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键词：什叶派伊斯兰、伊朗革命卫队、黎巴嫩、真主党、贝鲁特爆炸案、

第七章  惊天之举

     1982年夏天的一个深夜，一架伊朗航空公司的四引擎波音707客机降落在大马士革。大约二十几名革命卫队成员走下金属舷梯，伊朗大使阿里·阿克巴·蒙塔希米（Hojjat ol-Eslam Ali Akbar Mohtashemi）亲自在机场迎接。蒙塔希米按照伊朗外交部的明确指令，迅速安排革命卫队人员越境进入黎巴嫩。他们已经在巴勒贝克（Baalbek）郊外空置的房屋和旅馆里建起了指挥部。巴勒贝克以壮丽的罗马废墟闻名，是现存最大规模的朱庇特、维纳斯、酒神巴卡斯（Bacchus）三座神庙所在地。

     在这之前，在大马士革举行的高层会议上已经批准了这项秘密行动。伊朗代表团人员不仅包括蒙塔希米，还有国防部长和革命卫队总司令穆赫辛·雷扎伊（Mohsen Rezai）。这位年仅二十八岁的革命卫队指挥官是个讲究实效的狂热分子。他虽是一名经济学博士候选人，但从未接受过西方教育。他冷酷无情、大权在握，深得霍梅尼及其继任人阿亚图拉·哈梅内伊（Ayatollah Khamenei）的信任。是雷扎伊一手把革命卫队从一支杂牌军改造成了伊斯兰共和国的一柄利剑。

     会议是在伊朗与伊拉克战争的关键时刻召开的，会上霍梅尼作出了入侵伊拉克并且推翻萨达姆·侯赛因的重要决定，他要以战争的方式推行他的宗教革命。同时，以色列入侵黎巴嫩还给他提供了一个绝佳的机会，他既可以在富有同情心的什叶派民众中传播教义，还可以直接打击那些占领了耶路撒冷的万恶的犹太人。

     起初，叙利亚总统哈菲兹·阿萨德（Hafez al-Assad）拒绝大批革命卫队人员过境自己国家。这位世俗化社会主义独裁者对霍梅尼的革命不感兴趣。两伊战争爆发后，阿萨德的确批准过一批伊朗军事人员进入大马士革，目的是有可能形成伊朗对伊拉克西部边境的军事威胁，让萨达姆·侯赛因这个复兴社会党（Baathist）的宿敌日子不好过。可是，在以色列入侵黎巴嫩期间，沙龙（Sharon）与叙利亚发生战斗，复仇心切的阿萨德索性敞开门户，借霍梅尼的胡子兵之手去反击沙龙。

     这二十多人是八百名革命卫队大部队的先头部队，他们奉命去黎巴嫩东部富饶的河谷地区建立基地。在叙利亚军队的保护伞下，这些人不久就转往巴勒贝克。他们接管了黎巴嫩的军事基地 - 谢赫·阿卜杜拉军营（Sheik Abdullah Barrack）作为永久性营地。与美国陆军“绿贝雷”特战队的任务相似：向备受压迫的黎巴嫩什叶派民众提供军事、政治、人道主义援助，同时还担负着在黎凡特（Levant）地区传播伊朗革命理念的任务。在短短三年时间里，伊朗这批人将数个不同派别的什叶派武装组织联合在一起，结出了伊斯兰共和国最佳的外交成果：真主党（Hezbollah）。在未来数年里，这些战斗人员从小规模游击队发展壮大成为黎巴嫩的主要政党，其军事实力让黎巴嫩军队相形见绌。他们曾在两场战争击败了该地区具有最强军事实力的以色列，并且在一次精心策划的爆炸行动中，造成美国在军事上自韩战以来最惨痛的战术性败局。

     像许多在东贝鲁特长大的孩子一样，黎巴嫩内战决定了赛义德·阿里（Sayeed Ali）的未来人生道路。赛义德家境贫寒，父亲在机场为一家东欧国家航空公司作工。战争爆发那年他才七岁。青春年少的赛义德·阿里渴望参加战斗，他常拿着真的AK-47冲锋枪与朋友们一起模仿投身军旅的情形。看到大龄的孩子加入了纳比·贝里（Nabih Berri）领导的无教派阿迈勒（Amal）民兵组织，他也想体验战火中的惊险刺激。于是，他加入阿迈勒，起初是个仪仗队的号手，直到年龄达标后才把号角换成了步枪。他与朋友们每天聚在一起时，不是去空场上踢球，而是驱车去向长枪党人或巴勒斯坦人打黑枪。之后，赛义德·阿里当上了著名宗教领袖谢赫·穆罕默德·迈赫迪·沙姆塞丁（Sheik Mohammad Mehdi Shamseddine） 的保镖。以黎巴嫩内战的标准衡量，沙姆塞丁属于温和派。尽管在以色列问题上与赛义德观点相同，但他主张对以色列进行非暴力抗争，同时鼓励基督教与穆斯林和解。“没有基督徒，黎巴嫩将不复存在；没有穆斯林，黎巴嫩亦无法生存。” 他曾说。

