赵存生先生1942年9月出生于辽宁沈阳，中共党员，河北冀县人，北京大学教授、博士生导师。1966年毕业于北京大学中文系汉语专业并提前留校任教，历任北京大学党委副书记、邓小平理论研究中心主任、马克思主义学院党委书记，兼任北京市社科联副主席、教育部社会科学委员会委员。2008年8月去世，享年六十六岁。六十六岁，在北京人看来是一个坎儿，俗话说：六十六，不死也得掉身肉。六十六岁，正是一位人文社科类学者厚积薄发、大展宏图的年纪，可无情的病魔却突如其来地夺走了赵存生先生的生命。先生没有躲过这个坎儿。

我是1982年认识赵先生的，那一年我刚毕业留校，被分配到机关。记得报到那一天，迎接我的就是赵先生。那一年赵先生正好40岁，第一面的印象是，先生瘦高的身材已经有一点微驼，面容慈祥但是有点憔悴，面庞棱角分明，右手手指已被烟熏黄了，一看便知这是长期抽烟的结果。“欢迎你！你来了，我太高兴了。我也是汉语专业毕业的”，赵先生热情地介绍到。他说起话来，声音不高，不紧不慢，带着东北口音，语气中略带这些激动。当时我们办公室里除了主任以外，只有他一个人是大学毕业的。我去了，又增加了一名大学毕业生，赵先生似乎找到了知音。我一直在猜想，我被留校，分到机关，说不定就是赵先生一手操办的，尽管先生从来没有提过这件事。我在上学的时候，做过一些学生工作，也在报纸上发表过几篇文章，说不定被先生看见了。

我和赵存生先生同在一个办公室工作过三年，我是秘书，属于党办，先生负责政策研究室，工作上没有直接的关系。先生除了参加一些重要会议以外，大多数时间都是一个人在他的小办公室里，不停地写作，吞云吐雾，废寝忘食，奋笔疾书；很多时候，稿子要得急，或者是上面催材料，因此先生常常加班加点，有时甚至通宵达旦，殚精竭虑。正如北大的一位领导所评价的：他作为学校政策研究室的负责人，（其实那时的研究室就他一个人），殚精竭虑地为北大的改革发展稳定献计献策，充分起到党委参谋的作用。他有很强的文字功夫，“笔头硬”，写得一手好文章，北大那个时期的许多文献都出自他的手笔。

笔头硬，写得一手好文章，在那个年代有一个响亮的称号，叫“笔杆子”。

“笔杆子”一般用来比喻那些擅长文字表述，有出色写作能力的人，尤其是以写作为职业或主要工作的人。但是，“笔杆子”在现代中国政治语境中并不是一个单纯的工具或概念，它确实具有鲜明的现代性和中国特色。这一概念虽然基于传统的文人参政思想，但作为一种被高度系统化、组织化的政治宣传工具，是在中国共产党革命和执政过程中形成的。在中国现代史上，“笔杆子”通常指擅长理论研究、政策文件起草、宣传报道，能够以文字为工具影响政治局势的文化、政治人物，比如陈伯达、胡乔木、艾思奇、周扬、邓力群等。将“笔杆子”视为现代中国特有的政治叙事和组织手段是准确的，它是中国现代化进程中将政治、文化与舆论高度融合的独特产物。

其实，中国的笔杆子，渊源于苏联。苏联共产党（苏共）在历史上拥有庞大的意识形态宣传机器和理论写作队伍，通常被称为“笔杆子”。这些人员负责诠释马克思列宁主义、为苏共政策制定理论依据、控制新闻出版及文艺导向，并与西方或党内异见进行斗争。苏共的“笔杆子”群体主要集中在苏共中央宣传部、马列主义研究院以及《真理报》等核心喉舌部门。他们将苏共的思想理论化、系统化，并在不同时期维护党对意识形态的绝对统治。 而上面列举的中国著名的笔杆子，都和苏联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比如陈伯达，被称为中共“理论家”、“笔杆子”，是毛泽东的秘书，服务时间长达31年。陈伯达曾在苏联莫斯科中山大学留学（约1927年以后），接受了苏联的教育和训练。在此期间，他曾相识并在苏联经历了一段婚姻（如与诸有仁），后因肃托运动等原因结束。这段留学经历让他对马列主义理论有了一定的了解，并使他能够在20世纪30年代回国后，迅速在党内从事理论与宣传工作。

