石安石先生，1932年生于重庆市合川县，1997年逝世。北京大学中文系教授，语言学家，长期从事语言学教学与研究工作。主要著作有《语义论》《语言研究》，主持编写《语言学基础》《语言学概论》等，主要论文有《汉语词组基本类型的鉴别问题》《汉语词类划分问题的再探讨》《模糊语义与模糊度》等。

石安石先生于 1951年 考入北京大学中文系。1951年高考虽然并非真正意义上的全国统考，但是是新中国第一次自主出题的高考，因为1950年的高考还是沿用民国形式的高考。虽然由华北、东北、华东、中南、西北、西南六大行政区组织的高校联合招生考试，但是四川高考语文采用全国卷，出现了建国后的第一篇高考作文——《一年来我在课外努力的工作》。石先生凭着这篇文章，从合川县走向了北京。

石先生的家乡合川县以著名的钓鱼城而名垂青史。钓鱼城，地处南宋合州（今重庆合川）钓鱼山，山虽不高，但由嘉陵江、涪江和渠江三江环绕。内城筑于钓鱼山上，外城依悬崖峭壁之势而建，据险峻山势结寨，堡垒星罗棋布，山城防御功能完备。关键是，钓鱼城由忠义英雄据守，天时、地利、人和，成就了钓鱼城“上帝折鞭”处的美名。公元1243年，合州军民在南宋将领王坚、张钰的率领下，一边耕种，一边自造火炮弹药抵抗蒙古大军进攻，历经大小战斗200余次。作为影响南宋王朝生死之战的钓鱼城保卫战长达36年，写下了中外战争史上罕见的以弱胜强的战例。

一座小小山寨何以抵御元军36载？钓鱼城，有美丽的传说，但更是传奇，可谓“壮烈英雄气，千秋尚凛然”。石先生就来自这样一座充满忠义的城市。

先生是一个很热心的人，脸上总是带着微笑，眼神里透着一种英气，充满着鼓励。短短的头发，两只大大的眼睛炯炯有神，面容慈祥，笑起来还有一对小酒窝。说话不紧不慢，给人以安全感。

据唐作藩先生回忆：

1954年8月下旬我进了燕园后，首先相识的北大中文系同事是石安石。他也是刚毕业留校，住在未名湖畔的备斋，和东语系同届毕业的印尼语教师梁立基合住101室。当时我是汉语教研室的助教，石安石是语言学教研室的助教，他是个很热心的人，经常到我所住的承泽园公寓来看我们。第一次到我家，见我们生活用品什么都没有，就送来两个空酒瓶，给我们用来打油、买酱油，帮助我们开始了燕园里的新生活。他协助高名凯先生辅导“语言学概论”，我们经常碰头讨论教学中的问题。

我们同属共青团中文系一个教师支部，石安石是支部书记。

石安石先生不仅热心，还热爱生活。他喜欢音乐，拉得一手好二胡。王理嘉先生说：石安石当时是学校国乐社社长，拉得一手好二胡，总是被要求拉一曲瞎子阿炳的优美曲子。

赵祖谟先生回忆说：：

石安石为人开朗，爱笑。他二胡拉得好，每天晚饭后从他的屋子里会传出《步步高》、《二泉映月》等曲子的美妙声音。

60年代，我和倪其心、侯学超先生组成一个文体小组，负责全系的文体工作。我们请石安石先生出马教大家唱歌，他欣然同意，用毛笔把歌抄在粉连纸（粉连纸是一种白色单面光滑的薄纸，比较薄，半透明，可以蒙在字画上描摹。）上，每天晚饭后在楼道或216室教唱。后来，青年教师在他的带领下，参加全系师生的歌咏比赛，获得全系第二名。

文革中，金申熊决定搞一个京剧小合唱。他亲自写词，设计唱腔，还请吴同宝、林焘两位先生和裘锡圭帮忙。只见四个人一边打拍子一边清唱，你说这个地方用“西皮”，我说那个地方用“二黄”，其认真程度不亚于他们做学问。一切就绪后，请石安石伴奏，找了十几个人排练，这个节目在校内外多次演出，总能赢来热烈的掌声。

张晓先生回忆说：

筒子楼里除了埋头于书本之外还有乐声，每天晚饭后“晚自习” 前，石安石老师悠扬的二胡声总会在楼道里回旋，裘锡圭老师在盥洗室一边洗衣一边旁若无人、字正腔圆地放声高唱样板戏，不满意的句子会反复重唱，这种“艺术”只有筒子楼的居民才能享受得到，也让人难以忘怀。

石安石先生也许看上去文弱而儒雅，但是他刚毅而坚定，坚持原则，坚守信仰，维护和发扬了高名凯先生的理论。在那动乱的年代里，坚持自我，坚持真理是很不容易的。

史有为先生深情地回忆到：

高先生的助教就是石安石先生，也是我们的“语言学概论”课的辅导老师。我们入学时，他大概刚毕业不久。他永远是一副文弱儒雅的样子，白净净的脸，总挂着微笑，话音也是那么轻轻的柔柔的，让人觉得很亲近，可以随便交谈。即便是发表学术报告，他也好像在聊天，没有一点儿那种不可等闲漠视的架势与压力。跟他熟稔那是在我毕业以后。我们经常在一起开会，总有交谈的机会，而他也从不把你当作学生。而最让人感动的是他对 高名凯先生的敬重追随与对追求真谛的执著。