     出生在伊朗的黎巴嫩教士穆萨·萨德尔（Musa al-Sadr）对当时的政治环境具有相当的影响力。他致力于提升什叶派穆斯林在黎巴嫩的权利地位，同时号召与以色列开战，解放以色列占领的国土。萨德尔常用的口号是“以色列是真正的妖魔”。他在1978年访问利比亚期间离奇失踪，这个事件促使大批什叶派民众加入到支持阿迈勒的运动中。

     伊朗与黎巴嫩的什叶派群体有一段长达四百年的交往历史。两地家族之间频繁通婚，黎巴嫩的伊玛目常在库姆（Qom）或纳贾夫（Najaf）的同一所神学院进修。伊朗革命激起了许多黎巴嫩什叶派的热情，霍梅尼为这些黎巴嫩南部受欺压的民众竖立起一座灯塔，为他们指出了新的前进方向。内战期间，已有少数伊朗人在黎巴嫩作战，其中最出名的当属革命卫队创始人之一穆斯塔法·查姆兰（Mostafa Chamran）。总有一些在宗教的感召下的伊朗人陆续前往贝鲁特的清真寺宣教，试图埋下霍梅尼的革命种子。赛义德·阿里回忆道：“这里总能看到伊朗人的身影，他们在清真寺礼拜，向我们提供支持。”

     在沙龙执意想摧毁巴勒斯坦解放组织的过程中，他完全忽视了他的大军必须要面对黎巴嫩什叶派族群。许多什叶派人士乐见巴解组织被清除，在欢迎以色列士兵的到来时，向他们抛洒香米和花束。可是，盛情礼遇迅速变了风向。以色列军队采用惯常的火力侦察战术，用坦克肆意开火，射击一些潜在风险极低的目标，如停泊的车辆或俯视阵地的房屋，造成了大量平民伤亡。在陌生的文化环境下作战，以色列军队在缺乏准备的情况下，在占领区采取高压手段的行径激怒了许多什叶派民众，从而为伊朗的“抵抗”宣传大开方便之门。假如沙龙和贝京没有贸然入侵黎巴嫩，“我不确定是否会出现一个叫真主党的组织，我对此深表怀疑。” 真主党秘书长哈桑·纳斯鲁拉（Hassan Nasrallah）曾直言。

     随着越来越多革命卫队成员抵达，他们开始进入什叶派在贝鲁特南部的贫民区，充当社会福利人员和军事顾问。他们不仅资助学校，还组织清理垃圾和疏通污水系统等基础公共服务。伊朗人参加本地的清真寺活动，并在周五的礼拜之后举行行宣讲活动，赞颂阿亚图拉·霍梅尼，强调伊朗和黎巴嫩什叶派之间的传统纽带联系。这些伊朗人员反复地将以色列的罪恶行径与其主要靠山 — 美国联系起来，声称美、以两国在合谋对抗穆斯林世界和伊朗革命。

     许多伊朗未来的军事领导人都是在这支派到黎巴嫩的先遣队中得到锻炼和提升，其中包括未来的伊朗国防部长艾哈迈德·瓦希迪（Ahmad Vahidi）。他先是担任军事顾问，随后组建了一个情报单位，最终演变成革命卫队精锐的海外秘密准军事特种部队 — 圣城旅（Quds Force）。

     伊朗为在黎巴嫩的军事人员建立了一套正式的指挥系统。命令由伊朗在德黑兰的外交部长发给驻叙利亚大使馆，再由大使蒙塔希米用无线电或信使转发给在贝卡（Bekaa）的革命卫队。伊朗运输机定时在大马士革机场降落，卸下大批武器弹药，随后再用卡车运往黎巴嫩。

     伊朗驻黎巴嫩大使馆还是革命卫队行动的另一重要环节。临时代办中的一个人，卡迈勒·马吉德（Kamal Majid）曾是1979年占领美国使馆的学生煽动者之一。他的终身职业是革命卫队军官，后来担任驻苏丹大使，主管红海沿岸地区的类似准军事组织活动，扩展伊朗在该地区的影响力。武官艾哈迈德·穆塔瓦塞利安（Ahmad Motevaselian）上校在贝鲁特为革命卫队早期行动提供战术指导。这名德黑兰人在外交官身份掩护下充当西贝鲁特什叶派与在巴勒贝克的革命卫队关键联络人。他是一名有魅力、受人爱戴的指挥官，他在培养那些心怀不满的黎巴嫩阿迈勒战斗人员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 

     以色列的入侵造成纳比·贝里（Nabih Berri）领导的什叶派阿迈勒民兵组织发生分裂。成员们在与以色列对抗还是合作、以及伊朗在组织中扮演的角色等问题上存在尖锐分歧。贝里拒绝伊朗的提议，继续把自己的武装运动看作是黎巴嫩自己的事情，不打算听命于德黑兰。可是，许多年轻的战斗人员乐于接受更有政治活力的伊斯兰。即便以色列未曾入侵，这些年轻的霍梅尼信徒也非常可能抛弃贝里，但以色列的行动激化了那些呼吁“圣战”，主张在黎巴嫩建立一个伊斯兰国的人士。革命卫队通过批评阿迈勒的军事能力，主动提出给予军事训练和装备来提升什叶派战斗力的同时，播下了不满的情绪种子。

