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的民族将再也不被人侮辱了
《于耀宾：牢记毛主席的教导，再斥“元清非中国论”》
作者：于耀宾
古今中外，凡欲亡人之国、灭人之种者，必先乱其史、惑其心！“元清非中国论”绝非什么学术新见，而是日本军国主义当年为侵华量身打造的思想毒箭；是今日境外势力继续打“历史牌”的冷饭热炒；是流量场里“情绪变现”的龌龊生意；是书斋秀才“术语走火”的附骨之疽。其声也嚣，其势也汹，其根也毒！我们若不发雷霆之声、排山倒海之力，何以对得起1949年怀仁堂里那一记记雷鸣般的掌声？何以对得起宪法序言里那滚烫的十二个字——“全国各族人民共同缔造的统一的多民族国家”！
一、铁证如山：1949年的国家意志
早已把“多元一体”写定成宪
谁说“元清非中国”？请站出来，对着《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共同纲领》第九条念一遍：“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各民族，均有平等的权利和义务！”再对着1954年宪法、1982年宪法、2018年宪法修正案念一遍：“中华人民共和国是全国各族人民共同缔造的统一的多民族国家！”五部宪章，一脉相承，一次比一次铿锵，一次比一次高亢。难道十四亿人民三次高举的宪法拳头，还堵不住几张阴阳怪气的嘴？难道人民共和国立国的根本法，还抵不过几段剪接拼凑的短视频？
二、开国之声：毛主席那句
“我们的民族”震得寰宇发聋
1949年9月21日，毛主席在政协开幕词中一声长啸：“占人类总数四分之一的中国人从此站立起来了！我们的民族将再也不是一个被人侮辱的民族了！”请注意——“我们的民族”，没有加“汉”字，没有减“满蒙回藏”，一网打尽，一体囊括！谁若把元、清划出这个“我们”，谁就是在开国大典的礼炮声里放冷枪，谁就是在人民英雄纪念碑的基石上撬裂缝！是可忍，孰不可忍？
三、史论如刀：毛主席在
《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里早已定谳
“中国是一个由多民族结合而成的拥有广大人口的国家……各民族在长期交往中，已经形成一个谁也离不开谁的总体。”——这是1939年毛主席写下的定论。请问今日那些“元清征服论”的鼓噪者：你们的书包里，难道比毛主席还多一本“真理”？你们的键盘上，难道比共产党还多一个“回车”？如果“总体”可以被你们一刀切成“内亚”与“中国”，那么抗战时期满族将领关向应、蒙古族将领乌兰夫，是不是也要被你们划成“外国友人”？如此荒唐，岂不滑天下之大稽！
四、建国之后：毛主席一再高呼
“全国各民族大团结万岁”
1950年国庆，天安门城楼上，毛主席挥臂高呼：“中国人民大团结万岁！”“全国各民族大团结万岁！”两句排比，声震九霄！他从来没有说过“汉族团结万岁”，更没有说过“驱逐鞑虏、恢复汉人江山”。为什么？因为共产党人向来以国族为念、以人民为怀！谁若把孙中山晚年顿悟的“五族共和”再推回“九世之仇”，谁就是把历史车轮倒开到辛亥革命之前，就是要把新中国拉回“华夷之辨”的臭水沟！这样的人，不是无知，便是无耻！
五、倭风余烬：日本右翼当年炮制的
“满蒙非中国论”
1931年，关东军司令部里，内藤湖南抛出“文化中心移动说”，矢野仁一狂吠“支那非国论”，宫崎市定炮制“朴素主义与文明主义对立论”。一张张“学术”报告，页页盖着绝密火漆；一次次“学术会议”，背后都是刺刀与地图。他们为何如此卖力？答案只有一个：先割裂满蒙，再吞并华北，最后灭亡中国！今天，某些基金会把这套陈年毒粉装进“数字人文”的新胶囊，重新向中文互联网投放；某些岛内“独派”把它升级为“崖山之后无中国，明郑之后无台湾”，再滑向“台湾民族论”。技术新潮，野心陈旧！同志们，同胞们，我们能让九一八的幽灵借着Wi-Fi还魂吗？能让未竟的“大东亚共荣圈”在云端借尸还魂吗？能吗？——不能！
六、流量乞丐：营销号如何
把“仇恨”做成百万加的生意
他们深谙“情绪=流量=广告”的魔鬼公式：先抛“清朝误我三百年”，再剪“剃发易服”的血泪短视频，24小时收割十万加。至于是非对错，他们只问“转化率”。历史成了垫脚石，真相成了算法的牺牲品。请问：当我们的孩子刷着这些碎片长大，心里种下的是“命运共同体”的种子，还是“非我族类，其心必异”的毒刺？答案不言而喻！对此等流量乞丐，平台若不限流、不下架、不断财路，便是帮凶，便是共犯！
七、键盘复仇派：“九世之仇”的
速成班与历史倒车
也有一部分网民，并非拿谁的钱，却被“民族主义速成班”灌了迷魂汤：把近代落后简单归结为“满清误国”，把历史苦难简化为“以牙还牙”。他们忘了，宪法序言写得明明白白：“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是五十六个民族的共同使命，不是哪一个民族的“独角戏”；他们忘了，毛主席早在《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里告诫：“中华民族的敌人不是满族，而是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今天再提“九世之仇”，不是爱国，是害国；不是雪恨，是造孽！试问：若按此逻辑，是否要把康熙、乾隆的陵墓再掘一遍？是否要把紫禁城匾额上的汉字铲掉？是否要把满语、蒙语、藏语一律扫进历史的垃圾堆？如此胡闹，究竟对谁有利？——只对境外牌手有利！只对分裂势力有利！除此而外，别无他人！
