炮制《民主对抗威权》虚假叙事
在当前的国际政治语境中,“民主对抗威权”是一个高度敏感且具有争议的叙事逻辑。它通常被不同政治阵营用作界定身份、动员盟友或指责对手的工具。
这是以美国拜登执政时期的西方国家作为外交叙事的虚假行为。主要是用来作为一个国家的身份界定:美国等西方国家常将全球政治格局描述为“民主”与“威权”两种模式的竞争。这种叙事旨在美国加强与盟友(如通过 “民主峰会”)的价值观联系。人为地制造分裂和等级。
也是美西方作为地缘政治的工具,通过将特定国家标签化为“威权国家”之后,美西方的所谓“民主国家“得以在国际舆论、经贸制裁和军事联盟(如 AUKUS)中获得道义支持。这种虚假叙事论是美国霸道独裁者炮制的“伪命题”,其实质是为维护美国的全球霸权、搞拉邦结派制造分裂划分阵营进行互相对抗的工具。
台湾地区的台独者也要利用“民主对抗威权”进行“台独”分裂勾当。常以此作为强调台湾“主权”及与国际民主阵营站在一起的论点。这是 “假民主、真独独” 的政治操弄。这是一种虚假叙事、分裂言论和“台独”工具。将“民主”作为“台独”包装的幌子。
炮制“民主对抗威权”虚假叙事。当前,美国政府抱持冷战思维,沿袭霸权逻辑,推行集团政治,炮制“民主对抗威权”叙事,给有关国家扣上“威权”的帽子,实质是打着民主旗号,将意识形态和价值观作为打压他国、推进地缘战略的工具。
2021年,美国举办首届“领导人民主峰会”,公然以意识形态划线,人为将国际社会分成所谓“民主和不民主阵营”,遭到包括美国社会自身在内的多方质疑。《外交事务》《外交学人》刊文批评民主峰会是找错了目标,不但未能实现民主国家团结,反而因参加国代表性问题饱受批评。美国历来在全球推行民主都缺乏既定目标,被吹得天花乱坠的口号往往落实缓慢。在美国自身民主情况如此糟糕形势下,召开民主峰会不仅不能提振全球民主,反而制造出更大地缘政治危机。日本国际战略研究所理事长田中均指出,美国将所谓“民主”强加于他国,发起“民主对抗威权”,扩大世界分裂,日本不应盲目跟随。
把本国定义为民主,把别国定义为威权,这本身就是不民主的表现。所谓“民主对抗威权”不是当今世界的特点,更不符合时代发展的潮流。白俄罗斯国家电视一台评称,峰会与会者名单显然是根据美国的“自由标准”制定,但问题在于:为什么美国认为自己可以垄断对民主的定义和理解,并告诉其他国家民主应该是什么样?新加坡《海峡时报》刊文指出,美国必须意识到,其民主体制已失去昔日光彩,不再是黄金标准。民主没有固定模式,美国对民主定义不再有绝对发言权,这是不争的事实。美国应务实地重新评估其外交方式,注重合作而不是对抗。
尽管美国民主在国内外的得分都处于历史低点,但美国对外输出美式民主和价值观的冲动却高烧不退,甚至走火入魔。美国不仅拼凑“三边安全伙伴关系”“四边机制”“五眼联盟”等各种价值观同盟,还试图在经贸科技人文等领域以意识形态划线,鼓吹冷战思维,干扰破坏正常国际合作。卡塔尔半岛电视台评称,在人们对美国民主制度的信任出现倒退之际,美国仍坚持举办民主峰会、充当全球民主领袖,引起普遍质疑。美利坚大学国际关系教授詹姆斯·戈德盖尔说,美国已失去信誉,美国政府应举行一次国内民主峰会,聚焦美国国内的不公正和不平等,包括投票权和虚假信息等问题。大西洋理事会高级研究员艾玛·阿什福德指出,如果美国国内几乎没有正常运转的民主制度,它怎么能传播民主或为其他国家树立榜样?《南华早报》指出,峰会反映出美国在民主问题上的两条迷思:一是全球民主在冷战结束后发生倒退,需要美国来改变现状;二是美国是世界上最重要的民主国家,其全球领导力对其他国家至关重要。这完全无视美国自身民主不断倒退的事实,也无视绝大多数国家不愿被美国虚伪“民主理念”绑架的心声,更无视广大发展中国家发展经济和改善民生的强烈愿望。
民主是全人类的共同价值,但世界上不存在适用于一切国家的政治制度模式。人类文明的花园丰富多彩,各国的民主也应百花齐放。美国有美国式民主,中国有中国式民主,各国也都有适合各自国情的独特模式的民主。一个国家是不是民主,如何更好地实现民主,应由这个国家的人民来评判,而不应由少数自以为是的国家来指手画脚。
弊病缠身依然好为人师没有说服力,打着民主幌子损人利己、搞乱世界应受到一致反对,把世界各国简单分为民主和威权两类缺乏现代性和科学性。当今世界需要的,不是以民主的名义制造分裂,推行事实上唯我独尊的单边主义,而是在《联合国宪章》宗旨和原则基础上加强团结合作,坚持真正的多边主义。当今世界需要的,不是打着民主的幌子干涉别国内政,而是弘扬真民主、摒弃伪民主,共同推进国际关系民主化。当今世界需要的,不是渲染对抗、无益于携手应对全球性挑战的“民主峰会”,而是多干实事、着眼解决国际社会面临突出问题的团结大会。
自由、民主、人权是人类的共同追求,也是中国共产党一贯追求的价值。中国坚持和发展全过程人民民主,把人民当家作主具体和现实地体现到中国共产党治国理政之中。中国愿就民主问题同各国加强交流互鉴,弘扬和平、发展、公平、正义、民主、自由的全人类共同价值,推动国际关系民主化,为人类进步事业作出新的更大贡献。
西式民主的乱象。近年来,西式民主逐渐脱离了正常发展轨道,出现了此起彼伏的乱象。