     一天晚上，在机场南侧沙姆塞丁（Shamseddine）家中举行了一次气氛紧张的会议，阿迈勒内部逐渐扩大的裂痕最终彻底爆发。此前，为了解除以色列对西贝鲁特的围困，纳比·贝里参与了以美国主导的斡旋努力，他辩护称这个决定是为了避免在以色列和巴解组织交火中增加什叶派人口的伤亡。当贝里抵达沙姆塞丁家参加会议时，双方就阿迈勒的前途发生了激烈争论。年轻激进的成员指责贝里背叛了什叶派的事业，私下与敌对国美国和以色列达成协议。当晚，许多年轻战士宣布脱离贝里的领导，这其中就包括负责沙姆塞丁住处安保的赛义德·阿里。

     心灰意冷的赛义德·阿里搬回到南贝鲁特的父母家，在无所事事的生活中寻找有刺激性的事。他有个朋友叫默罕默德·科多尔（Mohammed Khodor），他的兄弟为后起之秀的年轻教士哈桑·纳斯鲁拉（Hassan Nasrallah）当司机。科尔多约阿里与三十多名邻居朋友在家中聚会，因为他接受到伊朗人的指示，负责在他的居住区里招募成员，建立基层组织。见面后，他介绍了伊朗人的计划，以及如何领导抗击以色列占领军的抵抗行动。他还解释了伊玛目霍梅尼的教义，强调伊斯兰教在个人生活中和抵御撒旦诱惑的双重核心地位。尽管有人不接受他这套说辞，但是仍然得到了包括赛义德·阿里在内的大多数人的认可。“听起来很有趣，而且当时我既年青又懵懂无知，”他后来回忆道。

     美国情报机构估计，到1984年时约有八百名伊朗革命卫队人员在黎巴嫩活动。尽管人数上可观，但是伊朗对革命卫队实际参与作战持谨慎态度，主要还是把打仗的事留给黎巴嫩盟友。革命卫队反而是将什叶派战斗人员带到贝卡谷地，在一个由革命卫队管理的新兵训练营地里督导新兵训练。伊朗人除了把谢赫·阿卜杜拉军营当作总部外，还设立了另外三个军事训练营。黎巴嫩人在这些地方接受训练，学习基本的射击和爆破技能。在后续的课程中，士兵们接受如何摧毁敌人坦克这类更复杂的训练。

     革命卫队在训练新兵时表现出极高的灵活性。许多新招募来的人都是年轻学生，伊朗人利用学校假期开设课程。为了方便那些课业多，无法在贝鲁特和贝卡谷地频繁往返的学生，革命卫队甚至安排在贝鲁特市内授课。赛义德·阿里在一所技工学校就读，主修一门与他毫不相干的内部装饰课程。他在暑期时参加了距巴勒贝克有一小时路程的训练营。

     在军事训练期间，海加入了政治课和宗教课程。通过阿拉伯语翻译，伊朗教官大肆赞美霍梅尼，或讲授宗教内容。哈桑·纳斯鲁拉是常来的客座讲师，通过煽情的演说，宣扬其斗争的正义性。萨赛义德·阿里与纳斯鲁拉（Hassan Nasrallah）建立起友谊，经常去他家做客。“他充满活力，会讲笑话，总是笑口常开，”赛义德·阿里回忆说。

     除了赛义德·阿里之外，伊朗还招募了另一名更关键的人物 — 侯赛因·穆萨维（Hussein al-Musawi）。他曾是一名黎巴嫩化学教师，后来成了革命分子，也曾是纳比·贝里的追随者。在沙姆塞丁家中那场激烈争吵的会议后，穆萨维单起炉灶，组建了自己的组织，称为伊斯兰阿迈勒（Islamic Amal）。穆萨维与赛义德·阿里相似，年轻而且充满理想主义，也是狂热的霍梅尼支持者，他公开宣称，“我们是伊朗的子孙。” 穆萨维与贝里决裂后，逃回到贝卡谷地自己的村寨，建立起自己的核心团队。据退休的中情局官员罗伯特·贝尔（Robert Baer）称，穆萨维主导接管了谢赫·阿卜杜拉军营，并邀请革命卫队将其作为基地使用。

     当著名的教士法德拉拉（Ayatollah Sheik Sayed Muhammad Hussein Fadlallah）宣布支持革命卫队的使命时，伊朗在黎巴嫩的认可度得到提升。法德拉拉是知名的学者和多产的伊斯兰作家，他的家在贝鲁特南郊。在那里，他将几个为什叶派贫民区提供基础服务的慈善组织收归到他自己的控制下。为了打击什叶派激进派组织，伊拉克政府驱除了数十名黎巴嫩宗教学生，不少学生投奔到法德拉拉门下，构成了他的核心支持力量，此举大大增加了他的影响力。

     法德拉拉对伊朗革命持欢迎态度，公开支持霍梅尼的什叶派激进主义。他曾说：“革命运动赋予了什叶派权利和力量”。在以色列入侵黎巴嫩之后，法德拉拉变成了什叶派抵抗运动主要的激励者，他对美国政府的讥讽挖苦经常与霍梅尼的无情的抨击如出一辙。

