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革社论《横扫一切牛鬼蛇神》






一九六六年六月一日的《人民日报》社论：《横扫一切牛鬼蛇神》中的《一切》指的是：那“牛鬼蛇神”不再仅仅是“地、富、反、坏、右”，包括中国共产党内的高级干部、尤其是大学的党委书记们也在那个“一切”之中。《人民日报》又“欢呼北大的一张大字报”，重申“横扫一切牛鬼蛇神，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各省、市委为了应付中央，也为了保护自己，纷纷丢车保帅，抛出一些干部，说他们是“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简称“走资派”），作为批判的靶子。因为是“文化革命”，文教界首当其冲，各大学的校长、党委书记便成了运动的头一批斗争对象。

毛主席亲自发动和领导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摧毁了以叛徒、内奸、工贼刘少奇为首的资产阶级司令部，挖出了以刘少奇为代表的一小撮叛徒、特务、死不改悔的走资派，粉碎了他们妄图篡党篡国、复辟资本主义的阴谋，大大地加强和巩固了无产阶级专政。这是毛泽东思想的伟大胜利，是毛主席无产阶级革命路线的伟大胜利。

党的九届二中全会公报指出：要继续“深入开展革命大批判，肃清刘少奇反革命修正主义路线的余毒”。刘少奇一伙叛徒适应帝国主义和国民党反动派的需要，叛党投敌，以后又混入党内，互相勾结，进行篡党活动。他们还无耻地说这是什么“为了工作需要”，是“假自首”，是“一念之差”，等等，妄图用一套极为反动的叛徒哲学，掩盖他们的反革命罪行，实现其反革命野心。因此，深入批判刘少奇一伙的叛徒哲学，对于进一步加强共产党的建设，巩固无产阶级专政，有着重要的意义。

无产阶级文化革命，是彻底消灭一切剥削阶级的革命，比历史上任何一次革命都更加深入，斗争都更加尖锐，更加激烈。中国共产党在领导这个伟大革命斗争的过程中，涌现了无数一不怕苦、二不怕死的英雄人物。新中国革命的胜利是无数革命先烈用鲜血和生命换来的。但是，在革命的洪流中，也浮现出一些历史的渣滓，刘少奇一伙就是这样一些渣滓。刘少奇早在一九二五年“五·卅”运动后，就被敌人的白色恐怖吓破了胆，由上海逃到湖南，被敌人逮捕，无耻地接受了敌人提出的条件，投降了敌人，背叛了革命。一九三六年，刘少奇又策动当时关在“北平军人反省分院”的薄一波、安子文等一伙，公开发表“反共启事”，投降国民党，背叛共产党。刘少奇及其同伙卑鄙的叛党罪行，是任何叛徒哲学都掩盖不了的。

刘少奇在革命的紧要关头变节投敌，并策动一小撮同伙叛党，还胡说这是“为了工作需要”。这是什么工作需要？这不是革命工作的需要，而是反革命工作的需要。无数事实说明，敌人最害怕的是坚贞不屈的共产党员，最“需要”的是无耻叛徒。敌人可以利用叛徒来“追寻线索”，破坏党的组织；利用叛徒搞“反共启事”，破坏党在人民群众中的崇高威信，瓦解人民的革命意志。刘少奇一伙叛党，正是从内部破坏革命，适应敌人反共反人民的反革命“需要”。

革命斗争的历史表明，为了争取无产阶级革命的胜利，需要马克思列宁主义武装起来的无产阶级政党的坚强领导，需要千百万共产党员带领广大群众为之前赴后继，英勇奋斗。一个共产党员对待革命需要的态度，就是一心为革命，一切为革命，在任何时候任何情况下，无限忠于无产阶级革命事业，赴汤蹈火，在所不辞，敢于斗争，敢于胜利。