八、书斋“考据癖”：术语狂欢背后的红线
学术可以讨论“内亚性”，但宪法红线不容触碰：任何论证都不能推导出“元清不是中国”的颠覆结论。否则，学术的“自由”就要让位于国家的统一。试问：当你们在会议室里把“清帝国”与“中国”对立起来时，可曾想过新疆、西藏、内蒙古、广西、宁夏五个自治区的数千万同胞作何感受？可曾想过宪法第四条“各民族自治地方都是中华人民共和国不可分离的部分”作何感受？学术倘若脱离人民，再精致的辞藻也只是空中楼阁；倘若背离宪法，再玄奥的理论也是流沙之塔！
九、学院暗流：某著名高校
历史系里的“新清史”讲堂
不必点名，只需摆现象——
东部某顶尖大学的历史课堂上，一位教授把版图幻灯片切成两半：长城以内标成“China Proper”，东北、蒙古、新疆、西藏被涂上“Qing Empire”。一句“清朝不是中国，只是一个内亚帝国”脱口而出，台下学生哗然。
课后阅读清单赫然列出：内藤湖南、矢野仁一、宫崎市定——当年关东军“满铁调查部”的御用文人，如今被包装成“全球史视野”奉若圭臬；却绝口不提《共同纲领》第九条，绝口不提2018年宪法修正案“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庄严载入。
学术包装再华丽，也遮不住结论的毒芯：把清朝划出“中国”，就是把今日边疆划出“中国”；把少数民族划成“异族”，就是把五十六个民族拆成“你”和“我”。——这不是学术，这是拆台；这不是讲座，这是掘根！
十、对症下锤：让宪法开口，让“历史”闭嘴
对境外牌手——亮出《反分裂国家法》：“国家得采取非和平方式及其他必要措施，捍卫国家统一。”
对岛内“独派”——抬出《共同纲领》与“五四宪法”：台湾少数民族代表当年就在怀仁堂举手赞成，共和国出生证上写着他们的名字！
对流量乞丐——断其财路：平台算法限流、下架、取消分成，让毒流量归零！
对复仇派——讲清道理：抗战时期满族将领马占山、关向应，蒙古族将领乌兰夫，与汉族将士同赴国难；他们若被划成“外国人”，抗战史还如何写？
对考据癖——划出红线：学术可以争鸣，宪法不容突破；谁越线，谁就要准备接受人民的审判！
十一、排山倒海：让十四亿人民的声音
成为历史的回声
宪法在，则国本在；史观正，则民心齐。让我们再一次把毛主席1949年那句响彻寰宇的宣告喊出来：
“我们的民族将再也不是一个被人侮辱的民族了！”
——这个“民族”，是宪法意义上的“中华民族”；
——这个“我们”，是五十六个民族手挽手、肩并肩的“我们”！
谁再鼓噪“元清非中国”，谁就是在共和国出生证上涂改姓名，谁就是在人民英雄纪念碑的基石上埋设炸药！对此，我们能答应吗？——不能！
对此，我们能沉默吗？——不能！
对此，我们能退让一步吗？——永远不能！
破谬论，雷霆万钧；
铸同心，泰山不移；
兴中华，江河不息！
让宪法的阳光照彻每一个角落，让历史的车轮碾碎一切虚无的幻梦！
“中国人民大团结万岁！”
“全国各民族大团结万岁！”
——这排山倒海的吼声，就是十四亿人民对“元清非中国论”最响亮、最彻底、最有力的回答！
中国共产党的文艺是为什么人的？
中国共产党的文艺应当“为千千万万劳动人民服务”。
列宁在《党的组织和党的出版物》这篇论文中说：“这将是自由的写作，因为把一批又一批新生力量吸引到写作队伍中来的，不是私利贪欲，也不是名誉地位，而是社会主义思想和对劳动人民的同情。这将是自由的写作，因为它不是为饱食终日的贵妇人服务，不是为百无聊赖、胖得发愁的‘一万个上层分子’服务，而是为千千万万劳动人民，为这些国家的精华、国家的力量、国家的未来服务。这将是自由的写作，它要用社会主义无产阶级的经验和生气勃勃的工作去丰富人类革命思想的最新成就，它要使过去的经验（从原始空想的社会主义发展而成的科学社会主义）和现在的经验（工人同志们当前的斗争）之间经常发生相互作用。”（《列宁全集》第12卷，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第96—97页）。
毛泽东在《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中说：在我们各个抗日根据地从事文学艺术工作的同志中，这个问题似乎是已经解决了，不需要再讲的了。其实不然。很多同志对这个问题并没有得到明确的解决。因此，在他们的情绪中，在他们的作品中，在他们的行动中，在他们对于文艺方针问题的意见中，就不免或多或少地发生和群众的需要不相符合，和实际斗争的需要不相符合的情形。当然，现在和共产党、八路军、新四军在一起从事于伟大解放斗争的大批的文化人、文学家、艺术家以及一般文艺工作者，虽然其中也可能有些人是暂时的投机分子，但是绝大多数却都是在为着共同事业努力工作着。依靠这些同志，我们的整个文学工作，戏剧工作，音乐工作，美术工作，都有了很大的成绩。这些文艺工作者，有许多是抗战以后开始工作的；有许多在抗战以前就做了多时的革命工作，经历过许多辛苦，并用他们的工作和作品影响了广大群众的。但是为什么还说即使这些同志中也有对于文艺是为什么人的问题没有明确解决的呢？难道他们还有主张革命文艺不是为着人民大众而是为着剥削者压迫者的吗？
