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0年弗朗斯先生在给学生上中文课

弗朗斯先生和学生在一起

1956年的墨尔本，即将举办第16届夏季奥林匹克运动会，这是奥运会首次在南半球举行。当时墨尔本的市区人口大约在150万到160万之间。为了迎接这次盛会，整个城市都调动起来了，到处是一片繁荣的景象。这一年，也是墨尔本堪伯威文法学校（Camberwell Grammar School）建校80周年，开学伊始，各种庆祝活动就陆续展开。这一年，一位叫格林弗朗斯（Glynn France）的中年人来到了这所学校，成为了一名历史老师。这位从英国来的中年人，是英国牛津大学毕业的，专业是日语和汉语。大学毕业不久，正赶上二战爆发，于是他加入了英国军队，他在日本投降后不久在马来亚担任战争罪行调查员和官方翻译。后来来到了澳大利亚，成为了一名老师。

1956年的澳大利亚，还实行着白澳政策。当时学校开设了拉丁语、法语和德语。但是，已经有些人开始关注亚洲，他们强调亚洲对澳大利亚未来的重要性。刚刚入职的弗朗斯先生也开始在他三年级的历史课上灌输一些中国和日本的历史和文化，当然也包括一些汉语的知识。经过几年的努力，弗朗斯先生决定争取在学校正式开设中文课，这在当时白澳政策的环境下是不可思议的，自然会遭到白眼和恶意中伤。为了制造舆论，弗朗斯先生开始在校刊上发表文章，说明开设中文的三条理由：首先，未来的澳亚接触需要越来越多的中文语言学家。其次，有必要使用语言更多地了解中国人民。第三，东南亚旅行需要与华人社区接触。同时希望为学校初级部的男孩提供学习亚洲语言的机会，作为“扩大学生对人类和世界的看法的一种手段，这应该是调和不同背景的人的一种手段”。

1959年，弗朗斯先生被任命为小学校长，于是“决定明年将中文（普通话）学习引入六年级，由一群选定的男孩进行实验”。但是，敢为天下先的道路从来都不是平坦的，六年级引入中文也不例外。当时，一些旁观者将这种语言的引入视为一种“精明的噱头”，并把他在中文课上教学生给老师鞠躬，当作笑料大肆宣传。但是弗朗斯先生不为所动，坚持自己的中文教学，并在学校大会上宣称：“老师们……正在窥视面纱，但现在是撕下无知面纱的时候了。”那层面纱只会掩盖一个“受过教育的人”的观点，这种观点应该比学校内部的反对之声更广泛：“那么，我倡导亚洲研究的原因之一是，我们学生的生活将受到亚洲重大问题的极大影响，有思想的人必须努力理解这些问题。”弗朗斯坚称，澳大利亚的未来是双重的：将澳大利亚视为未来的香港---中国大陆之外的一个岛屿，这是否太棒了？或者，怀疑澳大利亚是否真的会成为东西方文化之间的桥梁也同样无聊吗？无论答案是什么，我们这所学校都必须努力在学生的心中架起东西方之间的桥梁。

弗朗斯先生坚信“人类是不可分割的，文化上完全不可能分离”，他为学校制定了一些崇高的目标：“也许我们在这所学校的主要任务是让这一代男孩接受我们自己知之甚少的知识领域，同时使他们能够理解和保留我们基督教和西方遗产的真正价值观”。对于那些在中文方面苦苦挣扎的小男孩来说，这是一个雄心勃勃的计划，庆幸的是弗朗斯先生的观点继续得到大校长的认可，迈出了坚实的第一步。这些观点，现在看起来也许不算什么，可是在六十多年前，不得不说是先见之明。

1960年，中文课正式开设，有20名男孩选了中文，弗朗斯先生亲自授课，由来自香港的中国学生Stephen Lee先生协助，后来Lee先生接替弗朗斯先生继续担任中文老师，一直到2001年。到了1961年，中文已扩展到中学一年级;到了1963年，校长在官方年终回顾中积极赞许了学校的中文教学；到了1964年，墨尔本大学东方研究系的西蒙教授学校来校访问，发现进入一年级的90名男孩中，超过三分之一的学生选学现中文，西蒙教授高度赞扬了学校的中文教学。而这些选学中文的学生中，有好几个后来进入墨尔本大学继续学习中文，并最终成为小有成就的汉学家。

1964年弗朗斯先生离开了这所学校，在告别演讲中，校长说弗朗斯先生为学校带来了“新想法和灵感”，并利用“其开创意义上的独立性”来拓宽其他人的思想和眼界。弗朗斯先生以一种适度的方式成功地在堪伯威文法学校设立了“亚洲研究”和中文课程。如今，这所学校的中文教学越来越好，在许多方面都起着领头羊的作用。

1964年，弗朗斯先生到另一所女子文法学校做校长，并开设了中文课程，一直延续至今。如今全球中文教学方兴未艾，澳洲的中文教学，特别是中小学的中文教学在世界上也是处于领先地位的。这位学者般的英国绅士超越了时代，他在将澳大利亚转变为“东西方文化之间的桥梁”的艰巨过程中发挥了创新性的重要作用。

我们将永远怀念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