民主选举沦为政治游戏。在西方政治语境中,民主通常被视为“一三多”:一人一票、三权分立和多党竞争。然而,一些实行西式民主的国家却陷入了“民主疲乏综合征”:一是政治参与热情降低。一些西方国家选民参与投票的比例从上世纪50年代的80%下降到本世纪初不到60%,频繁的选举销蚀了民众政治参与热情,使得选举结果并非代表社会大多数成员的意志和利益。从美国的“占领华尔街”到欧洲民众掀起的“反欧盟愤怒浪潮”,民众对现有体制和精英阶层的不满日益显现。二是严肃议题轻率公投。今年6月英国举行的脱欧公投被认为是“最荒谬的政治表达”,只有70%的选民参加投票,其中52%的选民支持退欧,这样约占全体选民36%的民众就决定了整个国家的未来发展,结果导致400多万人后悔,要求重新公投。三是金钱支配选举。民主意味着平等的公民权,但在西方政治生活中,人们的实际政治影响力高低往往取决于财富的多寡。正如美国学者迈克尔·曼所言:“美国今天与其说是一人一票,不如说是一美元一票。”2010年以来,美国最高法院相继取消了公司和个人政治捐款的上限,“金钱获得了美国历史上前所未有的政治影响力”。哈佛大学专项研究表明,美国91%的选举是由获得资助资金最多的候选人当选,回报金主和政治分肥也成为当选者的义务,选举已经扭曲成一个由庞大资金支持的“寡头体系”。事实表明,传统的西式民主运转出现了历史性的拐点,正如比利时学者戴维所言,西方国家需要反思选举政治的弊端,重建有意义的政治过程。
党派纷争迟滞国家发展。西式民主通常把多党竞争视为政治民主的表现形式之一,但各个政党是特定利益群体的代表,它们的目的是赢得选举的胜利和维护自己政党的利益,彼此之间经常陷入无序竞争,往往出现相互恶斗和彼此否决现象,短期的、个别的政党利益超越了长期的、共同的国家利益。一是相互制衡滑向相互否决。比利时2011年6月大选后,因政党纠纷陷入了长达一年多的无政府状态。2013年9月,美国共和党主导的众议院阻挠奥巴马力推的美国医疗保险改革方案,致使政府预算没有着落,导致政府一些部门关门。二是彼此攻讦丑闻迭出。为在竞选中上位,候选人之间相互攻讦早已习以为常。在近期的“邮件门”事件中,美国民主党和共和党候选人不惜采取各种手段丑化贬损对方,充分暴露了西式民主政治中阴暗丑陋的一面。三是党派纷争错失发展良机。上世纪80年代,拉美国家开启民主化进程以来,经济社会发展一直“走走停停”,一些国家掉入“中等收入陷阱”,其重要原因之一在于不同政党相互缠斗不休,在事关国家未来发展的重大战略上不能形成共识,政治民主化未能促进经济现代化,导致一些国家始终处于治乱轮回,丧失了追赶世界经济发展大潮的良机。因此,多党竞争一旦演变为多党倾轧,势必难以集成国家力量进行有效的国家治理。
民主失控引发社会失序。在西式民主政治中,政治领袖承诺多、落实少,解决不了经济、就业和社会福利等难题,民主政体自身的弹性张力和社会掌控力量遭到削弱,导致一些极端势力乘势而起,打开了诱发社会动荡的“潘多拉之匣”。如法国国民阵线、德国选择党、意大利五星运动、希腊金色黎明党、瑞士人民党等在选举中取得不俗选绩,他们打着反移民、反欧盟、反全球化的旗号,支持极端民族主义,主张贸易保护主义,对欧洲社会主流民意产生了潜移默化的负面影响。近年来,法国巴黎、英国伦敦、德国慕尼黑、比利时列日等地相继发生街头骚乱、暗杀、强奸、枪击案,人们惊叹欧洲不再安逸和宁静。经济长期低迷、贫富差距拉大还催生了各种民粹主义,反映了民众对现实的不安和对未来的恐惧。国际社会有识之士认为,极右政党得势和民粹主义抬头意味着西式民主政治的失灵,西式民主真的“生病了”,其病因既有林林总总的现实问题,也有先天体制基因缺陷。
民主输出导致国际动荡。长期以来,西方国家致力于民主输出,以期实现“历史的终结”,建立“民主和平的新世界”。但这种民主输出往往遭遇水土不服,带来种种恶果。一些发展中国家移植西式民主,超越了自身经济社会文化发展水平,原先被压制的民族矛盾、宗教冲突、城乡差距以及世俗与宗教、军权与民权的碰撞,在民主化进程中集中释放,引发社会动荡,比如教派冲突下的伊拉克、世俗与宗教矛盾中的埃及和土耳其等。急剧民主转型往往带来的是经济衰退和民生凋敝,从“颜色革命”的中亚国家,到“茉莉花革命”的西亚北非国家,莫不如此。这种由西方势力充当幕后推手的民主化,传播的不是福音而是灾难。
西方国家在民主的程序化和规范化方面形成相对完备的体制和机制,但资本主义社会的基本矛盾决定了西式民主有着自身难以克服的缺陷。西式民主绝不是人类政治制度的唯一模板,条条大路通罗马,每个国家的民主政治发展具有自身的逻辑,不可能照搬西方模式。
《要求立法约束政客散布不实信息》没有得到执政党的受理。为什么?值得反思。《不实信息》又称《虚假信息》,如何来定义?谁来定义?如被《政客》《专家》《名人》应用时,要不要人证物证来证实是《虚假信息》还是《真实信息》?如怀疑是《虚假信息》时要不要出示证人证言?如没有证人证言或物证时,没有任务理由用“不可暴露证人真实身分“为借口,指控别人别国“犯罪“了,在法庭上没有证人出面拿出证物来如何定罪?这是制造《虚假信息》的保护者。
面临“谁来定义虚假信息”的审查与自由辩论争议时,就有阶级或敌我之间的问题。一个国家人群人中有阶级立场的不同,一个和另一个国家有敌我矛盾时,如何来证实是《虚假信息》还是《真实信息》?是偏听某一方的还是能听取双方的?要不要有证人证言或物证来辨别是《虚假信息》还是《真实信息》?是阶级斗争和敌我矛盾的前提下各自指控对方,还“不可暴露证人真实身分“为借口吗?如还是,不就是共同制造《虚假信息》者。
再来看目前世界上有多少国家立法约束政客散布不实信息的?