诚然，为着剥削者压迫者的文艺是有的。
文艺是为地主阶级的，这是封建主义的文艺。中国封建时代统治阶级的文学艺术，就是这种东西。直到今天，这种文艺在中国还有颇大的势力。
文艺是为资产阶级的，这是资产阶级的文艺。像鲁迅所批评的梁实秋一类人，他们虽然在口头上提出什么文艺是超阶级的，但是他们在实际上是主张资产阶级的文艺，反对无产阶级的文艺的。
文艺是为帝国主义者的，周作人、张资平这批人就是这样，这叫做汉奸文艺。
在我们（中国共产党的文艺），文艺不是为上述种种人，而是为人民的。
我们曾说，现阶段的中国新文化，是无产阶级领导的人民大众的反帝反封建的文化。真正人民大众的东西，现在一定是无产阶级领导的。资产阶级领导的东西，不可能属于人民大众。
新文化中的新文学新艺术，自然也是这样。
对于中国和外国过去时代所遗留下来的丰富的文学艺术遗产和优良的文学艺术传统，我们是要继承的，但是目的仍然是为了人民大众。对于过去时代的文艺形式，我们也并不拒绝利用，但这些旧形式到了我们手里，给了改造，加进了新内容，也就变成革命的为人民服务的东西了。
那末，什么是人民大众呢？最广大的人民，占全人口百分之九十以上的人民，是工人、农民、兵士和城市小资产阶级。
所以我们的文艺，
第一是为工人的，这是领导革命的阶级。
第二是为农民的，他们是革命中最广大最坚决的同盟军。
第三是为武装起来了的工人农民即八路军、新四军和其他人民武装队伍的，这是革命战争的主力。
第四是为城市小资产阶级劳动群众和知识分子的，他们也是革命的同盟者，他们是能够长期地和我们合作的。
这四种人，就是中华民族的最大部分，就是最广大的人民大众。
我们的文艺，应该为着上面说的四种人。我们要为这四种人服务，就必须站在无产阶级的立场上，而不能站在小资产阶级的立场上。
在今天，坚持个人主义的小资产阶级立场的作家是不可能真正地为革命的工农兵群众服务的，他们的兴趣，主要是放在少数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上面。
而我们现在有一部分同志对于文艺为什么人的问题不能正确解决的关键，正在这里。我这样说，不是说在理论上。在理论上，或者说在口头上，我们队伍中没有一个人把工农兵群众看得比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还不重要的。我是说在实际上，在行动上。在实际上，在行动上，他们是否对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比对工农兵还更看得重要些呢？我以为是这样。
有许多同志比较地注重研究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分析他们的心理，着重地去表现他们，原谅并辩护他们的缺点，而不是引导他们和自己一道去接近工农兵群众，去参加工农兵群众的实际斗争，去表现工农兵群众，去教育工农兵群众。
有许多同志，因为他们自己是从小资产阶级出身，自己是知识分子，于是就只在知识分子的队伍中找朋友，把自己的注意力放在研究和描写知识分子上面。这种研究和描写如果是站在无产阶级立场上的，那是应该的。但他们并不是，或者不完全是。他们是站在小资产阶级立场，他们是把自己的作品当作小资产阶级的自我表现来创作的，我们在相当多的文学艺术作品中看见这种东西。他们在许多时候，对于小资产阶级出身的知识分子寄予满腔的同情，连他们的缺点也给以同情甚至鼓吹。对于工农兵群众，则缺乏接近，缺乏了解，缺乏研究，缺乏知心朋友，不善于描写他们；倘若描写，也是衣服是劳动人民，面孔却是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他们在某些方面也爱工农兵，也爱工农兵出身的干部，但有些时候不爱，有些地方不爱，不爱他们的感情，不爱他们的姿态，不爱他们的萌芽状态的文艺（墙报、壁画、民歌、民间故事等）。他们有时也爱这些东西，那是为着猎奇，为着装饰自己的作品，甚至是为着追求其中落后的东西而爱的。有时就公开地鄙弃它们，而偏爱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乃至资产阶级的东西。这些同志的立足点还是在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方面，或者换句文雅的话说，他们的灵魂深处还是一个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王国。
这样，为什么人的问题他们就还是没有解决，或者没有明确地解决。这不光是讲初来延安不久的人，就是到过前方，在根据地、八路军、新四军做过几年工作的人，也有许多是没有彻底解决的。要彻底地解决这个问题，非有十年八年的长时间不可。但是时间无论怎样长，我们却必须解决它，必须明确地彻底地解决它。我们的文艺工作者一定要完成这个任务，一定要把立足点移过来，一定要在深入工农兵群众、深入实际斗争的过程中，在学习马克思主义和学习社会的过程中，逐渐地移过来，移到工农兵这方面来，移到无产阶级这方面来。只有这样，我们才能有真正为工农兵的文艺，真正无产阶级的文艺。
