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者1978年考上北京大学中文系汉语专业，毕业后留校工作至1988年。北大十年，受到了很多先生们/老师们的教诲。四十多年过去了，本人虽然在学术上有负于先生们的期望，但是先生们的教诲依然历历在目。因此，提笔记下那些难忘的瞬间。

叶蜚声先生，1926年。先生五短身材，戴着一副度数很高的近视镜，1957年，考入北大中文系，开始语言学研究。叶先生英文很好，是解放前学的，还去朝鲜做过翻译；来北大以前在银行工作，讲起课来特有风度，不带讲稿，自由发挥。印象最深的是叶老师写黑板时，写到黑板的最上面，有点够不着，要踮起脚来写，肚皮就露出来了，他总是下意识地提一下裤子。

前一段时间读到史有为先生回忆高名凯先生的文章，我觉得叶先生完全继承了高名凯先生的衣钵，虽不形似，但是神似。请看史有为先生对高名凯先生的回忆：“印象最深的是高先生。我听过他的两门语言学课程。先生授课时身姿挺拔活跃，在黑板前噔噔地不停走动，板书笔走龙蛇，讲课不拘一格，随处论辩滔滔。带着点福建口音的普通话嘹亮而生动，讲到巴甫洛夫第二信号学说时的一声响亮的‘红烧肉’，让人印象深刻而回味永远。”只不过叶先生是上海人，略带上海口音的普通话更加显得别具一格。

听叶先生的课，一定要全神贯注，否则就会跟不上他的节奏了。先生讲课有一点意识流的感觉，即兴发挥，独特的见解，给人以很大的启发。叶先生说，语言是怎么产生的，人为什么会讲话，我们到现在还没有搞清楚。人类现在可以探索宇宙，却对我们的大脑这个小宇宙知之甚少，这一点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徐通锵老师，1931年出生，浙江宁海人，1952年考入北京大学中文系语文专业，1956年毕业留校任教，师从高名凯先生，研究理论语言学，专攻历史语言学。主张立足汉语实际开展语言理论研究，提出“字本位”理论，突破西方语言学框架，构建汉语语义句法体系。

徐老师和叶老师可以算是老乡，又都教语言学，但是两位先生讲起课来风格迥异，相得益彰。也许是研究历史语言学的缘故，徐先生上课总是一板一眼，既严肃又严谨。有一次上语言学课，讲到方言之间的区别，西南官话n、l不分，徐老师点了我的名，让我区分“蓝制服”和“男制服”，让我念“一件蓝色的男制服”，因为他知道我是武汉来的，n和l是不分的。结果我挣扎了半天，也没有念得很清楚，徐老师得意地笑了。留校以后，有一次去拜访徐老师，才知道他还是一个心灵手巧的木匠，他们家的不少家具都是他自己打的，那是下放到江西鲤鱼洲的成果。

甘世福先生是法国留学回来的，精通语言学，教过语音学，翻译外国语言学著作，还和袁家骅还和赵世开一起合译了美国著名语言学家布龙菲尔德的《语言论》。甘先生那时候给我们开了一门选修课，叫语言学著作选读，教材是油印的，应该是甘先生自己编的。甘先生给我们讲斯大林的著作《马克思主义语言学》中的节选，是英文的。选这门课的人不多，甘先生每次上课总是一身西装革履，头发锃亮，身上好像还有一股香水味，颇有绅士风度；当时在北大，虽然留洋回来的不少，但是在校园里很少见到穿西服的先生，像王力、季羡林、陈岱孙这些留洋回来的博士一般都是不穿西服的。

这门课是用英语来讲的，对我们这些汉语专业的学生，有点对牛弹琴的感觉，因为我们那时候是不太热衷于英语的。我们的英语公共课学的是斯诺的《红星照耀下的中国》的节选，但是上课大都是去混个学分的。现在要用英语来读语言学著作，真是有点难为我们了。不知当时甘先生对我们这帮学生作何感想。现在想起来还真有点愧疚。但是，通过这门课，我知道了一个真理，那就是：语言是人类最重要的交际工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