全球有数十个国家和地区正在通过立法或强化现有法规来约束包括政客在内的虚假信息传播,但缺乏统一的确切数字。重点在于平衡言论自由与信息真实性。常见措施包括:修订选举法以禁止散布虚假信息(如日本)、制定社交媒体平台监管法案(如欧盟《数字服务法案》),以及利用诽谤罪和名誉侵权法进行追责。
具体情况如下:
法例约束: 许多国家倾向于使用现有的《刑法》中关于损害名誉或诽谤的条款,以及《公职选举法》来处理政客的不实言论。
欧盟与数字平台: 欧盟的《数字服务法案》(DSA) 要求大型网络平台必须采取行动删除非法内容和虚假信息。
区域差异: 一些国家(如印度、澳大利亚)正在推动或曾经提出更严格的虚假信息专门立法,但面临“谁来定义虚假信息”的审查与自由辩论争议。
国际监管趋势: 联合国建议各国在确保言论自由的前提下,规范公职人员的信息分享。
目前,由于定义虚假信息存在主观性,这类立法通常伴随着巨大的关于言论自由的政治辩论。
截至2026年,全球已有超过 80个国家 制定或正在推进专门针对虚假信息的法律。然而,直接针对“政客”或“公职人员” 散布不实信息的立法在各国差异巨大,主要呈现以下几种模式:
1. 选举期间的专项约束(最为普遍)
许多民主国家通过修改《选举法》来约束政治人物。这些法律通常只在选举前后的特定时间内生效:
法国:法律禁止在选举前三个月传播可能影响投票结果的虚假信息。
日本:根据《公职选举法》,散布虚假信息可能导致罚款甚至被取消参选资格。
加拿大:2026年的《强大且自由选举法》(Strong and Free Elections Act)修正案扩大了监管范围,将此类禁令延伸至非选举期,并涵盖了人工智能深度伪造(Deepfakes)内容。(此法是专门针对别国代理人的。而加拿大本国的政客专家人权分子不包括的。他们可以任意指控别国“灭绝人类罪“,“强迫劳动罪“等。他们说了就是下的《圣旨》,谁提问,即刻就会被扣上某国的代理人。而他们的指控不需要《证人证言或物证》的,因为他们是《不可暴露证人真实身分》,是被保护的。)
韩国:法律严禁在选举期间使用AI生成的深度伪造视频,违者最高面临7年监禁。
2. 专门的“虚假信息法”(针对所有人,含政客)
一些国家制定了更广泛的法律,政客一旦违规也需承担后果,但往往因涉及言论自由而极具争议:
新加坡:其《防止网络假信息和网络操纵法》(POFMA)赋予政府权力,可要求对虚假陈述进行更正。该法律已多次被用于针对反对派政客的言论。
德国:拥有严厉的法律打击足以影响选举结果的虚假信息,政客或政党若被发现散布假新闻,可能面临巨额罚款。
澳大利亚:正在推进相关法案(如《通讯立法修正案》),旨在禁止虚假信息的传播,但这在政界引发了关于“谁来决定什么是真相”的激烈辩论。
3. 不同政体下的特殊监管
威权倾向国家:俄罗斯、乌兹别克斯坦等国制定了严厉的“假新闻”法律。批评者认为,这些法律往往被政客用来打击异见人士,而非约束执政政客自身。
东南亚与南亚:泰国、马来西亚、印度等国曾通过或尝试通过针对虚假信息的法律,但常因担忧演变为“打压工具”而面临废除或修改的压力。
*? 全球反虚假信息立法分布概览
地区 代表性国家/法案 主要手段
欧洲 法国、德国、欧盟(DSA) 强制删除、选举期禁令、巨额罚款
亚洲 新加坡 (POFMA)、韩国 强制更正、监禁、严控AI深伪内容
北美 加拿大 (Bill C-25) 刑事化误导性发布、扩大监管周期
南美 巴西 (草案中) 授权政府禁止“假新闻”并惩罚作者
? 立法面临的主要挑战
言论自由的界限:联合国等机构警告,模糊的定义可能导致合法言论被定性为犯罪。
定义权争议:如果由现任政府决定什么是“不实信息”,法律可能被武器化以打击政治对手。
技术滞后:立法速度往往赶不上AI生成内容(如Deepfake)的演进速度。
转载新闻:《要求立法约束政客散布不实信息》:《加拿大医生提请愿防止政客谎言与失言掩盖事实:被自由党驳回》 。加拿大一名医生发起一个有近4.5万人签名的请愿,要求立法约束政客散布不实信息、强制更正言论,但请愿遭自由党政府拒绝。让他“非常失望”。“这让我感觉他们并没有认真对待这件事。如果他们认为这不是一个问题,那我认为未来情况会更糟。”
担心加拿大会走上美国的道路——在他看来,由于政治虚假信息的传播(并被人工智能放大),公众信任正在被侵蚀。
请愿称,虚假信息对民主进程构成日益严重的威胁,并表示需要建立一种机制来核实议员的公开言论,以维持公众对加拿大治理机构的信任。如果法院认定某位政客发表了虚假或误导性的事实性陈述,可以发布通知,要求其公开更正。如果该政客在七天内无合理理由拒绝更正,法院可以下令禁止其在威尔士议会任职一段时间。