     以色列入侵后，一个伊朗代表团前往法德拉拉在南贝鲁特的住处会面，他们希望由法德拉拉领导伊朗在黎巴嫩的行动。众多伊朗的早期支持者都在法德拉拉的清真寺做礼拜，深受到他的启迪。但是法德拉拉拒绝了他们的请求。他接受的宗教训导来自纳杰夫（Najaf），而非库姆（Qom）。尽管他接受霍梅尼政伊斯兰政教合一的理念，但他不打算听命于伊朗。他们是阿拉伯人，不是波斯人。他坚信，黎巴嫩的抗争应该由黎巴嫩人主导。 

     法德拉拉在反对伊朗主导什叶派抵抗运动的强硬立场，造成了他与革命卫队之间出现了相当大的紧张气氛。由于他的社会威望实在太大，无法清洗掉，因此伊朗与他保持着一种别扭的关系。然而，美国情报部门未能察觉到这个显著区别和分歧。多年来，美国驻贝鲁特大使馆的往来电报中继续称法德拉拉是“真主党的精神导师”，其实真主党和法德拉拉根本不承认这个定性。

     伊朗支持的抵抗以色列和美国的行动最初呈零散式且缺乏组织性。各派系在贝鲁特周边以及黎巴嫩南部对以色列军队发动各自为战、收效甚微的袭击。赛义德·阿里在谈到早期的军事行动时说：“我们消耗了大量弹药，许多人伤亡，却没有取得什么成果。”

     1982年11月11日，他们首次对以色列造成沉重打击。清晨七点钟，住在距泰尔（Tyre）市仅十英里的德尔·阿尔卡马尔（Deir Al-Qamar）村的十七岁少年艾哈迈德·卡西尔（Ahmed Qassir），驾驶着一辆装满炸药和圆型气罐的汽车，撞入一幢七层楼建筑，这座建筑是以色列在黎巴嫩南部主要指挥中心。卡西尔在1978年以色列入侵黎巴嫩南部期间失去了多位亲人，他一心复仇。汽车炸弹将大楼夷为平地。爆炸将一名以色列士兵从五层楼上抛出来，不可思议的是一把椅子和一个冰箱飞落在他头部四周，形成一道防护障碍，他才没有被埋在成吨飞落的钢筋水泥之下。其他75名以色列士兵未能幸免，其中还包括以色列内务部精锐的“辛贝特”（Shin Bet）人员，此外还有14名正在接受审讯的阿拉伯人也在爆炸中丧生。以色列随后宣布为死难者举行一天的哀悼活动。此次袭击至今仍是该国遭受的最惨重自杀式袭击之一。

     以色列对他们入侵所释放的这股新兴力量一无所知。一名真主党创始人回忆说，在混乱的黎巴嫩局势中，他们的早期袭击毫无章法，就像“一群在沙漠里乱撞的骆驼”。起初，一个名为“武装斗争组织” 的匿名团体宣称对袭击负责。直到1985年以色列撤出泰尔市后，真主党才宣布在泰尔的爆炸案是该组织的首次“烈士行动”。真主党一直闭口不谈细节，是为了防止以色列对汽车炸弹司机及其家人进行惩罚。同年，伊朗的支持者在袭击者的村里竖起一个纪念碑，家属还收到由霍梅尼亲自赠送的一幅压印着伊斯兰共和国国徽的伊玛目肖像。

     这次袭击标志着真主党在军事上成功的一项重要特征 — 首次使用自杀式炸弹。在黎巴嫩内战期间，使用汽车炸弹已经司空见惯。但是，亲伊朗的什叶派对这一 “黎巴嫩传统” 加进了独创性，由人驾驶车辆实施爆炸。由于该伊斯兰教派分支的信条强调“殉道精神”，同时伊朗发现有太多愿意用生命换取伟业的成功和万古流芳的司机们。尽管以色列和美国都谴责此类行为是恐怖主义，但实质上，这些袭击并非传统意义上的恐怖主义。真主党的创始人发明出来的是 “穷人的精确炸弹”，目标是防护欠缺的敌方军队。一位与该组织有关系的黎巴嫩人说：“如果真主党有三万英尺投下的GPS制导炸弹，他们就不需要那些以身殉道的人了。”

     起初，亲伊朗的什叶派民兵处于四分五裂的状态。赛义德·阿里回忆道：“每个人都想说了算。”伊朗支持多个组织，包括侯赛因·穆萨维的“伊斯兰阿迈勒”以及其他黎巴嫩处于分裂状态的组织。在一份1984年提交给国防部长卡斯帕·温伯格的美国情报报告中，列出了十个受伊朗支持的黎巴嫩民兵组织。这其中包括黎巴嫩“达瓦党”（Dawa Party of Lebanon）— 它是伊朗支持的在伊拉克和波斯湾国家的达瓦党的对等机构。达瓦党又分成两个半独立的分支：一个是政治阵线“穆斯林学生会”，另一个是军事分支”真主旅之军”（Jundallah）。甚至在伊斯兰阿迈勒内部也有一个下级组织，称做“侯赛因自杀小队”，由穆萨维招募人员实施他的殉道行动。总之，他们拥有不到一千名战斗人员，但是美国情报承认，他们在什叶派民众中得到广泛支持。

