阔别故乡近二十年，我是于1948年阴历七月随南下学生离开故乡，前往武汉求学，毕业之后即参加了工作，1957年又从北京《工人日报》下放到云南。1967年11月，才再次踏上了回乡路。这个机会还是拜文革所赐！讽刺不？带薪探亲，向我夫妇各自单位请假，开口就准假，趁机逃离了因为造反夺权，从而乌烟瘴气的乱哄哄的单位。
这是我第一次返乡探亲，也是最后一次与父亲重逢。我的过往，可说是绝对违背了母亲的遗愿，没有如她所愿，嫁给家乡的男人，却和大姐，三姐一样，嫁给了外省人，而我更甚，”充军发配“到了遥远的边境云南下放！
我的两个儿子，王延峰高小四年级，因为文革停课闹革命，成天在家闲，王放海小学二年级，也因停课，无书可读，无所事事闲着。借此良机，我夫妇二人把哥两带上，一块踏上归乡路，让他哥两去见见爷爷和外公，因为，奶奶和外婆均已不在人世。再者，我们夫妇乃是外省人，在昆明无亲无友可以托孤，也只好带上一同返乡，方可放心出门。
按计划先顺道来到河南许昌，再由许昌换乘汽车到灌涨铺王营。
由于昆明在文革中，动乱尤甚，各行各业生产停顿，农副产品匮乏。结果，一到许昌火车站，发现那里的物资供应比昆明要丰盛，车站上竟然有烧鸡出售！我买了一只烧鸡，给他哥两解馋。结果，儿子们真是如狼吞虎咽，就连鸡骨都未剩下！结果，王放海贪吃了许多，倒是过了馋瘾，随后就厌食，不消化，第二天起来就肚子疼，以至于回到灌涨铺就直接奔了当地卫生所。
我们在正科老家受到他父亲和哥嫂的热情接待。我在这里只住了一天，次日即离开正科老家，乘火车去襄樊。因为，我家亲戚很多，探亲假半个月不抓点紧，许多亲戚家都探望不过来。
在河南农村一日见闻，立马感觉生活艰难。农村人吃的是包谷面稀饭，碗里漂几个红薯娃，许多人家的小孩，在十一月的天气，还光着屁股，没有衣服穿。正科家哥嫂家境况在村里还算好的，大人和小孩都穿得整齐。正科前妻的儿子，王振钰，穿得更好些。说明他母子二人，靠我们经常寄钱接济，在农村的日子过得不错，反观我自己的两个儿子，却穿着补丁衣服。因为，那几年人祸困难时期，棉花减产，每年城里只发一尺五寸布票，也就够打个补丁用，哪有多余布做衣服啊？
次日我离开了正科的家，独自一人先行返乡，两个儿子留下跟他，让他过些天之后，再带领儿子们来竹条铺和孩子们的外公外婆相见。
回乡路上，一路的惆怅，感觉到了什么叫：少小离家老大还的感觉。
见到父亲，多年未亲近，只见他这多年的操劳，比之前更发的衰老了。继母雷氏，也老了。说起来，她嫁我父亲后，也没有过上幸福日子。一连生过四个女儿，却没有为父亲生个儿子，让父亲期盼老来得子的愿望，再也没有实现，正真应验了当年瞎子算命的箴言，命中无子。他现在也只好认命。继母生的五妹，映东，嫁给了张湾的一个木匠，叫做：汪利国。六妹映壁，也长大了，尚未婚配，仍在农中读书，七妹映辉还是未成年少女。继母带过来的儿子，叫发志，在襄阳县油脂厂当榨油工，三十岁的人，还没有找到对象。
为此，继母雷氏对我父亲很有意见，见面即向我告状。一是当时乡干部动员发志去参军入伍，结果，我父亲不准，说是当兵打仗多危险，好铁不打钉，好汉不当兵。继母就怪他让发志失去了改运的机会，没有了参军的光荣。不然的话，当兵几年，到点转业，媳妇也好找。二是五妹映东，在1965年曾与一个年轻人定了婚事，结果，这人应征入伍后，对映东说：当兵人是铁打的营盘，流水的兵，不知道哪年才能转业，一时半会是肯定回不来家。你要能等我，我们就发展恋爱关系，要是不能等，那就算了。映东拿不定主意，就向父母禀报男方悔婚之意。结果，又是父亲发话，说不能等。于是，五妹映东的婚事就告吹了。三是继母说：你伯伯（爸爸）吓唬我，说我要是敢虐待他，他就自杀，等我女儿从云南回来与你算账，把你送去劳改。
我听了继母的不满和抱怨，相信了她的一面之词，就感觉是父亲的思想落后，还在旧社会抱残守缺，不肯跟上时代，便在回家的第二天与我父亲谈话。我也是直脾气，没有考虑到老人家的接受度，他的因为引以为傲四女的归来而高兴的心情，就这样被我破坏了！我直统统地指出他对于发志参军，映东跟解放军战士的婚事，秉持反对态度，还横加干涉，都是错误的，要不得。可想而知，一直以来都是家长作风，家里大小事一言九鼎的父亲，当然无法接受我的批评，尤其对于所谓恐吓继母，不怜惜老夫老妻关系的指责，是可忍，孰不可忍，勃然大怒，脾气大发，冲我吼道：“你回来不批评她怎样虐待我？反倒说我，这也不是，那也不是！你给她长刁！你倒教训起老子来了！你不是我养的，你给我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