离开昙华林五十多年啦，但是昙华林还时常出现在我的记忆里。

         昙华林位于湖北省武汉市的武昌区，首先引起人们注意的是它的名字。据研究武汉历史的专家严昌洪先生考证，昙华林地名到底由何而来，通常有三种说法：    一是传说此处人家花园内多植昙花，聚而成林，因为“花”与“华”在古代通用，人们就将街名称为“昙华林”了。二是传说此街内住着很多种花人家，一坛一花，坛坛花花，蔚然成林，故名。第三种说法认为昙华林是从佛语衍化而来。 

其实，这三种说法都有些道理，在我的记忆里都有些影子。第一种说法里的昙花我虽然没见过，但是也曾听说昙花开放的故事，印象中和铁树开花一样稀罕。

至于第二种说法，则正是我记忆中的昙华林。那时候虽然没有人种花，但是昙华林是一个天然的大花园，各种树木花草伴随着我的童年和少年。

五十多年前，我们住的是老华师的12栋，是一个两层小楼，住着五家人。这栋楼解放前是传教士冬天的住所，据说他们夏天就上庐山避暑去了。那时候对传教士没什么概念，只知道他们是帝国主义分子，到中国来传播邪教，还毒杀了很多婴儿，听说在昙华林附近的花园山就有帝国主义留下的万人坑和育婴堂等。

那时候，华师中文系的一部分在昙华林，12栋的五家人，都是华师中文系的。我母亲是武汉人，那时候在华师一附中工作，父亲是江西人，50年代考到华师中文系，后来留校，和母亲结婚后被安排在12栋。我们家住在楼上，有三间房，其中一间是由凉台改装的，是父母的卧室；中间一间比较大，一张大床，奶奶带着我和弟弟睡。后面有一个小房间，主要是放杂物的。文革中我们被迫搬到了楼下一间大房间，全家挤在一起，和旁边的朱叔叔家只有一层纸板之隔。第二家是刘叔叔家，刘叔叔是孝感人，他的妻子是武汉人，在一个中学当语文老师；刘婆婆是刘叔叔的母亲，还缠着小脚；刘婆婆的先生曾经是国民党的军官，但是很少出现；第三家是朱叔叔家，朱叔叔是中文系教古典文学的，他的妻子张阿姨是湖北省群众文化馆的，都是湖北人；第四家是陶阿姨家，都是四川人，陶阿姨的妈妈陶家家很会做泡菜。她的先生姓刘，据说被化成了右派，老不在家，文革中她的儿子改了姓，女儿坚持姓刘。很多年后陶阿姨的先生平凡了，后来是武汉大学的法学教授；还有一家是郑叔叔家，也是武汉人，他的妻子张阿姨也是中学教师。所以，12栋住的都是知识分子。这些知识分子大多出身不好，有的是地主，还有资本家和国民党军官，加上右派等，简直就是一窝“牛鬼蛇神”。后来朱叔叔家搬走了，来了一户邻居，是一对老夫妻，男的姓王，是东北人，后来得了肺癌；后来陶阿姨一家也搬走了，来了一家是物理系的刘叔叔和吴阿姨，吴阿姨是隔壁中医学院的护士长，去唐山救助过伤员；后来二汽搬进了大院。我们多了一户邻居，其实只是一个人，是个退伍军人，他告诉我他去越南打过仗。那时候才知道中国军队还在越南打仗。

12栋楼前有两棵棕树，有四、五米高，笔直的树干，光溜溜的；顶上有几片大大的棕叶，在棕叶下面长着一些棕毛。 棕毛是用来做棕绳的，棕绳是做棕床的主要材料。那个时候，每家都有一架棕床。棕床透气，又有弹性，睡起来很舒服。记得小时候夏天在棕床上跳，有点像现在的蹦蹦床。棕床用的时间长了，棕绳就会松，这个时候修棕床的人就来了。修理棕床的师傅们通常背一个木头箱子，里面装着工具，随身还带着一些棕绳。因为不少修理棕床的师傅还修理藤椅之类的家具，所以他们的吆喝就包括了棕床和藤椅。“修理------绷子藤床”，那悠长的吆喝声一出现，就知道他们来了。 小时候我们家住楼上，有一棵棕树正对着我们家的窗口，棕树上最吸引我的是鸟窝，其实是一个麻雀窝。棕树离我们家的窗口大约三、四米，可以清楚地看到鸟窝里的小鸟。那时候最大的愿望就是爬上那棵棕树上去掏鸟窝，试过几次，都没有成功。

我们住的12栋离院子的大门不远，从楼里出来，经过一条小路，走大约有五、六十米，就到大门口了。小路的左边有几株木槿，看上去并不象树，倒像比较大的灌木，因为木槿的树干不是那么粗大，绿色的叶子和紫色的花，也不是那么出众。但是给我印象最深的是那些紫色的花，因为那些花是可以吃的。记得好几次木槿花开的时候，奶奶把它们采回家，和上面粉，摊成饼，那种清新可口的滋味，让人回味无穷。就在楼的东边长着一棵高高的皂角树和几棵苦楝树，每年八月份左右，皂角树上挂满了长长的皂角，奶奶说以前人们用皂荚里面的果实来洗衣服。记得有一年，奶奶带着我们捡了不少皂角回家，经她一处理，就变成了高级洗头液了。至于苦楝树每年都会掉下来无数黄色的果子，没有给我留下什么印象。