     什叶派蓬勃发展的抵抗运动中真正的领袖是年仅二十岁的年轻人伊玛德·穆格尼耶（Imad Mugniyah）。1962年7月，他出生在泰尔附近，是家中四个孩子中最小的一个，朋友们记得他是个才华出众男孩。他曾在贝鲁特大学就读，一年后辍学加入阿拉法特的精锐第17旅部队，从此投身黎巴嫩内战。他蓄着深色胡须，年轻力壮，言语得体，性格严谨，具备天生作战指挥的天赋。赛义德·阿里回忆说，他全身心投入到伊斯兰抗击以色列的斗争中，别无他想 。前中情局行动处处长查尔斯·艾伦（Charles Allen）评价说：“伊玛德·穆格尼耶具有高超的组织能力和行动能力，他的副手无一能与他比及。

     以色列的入侵也激发穆格尼耶要采取行动。1982年7月，他搭乘出租车前往巴勒贝克，与一名阿拉伯裔的伊朗革命卫队军官谢赫·侯赛因（Sheik Hussein）会面。穆格尼耶赞同其宣教，决定将其全部精力投入到他新组建的“伊斯兰圣战组织”（Islamic Jihad Organization）中去。伊朗人对穆格尼耶十分感兴趣，他与阿拉法特以及众多什叶派领袖的关系使他成为一名不可或缺的人物。他以任何外籍人士都无法企及的方式，为伊朗在黎巴嫩的影响力开启了一扇大门。

     对伊朗来说，穆格尼耶不仅是盟友，更是战略合作伙伴。伊朗正式授予他革命卫队军官军衔。2008年，当他在大马士革汽车炸弹爆炸中丧生时，许多伊朗战友的确为他的死感到悲哀。穆格尼耶在真主党担任了二十多年主要军事指挥官，是一个富有神话色彩的人物。以色列和美国似乎将所有游击式攻击和恐怖活动都归咎于他，即便是在他的青年时代，他就已经策划过很多行动。了解他的人寥寥无几，他隐姓埋名，甚至他的独生子穆斯塔法（Nustafa）都不知道他的真实身份。他甚至伪装成石材推销员与哈马斯在黎巴嫩的头目奥萨马·哈姆丹（Osama Hamdan）会面。

     为了努力将这些分散的支持者们变成一股整体力量，伊朗成立了“黎巴嫩委员会”（Council of Lebanon），这是一个由黎巴嫩和伊朗高级教士组成的五人委员会，负责协调激进的亲伊朗什叶派团体的宗教、政治和军事活动。革命卫队把军事训练全部集中在巴勒贝克进行。1983年6月27日，穆萨维的伊斯兰阿迈勒和穆格尼耶的伊斯兰圣战这两个主要组织，全都归由伊朗军官直接指挥。至1984年，美国情报机构开始在汇报中使用一个新的统称 — 真主党（Hezbollah），用来指代这些亲伊朗的民兵组织。

     伊朗在黎巴嫩日益增强的角色没有逃过美国的注意。1983年4月初，美国最高电子监听机构 — 国家安全局（ NSA）的局长威廉·奥多姆（William Odom）在中东进行了一次穿梭访问，期间包括在贝鲁特停留，与中情局站长和驻扎在机场的海军陆战队交谈。一名隶属于海军陆战队无线电侦察连、负责微型信号收集的一等军士，向奥多姆提供了他们拦截到的谢赫·阿卜杜拉军营与伊朗驻贝鲁特领事馆之间的通讯记录。“伊朗人的存感在不断增强，”奥多姆在回忆起这些信息时说。“他们想尽办法寻找足够的阿拉伯语翻译以满足工作需求。”

     奥多姆并不认同里根政府对黎巴嫩局势的乐观态度，离开贝鲁特时，他深感不安。他认为，陆战队遭到越来越多的攻击，还有伊朗在什叶派人口中不断增长的影响力，对美国来说绝不是好兆头。回到华盛顿后，他写信给陆军参谋长爱德华·迈耶（Edward Meyer）：“恐怖分子针对陆战队的行动已经开始，这一事实本身就是个不祥的预兆。”

     奥多姆结束访问几天后，1983年4月18日，一辆绿色奔驰轿车在贝鲁特拥堵的交通穿梭行驶，几乎撞上一辆自卸车和一位带着两个孩子的母亲。司机加速驶入一条车道，绕过不知所措的警卫，径直朝七层楼的美国大使馆正门冲去。车子跃过前门的台阶，一头扎进了前厅的大门并且轰然爆炸。巨大的冲击波摧毁了整个大楼的正面结构，十一名黎巴嫩警卫和警卫队长美国陆军特战队一等上士特瑞·格尔登（Terry Gilden）当场死亡。事发时，格尔登正在大楼门廊里等候护送大使去赴约。搜救援人员从瓦砾中挖掘死者和抢救伤员，陆战队从机场赶来提供安全警卫。袭击最终导致63人丧生，其中包括17名美国人。最令人震惊的是，这次爆炸毁灭了美国在黎巴嫩的整个情报网。遇难者中有七名中情局雇员，包括站长，副站长，以及中情局中东地区行动部门主管罗伯特·艾姆斯（Robert Ames）。爆炸发生时，他恰巧在使馆访问， 与中情局人员一起吃了一顿不合时宜的午餐。情报官员中没有任何人能比得上艾姆斯更了解中东事务。威廉·凯西和白宫都对他极为敬重。一位了解艾梅斯的退休中情局特工说：“如果说有谁是不可替代的话，他就是鲍勃。”