为什么人的问题，是一个根本的问题，原则的问题。过去有些同志间的争论、分歧、对立和不团结，并不是在这个根本的原则的问题上，而是在一些比较次要的甚至是无原则的问题上。而对于这个原则问题，争论的双方倒是没有什么分歧，倒是几乎一致的，都有某种程度的轻视工农兵、脱离群众的倾向。我说某种程度，因为一般地说，这些同志的轻视工农兵、脱离群众，和国民党的轻视工农兵、脱离群众，是不同的；但是无论如何，这个倾向是有的。这个根本问题不解决，其他许多问题也就不易解决。比如说文艺界的宗派主义吧，这也是原则问题，但是要去掉宗派主义，也只有把为工农，为八路军、新四军，到群众中去的口号提出来，并加以切实的实行，才能达到目的，否则宗派主义问题是断然不能解决的。
鲁迅曾说：“联合战线是以有共同目的为必要条件的。……我们战线不能统一，就证明我们的目的不能一致，或者只为了小团体，或者还其实只为了个人。如果目的都在工农大众，那当然战线也就统一了。”这个问题那时上海有，现在重庆也有。在那些地方，这个问题很难彻底解决，因为那些地方的统治者压迫革命文艺家，不让他们有到工农兵群众中去的自由。
在我们这里，情形就完全两样。我们鼓励革命文艺家积极地亲近工农兵，给他们以到群众中去的完全自由，给他们以创作真正革命文艺的完全自由。所以这个问题在我们这里，是接近于解决的了。接近于解决不等于完全的彻底的解决；我们说要学习马克思主义和学习社会，就是为着完全地彻底地解决这个问题。我们说的马克思主义，是要在群众生活群众斗争里实际发生作用的活的马克思主义，不是口头上的马克思主义。把口头上的马克思主义变成为实际生活里的马克思主义，就不会有宗派主义了。不但宗派主义的问题可以解决，其他的许多问题也都可以解决了。
我们的文艺，既然基本上是为工农兵，那末所谓普及，也就是向工农兵普及，所谓提高，也就是从工农兵提高。用什么东西向他们普及呢？用封建地主阶级所需要、所便于接受的东西吗？用资产阶级所需要、所便于接受的东西吗？用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所需要、所便于接受的东西吗？都不行，只有用工农兵自己所需要、所便于接受的东西。因此在教育工农兵的任务之前，就先有一个学习工农兵的任务。提高的问题更是如此。提高要有一个基础。比如一桶水，不是从地上去提高，难道是从空中去提高吗？那末所谓文艺的提高，是从什么基础上去提高呢？从封建阶级的基础吗？从资产阶级的基础吗？从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基础吗？都不是，只能是从工农兵群众的基础上去提高。也不是把工农兵提到封建阶级、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高度”去，而是沿着工农兵自己前进的方向去提高，沿着无产阶级前进的方向去提高。而这里也就提出了学习工农兵的任务。只有从工农兵出发，我们对于普及和提高才能有正确的了解，也才能找到普及和提高的正确关系。
一切种类的文学艺术的源泉究竟是从何而来的呢？作为观念形态的文艺作品，都是一定的社会生活在人类头脑中的反映的产物。革命的文艺，则是人民生活在革命作家头脑中的反映的产物。人民生活中本来存在着文学艺术原料的矿藏，这是自然形态的东西，是粗糙的东西，但也是最生动、最丰富、最基本的东西；在这点上说，它们使一切文学艺术相形见绌，它们是一切文学艺术的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唯一的源泉。这是唯一的源泉，因为只能有这样的源泉，此外不能有第二个源泉。
有人说，书本上的文艺作品，古代的和外国的文艺作品，不也是源泉吗？实际上，过去的文艺作品不是源而是流，是古人和外国人根据他们彼时彼地所得到的人民生活中的文学艺术原料创造出来的东西。我们必须继承一切优秀的文学艺术遗产，批判地吸收其中一切有益的东西，作为我们从此时此地的人民生活中的文学艺术原料创造作品时候的借鉴。有这个借鉴和没有这个借鉴是不同的，这里有文野之分，粗细之分，高低之分，快慢之分。所以我们决不可拒绝继承和借鉴古人和外国人，哪怕是封建阶级和资产阶级的东西。但是继承和借鉴决不可以变成替代自己的创造，这是决不能替代的。
文学艺术中对于古人和外国人的毫无批判的硬搬和模仿，乃是最没有出息的最害人的文学教条主义和艺术教条主义。中国的革命的文学家艺术家，有出息的文学家艺术家，必须到群众中去，必须长期地无条件地全心全意地到工农兵群众中去，到火热的斗争中去，到唯一的最广大最丰富的源泉中去，观察、体验、研究、分析一切人，一切阶级，一切群众，一切生动的生活形式和斗争形式，一切文学和艺术的原始材料，然后才有可能进入创作过程。否则你的劳动就没有对象，你就只能做鲁迅在他的遗嘱里所谆谆嘱咐他的儿子万不可做的那种空头文学家，或空头艺术家。