一九三六年，正是日本帝国主义发动全面侵华战争的前夕。在这中华民族生死存亡的危急关头，毛主席率领工农红军，粉碎了蒋介石国民党的反革命围、追、堵、截，完成了威震中外的两万五千里长征，胜利到达西北抗日前线，领导全国人民开展了大规模的抗日救亡运动。一贯反对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革命的蒋介石国民党反动派，则在日寇进攻面前，采取反共卖国政策，狂妄地要消灭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工农红军。当时革命形势的最大需要，就是要求每个党员提起自己的无限的积极性和忠诚，最有远见、最富于牺牲精神、最坚定地同国民党的反共卖国政策作斗争，贯彻执行党所提出的抗日救国的方针和各项具体政策。许多共产党员为了革命的需要，英勇地献出了自己的生命。毛主席指出：“中国共产党以自己艰苦奋斗的经历，以几十万英勇党员和几万英勇干部的流血牺牲，在全民族几万万人中间起了伟大的教育作用。”特别是八年抗日战争的历史经验表明，没有中国共产党广大党员的英勇奋斗和流血牺牲，没有中国共产党做中国人民的中流砥柱，抗日战争的胜利是不可能的。

刘少奇一伙胡说什么叛变是为了“保存革命力量”。这是欺人之谈。革命力量当然是需要保存的，但是绝不能用向敌人屈膝投降的办法来保存。刘少奇一伙投降敌人，背叛革命，出卖组织，使许多共产党员惨遭敌人杀害，革命力量受到很大损失，还说什么“保存革命力量”，真是无耻之极。刘少奇一伙叛徒“保存”下来，重新钻进革命队伍内部，破坏革命，根本不是革命力量，而是敌人用来对付共产党的反革命力量。

他们的所谓向敌人“假自首”，是地地道道的真叛变。刘少奇几次叛变，出卖组织，出卖同志，并多次向敌人送情报，使共产党的地下组织遭受严重破坏，这是“假自首”还是真叛变？安子文等向敌人签字画押，举行“自新仪式”，在敌人报纸上发表“反共启事”，表示“坚决反共”，“决不参加共产党组织及任何反动行为”，这样恶毒的诋毁革命，效忠敌人，是“假自首”还是真叛变？白纸黑字，铁证如山，他们是不折不扣的叛变党，出卖革命。叛徒安子文曾经作贼心虚地说：“自首叛变尽量少用，能不叫自首的就不叫自首，自首名声难当。”真是不打自招。既然叛变自首是“假”的，为什么又怕“名声难当”？“难当”者，干了见不得人的丑事也，所以一听到“自首”二字，就神经紧张，头皮发麻了。

所谓向敌人自首是“为了应付敌人”，这也是骗人的鬼话。无产阶级、共产党人无疑应当学会同敌人作多种形式的斗争，但是，在任何时候，决不容许借口“应付敌人”而丧失党的立场，拿革命原则同敌人做交易。革命样板戏《沙家浜》中的地下党员阿庆嫂，身处敌人包围之中，凭着对党的忠诚，紧紧依靠群众，同敌人进行针锋相对的斗争。她在最困难的情况下，千方百计维护革命利益，保护革命同志，争取革命胜利，充分表现了共产党员的坚定立场和机动灵活的斗争策略。阿庆嫂的光辉形象，就是无数共产党员坚持原则，坚持斗争的英雄品质的集中体现。刘少奇一伙叛徒所谓的“应付敌人”，实际上是适应敌人需要，是向我们党，向无产阶级和革命人民进行斗争的一种手段。刘少奇一伙散布的这一套叛徒哲学，是彻头彻尾的反共哲学。共产党员和刘少奇一伙叛徒的斗争，就是和蒋介石国民党反动派长期斗争的继续。

刘少奇策动同伙叛党，大搞叛徒哲学，其罪恶目的就是阴谋篡党，破坏无产阶级革命和无产阶级专政。

一九三六年，刘少奇策动一伙叛徒从敌人的狗洞里爬出来以后，立即收为心腹，委以重任。这伙叛徒对刘少奇感激涕零，死心塌地为刘少奇效劳。长期以来，他们疯狂推行一条为其反革命政治路线服务的组织路线，招降纳叛，结党营私，进行篡党阴谋活动，对党对人民犯下了不可饶恕的罪行。