     奥多姆的国家安全局（NSA）审阅截获的通信记录，试图找出罪魁祸首。在伊朗外交部与贝鲁特和大马士革使馆之间的零星电讯中透露出，他们有袭击美国在黎巴嫩利益的模糊目标。尽管缺乏确凿证据，国家安全局的分析人员断定，这些信息肯定与大使馆的袭击相关。奥多姆赞同。“这似乎是个合乎逻辑的推论。”

     中情局紧急调派一批外勤人员前往大使馆，其中有一名为数不多的女性阿拉伯语翻译，这是她加入中情局后的首次任务。新站长威廉·巴克利（William Buckley）是个瘦子，看上去死气沉沉，外勤经验不多，大部分时间是在总部度过的。凯西劝说犹豫不决的巴克利接受这项任务。局长喜欢巴克利，因为中情局有丰富中东专长的高级官员不太多。海军陆战队的军官们对他的看法褒贬不一。杰拉蒂（Geraghty）上校对他评价很高，两人关系融洽，可是许多下级军官觉得这位中情局官员高傲自大。巴克利的确有一个情报官致命的弱点：他记不住人的姓名。为了弥补这一点，他在衬衣口袋总装着一份下属的名单。

     1984年8月初，海军陆战队截获一份无线电通信，同时经一名什叶派人员证实，效忠伊朗的民兵即将发动袭击，海军陆战队随即进入全面戒备状态。随着苏格阿尔加卜（Souk El Gharb）周边的战斗加剧，海军陆战队多次截获波斯语的战区通话。为了协助翻译，全美海军陆战队中仅有的五名波斯语言学家之一被紧急派往黎巴嫩，以破译通话内容。

     1983年9月9日，罗伯特·麦克法兰（Robert McFarlane）向白宫报告伊朗介入局势的情况。他指出，对奥恩（Aoun）第 8 旅的袭击不是黎巴嫩人所为，而是伊朗和叙利亚军队协同发起的罪恶勾当。这些国家出兵干涉并反对合法的黎巴嫩政府时，美国不能袖手旁观。然而，麦克法兰发现他所持的立场颇具讽刺意味，因为美国同样难辞其咎 — 美国作为一个外部国家，也正动用武力支持内战中的某一派系。

     虽说局势并非是麦克法兰所感知的那种外部入侵行为，但叙利亚军队确实为多个反对长枪党支持的政府的派系提供了保护伞。 德鲁兹派、什叶派和巴勒斯坦武装都在苏格阿尔加卜周边的山地上与奥恩将军的军队作战。革命卫队潜藏在幕后，为他们的盟友出谋划策。随着美国积极援助黎巴嫩政府军，带有美国军事力量显著象征的海军陆战队，成了所有反对杰马耶勒（Gemayel）政权和以色列势力的共同目标。

     在阿亚图拉·霍梅尼看来，美国始终是遏制伊斯兰革命的急先锋。他认为如果美国援助伊拉克，驻黎巴嫩的美国海军陆战队就理应受到报复。 在他眼里，这一切都是相互关联的，每一场战斗都是伊斯兰共和国和美国之间更大斗争中的一部分：是正义对抗邪恶之争。 当德鲁兹人炮击海军陆战队时，伊朗的民兵组织则使用他们所谓的“穷人版精确制导武器”。

     1983年9月1日，一名革命卫队军官在谢赫·阿卜杜拉军营会见了侯赛因·穆萨维。穆萨维想炸毁一些他称之为“特殊目标”的东西，当时他并不确定具体目标是什么，不过他倾向于袭击东贝鲁特的基督教长枪党据点。 伊朗军官如实地汇报给大马士革的莫塔系米大使，后者随后上报给德黑兰。随着苏格阿尔加卜周边的战斗加剧，麦克法兰和斯丁纳（Stiner） 向杰拉蒂（Geraghty）施压要求发动空袭。穆萨维再次找到伊朗人，这一次，他想要得到多达 30 吨的 TNT 和塑性炸药。

     这项请求引起了莫塔希米的注意，他要求穆萨维到大马士革见面，解释一下他打算用这些致命武器做什么。9月22日，穆萨维的亲戚赛义德（Sayed）和”侯赛因自杀小队”队长的兄弟阿布·海丹·穆萨维（Abu Haydan Musawi）驱车前往叙利亚首都，在伊朗大使馆办公室内与大使见面。黎巴嫩人解释说，虽然他们还没有特定目标，但他们想对他们的敌人，美国人、长枪党人或黎巴嫩政府军发动一场让人震惊的袭击。

     莫塔希米听得很专心。他回答说 “是的，当然你应该尽量针对美军、长枪党或黎巴嫩政府军。” 然后，伊朗大使提出一个建议：“你应该对美国海军陆战队采取一次非常规行动。”

     赛义德赞同这个主意， 他以前并没有想到这一点，对海军陆战队的打击会破坏美国和以色列在黎巴嫩的全盘布局。 莫塔希米指示他要确保与真主党协调行动，也就是要与伊马德·穆格尼耶配合。