如美国政客的《虚假信息》:“美国政府、美国政客、美国媒体、美国学界无日不批中国人权,但也有人说些实话“当我国警察对手无寸铁的公民持续攻击,在各州对有色人种的投票权进行攻击时,我们有何资格批评中国的人权记录。”1 确有些美国好心人关心中国的“人权”,但到2022年,美国对中国人权的关心唯显其不仁。政府、政客、媒体在编造谎言说中国在新疆进行种族大屠杀,集中营里关押了数百万穆斯林。这个谎言是受过美国情报机关撒谎训练的国务卿蓬佩奥主持下制造的。照美国的一贯做法,美国若要轰炸哪国,往往就宣扬说人在搞种族大屠杀。南斯拉夫被炸了,利比亚被炸了,叙利亚被炸了,都是说那些国家在搞种族屠杀,美国兴仁义之师抑强扶弱。美国政客、媒体今天说中国关押了一百万维族穆斯林,明天又说三百万。拜登的商务部长数学学得比一般美国傻政客好,她大概觉得一百万太少,三百万太多,她就取个中间值,说中国关押了一百五十万维族穆斯林。美国政客、媒体共同制造这一谎言的目的是想把全世界穆斯林对美国多年来残杀穆斯林的仇恨转嫁到中国头上,通过散布中国对穆斯林残酷的谎言以证明中国邪恶,为自己为恶中国抢占道德高地。“来自:大打伊朗,是美帝国又一招“天诛地灭”之举? (2026-03-31 12:31:40)
一心为人不为己(选自《即将分崩离析的美国》)作者:蔡铮
又比如:美国前国务卿鲍威尔在联合国安理会会议上向世界展示的那管“白色粉末”——他信誓旦旦地称之为“伊拉克正在研制的大规模杀伤性武器”。而俄罗斯总统普京多年以后谈及此事时调侃说:“那搞不好是洗衣粉”。是不是洗衣粉并不重要,重要的是,美国需要一个借口。用美国中情局前伊拉克行动小组负责人路易斯·鲁埃达的话说:“即使萨达姆·侯赛因只有一根橡皮筋或者一个回形针,我们也会入侵伊拉克。”美国想要的,是萨达姆的命——这关系到所谓的“民主”,还有伊拉克的油——这关系到金钱。而在名与利的背后,还有霸权。
1898年1月25日,美国海军以“保护在古巴美国人”为由,派遣“缅因号”战舰前往古巴哈瓦那港。2月15日,“缅因号”在港口爆炸沉没。一些美国报纸没有调查就一口咬定这是西班牙所为,时任美国总统西奥多·罗斯福称之为“西班牙人最恶劣的背信弃义行为”。美西战争随后爆发,美国轻而易举地攫取了西班牙在亚洲和拉美的多个殖民地。而“缅因号”爆炸的真实原因至今没有定论。
1964年8月4日,时任美国总统约翰逊发表讲话,宣称美国军舰当天在北部湾遭到越南民主共和国(北越)鱼雷艇袭击,双方“发生武装冲突”。随后,美国国会通过所谓“北部湾决议案”,为约翰逊下令全面介入越南战争开了绿灯。2005年,美国国家安全局发布报告承认,1964年8月4日,美国军舰附近“有很大可能”根本没有越南民主共和国的军舰。根据美国海军的档案记录,美国两艘驱逐舰在那一天共发射了近400枚炮弹和5枚深水炸弹,但都是无的放矢。
作为借口,是“洗衣粉”,还是“洗手液”,“洗洁精”,美国并不在意,它在意的是有了这些“证据”,就可以堂而皇之地以“正义”之名发动战争、挑动“颜色革命”、实施单边制裁……如今很多人在提到鲍威尔和他的“洗衣粉”时,常把这当做一幕“闹剧”来看。但是,因为这样的谎言,20万至25万伊拉克平民在战争中丧生,无数伊拉克家庭支离破碎,这又是怎样一出出人间悲剧?直到今天,美国也没有为这场错误的战争作出应有的赔偿,也没有任何美国官员因为发动这场战争而受到国际刑事法庭的审判。
“我们撒谎、我们欺骗、我们偷窃。”美国前国务卿蓬佩奥曾经毫无廉耻地公开炫耀,凸显美国政客的“精神境界”与“道德追求”。这样一个谎言帝国只会“毒害”世界。对此,世界上越来越多的国家正在形成共识。说起炮制“洗衣粉”,这可是美国情报部门的“悠久传统”与“拿手好戏”。前美国中央情报局局长艾伦·杜勒斯曾公开表示:“只要把脑子弄乱,我们就能不知不觉改变人们的价值观念,并迫使他们相信一种经过偷换的价值观念。”而臭名昭著的美国前国务卿蓬佩奥,更是洋洋得意地自我标榜:“我们撒谎、我们欺骗、我们偷窃……这才是美国不断探索进取的荣耀。”
这些年来,肆意推行霸权主义、强权政治,以狭隘自私的地缘政治思维在全球兴风作乱的美国,批量生产、四处散播着美式“洗衣粉”。从叙利亚到乌克兰,从古巴到阿富汗,散发着恶臭的美式“洗衣粉”出现在哪里,绵延起伏的动乱和刻骨铭心的苦难就会出现在哪里。
一些表面上衣冠楚楚,言必称正义与人权的美国无良政客,总是喜欢手举美式“洗衣粉”,高喊“美国回来了”,而其实质却是“谎言回来了”“战乱回来了”。无数的事实一再证明,美式“洗衣粉”抹黑不了别人,漂白不了自己。它不但不能清除污渍,而且其本身就是当前人类政治生活中最亟需清除的污渍。
所以,《要求立法约束政客散布不实信息》这样立法会受理吗?