胡乔木这个 被誉为“中共中央第一支笔”，长期担任毛泽东秘书、中央宣传部副部长等职，在意识形态构建中起到了核心作用。作为中国共产党早期的理论家、宣传家和“党内一支笔”，其思想和工作风格与苏联有着密切而复杂的联系。这种关系主要体现在学习苏联意识形态经验、参与中苏外交事务以及后期的学术和意识形态分野上。 意识形态和宣传工作“学苏联”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初期，胡乔木在宣传部门的工作中主张向苏联学习。胡乔木曾认为宣传工作应学习苏联共产党的经验，特别是在斯大林模式下的意识形态工作方法。由于他長期把握国家意识形态动向，曾被一些人比作“中国的苏斯洛夫”（苏联著名的意识形态主管）。

“笔杆子”在共产党人眼里和枪杆子一样重要。毛泽东早就说过，“干革命靠的是枪杆子和笔杆子”。 毛泽东曾在一首词里写道：“纤笔一枝谁与似？三千毛瑟精兵。”他作为人民军队的统帅，从秋收起义的枪声到三大战役的硝烟，经历过无数枪林弹雨。他虽然提出“枪杆子里面出政权”，但一生从不配枪，相反他一生没有离开笔杆子，在戎马倥偬之间，战场硝烟之余，他手不停挥，笔惊风雨。一首独步千古的《沁园春·雪》，就让蒋介石及其御用文人尽折腰。他用笔杆子草拟作战命令，在西北坡指挥辽沈、平津、淮海战役，谈笑间就使数百万国军灰飞烟灭。

赵存生先生自然不能和这些大笔杆子相提并论，他们本来就不是一个时代的人。但是，在北大做笔杆子也不是一件容易的事。

首先，赵先生做笔杆子的时候的几位北大的一把手都是理论水平较高，文字能力较强的领导干部，比如韩天石、项子明、王学珍等等都是解放前的大学生，搞学运出来的。其次，那时“文革”刚刚结束，北大百废待兴。大家都在摸着石头过河，一不小心就会掉到河里，被历史的洪流无情地冲走。因此，作为笔杆子，可以说是首当其冲。笔杆子是嘱笔作文，做好了，安然无事，做得不好，就得背锅，罪加一等。因此，做事必须处处小心翼翼，如履薄冰。

第三，由于几次大运动的冲击，人们已经对笔杆子充满了误解甚至敌意，笔杆子变成了师爷，诡计多端，祸国殃民；笔杆子变成了刀笔吏，生杀大权在握。滥杀无辜。

经历了文革，赵存生先生不仅存生了，而且生存下来了，最终破茧成蝶。靠的是什么？靠的是他的牺牲精神，靠的是他的诚实，“做老实人，办老实事”是他人生的真实写照。

先生的诚实不仅表现在做人，更表现在对事业的追求上，严谨为学，勤勉耕耘。

赵先生上个世纪八十年代末，开始踏入思想政治领域，先是参与了马克思主义学院的创建并兼任学院党委书记，后来当选为北大党委副书记，正式主管学校宣传思想工作、还负责统战和工会等方面的工作，并且一做便是十年。这一时期可以说是他人生事业的鼎盛时期。在这一时期，他广泛涉猎和深入研究马克思主义理论和中外教育理论，积极探索高校政治思想理论建设的规律和特点，为跨世纪的北大发展作出了重要贡献，留下了宝贵的智慧资源。

赵存生先生的实践为我们塑造了一个新时代“笔杆子”的形象，那就是：在现代中国， “笔杆子”由战争年代宣传革命主张、发动群众的工具变为维护稳定、构建合法性、向世界讲好“中国故事”的宣传力量。

赵先生不仅诚实，而且始终是一个好人。

宋贵伦先生在称赵存生老师是位“可爱的长者、可敬的学者”，说他“学问扎实，见解独到却不偏激，娓娓道来，引人深思”。

著名哲学家黄楠森教授表示，赵老师的文风朴实、深刻，堪称“平实无奇、鞭辟入里”。

全国哲学社会科学规划办公室原主任张国祚称赞赵老师学风严谨，文风自然，为官不忘学术，为学经世致用，立言、立德、立功。“他拥有很强的是非判断力，敢于坚持真理、摒弃荒谬，同时也很注重研究方法上的创新。”

一位同志在回忆赵存生教授的文章中写道：“与存生同志相处有一种相互信任感，与他的沟通和交流是自然的、不需要掩饰的。和他一起工作，你会感到安心、愉快，会生发出创造力。”

赵存生先生一生酷爱兰花。据他爱人陈老师讲，一盆好友送的兰花成了赵先生生命最后时刻的精神寄托。唐朝诗人李白咏兰诗写道：“为草当作兰，为木当作松。兰秋香风远，松寒不改容。”赵存生先生平生爱兰、作兰，其为人师表之香风已然远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