     “或许等这个伟大的使命结束后，我们就可以去伊朗了。”赛义德兴奋地问道。“也许我们还可以见到阿亚图拉·霍梅尼？”

     “非常欢迎，”莫塔希米说着起身与赛义德握手，祝他好运。 “但伊朗政府不能正式邀请你。我们最好在公开场合保持距离。”

     两天后，莫塔希米大使致电德黑兰，向伊朗外长汇报了会见情况。高级官员们讨论了穆萨维的提议，阿亚图拉·霍梅尼很可能最终会批准这次袭击。

     莫塔希米不久得到回话，赞成“对美国海军陆战队采取一场惊天之举的行动。”

     10月18日，阿布·海丹·穆萨维和“侯赛因自杀小队”的 20名成员从巴勒贝克抵达贝鲁特。伊朗未能提供足够的炸药，因此穆萨维会见了一名巴勒斯坦联系人，希望再获得 4,000 磅炸药。第二天，三辆卡车出现在贝鲁特的伊斯兰阿迈勒办公室前，里面装满了他的所需炸药。 爆炸物的数量远远超过了黎巴嫩汽车炸弹所能容纳的数量，穆萨维这家人似乎已经准备好兑现大干一场的承诺。

     几天后，莫塔希米给巴勒贝克打电话，在与一名革命卫队军官通话中，下达了实施袭击的命令。然而，除了美国海军陆战队以外，他还希望对法国维和部队进行攻击，因为法国刚刚向伊拉克出售了先进的“超级军旗”攻击机，甚至还派遣了一支军事小组为伊拉克飞行员提供战术指导和训练。 伊朗政府对法国放弃中立的做法非常失望，因此驻黎巴嫩的法国军队已成为合法打击目标。 伊斯兰阿迈勒表示同意，其部分原因是最近法国部队遭到迫击炮袭击后，法军战机报复性轰炸了穆斯林武装。

     “侯赛因自杀小队”至少在两辆卡车上装载了数千磅炸药和增强炸弹破坏力的压缩气体罐。为了方便司机使用，引爆装置连接在方向盘边上，即使司机受伤也能引爆装载的炸药。

     被选定执行袭击海军陆战队任务的人 — 阿西·扎因丁（Assi Zeineddine）很可能是赛义德·阿里 (Sayeed Ali) 的熟人。他父母家离阿里的家仅相隔两栋楼，非常近，他可以从阳台向他家的公寓窗户扔石块。与阿里不同，扎因丁来自富庶家庭，他父亲经营着多个小生意，还出租公寓。阿里回忆扎因丁在学校时是一个爱吵闹，滑稽有幽默感的半大孩子。目前并不清楚为什么选中他。阿里不记得扎因丁比其他加入真主党的人更虔诚。但随着“殉道行动”的启动，扎因丁的上线确保他不再与其他人接触。

     美国情报机构截获到伊朗驻大马士革大使馆与德黑兰外交部之间的通话。9月27日，美国国家安全局发布一则消息，概述了即将发生的袭击，其中包括伊朗大使自己咒语：“针对美国海军陆战队实施一次惊天之举的行动”。 遗憾的是，这条消息仅发布在一个极为有限的内部情报渠道，外界根本无法得知，那些“无需知情”的人包括杰拉蒂上校以及海军陆战队的整个指挥链。10月25日，海军情报局长带着这份国家安全局详述9月底袭击预警的信息，急匆匆赶到海军作战部长办公室。不幸的是，“侯赛因自杀小队”已经在两天前完成了任务。

     那天早晨，贝鲁特与往常一样，黎明的曙光明亮而美丽。由于是星期天，住在机场四周的海军陆战队作息安排较为轻松。他们得以在睡袋里多睡半个小时的懒觉，营部每天早上六点钟的常规参谋例会也取消了。前一天，也就是 1983年10月22日，一支西部乡村乐队为士兵们进行了慰问演出，还专门从黎巴嫩海岸附近的军舰上空运来了披萨。海军陆战队当时占用了通往贝鲁特机场航站楼四车道主干道旁的三座建筑物。乐队在步兵营指挥部所在的四层大楼前演奏。这座建筑由大柱子从底层抬高，带有开放式中庭，这里最初是黎巴嫩航空管理局的办公室。大楼虽已被炸成一个空壳，装饰上层的大型平板玻璃窗已被塑料板和胶合板遮盖，并用数千个沙袋加固。但是混凝土和钢结构仍然坚固，遭到炮火和迫击炮攻击时可以提供一定程度的防护，海军高级指挥官杰拉蒂上校同意让他下属营级大规模行政支持单位在这里集中办公。现在，大约有350名海军陆战队战士睡在满是尘埃的房间里，头上是一个大大的屋顶，为他们遮风挡雨和免受地中海阳光的照射。

     头天晚上，几枚火箭弹落在附近，流弹击中了大楼举办音乐会的一侧。海军陆战队提升了警戒等级，但对于一个处在内战中的国家来说，这是一个宁静的夜晚。那天早上，有一不顾危险的海军陆战队战士仍然出去慢跑，遭到警卫中士史蒂文·拉塞尔（Russel）的斥责。

