的遭遇，已經是雲泥之別。

對這個事情，常征很釋然，本來一直勸妻子退出商場，回家養老，出了此事，只當政府幫忙做了工作，妻子也安心退休。再等幾天妻子脫離牢獄之災後，常征會離開這裡，陪妻子找個合適地方養老。

和常征深聊了兩天，他的遠見卓識對我有極大啟發，特別是他的一些見解，讓我茅塞頓開，醍醐灌頂。顛覆了我許多多年形成的固有思維，真是“與君一席話，勝讀十年書。”

因為感悟太多，後來坐在留置室里，還在不停地詳細回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