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8年

时间来到1948年，这年的5月16日，襄阳被解放，竹条铺的街上，我看见有张贴解放军招收文化宣传员的告示，我就想去应聘，可是，遭到父亲的拦阻，他对当时的国共两党都恐惧，不想与政治沾边，始终认为，还是有一技之长保险，无论什么世道，无论什么党派执政，都可以凭技术安身立命。他经常感叹自家年轻时候，选错了职业，要是当时在神学院选择了学医，那现在也跟宋伯公一样，吃香喝辣，还受人尊敬，绝不至于像现在一样，失业了，老年了还要回老家种地受穷。
就这样，我乖乖女一个，听从了老人言，没有参加解放军文化宣传员，因而错过了几十年以后，能够享受的干部离休待遇。可见，老人言也未必要听，不是吃亏在眼前，就是吃亏在未来。我一个女同学就没有信老人言，毅然决然报名应征入伍。结果，后来在昆明遇着，她已经是16级党的中层干部，年轻的老革命！而我......21级，干部级别倒数第四！
1948年8月我跟随鄂北失学青年群，来到了湖北荆门找学上。在这里获得基督教青年会的资助，辗转来到汉口，进了普仁护士学校，又从头学习护士专业，只因为普仁实行学年制，无法插班接着我先前的专业学习。不过，好在我时年23岁，年轻经得起回炉再造。
1950年，在父亲给我的信中，我得知襄樊农村解放后，搞了土地改革了，我家因为是贫农，分得了土地，还分得了本家地主孙八爷的三间瓦房。可见几年前那场意外火灾，也未必就是坏事。诚所谓：福兮祸所依，祸兮福所藏。风水轮流转啊！当真是古人辩证法智慧啊！

继母雷氏又为我父亲生了两个女儿，我又有了两个妹妹。雷氏继母曾经在1946年生过一个女儿，结果，患了软骨病，夭折了。我跟后来我离家求学后出生的妹妹们，直到1967年我回家探亲时，才算是见面认识了。
父亲一直想要有个儿子，因为农村的现实，没有男丁就是绝户。不孝有三，无后为大噻！可他命丑，再也没有子嗣。我最小一个妹妹，也不过大我儿子五岁。可见我父亲是多么地努力求子啊！怎奈何，命中没有就是没有，哪怕后来医疗条件有所改善，他再也没有克妻克子。

老家的日子开始蒸蒸日上，我在遥远的汉口，为父亲感到欣慰，自然更加努力学习。讲真，我是衷心感激毛主席和共产党的，因为我是经历过蒋介石和国民党的旧社会的，两相比较很容易就得出结论，就连我老父，视党派为猛虎的亲历中国三朝的老人，都在给我的家书中，每每对于当朝仁政，赞不绝口。

谁料想，好景不长！1958年，大跃进的祸害蔓延至全国，老百姓开始饿肚子。湖北省在时任省委书记王任重领导下，也一如全国其它省一样，放卫星，炼钢铁，大食堂，一样不少，忙得来不亦乐乎。在他治下，湖北全省疯狂学红安，赶麻城，千斤亩产县，万斤亩产县，纷纷涌现，报纸上的图片显示，密集的稻穗，放个鸡蛋上去都不会掉下来，正真是：天方夜谭，人间奇迹！吹牛造假之风盛行，掩盖了湖北农村饿死人的现实。这从我老父的家书中就能窥见一斑，他老人家在家书中开始不停地抱怨诉苦，先是我五妹遭乡干部调戏，气疯了。托我在昆明为她物色个对象，托我为她治病。怎奈何，当时的我，正在昆明下放农村劳改，实在无暇顾及老家人的事。农村公社化以后，老父亲的埋怨更甚，说他快七十岁的老人了，也要成天端着饭碗去大食堂抢饭吃，结果，抢不过青壮年，时常吃不饱肚子。公社还要他出工下地干活，也不管他干不干得动，实在没法活了。我读着家书，除了着急，还能怎样？也只好每月多寄些钱给他，让他去买些黑市粮填补充饥。
从1959年到1962年的所谓三年人祸期间，我老父亲每封来信，都要夸我，说他生养了一个孝顺女儿，在他人生最困难的岁月里，他能苟延残喘苟活下来，全靠我的周济。事实也是这样，我大伯家共有六个儿子，一个女儿，却养不活一个老人，因为，大伯的儿子们都是农民，被大跃进折腾得一无所有，公有制捆住了他们的手脚，有力无处使，思想也被禁锢，聪明才智成为了危险品。所有人的口粮都在公社大食堂，大家餐餐喝稀汤，人人半饥半饱，又不准搞副业挣钱，穷得那是一个叮当响。当时，已经出现粮食黑市，但是，农民哪有余钱去买，就这样，兄弟六个眼睁睁看着自家的老父亲饿死了。所以说，膝下一个儿子都无的我父，目睹了他大哥膝下六个儿子，竟让他成了饿殍。而自己的一个女儿，却经常寄钱给他去黑市买粮，终于能够存活下来。他这才体会到，生儿养女都一样，端看儿女的出息。在这种两相对比之下，他岂能不由衷地赞扬我。
乡亲们也羡慕我父亲，说孙竹吾生养了个孝顺女，比有儿子的还要好，月月有钱供她父亲养老，村里的老人也就他活下来了，没有成为饿死鬼。可见，生儿生女都一样，主要看你做父母的怎样教养？要学本事，要敢出外闯荡。
我最近看到台湾某出版社出版的大陆作家王兆军的《谁杀死了林彪》，内中提到，在三年人祸时期，不止我老家竹条铺，不止襄樊，更不止湖北，全国各省的饿死人数，官方统计数字是：两千万！而作者的统计数字是：四千万！其中提到，在山东省尤其惨烈，已经出现了人相食的悲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