一九三七年，他们为了掩盖自己的叛徒身份，为他们一伙叛徒篡党制造舆论，炮制了一个所谓“决定”，公然宣称：“经组织允许填写”“反共自愿书”、“办自首手续”出狱者，“得恢复其组织”。妄图替他们一伙的叛党罪行披上“组织允许”的外衣。

中国共产党是领导无产阶级和革命群众对于阶级敌人进行战斗的朝气蓬勃的先锋队组织，有明确的斗争纲领和远大目标。毛主席在《中国共产党在抗日时期的任务》中指出：“共产党人决不抛弃其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的理想”。共产党员随时准备献出自己的一切去殉我们的事业。我们的党组织决不允许党员自首，决不允许叛徒混入党内。任何时候，任何情况下，丧失党的立场，抛弃党的原则，去适应敌人的需要，都只能瓦解革命的队伍，损害革命的利益，导致革命的失败。刘少奇一伙鼓吹“组织允许”叛党，这个事实本身，就是背叛党的马克思列宁主义原则，完全出卖党的根本利益的。

一九四二年，毛主席亲自领导开展了具有深远意义的延安整风审干运动，为中国共产党争取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的完全胜利准备了条件。刘少奇、安子文等一小撮叛徒在这次运动中惶惶不可终日，上下串通，统一口径，把自首叛变的真相掩盖起来。他们不是说自己是经过“组织允许”才自首出狱的吗？为什么又这样害怕呢？可见心里有鬼，他们的“组织”和所得到的“允许”都是非法的。

叛徒安子文曾说过：“中央，谁是中央？刘少奇才能代表中央。”一语道破了他们的组织秘密。他们的“组织”，就是以刘少奇为总头目的叛徒集团。只有他们这伙无耻的叛徒，才会做出这种卑鄙的“允许”。

全国解放以后，按照毛主席的英明决策，相继开展了镇反、肃反等轰轰烈烈的群众运动，沉重地打击了一小撮阶级敌人，大大地加强了我国无产阶级专政。但是刘少奇这个埋藏得很深的敌人，却在暗中千方百计地掩护自己和包庇同伙。当叛徒刘澜涛害怕革命群众揭穿他们这批人的叛徒身份，去向刘少奇求救时，刘少奇立即面授机宜说：“将你们这批人开个名单给我，我批几个字，存档就行了。”他们就在刘少奇的庇护下蒙混过关，隐藏下来。这种精心策划的罪恶活动，清楚地表明刘少奇一伙是一个惯于搞阴谋的反革命集团。

刘少奇一伙为了实现篡党阴谋，不但竭力让叛徒混进党内，而且力图把叛徒塞进党的中央领导机关。在党的“七大”前夕，刘少奇提出有过自首变节行为的人“也可以做中央委员”，并妄图写进文件。这一阴谋没有得逞。在党的“八大”前，刘少奇又指示安子文“要开脱一部分人”，让安子文精心炮制了一个“使用”自首变节分子的“办法”，把自首变节轻描淡写地说成是“错误行为”、“一度动摇”，大叫对叛徒“要赋予完全的信任”。刘少奇及其代理人就按照这个“办法”，替一小撮叛徒开脱了罪责，让他们窃据了中央和地方的一部分重要权力。一九六三年刘少奇一伙又叫嚷他们炮制的那个“办法”“束缚了自己的手脚”，“要放宽”，什么时候放宽呢？“最好在‘九大’以前”。很清楚，他们阴谋在“九大”以前进一步替叛徒开脱，就是妄图让他们一伙叛徒窃据更多的权力，实现他们篡党篡国，复辟资本主义的罪恶目的。

毛主席：“世界上一切革命斗争都是为着夺取政权，巩固政权。而反革命的拼死同革命势力斗争，也完全是为着维持他们的政权。”“要特别警惕象赫鲁晓夫那样的个人野心家和阴谋家，防止这样的坏人篡夺党和国家的各级领导。”刘少奇及其一小撮代理人，就是一伙猖狂同革命势力斗争，阴谋篡夺党和国家各级领导的赫鲁晓夫式的人物，他们充当剥削阶级的代理人，妄图颠覆无产阶级政权，恢复剥削阶级已经失去的“天堂”。多年来，他们招降纳叛，搜罗了一批叛徒、特务、死不改悔的走资派。这些家伙隐瞒了自己的反革命的政治历史，互相包庇，狼狈为奸，窃据了党和国家的重要职务，控制了许多单位的领导权，组成了一个地下的资产阶级司令部，对抗以毛主席为首的无产阶级司令部。他们勾结帝国主义、现代修正主义、蒋介石国民党反动派，疯狂破坏我国的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起了美帝、苏修和各国反动派不能起的作用。