人类的社会生活虽是文学艺术的唯一源泉，虽是较之后者有不可比拟的生动丰富的内容，但是人民还是不满足于前者而要求后者。这是为什么呢？因为虽然两者都是美，但是文艺作品中反映出来的生活却可以而且应该比普通的实际生活更高，更强烈，更有集中性，更典型，更理想，因此就更带普遍性。革命的文艺，应当根据实际生活创造出各种各样的人物来，帮助群众推动历史的前进。例如一方面是人们受饿、受冻、受压迫，一方面是人剥削人，人压迫人，这个事实到处存在着，人们也看得很平淡；文艺就把这种日常的现象集中起来，把其中的矛盾和斗争典型化，造成文学作品或艺术作品，就能使人民群众惊醒起来，感奋起来，推动人民群众走向团结和斗争，实行改造自己的环境。如果没有这样的文艺，那末这个任务就不能完成，或者不能有力地迅速地完成。
《工人的最低工资涨到多少才算够》，提出这个问题的想法是：在资本主义社会里给资本家包括政府部门打工的，工人的最低工资涨到多少才算【够】？而提出这个问题的本意更是想知道《工人的最低工资涨到多少才算【够】》！按以下【Al】或【专家分折】的文中看出来的结果是：永远不【够】的？那么，请问：工人的最低工资涨到多少才算【够】？目的有二个：一是作比较。二是这种每年加基本工资的资度能一直加下去吗？
先说《比较》：毛泽东领导的中国共产党领导建立的新中国即毛泽东时代近三十年内。工人的工资几乎无大的变化。随着工龄增长微加一些工资。干得好的工人稍加一些工资。时代背景：三十年内物价固定不变，房租固定不变，医疗工人们全保全家人免费，孩子教育免费。
而在资本主义社会里工人们在工会的领导下向政府民选的官員要求涨基本工资，这些被选上的政府民选的官員们为了选票答应给工人涨工资，上台后每届涨一点工资。
例如：加拿大安省在2013年6月，任务是向省政府提供未来最低工资制定的建议，安省最低工资为10.25加元，已冻结三年。2014年，小组建议将工资与通胀率挂钩。同年6月1日，自由党政府将时薪提高至11加元。
《安省10月将上调最低工资，全职工人时薪17.6元够维持生活吗？》
10.25加元→ 11加元→17.6加元。近十年内涨了7.35加元。
结果是：工人们不满意。资本家不高兴。通胀率不断升高，工人的最低工资涨到多少才算【够】？一年又一年一直涨到100加元又或是更多到1000加元每小时？工人们满意吗？资本家高兴吗？通胀率是不是就不升高了吗？又如同资本主义社会的经济危机能消失吗？通贸臌胀能控制吗？每一次通贸臌胀后的物价上升后还会下降吗？房租每年在增加何时能停涨？医疗逐步在私有化又或是无家庭医生更次每次看急诊时等上十几个小时，门诊预好需要几个星期？物价不断上涨，大学学费不断升高，每一年加一点基本工资《够》用吗？年轻人还想要自己能买得起住房吗？工人的最低工资涨到多少才算【够】？
问：工人的最低工资涨到多少才算【够】？
AI 回答：【工人的最低工资涨到多少才算“够”没有固定标准，它取决于当地生活成本（房租、食物、交通）、通货膨胀率、平均工资水平，以及是否能保障工人满足基本生活需求并有一定结余，目标是实现“生活工资 (Living Wage)”，而非仅仅“最低工资”；例如，北美和欧洲有些地区已接近或达到 20-25 CAD/小时（约 100-125+ RMB/小时），但中国不同城市差异巨大，需要综合考量当地物价。
衡量“够”的几个关键维度：
基本生活保障：覆盖租房、食物、交通、医疗、教育、基本娱乐等必需开支，让工人不用过度节俭。
地区差异：一线城市（如北京、上海）与小城市生活成本天差地别，最低工资标准也应不同。
通胀与购买力：工资涨幅需跑赢通货膨胀，否则实际购买力下降。
社会平均水平：最低工资应与当地平均工资水平相匹配，过低会拉大贫富差距。
“生活工资”概念：国际上提倡的“生活工资”高于“最低工资”，旨在让工人能体面生活，通常是最低工资的 1.5-2 倍。
举例说明：
北美（如加拿大）：有些省份的最低时薪已达 17-18 CAD，甚至更高，目的是让全职工作者能负担基本生活。
中国：上海、北京的最低工资标准较高（例如 2023/2024 年接近或超过 2690元/月），但许多人仍认为不足以覆盖大城市高昂的生活成本。
总结：“够”不是一个固定的数字，而是动态的、基于实际生活水平的衡量。一个理想的最低工资应确保工人能过上体面的生活，而不是仅仅满足生存。 】
《安省10月将上调最低工资，全职工人时薪17.6元够维持生活吗？》安省将在今年10月提高最低工资，这项年度调薪将于10月1日生效，时薪将提高至17.60加元，比目前的标准上调0.40加元。但多位专家表示，这仍不足以应付多伦多等大城市的日常生活成本。
多伦多大学Rotman管理学院名誉教授Anil Verma告诉CTV多伦多新闻，安省通过CPI中这些商品成本的上升来计算通胀。
Verma说，“这只是告诉我们如何从一年调到下一年，但如果你往历史回溯，当初的标准其实是随意定的，没有一个公式告诉我们‘今天起，最低工资应从10加元/小时开始’”。
Verma曾担任安省最低工资咨询小组主席。该小组成立于12年前（2013年6月），任务是向省政府提供未来最低工资制定的建议，确保既“对工人公平”又“对企业可预测”。
Verma说，“在那之前，有些年份最低工资会上调，有些年份则不会”。
小组成立时，安省最低工资为10.25加元，已冻结三年。2014年，小组建议将工资与通胀率挂钩。同年6月1日，自由党政府将时薪提高至11加元。
Verma指出：“CPI由加拿大统计局计算，所以这不是党派或政治决定，这样一来，调薪时间与幅度就不再由当政政府控制。”
