多倫多大學歷史學教授、漢學研究者傅佛果（Joshua A. Fogel）在《日本重新發現中國過程中的旅行文學（1862—1945）》(The Literature of Travel in the Japanese Rediscovery of China, 1862-1945)一書中曾説過“書面漢語作為交流媒介之重要性，無論如何強調亦不為過。”(The importance of the written Chinese language as a medium of interaction cannot be stressed enough.）這位學者還有一本書是亞馬遜上的暢銷書之一，《患難見眞情》（A Friend in Deed: Lu Xun, Uchiyama Kanzō, and the Intellectual World of Shanghai on the Eve of War），是關於魯迅與日本書商内山完造的研究。如果您對中日之間的現代史不感興趣，或不想深挖，我不建議去讀這種書籍，因爲那不是大衆化的讀物，特别是裏面沒有結論性的黑與白。我提到傅佛果是想説明除去現代的日本和東亞，在歐美也有一個相當規模的研究華夏歷史的群體，這些人中的大部分是不被華人和圈外人所知的，但他們的研究成果是相當地驚人，時不時地被中國大陆以各種帽子批判。要知道分處世界各地的這些研究者被稱爲“漢學”研究者。

對上面漢學家傅佛果的這句話如何去理解，可能會揭示出一個大陆華人對漢文的認知程度。不是你口中説著普通話、手上書寫著簡體字就對漢文知之甚深。華人經常對漢文“不識廬山真面目，祇緣身在此山中”，一葉障目、熟視無覩，看不見最最簡單的常識之一就是書面漢語與語音是脱節的，這就是所謂的燈下黑。我這裡所談的與地方方言無涉，因爲方言所關是一個地區，且時間有所限制的口語，而非書面語。如移民城市北京方言是個大雜燴，“混不吝城市的歷史，反正打這兒起九五城的都是奔嚼穀來的”；又比如東北早先是多民族聚集區，“有眼力見兒不佳的二楞子，波棱盖儿在馬路牙子上卡秃噜皮”；再如粤語中的“佢而家唔得閒”。這些都非漢文所括，亦非漢學家所注重。中國話與漢文應該是兩個範疇，知道中國話的可能會被稱爲中國通吧。而漢學家們對漢文的所知程度亦非普通華人所能理解和接受，當講台上站著一個金髪碧眼的“胡人”，滿嘴吐出了奇腔怪調的混雜著外語的“漢文”，屏幕上打出的是刻印綫裝竪排版且非常有年代感的四書五經類墳典，作爲“純粹的中國人”你絶不會想到“此生無悔入華夏，來世還做中國人”是個多麼荒謬的情景。因爲那些墳典，不説通讀，怕是大多數的中國人連書名都沒聽説過，當然也不可能看懂。説句心理話，與漢學家們相比，我這様的所謂“Chinese”更不象漢人。有時我就在想，爲什麼中國人説“中國話”是世界上最難學的語言，而那些外國人的漢語程度之高卻如此地令人驚訝。如果我説漢字是世界文字中比較容易掌握的文字，您一定不會同意，但事實確是如此。

簡單而言漢文係統的基礎是象形、指事，由此産生了獨體字；在發展過程中又有了會意、形聲，從獨體進行到了組合體，這就是漢字組成的四體法則；再發展又有了轉注和假借，使字義得以擴展，這是二用；四體加二用就成爲了漢字的六書，也就是漢字從一開始萌芽，其字義與聲音就是沒有關聯性的。在上文我已經提到過岸田吟香在上海、江南地區和華夏的文人以筆談交流，且滿清外交官在日本爲了交流也都曾進行過筆談，在《關東急就章》中我也提到過志願軍當年在朝鮮半島曾以漢字爲媒介與朝鮮人交流打聽行軍路綫。這些都是最明顯的證據，但卻很難説服人，原因在於這種觀點與官家的文字改革方向是不一致的。

竹添進一郎第一次也是唯一的一次與俞樾的面對面交流不是靠嘴，而是靠手和毛穎子（毛筆），亦就是“筆談”。關於這次會面，俞樾曾在隨筆中有所記載：“日本人竹添光鴻，字漸卿，在其國時，卽聞余名。及來中土，至西湖精舍見訪，而余已還蘇。因又至蘇寓，過我春在草堂，以詩文見示，并以《棧雲峽雨日記》求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