     10月23日，凌晨5点左右，一辆不开大灯的黄颜色奔驰卡车驶入指挥部大楼以南、通往贝鲁特机场航站楼的主干道以东的大型开放式公共停车场。一个三英尺高的蛇形铁丝围栏将停车场及整个城市与营指挥部大楼隔开。卡车转了一圈后就随即离开。下士艾迪·迪弗兰科（Eddi DiFranco）从他的哨所注意到了这辆车，但这些卡车在机场周围是常事，所以他没有多加留意，也觉得没必要向拉塞尔中士报告。一小时后，另一名哨兵注意到一辆白色奔驰车驶过。司机的手伸过副驾驶座位，随手拍了一张海军陆战队大院的照片。

     早晨6点22分，迪弗兰科听到汽车引擎的轰鸣声。他朝停车场望去，正好看到一辆黄色奔驰卡车极速转弯，冲破蛇形铁丝网，加速朝70码外的营指挥部直冲过去。为避免意枪支走火，杰拉蒂上校禁止哨兵携带子弹上膛的步枪。迪弗兰科意识到要出大事，奋力从肩上取下步枪，想将弹匣装进 M-16，可是时间来不及了，巨大的卡车从他身边疾驰而过。司机是个白人，留着浓密的八字胡、双手紧握着方向盘，他低头看着迪弗兰科，脸上露出狂野的微笑。卡车冲过了铁丝网围栏上一处敞开的大门，并穿过了地上两根大型黑色污水管之间仅八英尺的间隙。

     在指挥部大楼入口处的沙袋掩体里，拉塞尔中士背着身，与不听管教的慢跑者交谈，几个电台发出的静电干扰声在耳边嘶嘶作响。卡车驶过蛇形铁丝网时，他听到噼啪声或爆裂声。当听到柴油引擎越来越大的轰鸣时，他转身看到一辆大卡车的车头直奔他而来。

     拉塞尔飞跑穿过空旷的院子，连声高喊：“趴下！ 趴下！” 就在黄色奔驰卡车冲过他的哨位，把沙袋和碎木头撞飞到大厅时，他回头看了一眼。卡车停在了中庭的中央，前挡风玻璃撞得粉碎。有好一会儿，四周悄无声无息。拉塞尔仍在奔跑并让海军陆战队战士们“卧倒”。他扭头再看卡车，车辆前部冒出一个耀眼的橙黄色闪光。相当于两万磅的高爆炸药，由可燃气体罐增强引起一阵大爆炸。一股强大的热浪和巨震将他抛到了 15 英尺高的空中，灼伤了他的皮肤，他像布娃娃一样在空中翻转。

     爆炸力沿着建筑物开放的中心结构垂直向上冲，在屋顶形成一个倒 V 形，硬是把整个建筑物从地基上拔起。随后，大楼像手风琴的风箱一样坍塌下去，四层高的楼瞬间化为一层，整个城市都可以看到巨大的蘑菇云。联邦调查局后来通过内衣碎片上的残留物确定了爆炸物的类型。卡车停车的地方附近有个小健身房，一名海军陆战队战士当时恰巧在那里锻炼，内衣是他留下的唯一遗物。

     少数幸运的海军陆战队战士活了下来。一些睡在楼顶的人顺着倒塌的大楼滑下来，躲过一劫。营长霍华德·格拉赫（Howard Gerlach）中校被炸出办公室，在曾是指挥部的一堆瓦砾旁苏醒过来。灰色的混凝土粉塵覆盖了一切。不少死者的肢体散落在海军陆战队大院各处。有一具尸体仍裹在睡袋里被抛挂在一棵树上。当一名海军陆战队救援人员的靴子踢到软绵绵物体时，他低头看到一只断手，手掌朝上，手指上还戴着婚戒，见此情景他差点呕吐起来。茫然的幸存者和黎巴嫩救援人员努力从瓦砾中拉出伤员，信件、技术手册、色情刊物等碎纸片，缓缓地飘落在废墟周围。

     当时，杰拉蒂上校在不远处的二楼办公室里，就在一处植被覆盖的岩丘对面。爆炸摧毁了大楼的所有窗户，玻璃碎片在办公室里横飞。他冲下楼，绕到指挥部后面，朝他属下营部的方向望去。随着尘埃和碎片的迷雾散去，杰拉蒂发现整栋楼不见了。他立即用保密电话接通了第六舰队司令官，报告说损失会及其惨重。

     与此同时，另一辆卡车炸弹袭击了附近的法国军事指挥部。法国伞兵最近才搬进西贝鲁特海边的这座九层高指挥部大楼，他们曾希望这里能获得更好的防护。法国哨兵向驶来的卡车开火，可能是在司机引爆前将其击伤。那天早上，241名美国军人和58名法国伞兵丧生。对美国海军陆战队来说，这是自1945年硫磺岛战役以来单日伤亡最惨重的一次。

     10月23日之后，再也没有人见到过扎因丁。他的家人拒绝谈论他的去向，或者他参与了爆炸行动。但在他知根知底的邻里当中，大家都清楚是谁制造了那个星期天早上震撼贝鲁特的爆炸。他的父母突然频繁往来伊朗，那里的官员视他们为贵宾，甚至他们还得到阿亚图拉·霍梅尼的接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