今年安省最低工资的调涨幅度是基于2.4%的CPI计算的。因此，一名每周工作40小时的最低工资工人，年薪将增加约835加元。
安省有多少人拿最低工资？
根据加拿大统计局2025年8月的数据，当时安省最低工资为17.20加元，全省有50.3万名工人领取该工资或更低。毕竟，当时安省学生工资为16.20加元（10月1日也将调至16.60加元）。
“这占全省710万名雇员的7%。”加拿大统计局的Jasmine Emond在声明中指出，这些数据未经季节调整。
其中一半以上是15至24岁的年轻人，共28.2万人。统计局指出，在该年龄组中，略多于四分之一的雇员在8月拿的是最低工资或更低。
第二大群体是25至54岁，共16.6万人；此外还有5.5万名55岁及以上的安省居民领取最低工资或更低。
Verma认为，最低工资起到“桥梁”作用，帮助年轻人、技能有限者和新移民“获得一些技能和经验，逐步走出最低工资群体”。
他举例说，新加坡通过“渐进工资制”，由工会、雇主和政府共同制定，通过鼓励工人提升技能和生产力，来逐步提高低薪工人的工资。
“公共政策应当创造最低工资岗位及相关制度，让人们借此进入劳动力市场，但不必一生都依赖最低工资。最低工资根本不足以养家或提供基本生活舒适。”
今年的加薪够用吗？
安省生活工资网络（OLWN）传播总监Craig Pickthorne在接受CTV多伦多采访时表示，“即使加薪后，全省仍没有一个地方可以靠最低工资全职工作就能维持基本生活”。
OLWN去年11月的最新数据显示，大多伦多地区的“生活工资”为每小时26加元，比2025年新标准高出8.40加元。所谓生活工资，是指个人或家庭在税前需赚取的最低收入，以支付食物、交通和住房等基本开销。
Pickthorne说：“所以，哪怕加薪后，你在多伦多打最低工资的工，也根本没法维持生计。”
安省劳工联盟主席Laura Walton告诉CTV多伦多，他们多年来一直呼吁提高最低工资。
Walton说，“我们五年前就要求把最低工资提高到20加元，但现在还没实现”。
她指出，最低工资的制定不能只看CPI。
“我们需要考虑的是，它是否真正应对了房租？食物？能源？交通？这些都是关键因素。”
加拿大政策替代中心（CCPA）提出了“租金工资”一词，指的是一个人在每周工作40小时、把收入30%用于房租的情况下，负担得起房租所需的时薪。报告指出，在多伦多，这一时薪接近38加元。
多伦多地区房地产委员会的2025年第二季度租赁报告显示，一居室公寓的平均月租为2,326加元。虽然同比下降5.1%，但年租金仍达27,912加元。
如果按最低工资每周工作40小时、算上10月的加薪，年税前收入约为33,790加元。这意味着超过80%的工资将用于住房，假设独居租一居室。
Rotman管理学院副教授Richard Powers告诉CTV多伦多，“他们肯定买不起房，而且在大城市里，若住房开销占薪水的50%以上，生活仍然会非常困难”。
“如果目标是实现可持续的工作生活平衡，仅靠最低工资是不可能的。虽然这次加薪是进步，但我们也知道这根本赶不上通胀。”
不过，Powers也指出，提高工资会对企业，尤其是小企业造成压力。
Powers说，“这是一场双向论战。一方面，我们刚刚论证了这根本不是生活工资；另一方面，落实加薪又会对经济的其他部分造成压力，特别是资源有限的小企业”。
“我们希望给员工更高工资，让他们能体面生活；但我们也希望维持一个不想承担更高价格的客户群。”
Pickthorne表示，目前安省共有645家获得“生活工资雇主”认证的企业，但许多雇主在应对成本上升时面临困难。
Pickthorne说，“老实说，我们也经历了企业流失和倒闭，这并不令人意外，很多经济指标都在反映这一点，我们也不例外”。
“但我们仍在不断吸纳新的雇主，替补流失的企业，并希望未来情况会好转。”
除安省外，还有四个省份也将在10月上调最低工资：新斯科舍省和爱德华王子岛将调至16.50加元，曼尼托巴省调至16加元，萨斯喀彻温省调至15.34加元。
马克思恩格斯借用《幽灵》一词，是对旧欧洲的一切资产阶级势力的反讽和驳斥。
共产主义并不是什么看不见、摸不着的“幽灵”，而是现存社会经济关系和阶级斗争状况的真实反映，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内在矛盾演变的必然趋势，是人类社会发展的客观规律，是无产阶级和全人类解放的崇高理想。
“一个幽灵，共产主义的幽灵，在欧洲游荡。”这是《共产党宣言》中的开篇，是马克思、恩格斯用诗一般的文字，开启了一个全新的时代。这部著作所蕴含的思想的光芒穿越时空，对人类社会和历史发展产生了深刻的影响，成为人类发展史上具有划时代意义的标志性文献之一。《共产党宣言》问世：使社会主义理论从空想变成了科学。
1848年2月21日，受共产主义者同盟第二次代表大会委托，马克思和恩格斯共同起草的《共产党宣言》德文全文单行本在伦敦出版。开始时，恩格斯撰写了一份草案，即《共产主义原理》。这部作品由二十五组问答组成，通俗易懂地介绍了共产主义的基本原理。但是，马克思、恩格斯认为，用问答的形式做普及宣传是可以的，而以此作为共产主义者同盟的宣言“是完全不合适的”。于是，马克思执笔重新起草了宣言，在其中广泛吸收了《共产主义原理》的基本思想。在这个新的文件中，马克思系统阐述了共产主义运动的历史沿革、共产主义革命的历史任务，以及未来共产主义社会的性质，反驳了资产阶级对共产主义的批评。这个文件就是《共产党宣言》。