转载新闻:《加拿大医生提请愿防止政客谎言与失言掩盖事实:被自由党驳回》 发布:2026年03月30日 来源:加国无忧 51.CA 作者:谈海
加拿大一名医生发起一个有近4.5万人签名的请愿,要求立法约束政客散布不实信息、强制更正言论,但请愿遭自由党政府拒绝。
Federico Sanchez发起了一项提交至国会的电子请愿,提议制定相关立法,当国会议员有意或因信息不足而偏离事实时,能够纠正记录。
Sanchez表示,联邦政府对其提议缺乏兴趣让他“非常失望”。
他在采访中说:“这让我感觉他们并没有认真对待这件事。如果他们认为这不是一个问题,那我认为未来情况会更糟。”
该电子请愿呼吁联邦政客提出一项法案,“以解决议员向公众传播被认为或实际存在的错误信息问题”。
作为一名医生,Sanchez担心加拿大会走上美国的道路——在他看来,由于政治虚假信息的传播(并被人工智能放大),公众信任正在被侵蚀。
请愿称,虚假信息对民主进程构成日益严重的威胁,并表示需要建立一种机制来核实议员的公开言论,以维持公众对加拿大治理机构的信任。
该提议建议加拿大借鉴2024年威尔士提出的一种做法。在该模式下,如果法院认定某位政客发表了虚假或误导性的事实性陈述,可以发布通知,要求其公开更正。
如果该政客在七天内无合理理由拒绝更正,法院可以下令禁止其在威尔士议会任职一段时间。
加拿大的电子请愿必须获得至少500个签名,才会被认证提交至国会,从而获得政府正式回应。Sanchez的请愿在去年四个月内收集了来自全国近45,000个签名。
在3月23日的回应中,政府国会领袖Steven MacKinnon表示,大选是选民追究民选代表责任的“根本机制”。
MacKinnon写道,除了选举之外,加拿大人还可以通过其他方式表达意见。
他说,选民可以就关心的问题(例如真实或被认为存在的虚假信息)直接写信给议员,也可以发起或签署请愿,并参与议会辩论和相关程序。“各委员会也会就许多公开进行的研究向公众征求意见。”
MacKinnon还表示,议会有责任监督政府,而行政部门对议会负责,并且只要获得议会信任就能继续执政。“两者最终都要对选民负责。”
他还指出,国会有权对滥用或违反特权(例如言论自由)的议员进行纪律处分,并可认定议员构成藐视议会。
Sanchez则认为,联邦政府提出的确保政治准确性和真实性的方式流于表面、敷衍且难以实施。
他说,让选民等上数年直到下一次大选再去追究政客错误言论,是不现实的。
他说,当政客在没有任何后果的情况下说谎时,“人们在做选举决定时并不是基于真实情况,而是基于谁更会说谎。”
Sanchez还嘲讽MacKinnon提出的通过请愿表达关切的建议。
他说:“这正是我正在做的事情。但如果你的请愿只得到这样的回应,那真的会让我怀疑议会是否真的认真对待这些请愿。”
Al:无产阶级民主”与这种民主的具体区别:
马克思主义认为,无产阶级民主(或称社会主义民主)是对资产阶级民主的“扬弃”,两者在权力来源、运行逻辑和最终目的上有本质区别。
以下是四个核心差异的对比:
1. 经济基础:私有制 vs. 公有制
资产阶级民主:建立在生产资料私有制基础上。民主止步于工厂大门外,资本家对生产过程拥有绝对独裁权,雇佣劳动者在经济上是不自由的。
无产阶级民主:建立在生产资料公有制(或集体所有制)基础上。马克思认为,真正的民主必须延伸到经济领域,让劳动者共同决定生产什么、如何分配,消除“经济奴隶制”。
2. 民主深度:形式平等 vs. 实质平等
资产阶级民主:追求形式上的法律平等。即“乞丐和富翁都有在桥洞下睡觉的自由”,一人一票掩盖了财富差距带来的政治影响力差距。
无产阶级民主:追求事实上的结果平等。它不满足于“投票权”,更强调通过保障受教育权、医疗权和劳动权,为每个人参与政治提供物质基础,防止民主沦为“有钱人的游戏”。
3. 运行机制:代议制(政客) vs. 巴黎公社原则(代表)
资产阶级民主:实行代议制。选民每几年选出一个“职业政客”进入议会,选完后选民就失去了对政客的约束,政客往往只对金主负责。
无产阶级民主:参考巴黎公社原则。
随时撤换:代表如果违背民意,选民有权随时将其罢免。
不拿特权:代表的工资不能超过熟练工人的平均水平,防止其演变为凌驾于社会之上的“官僚阶层”。
立法行政合一:打破“三权分立”的扯皮,提高解决实际问题的效率。
4. 统治性质:少数人统治 vs. 多数人统治
资产阶级民主:本质上是资产阶级的专政。它通过民主的形式,保护少数有产者的利益。
无产阶级民主:本质上是绝大多数人对少数剥削者的专政。它是人类历史上第一次试图实现“大多数人的统治”,其终极目标是消灭所有阶级,最终让民主作为一种“统治工具”消失(即国家消亡)。
一句话总结:
资产阶级民主是“资本的民主”,核心是保护财产;无产阶级民主是“劳动的民主”,核心是解放人本身。
巴黎公社在现实中是如何运作这些原则的
针对巴黎公社(1871年)的实验,马克思曾赞誉它是“工人阶级夺取政权的最佳形式”。虽然它仅存在了72天,但它在政治体制上的创新几乎完全打破了资产阶级民主的逻辑。
它是这样在现实中运作这些原则的:
1. 废除“代议制”,建立“公社委员会”
公社废除了西方传统的议会,建立了一个“行政与立法合一”的工作机构。
怎么运作:公社委员既负责制定法律,又要亲自去执行法律(比如去前线指挥、去管理工厂分配)。这消灭了“只会说空话、不干实事”的职业政客阶层。
2. 实现真正的“主权在民”:随时撤换制
这是公社最震撼资产阶级世界的一招。
怎么运作:所有公职人员(包括法官、行政官员和公社委员)都由普选产生。最关键的是,选民如果发现代表不称职,随时可以罢免并撤换。这让公权力时刻处于选民的监督之下,而不是选完就失控。
3. 斩断“官僚化”:限薪令
为了防止公职人员由“社会的公仆”变成“社会的主人”。
怎么运作:公社规定,所有公职人员(无论官职多高)的薪金不得超过一个熟练工人的工资。这从经济上杜绝了投机分子为了发财而去“当官”的动机,让政治回归服务本质。
4. 打碎旧国家机器:废除常备军
马克思认为,常备军和警察是统治阶级镇压民众的利刃。
怎么运作:公社宣布废除常备军,取而代之的是武装的国民自卫军(由工人组成)。这意味着暴力机器不再凌驾于社会之上,而是回到了人民手中。
5. 经济民主的尝试:接管工厂
这是无产阶级民主在经济领域的延伸。
怎么运作:公社下令调查被资本家遗弃的工厂,并把这些工厂交给工人合作社来运营。这体现了“劳动者自己管理生产”的初衷,而非听命于资本家。
6. 政教分离:思想上的解放
怎么运作:公社宣布教会与国家分离,剥夺教会在学校的教育权,将宗教完全归为个人的私事。
遗憾与教训:
虽然这些原则很超前,但公社在现实中也面临巨大困难:由于时间太短且处于战时状态,许多民主程序在执行中显得混乱;同时,公社因“过于仁慈”(如没有没收法兰西银行的资产、没有及时进攻凡尔赛)而遭到了资产阶级的血腥反扑。
马克思对公社失败原因的深刻总结:
马克思在《法兰西内战》中对巴黎公社的失败进行了极具洞察力的总结。他认为公社虽然提供了“工人阶级政府”的雏形,但在现实斗争中犯了几个致命的错误:
1. 过于讲求“程序正义”,错失军事良机
马克思批评公社委员会太“仁慈”且守法。
没收银行的胆怯:公社没有没收存放在法兰西银行的巨额现金。马克思指出,这些钱是资产阶级的软肋,如果控制了银行,整个法国资产阶级都会向公社施压求和。但公社成员出于对“私有财产”的盲目尊重,竟然在紧要关头还去向银行借钱。
放弃进攻凡尔赛:在梯也尔(旧政府首脑)立足未稳时,公社为了举行民主选举而耽误了时间,没有立即向凡尔赛进军。马克思认为,在内战中,这种对“形式民主”的执着无异于自杀。
2. 国家机器“打碎”得不够彻底
虽然公社废除了常备军,但在管理层面上仍残留了旧官僚体系的影响。
中央集权不足:公社内部派系林立(布朗基派、蒲鲁东派等),在军事指挥上缺乏统一的意志。马克思认为,面对有组织的资产阶级武装,分散的民主讨论无法替代集中的军事指挥。
3. 孤立无援:缺乏“工农联盟”
巴黎公社主要局限在巴黎市区。
农民的敌视:当时的法国大部分人口是农民。资产阶级政府通过造谣,让农民相信公社要“公有”他们的土地。马克思意识到,如果没有农民阶级的支持,城市工人的起义必然会变成一场孤岛式的悲剧。
4. 阶级觉悟与准备不足
马克思指出,当时的法国无产阶级在理论和组织上还没达到完全成熟的程度。
自发性胜过自觉性:公社的爆发带有偶然性(因普法战争失败而起),而非一场有计划、有先锋队领导的革命。这导致在面对反革命的血腥镇压时,公社缺乏长期的战略储备。
马克思的最终结论:
公社的失败证明了:工人阶级不能简单地接管旧的国家机器并为己所用,必须彻底打碎它。同时,必须建立一个坚强的无产阶级政党,并没收资产阶级的经济命脉。
这些教训直接影响了后来的列宁,他在《国家与革命》中对这些观点进行了强化,并应用到了俄国十月革命中。
当代西方马克思主义者(如齐泽克或哈贝马斯)对这一议题的新看法?
当代西方马克思主义者对民主的讨论,已经从早期的“暴力夺权”转向了对资本主义深层意识形态和公共空间的剖析。齐泽克和哈贝马斯分别代表了两个极端的视角:
1. 齐泽克(Slavoj ?i?ek):揭露“民主的幻觉”
齐泽克的观点非常辛辣,他认为现代西方民主已经演变成了一种“去政治化”的操纵。
“伪参与”:他认为现代民主给人们一种“我在参与、我在选择”的幻觉,但实际上,无论你选谁,全球资本主义的运行逻辑都不会改变。这种民主就像电梯里的“关门键”——很多人不停地按,其实它根本没接线,只是为了给你一种“我在掌控”的安慰。
自由的悖论:齐泽克指出,当代的民主只允许你在给定的框架内选(比如选可乐还是雪碧),但绝不允许你选择“不喝碳酸饮料”。他认为真正的民主行为应该是“打破规则本身”,而不是在规则内投票。
2. 哈贝马斯(Jürgen Habermas):重塑“商谈民主”
哈贝马斯虽然常被视为自由主义的同情者,但他核心的“交往行为理论”源自马克思对人类解放的追求。
公共领域的萎缩:他批评现代资本主义通过媒体和行政手段“殖民”了生活世界,导致人们不再通过理性的对话来达成共识,而是被金钱和权力操纵。
实质性的沟通:他主张建立一种“商谈民主”。他认为民主不只是投票,而应当是一个没有任何强制力的、基于理性的讨论过程。只有当所有人都能在不受资本干预的情况下平等交流,产生的法律才具有真正的合法性。
3. 共同的担忧:民主的“技术化”与“空心化”
两位学者(以及像阿甘本、穆福等当代思想家)普遍认为:
专家治国:现代民主正日益被“算法”和“专家委员会”取代。政客们常说“这是科学结论”或“这是市场规律”,从而避开了真正的政治争论。
消解斗争:当代的民主倾向于消解阶级对立,把严肃的生存斗争转化为温和的文化议题(如身份政治),这使得马克思关注的经济不平等问题被边缘化了。
总结对比:
齐泽克倾向于“破”:认为必须认清民主的虚伪,通过激进的行动找回真正的政治。
哈贝马斯倾向于“立”:试图在资本主义框架内,通过修复“理性的沟通”来拯救民主的初衷。
齐泽克对“政治正确”与民主关系的批判,
齐泽克对“政治正确”(Political Correctness, PC)的批判非常具有启发性。他并不反对尊重少数群体,但他认为当代的政治正确实际上是资本主义的一种高级防御机制,它在破坏真正的民主。
他的核心观点可以归纳为以下几点:
1. “政治正确”是阶级斗争的“替代品”
齐泽克认为,当今的自由派通过过度关注性别、种族、文化身份等“政治正确”议题,成功地转移了公众对经济剥削和阶级对立的注意力。
实质:在齐泽克看来,资本主义非常乐意看到人们为了“称呼语是否冒犯”而吵个不停,只要大家不团结起来讨论“财富如何分配”和“生产资料所有制”就行。这是一种“去中心化”的策略,让民主沦为琐碎的文化争端。
2. 它是“极权主义”的温和变体
齐泽克指出,政治正确实际上在社会中制造了一种“内化的审查”。
伪善的强制:过去,独裁者直接下达命令;现在的政治正确则是通过道德压力让你“自愿”服从。齐泽克认为,这种“强制性的善意”比直接的压迫更难反抗,因为它剥夺了人们通过反抗来实现主体化的空间。
民主的僵化:由于人们害怕被贴上“种族主义者”或“歧视者”的标签,真实的政治博弈和意见交锋消失了,民主退化成了某种“礼仪性的共识”。
3. “咖啡因咖啡”逻辑:没有冲突的政治
齐泽克常举“无咖啡因咖啡”或“无糖糖果”的例子:
观点:政治正确追求的是一种“没有他者的他者”。它提倡多元文化,但前提是那个“他者”必须是温和的、被驯化的。如果你是一个真正具有威胁性、坚持激进主张的人,政治正确就会将你排除在民主讨论之外。
后果:这种民主排除了真正的“政治性(The Political)”——即那种能够导致根本性社会变革的对立与冲突。
4. 导致了极右翼的崛起
齐泽克敏锐地指出,正是因为自由派精英在民主程序中强行推行政治正确,才导致了底层民众的反弹。
阶级错位:当底层的白人工人阶级发现民主议程只关心“跨性别厕所”而不关心他们的“生计失业”时,他们就会转向支持那些号称“反PC”的民粹领袖。因此,齐泽克认为政治正确实际上是极右翼崛起的“助推器”。
总结:
在齐泽克眼中,政治正确是一种“象征性的补偿”:它在语言和礼仪上给了弱势群体极大的尊严,但在实质的权力结构和经济分配上却毫无作为。它让民主变成了一场华丽的表演,掩盖了资本依然统治一切的冷酷现实。
《有缺陷的民主》靠谁能去补漏?