从我们大院的门口进来，道路两旁长着两排笔直、高大的银杏树，参天耸立，不折不挠，就像两排卫士守卫在道路两旁。银杏又叫白果，金秋时节，金黄的树叶铺满了道路，树上长满了白果。放学回家的路上，时常可以捡到几颗掉在地上的白果，回家以后，放在炉灶里烤一下，听到一声清脆的爆裂声后，一个白果就烤熟了，白白的壳裂开来，露出黄色的仁儿，给自己饱一下口福。十月的某一天，有专门的人来打白果，家家户户都拿着水桶或簸箕去捡白果，那是我们这些孩子最快乐的时候。白果拿回家，可以用来炖肉，还可以做别的菜。

人间四月芳菲尽，山寺桃花始盛开。人间四月天，是桃花盛开的时节。从12栋的后面走出去，穿过一个篮球场，在大路的右边就是一大片桃树林，这是公家专门栽种的。那时候并不理解桃花在中国文学中的象征意义，这片桃树林所以让我难以忘怀是因为那是我们的幼儿园所在地。那时候华中师范大学中文系和历史系的一部分还在昙华林办公，我们的幼儿园很小，大约有二、三十个孩子，对我们来说，每天可以回家，不必上全托，就是最幸福的。我和弟弟都在这个幼儿园。幼儿园就在桃树林里面，我们每天的活动时间大部分都在桃树林里。每到星期六下午，老师都要给每个小朋友发一些糖带回家。从幼儿园走到家也就二百米左右，每次到家，弟弟的糖都没有了，不是他自己吃了，而是都分给别的小朋友了；而我每次都是把糖一颗不少地带回家了。

和12栋一墙之隔便是湖北中医学院住院部，半夜经常听到死者家属的哭声。湖北人似乎有一个习惯，那就是人死了，一定要哭天喊地，哭诉死者的一生。那哭声在晚上听得格外响亮，格外惨烈，也格外瘆人。但是住院部几乎是我们经常要经过的地方，因为我的好朋友就是中医学院的，他们家就住在住院部后面。

12栋后面近百米处是一个操场，实际上是一个篮球场，经常在那里看露天电影，占座儿成了生活中最有意思的事。每次放电影以前，我们都会早早地拿着小竹椅子去占座，总有一种近水楼台先得月的自豪感。
那时候生活比较清贫，物资缺乏，奶奶就在12栋楼后面为我们开辟了一片菜地，种玉米、蓖麻、芝麻，吃芝麻秧子；种黄豆是为了拿去换豆腐，种蓖麻则可以换一点食用油。奶奶还很擅长养鸡、养鸭、养鹅；那时候的课余生活就是种菜、养鸡，自己做煤球，还喜欢上树掏鸟窝；一到刮风下雨，我和弟弟出去捡柴火，有时候捡不到柴火，就打柴火，就是爬到树上去采那些枯树枝；还有一些是学校和居委会摊派的政治任务，比如捡废钢铁，做砖块；其实废钢铁都是从旁边一个制药厂存放的废弃的机器上卸下来的；那场伟大的运动，确实也锻炼了知识分子，张阿姨的哥哥是个右派，会打家具，帮我们家打了几个书架。
那时候，业余时间还跟一个万师傅学过武术和棍术，爸爸好像是给他香烟做学费；现在仍然记忆犹新的是向阳院。当时跟金爹爹学画画儿，金爹爹以前是武汉美术学院的院长，退休了，参加向阳院的工作，教我们画画儿，可惜我们没有认真地学，只是学会了画杨子荣和李玉和等英雄人物。

昙华林在中国近代史上很有名，和很多名人有关。但是小时候听的比较多的是郭沫若。郭沫若1938年担任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政治部第三厅厅长的时候，在昙华林住过一段时间。他在《洪波曲——抗日战争回忆录·昙花林》中回忆说：“昙花林在武昌城内的西北隅（引者按：应为东北隅。郭沫若作为外地人，初来乍到，把昙华林的方位弄错并不奇怪），在文华大学的对面。地方很宽大，房屋很多，但建筑都很旧，涂上的红油漆都已经快泛黑了。照名称看来，在前大约是什么佛教的建筑吧？这一段古我却没有功夫考过。”郭沫若到底是知识渊博的大学者，仅从“昙花林”名称就联想到与佛教有关。

古汉语里“花”和“华”相同，但是两者毕竟还有点不一样；“花”是大自然里的东西，没有任何人文的味道，而“华”则充满了人类的感受和情感，《山海经.南山经》里有这样一句话：“有木焉，其状如穀而黑理，其华四照，其名曰迷穀，佩之不迷。”郭璞注：“言有光焰也。若木华赤，其光照地，亦此类也。” 梁简文帝《相宫寺碑》：“四照吐芳，五衢异色。”《梁元帝集》：“苣乱九衢，花含四照”等都是对花的感受。

现在昙华林成了武汉的著名打卡地，连同武汉的“斑马”一起扬名天下了。可是我还一直没有机会再去昙华林，听说当时的12栋早已没有了。在网上看到了的昙华林似乎和我记忆中的昙华林也完全不一样了。但是，我还是想再去看一看如今的昙华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