刘少奇一伙干尽坏事，还叫嚷什么对叛徒要“不念旧恶”，说穿了就是不让清算他们这些叛徒的罪行，任其向无产阶级进攻，而不要无产阶级反击。这是绝对办不到的。

毛主席指出：“对于叛徒，除罪大恶极者外，在其不继续反共的条件下，予以自新之路；如能回头革命，还可予以接待，但不准重新入党。”按照毛主席这一明确指示，对于叛徒，是分别不同情况区别对待的。但叛徒都不准重新入党，已经混入党内的，经过认真查明，要坚决清除出党。对刘少奇这类作恶多端，罪行累累的叛徒、卖国贼，就是要彻底清算他们叛党叛国的反革命罪行，对他们实行无产阶级专政。

刘少奇一伙叛变党，叛变革命，是由他们的反动阶级本性决定的。他们却恬不知耻地宣扬叛变自首是“一念之差”。刘少奇胡说：“一个代表无产阶级的人，他要反动，只是‘一念之差’，立场的变更是容易的，共产党员——无产阶级的战士，一下可以变过去，因此，其他阶级也可以一下变过来。”他妄图使人们相信，叛徒之所以成为叛徒，完全是偶然的，叛徒和革命者之间，没有根本立场的不同，没有世界观的根本差别。这完全是拙劣的诡辩。

毛主席说：“世界观的转变是一个根本的转变”。一个革命者，从参加革命的那一天起，就必须下决心彻底改造非无产阶级的世界观，逐步树立无产阶级的世界观，才能真正成为一个无产阶级的坚强战士。共产党员在生死关头能够为共产主义事业英勇献身，都是由于在革命实践中，认真学习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不断改造世界观的结果。叛徒在紧要关头叛变革命，无一不是资产阶级世界观的大暴露。

列宁曾经指出：“在革命已经爆发、闹得热火朝天的时候，什么人都来参加革命，有的是由于单纯的狂热，有的是为了赶时髦，有的甚至是为了贪图禄位，在这时候作一个革命家是不难的。无产阶级在胜利以后，要费极大气力，可以说要用千辛万苦的代价，才能从这种可悲的革命家手里‘解放’出来。”

刘少奇及其一伙，从来就不是革命者，而是在革命高潮时期，打着拥护革命的旗号，伪装革命，混进来的阴谋家、野心家和反革命两面派。正如毛主席在《关于胡风反革命集团的材料》按语中指出的：“过去说他们好象是一批明火执仗的革命党，不对了，他们的人大都是有严重问题的。他们的基本队伍，或是帝国主义国民党的特务，或是托洛茨基分子，或是反动军官，或是共产党的叛徒，由这些人做骨干组成了一个暗藏在革命阵营的反革命派别，一个地下的独立王国。”刘少奇一伙的罪恶历史和罪恶活动，正是他们反动阶级本性的丑恶表演。

刘少奇在中学读书的时候，就曾对他的地主亲属说过：“你们现在送我多读点书，将来会有报酬的，我能挣很多的钱还给你们。”一九二一年在给他的把兄弟写的一首诗中说什么：“一生富贵何可期，胡不及时以行乐”。请看，他想的就是“一生富贵”、“及时行乐”这套剥削阶级的腐烂不堪的东西！一九六○年在和他的小舅子王光英一家谈话时，进一步暴露了他混入革命的动机：“我们加入党，是看到个人问题横竖解决不了，先解决国家社会问题，国家社会问题解决了，个人问题也解决了。”很明显，他的所谓“解决国家社会问题”完全是幌子，投机革命想捞一把，才是真正的目的。这些叛徒混进革命队伍以后，坚持反动立场，野心勃勃，官口很大。想的是“当一、二号人物”，宣扬的是“吃小亏，占大便宜”，“划得来”就干，“划不来”就不干。只要对“我”有利，什么卑鄙勾当都可以干得出来。这就是他们的人生哲学。