Al:“这是一个深刻且带有反思性的问题。如果我们将“民主”视为一个需要不断修补和完善的动态系统,那么“补漏”的力量通常来自以下三个维度的协同:
具有主体意识的公民(匹夫有责):
正如顾炎武在《日知录》中所言,“保天下者,匹夫之贱与有责焉耳矣”。民主的质量最终取决于参与其中的人的质量。如果公民缺乏政治参与的意愿、理性的批判思维或基本的诚信底线(礼义廉耻),制度的漏洞就会变成权力的温床。
纠偏机制与法治(制度的自我修复):
一个健康的系统必须拥有“自愈”能力。这包括独立的司法监督、新闻舆论的制衡以及透明的问责机制。补漏不能只靠“圣人”或“清官”,而要靠制度本身能够识别并修剪掉那些滋生的腐败与低效。
理论与实践的结合(批判的武器与武器的批判):
马克思曾指出,“批判的武器不能代替武器的批判”。发现漏洞(理论批判)只是第一步,真正的“补漏”需要通过社会实践、改革措施和切实的政策调整来实现。光有口头上的民主理想是不够的,必须将其落实为解决民生问题的具体行动。
总的来说,“补漏”不能只靠少数精英的“修修补补”,而需要全体社会成员在规则框架内持续地监督、发声与行动。“
这里说的是《有缺陷的民主》,即在资本主义社会制度下的资产阶级民主,靠谁能去补漏?按Al的答案中有《具有主体意识的公民》来补漏?再看看在资本主义社会制度下的实践中是如何来补漏?
《具有主体意识的公民》来补漏?
例如:《加拿大医生提请愿防止政客谎言与失言掩盖事实:被自由党驳回》发布:2026年03月30日 来源:加国无忧 51.CA 作者:谈海
加拿大一名医生发起一个有近4.5万人签名的请愿,要求立法约束政客散布不实信息、强制更正言论,但请愿遭自由党政府拒绝。
Federico Sanchez发起了一项提交至国会的电子请愿,提议制定相关立法,当国会议员有意或因信息不足而偏离事实时,能够纠正记录。
Sanchez表示,联邦政府对其提议缺乏兴趣让他“非常失望”。
他在采访中说:“这让我感觉他们并没有认真对待这件事。如果他们认为这不是一个问题,那我认为未来情况会更糟。”
该电子请愿呼吁联邦政客提出一项法案,“以解决议员向公众传播被认为或实际存在的错误信息问题”。
作为一名医生,Sanchez担心加拿大会走上美国的道路——在他看来,由于政治虚假信息的传播(并被人工智能放大),公众信任正在被侵蚀。
请愿称,虚假信息对民主进程构成日益严重的威胁,并表示需要建立一种机制来核实议员的公开言论,以维持公众对加拿大治理机构的信任。
该提议建议加拿大借鉴2024年威尔士提出的一种做法。在该模式下,如果法院认定某位政客发表了虚假或误导性的事实性陈述,可以发布通知,要求其公开更正。
如果该政客在七天内无合理理由拒绝更正,法院可以下令禁止其在威尔士议会任职一段时间。
加拿大的电子请愿必须获得至少500个签名,才会被认证提交至国会,从而获得政府正式回应。Sanchez的请愿在去年四个月内收集了来自全国近45,000个签名。
在3月23日的回应中,政府国会领袖Steven MacKinnon表示,大选是选民追究民选代表责任的“根本机制”。
MacKinnon写道,除了选举之外,加拿大人还可以通过其他方式表达意见。
他说,选民可以就关心的问题(例如真实或被认为存在的虚假信息)直接写信给议员,也可以发起或签署请愿,并参与议会辩论和相关程序。“各委员会也会就许多公开进行的研究向公众征求意见。”
MacKinnon还表示,议会有责任监督政府,而行政部门对议会负责,并且只要获得议会信任就能继续执政。“两者最终都要对选民负责。”
他还指出,国会有权对滥用或违反特权(例如言论自由)的议员进行纪律处分,并可认定议员构成藐视议会。
Sanchez则认为,联邦政府提出的确保政治准确性和真实性的方式流于表面、敷衍且难以实施。
他说,让选民等上数年直到下一次大选再去追究政客错误言论,是不现实的。
他说,当政客在没有任何后果的情况下说谎时,“人们在做选举决定时并不是基于真实情况,而是基于谁更会说谎。”
Sanchez还嘲讽MacKinnon提出的通过请愿表达关切的建议。
他说:“这正是我正在做的事情。但如果你的请愿只得到这样的回应,那真的会让我怀疑议会是否真的认真对待这些请愿。”
Al又强调有《纠偏机制与法治(制度的自我修复)》?
《纠偏机制》?在资本主义社会制度下的资产阶级民主中的《纠偏机制》通常为“三权分立“,反对党和媒体监督。
《三权分立》是一种政治学说和国家管理体制,由孟德斯鸠提出,将国家权力划分为制定法律的立法权、推行政治的行政权和处罚违法行为的司法权。这三权分别由不同机关掌握、独立运作且相互制衡,核心在于防止权力过度集中、遏制滥用并保护公民权益。
美国是典型的三权分立国家(国会、总统、联邦法院)。但是,《三权分立》又能如何?川普轰炸伊朗美国国会同意了吗?