斯蒂芬·茨威格在《人类的群星闪耀时》一书中写道：“充满戏剧性和命运攸关的时刻在个人的一生中和历史的进程中都是难得的；这种时刻往往只发生在某一天、某一小时甚至某一分钟，但它们的决定性影响却跨越时间。”写就《共产党宣言》时，马克思只有29岁，恩格斯27岁，如此年轻的头脑却思考和回答了人类向何处去那样宏大深刻的命题。
“在危机期间，发生一种在过去一切时代看来都好像是荒唐现象的社会瘟疫，即生产过剩的瘟疫。社会突然发现自己回到了一时的野蛮状态；仿佛是一次饥荒、一场普遍的毁灭性战争，使社会失去了全部生活资料；仿佛是工业和商业全被毁灭了。”
“无产者在这个革命中失去的只是锁链。他们获得的将是整个世界。”
在这部两万多字的文献中，马克思、恩格斯将理论逻辑与历史逻辑完美地结合在一起，用透彻鲜明、激情四射的语言，深刻揭示了资本主义的内在矛盾，明确指出无产阶级是资本主义的掘墓人，资本主义必然灭亡，共产主义必然胜利。
《共产党宣言》有7篇序言，均是根据历史的发展，不断做修改补充。比如，1872年，马克思、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德文版序言中写道：“这些原理的实际运用，正如《宣言》中所说的，随时随地都要以当时的历史条件为转移，所以第二章末尾提出的那些革命措施根本没有特别的意义。如果是在今天，这一段在许多方面都会有不同的写法了。”正是不断赓续这种自我批判、自我革新的精神，《共产党宣言》的基本理论和精神力量才得以永存，共产党人才培育了开拓创新的实践品格。
当马克思主义已经产生并指导欧洲工人解放运动的时候，位于欧亚大陆另一端的中国正处于危难之际，在众多志士仁人寻求救亡图存真理的过程中，马克思、恩格斯的名字和学说也传入了中国。中国人最早了解马克思主义学说，就是通过《共产党宣言》。
1917年11月，俄国十月革命成功，马克思主义迅即为中国的先进分子所接受。1919年4月6日，在李大钊和陈独秀创办的《每周评论》上发表了以白话文摘译的《共产党宣言》第二章的最后几段文字，包括十大纲领全文，标题是《共产党宣言》。五四时期，陈独秀等委托陈望道翻译《共产党宣言》，并准备在《星期评论》杂志上刊载。1920年春天，陈望道回到家乡义乌，夜以继日地工作完成了译稿，并于1920年8月在上海出版。
一本书影响了一群人，一群人改变了中国命运。这本只有56页的32开小书，为苦难深重的中华民族点燃了新的希望，直接催生了中国共产党的成立，更是滋养了一代又一代中国共产党人。毛泽东等早期中国共产党人大多是读了这本书后开始确立马克思主义信仰，走上革命道路的。
1920年1月，毛泽东的老师黎锦熙来北京看他时，发现他办公桌上放着《国民》杂志，这本杂志载有《共产党宣言》的前半部分，毛泽东为《共产党宣言》的内容和精神所震撼，推荐黎锦熙也读一读。对这段时期的经历，毛泽东在1936年会见美国记者埃德加·斯诺时说：“有三本书特别深刻地铭记在我的心中，使我树立起对马克思主义的信仰。我接受马克思主义，认为它是对历史的正确解释，以后，我对马克思主义的信仰就没有动摇过。”其中一本书就是《共产党宣言》。
1939年底，毛泽东在延安对一位进马列学院学习的同志说：“马列主义的书要经常读。《共产党宣言》，我看了不下100遍，遇到问题，我就翻阅《共产党宣言》，有时只读一两段，有时全篇都读，每读一次，我都有新的启发。”
1922年8月，周恩来在旅欧期间，在《少年》上发表了《共产党宣言与中国》的著名论文，指出“共产主义在全世界，尤其是在中国 ”。
所有的新生事物都不是一帆风顺一次成功的。从《共产党宣言》以来，经历了《巴黎公社》，《十月革命》和《中国革命》以至目前的全世界《共产党政权被赶下台》：自1991年前苏联的走资派复辟资本主义之后的全世界各国的社会主义国家的《共产党政权几乎全部被复辟资本主义了，共产党政权都己被赶下台了》。
但是，被旧欧洲权贵势力的妖魔化攻击，以及全世界资产阶级权贵势力极尽全力的妖魔化攻击，全方位地围剿屠杀下的这个《幽灵》还在《游荡》。而且如同以往一样对各种反动势力污蔑的反讽与回应：己深《植民心》。
19世纪中叶，欧州资本主义发展加剧了社会矛盾，当地资产阶级为维护统治，将主张革命的共产主义斥为“幽灵”“怪物”，试图将其污名化为“洪水猛兽”。马克思恩格斯以反讽手法，直接引用敌方的蔑称，既揭露了反动派的恐惧，又消解了其攻击的合法性。通过直接回应“幽灵”的污名，宣言表明共产党人无需回避这一标签，反而以“幽灵”自居，彰显无产阶级革命的正当性与不可阻挡性。
“幽灵”是旧欧洲反动势力对共产主义的污蔑和攻击。在19世纪中期，机器大生产在欧洲已经普遍发展起来。机器大工业的发展，对欧洲传统经济社会产生三大冲击。一是在冲击传统的农业生产方式的同时，摧毁了封建贵族的统治；二是在冲击传统手工业生产方式的同时，挤压了小私有者的生存空间；三是在冲击传统社会结构的同时，形成了以工业资产阶级和工人阶级为主体的两大对立阶级。在三大冲击下，社会成员的经济和政治地位都发生了改变：贵族和僧侣跌落下了圣坛；工业资产阶级上升到统治地位；农民、小农业主、手工业者、小作坊主等则沦为现代的无产者。于是，地位下降的群体开始站在自己的立场上展开了对工业资产阶级的批判，尽管这些群体都声称自己主张社会主义，但这些批判大多只是义愤填膺地谴责与声讨，起到的作用至多也只能是对资本主义弊端的修修补补。