刘少奇一伙还鼓吹“活命哲学”，宣扬什么人生的斗争就是“生命与死命的斗争”，“要钟爱自己，保护自己的生命与健康”，“第一是要命”，等等。这就是说，一切为了活命，活命就是一切。只要能够保住狗命，可以出卖灵魂，出卖革命。这种反动谬论，同共产党人的革命斗争哲学是根本对立的，是水火不相容的。他们的叛变，有其思想根源、社会根源和历史根源，绝不是什么偶然的“一念之差”。

毛主席：“人总是要死的，但死的意义有不同”，“为人民利益而死，就比泰山还重；替法西斯卖力，替剥削人民和压迫人民的人去死，就比鸿毛还轻。”这就是革命者的生死观。被伟大领袖毛主席誉为“生的伟大，死的光荣”的共产主义战士刘胡兰，在敌人的铡刀面前，大义凛然，坚贞不屈，敌人将她杀害了，但没有从她嘴里得到半点党的秘密。革命样板戏《红灯记》中的李玉和，面对敌人的毒刑，“宁可筋骨碎，决不把头回”。无数革命先烈为共产主义事业英勇献身的崇高革命气节，是对刘少奇一伙鼓吹的“活命哲学”的有力批判。

刘少奇一类政治骗子还说什么：“被捕后熬不过刑罚，承认自己的身份，甚至悔过登报，只要君子作事一人当，不再供出别人，也算是好的。”真是无耻！难道受了敌人的刑罚，就可以向敌人承认身份，屈膝投降吗？一个真正的共产主义战士，掉了脑袋也不向敌人屈服。只有刘少奇这些断了脊梁骨的癞皮狗，敌人还未动刑，就浑身筛糠，乖乖地“承认自己的身份，甚至悔过登报”，反共反人民。这样的人如果还硬要称什么“君子”，那是货真价实的伪君子！事实证明，刘少奇一类政治骗子，被捕叛变以后，不仅供出了别人，还领着敌人捕捉革命同志，破坏党的组织。是十足的不齿于人类的狗屎堆。

毛主席：“以中国最广大人民的最大利益为出发点的中国共产党人，相信自己的事业是完全合乎正义的，不惜牺牲自己个人的一切，随时准备拿出自己的生命去殉我们的事业”，一个共产党员，应当是生为共产主义奋斗，死为共产主义献身，生命可以不要，伟大的共产主义理想决不能抛弃，革命气节决不能丧失。“横眉冷对千夫指，俯首甘为孺子牛”，为人民鞠躬尽瘁，死而后已。在革命需要自己献身的时候，就毫不犹豫地献出自己的生命。牺牲了自己的生命，保卫了党和革命事业，虽死犹荣。一个人倒下去，千万个革命者站起来，虽死犹生。许多革命先烈，为了共产主义理想，抛头颅，洒热血，宁死不屈。他们面对敌人的屠刀，豪迈地说：“敌人只能砍下我们的头颅，但不能动摇我们的信仰。”同共产党人这种气吞山河，光照日月的革命气概相比，刘少奇一伙贪生怕死的可怜虫，显得何等卑鄙，何等渺小！ 刘少奇一伙从他们反动的地主资产阶级世界观出发，极尽造谣和诡辩之能事，宣扬这套叛徒哲学，妄图为自己的叛徒行径辩护，并腐蚀共产党人的革命意志，动摇共产党人的革命气节，破坏无产阶级革命，颠覆无产阶级专政。但是，历史是无情的。一切叛徒、卖国贼、野心家、阴谋家，都逃脱不了应得的惩罚。这些家伙终于落得个可耻的下场，被扫进了历史的垃圾堆。我们党清除了这一小撮叛徒以后，变得更加纯洁，更加坚强了。我们伟大、光荣、正确的党，正在沿着伟大领袖毛主席指引的革命航道胜利前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