美国总统特朗普未寻求国会授权,便联手以色列对伊朗发动大规模军事行动。根据1973年美国通过的《战争权力法》(War Powers Act),除非美国本土遭受攻击,或面临迫在眉睫的敌对行动威胁,否则总统若要在海外动用武力,须征得国会同意。
根据美国宪法第一条第八款,只有国会拥有正式宣战及管理战争资源的权力,包括所有军费开支、组建陆军和海军等。一旦国会授权或宣战,总统作为三军统帅,便拥有实际指挥和发动战争的权力。
《战争权力法》规定,总统在“所有可能情况下”,应在发动敌对行动前与国会协商;一旦美军卷入敌对行动或迫在眉睫的敌对环境,总统须在48小时内通知国会,并说明法律依据及行动范围。若国会未在60天内宣战或通过特定授权,军事行动须在法定60天期限届满后,进入最多30天的有序撤军阶段。
但是,自《战争权力法》生效以来,没有任何一任总统完全把它视为具约束力的法律限制。里根1983年入侵格林纳达时,被指绕过这项法律。1999年科索沃战争期间,克林顿决定让美军参加北约轰炸行动,也被指未充分遵守相关程序。2011年对利比亚的军事干预行动中,奥巴马同样被批评规避了《战争权力法》的约束。
《反对党和媒体监督》?也是以金钱多少来决定的。不必多说了。
能用《时间》来补漏吗?更是不可能。
近百年前的希特勒案例展示了民主制度最脆弱的一面:当一个不尊重民主规则的政党利用民主程序夺权后,它会立即拆毁通往权力的梯子。而还百年过去了,资本主义社会制度中的资产阶级民主不断补漏了吗?没有!
与希特勒通过利用宪法漏洞彻底终结民主不同,内塔尼亚胡被视为“选举式威权主义”或“民粹式民主”的代表。他的做法是利用合法的选举授权,试图从内部改变民主的博弈规则(特别是削弱司法权)。这种“蚕食式”的影响,正是当代政治学对“有缺陷的民主”最深刻的担忧。
美国的有缺陷的民主选举又是如何?
在《经济学人》智库(EIU)发布的 2025年民主指数报告中,美国连续第九年被归类为“有缺陷的民主”(Flawed Democracy),在全球排名第 28 位。
美国选举及其民主制度被认为存在“缺陷”的核心原因包括:
1. 选举制度的结构性问题
杰利蝾螈(Gerrymandering):通过不公正地划分选区边界,来确保特定政党的议席优势,这被批评为“政客挑选选民”,而非选民挑选政客。
选举人团制度:这种“赢者通吃”的制度可能导致全国普选票领先的候选人最终输掉选举(如 2016 年),引发对“每人一票、票票等值”原则的质疑。
2. 政治极化与社会撕裂
党派对立严重:社会分化为互不信任、甚至互相敌视的阵营。政治辩论往往演变为人身攻击或身份认同之争,而非政策探讨。
选举诚信受损:2021 年 1 月 6 日的国会山暴乱事件是美国民主的一个转折点。部分选民和政客不承认选举结果,动摇了和平权力移交的民主基石。
3. 金权政治(Money Politics)
政治献金的影响:超级政治行动委员会(Super PACs)和巨额捐款使富人和利益集团在政策制定中拥有远超普通选民的影响力。
4. 治理效能下降
国会僵局:由于两党极度对立,导致关键立法(如预算案、基建、债务上限)经常陷入停滞,政府运作效率低下。
信任危机:民调显示,约 83% 的美国民众认为公职人员“不在乎他们的想法”,民众对政府和传统媒体的信任度降至历史低点。
最新动态(截至 2026 年初)
国际评级下滑:除了 EIU,瑞典 V-Dem 研究所在 2026 年的报告中,首次在 50 年来将美国从“自由民主”降级为“选举民主”,指出其在媒体自由和司法独立方面面临挑战。
2024 大选后续影响:特朗普再次执政后的政策走向(如对司法部和联邦调查局的改革意图)被部分智库视为可能进一步加剧“民主倒退”的因素。
博文《细思极恐,目瞪口呆!》,作者:爪四哥
AIPAC(American Israel Public Affairs Committee),也就是大名鼎鼎的美国以色列公共事务委员会,是美国最强大的院外游说集团,没有之一。
为了掩人耳目,AIPAC旗下,还拥有数百个大大小小的PAC。这些巧立名目五花八门的院外游说集团,都有一个终极目的:让美国为以色列服务,成为以色列的提款机与打手,MIGA!
Make Israel Great Again
早就听说过AIPAC势力强大,但强大到何种地步?AIPAC的发言人不打自招:
瞧见没?只要有AIPAC背书,无论民主党候选人还是共和党候选人,竞选成功或连任的胜率高达97% !!!!
四个叹号是必须滴。呵呵
丝毫不夸张的说,除了极少数AIPAC收买不了,完全靠民粹与网络众筹当选的民主党progressive政客与共和党MAGA政客之外,AIPAC控制了美国参众两院97%的议员们。
难怪,几乎在所有议题上都严重撕裂水火不容的两党,只有在支持以色列的议题上,总是空前的一致。
难怪,目前的美伊战争,被MAGA超级网红名嘴Tucker称为代理人的战争:
美国这个干儿子,再次充当了以色列这个干爹的代理人。
也正是因为这场战争,激起了在MAGA基本盘中影响力巨大的 Tucker,Owens,Kent,Meagan等人的极大反感。这些右翼的名嘴网红们,正在利用自己的影响力,竭尽全力向美国老百姓揭露AIPAC对美国参众两院的控制,以及对美国利益的伤害。
无独有偶,民主党内的progressive政客们,也在竭尽全力向美国老百姓揭露AIPAC的“邪恶本质”。
看来,美国的极左与极右,也能完美合作。嘻嘻
美国极左与极右的名嘴网红大V们,目前都在制作 AIPAC tracker,并在网络上发布:
统计美国参众两院议员们,有多少接受了AIPAC的资助。
举个栗子吧,这是俺们新泽西州的:
我靠!新泽西州现任的12个参众两院议员,只有一个没有被AIPAC收买。汗!
别以为只有蓝州的参众议员们被AIPAC完全控制,蓝州如此,红州更甚。
几天前,看了一个Tucker的podcast。比新泽西过尤不及的是,在德州以及十几个红州,任何商家或组织想申请州政府贷款或资助,首先要填一个表:
必须支持以色列,否则拿不到贷款。
无语问青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