高先生在1965年已经过早逝世。而经过50年代和60年代一系列的批判运动之后，更在70年代受到结构主义洗礼之后，高先生的实词不可分词类的学说也早被语学界抛诸脑后。可是，依然有人明了高先生在语言学史上的重要地位，至少石安石先生就是这样认识的。80年代初， 朱先生把高先生1948年的《汉语语法论》与王力的《中国现代语法》、吕叔湘的《中国文法要略》并列为语法学史上的40年代三大重要著作，一起编入商务印书馆出版的“汉语语法丛书”（1986），并委托石先生校阅。 石先生以一丝不苟的态度，校正了错讹误漏，并撰写了重印序言。在序中， 石先生不但钩稽此书中的重要观点，并联系语言学历史，厘清来龙去脉和区别，着重申述了 高 先生以汉语自身特点为基础的汉语语法。指出该书强调了汉语虚词为主的语法范畴，提出了“句型”的观念，大大地突破了当时模仿西洋的汉语语法学框架。序言还坚持了高先生主张的“实词不可分词类”观点，写道：“经过深思熟虑，作者（即高先生）于1953年明确提出了汉语实词不能分类的主张，从而在我国语言学界展开了规模空前的大讨论。”“作者就词类的性质、划分词类的标准和汉语的特点等方面提出问题，点到了要害，无论反对还是赞成的人都从讨论中获益不少，这个讨论大大促进了汉语词类问题研究的深入。在此过程中，作者坚持它的基本结论，但与此有关的某些看法有所改变。”从中可以看到高先生那种为真理而生而战的形象，同时也可看到石先生那种同样不随波逐流的刚正精神，这与他柔柔细语，永远带着微笑的形象形成了很大的反差。我知道，在这以后，他一而再地撰述文章，论述高先生的多个观点，廓清人们对高先生理论的误解。即使已经病入膏肓，不久人世，依然笔耕不辍。这，就是我们的辅导员老师的形象。 高先生若地下有知，应该为有这样一位继承人而感到安慰，也会为他的过早离开人间而感到惋惜。

北大出版社出版的《传承：我们的北大学缘》一书中有这样一段话：中国人的内涵、品质、学问、成长均来自于“活着的榜样”。对于学人而言，“先生”正是这样的榜样，在人生品德、生活态度、学术良知、时代精神诸方面提供了典范。我想石安石先生正是这样一位先生。

石先生的导师高名凯先生一生刻苦勤奋，致力于学术研究，达到了废寝忘食的程度。他在语言学、哲学、文学等几个领域都留下了足迹。他长年从事教学，严于律己，直到1964年下半年逝世前，虽然身患肝炎，还同时开两门课。在多年的教学工作中，他培养了许多青年教师和研究生。他指导学生，热情耐心，提携后辈，不遗余力。他对我国的语言教学和科学研究事业做出了重大的贡献。 1965年逝世时才64岁。

然而，命运有时候是很残酷的，石安石去世时也才65岁。张晓先生写到：石先生80年代不幸得了癌症，依然坚持上课，曾休克在讲台上。1993年73级语言班同学聚会，石安石先生抱并参加，用二胡为大家拉了一曲，这是我最后一次听他演奏。用生命演绎着生命不息、奋斗不止的精神内涵。真是天妒英才。

张晓先生感叹道：晚年他得了癌症，仍然坚持上课，他跟学生的关系特别好。在凛冽的寒冬，那么多学生前去肿瘤医院为他送别，那场面对一般教员来说是少有的。他的超乎一般的自尊和顽强，让我深深地佩服。

“课比天大”。这是北大的传统。学术先辈不仅有深厚学养，更热爱教学、尊重学生人格、对学生有特别的感召力，为今人树立了教书育人的榜样。论及传承，北大元老汪永铨先生的“五不唯”原则，即“不唯上，不唯书，不唯众，不唯我，不唯风”，这种传统在石先生身上得到了完美的体现，应该成为我们的座右铭。一流的大学追求质量，二流的大学追求数量，最好的大学追求唯一。北大本身具有唯一精神，这种唯一应当被守护。

写这篇文章时，想在网上找一些介绍石安石先生的文章，每次打进去“石安石”三个字时，出来的都是“王安石”。我想石先生与王安石也许有相同之处的，名字里都有“安石”两个字。提到王安石，人们常提到王安石精神，其核心在于以“天变不足畏，祖宗不足法，人言不足恤”的“三不足”为代表的改革创新精神。他锐意进取、敢于打破常规，面对积贫积弱的北宋，坚持以变法强国为己任。此外，他还具有不计个人荣辱、不修边幅的清廉人格，以及学识渊博、务实敢为的担当精神。我想这些精神和品质用在石先生身上也不为过。

石安石先生正是北大精神的守护者和实践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