然而，在对资本主义批判的工人阶级中有这样一个群体，他们确信“单纯政治变革还不够而公开表明必须根本改造全部社会”，这部分人把自己称为共产主义者。也就是讲，共产主义一产生就不仅限于对资本主义的理论批判，而是要用行动推翻资本主义。
共产主义一出场，就公开宣布用暴力摧毁资产阶级的统治，资产阶级自然就把共产主义当作洪水猛兽看待，指责它是“鬼怪”“怪物”“幽灵”。由于共产党人坚信，共产主义要“使整个社会永远摆脱剥削、压迫和阶级斗争”，这必然会引起反动力量的恐惧和仇视。所以，包括资产阶级在内的“旧欧洲的一切势力”，都攻击共产主义是个“幽灵”。
再次，共产主义确实像是以“幽灵”般的方式出场的。《宣言》是马克思恩格斯为共产主义者同盟起草的纲领，共产主义者同盟的前身是正义者同盟，正义者同盟的前身是流亡者同盟。流亡者同盟是由流亡法国的德国政治活动家、工人和手工业者成立的一个秘密革命组织，而正义者同盟是由流亡者同盟中的部分激进分子分裂出来组建而成的。
正义者同盟成立之后，旋即就参加了1839年的巴黎起义，在起义失败、同盟领导人被捕之后，多数成员流亡英国重建了同盟，并在法国、瑞士和德国建立了支部，成为了一个国际性工人组织。正义者同盟建立的目的，就是通过少数人的秘密活动推翻现存制度，提出的口号是“人人皆兄弟”。1847年6月在正义者同盟第一次代表大会上，同盟实现改组，名称改为共产主义者同盟，口号改为“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
1847年11月，共产主义者同盟召开第二次代表大会，马克思恩格斯受委托为同盟起草了纲领，即《共产党宣言》。共产主义者同盟成立之后，立即卷入到1848年欧洲革命风暴之中。3月，同盟在巴黎建立了以马克思为首的中央委员会，制定了德国革命的政治纲领；4月，马克思恩格斯回到德国，亲自指导德国革命。革命受挫后，1849年秋天，同盟领导人重回伦敦聚集，提出要长期积蓄力量准备革命新高潮的到来，而同盟中的激进派主张立即发动革命，1850年同盟分裂。随着1851年科隆共产党人审判案发生，同盟组织遭到破坏，到1852年同盟宣告解散。
从共产主义者同盟的短暂历史可以看出，“共产党人到处都支持一切反对现存的社会制度和政治制度的革命运动”。在法国，它反对保守和激进的资产阶级；在瑞士，它支持激进派；在波兰，它支持土地革命和民族解放；在德国，它反对专制君主制、封建土地所有制和小资产阶级。
《宣言》指出“共产主义已经被欧洲的一切势力公认为一种势力”。但事实上共产主义这种势力，无论是流亡者同盟、正义者同盟，还是共产主义者同盟，它们都是密谋组织，不被当局所承认，处于地下活动状态；都主张暴力，并有反对当局的暴力行动；都为流亡人员组成，组织比较松散，活动出没不定。反动当局既要对它进行围剿，又很难掌握其行踪，所以恼怒地称其为“幽灵”。
最后，马克思恩格斯使用“幽灵”一词运用的是反讽的手法。既然旧欧洲的一切反动势力把共产主义描述为恐怖的“幽灵”，又认为“幽灵”已经成为一股势力，要联合起来进行围剿。那么，“现在是共产党人向全世界公开说明自己的观点、自己的目的、自己的意图并且拿党自己的宣言来反驳关于共产主义幽灵的神话的时候了”。
如果反动势力非要把共产主义说成是“幽灵”的话，那么，这个“幽灵”的降临就是要宣告：“资产阶级的灭亡和无产阶级的胜利是同样不可避免的。”就是要宣告：“共产主义革命就是同传统的所有制关系实行最彻底的决裂；毫不奇怪，它在自己的发展进程中要同传统的观念实行最彻底的决裂。”就是要宣告：“代替那存在着阶级和阶级对立的资产阶级旧社会的，将是这样一个联合体，在那里，每个人的自由发展是一切人的自由发展的条件”。就是要宣告：共产党人的目的“只有用暴力推翻全部现存的社会制度才能达到……无产者在这个革命中失去的只是锁链。他们获得的将是整个世界”。
结合欧洲当时的历史，通读《宣言》后，可以得出如下基本结论：马克思恩格斯借用“幽灵”一词，是对旧欧洲的一切势力的反讽和驳斥。
共产主义并不是什么看不见、摸不着的“幽灵”，而是现存社会经济关系和阶级斗争状况的真实反映，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内在矛盾演变的必然趋势，是人类社会发展的客观规律，是无产阶级和全人类解放的崇高理想。
机器大生产导致传统社会结构瓦解，工人阶级从“被压迫者”转变为“历史主体”。马克思以“幽灵”隐喻这一阶级觉醒的不可控性，预示旧秩序的终结。“幽灵”的“游荡”暗示共产主义从边缘到中心的演进过程：从秘密组织的局部活动，到1848年欧洲革命中的广泛动员，最终成为历史发展的必然趋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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