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3章 铁丝网鲍勃

     1981年1月20日，这天罗纳德·里根成为第四十任美国总统。吉米·卡特在白宫最后一个上午的大部分时间里，在忙于落实释放扣押在伊朗的美国人质事宜。这一天对卡特来说苦乐参半。当人质离开德黑兰机场飞往阿尔及利亚获得自由时，新总统已经正式宣誓就职。

     里根上任时69岁，是史上年龄最大的当选总统。尽管他的长脸庞上露出了年龄的皱纹，但是黑亮的头发让他显得精力充沛，朝气蓬勃。他开朗乐观，极少发脾气。这位新的三军总司令有极强的是非观。众所周知，他不插手错综复杂的政策细节，而是始终给人一种全局观念：我们代表道德正义的自由世界在与罪恶的苏联帝国的扩张主义进行抗争。

     里根不喜欢与人正面交锋，避免当面争执，不急于做出让人难堪的决定，特别是对那些在本届政府里任职的老相识。所以，在重要的国家安全会议上大家总是一团和气，但是会后没人知道总统到底做出了什么决定。

     乍一看，新总统与其前任有明显的区别。卡特像个爱训斥人的校长，里根看上去和蔼近人。卡特钻研政策之间的差异，里根是个多面手，不拘泥于繁文末节。卡特在中东阿、以和平进程和快速部署部队问题上有清晰的方向，里根上任时没有任何固定的见解。卡特迟迟认识不到苏联在中东的冒险主义政策带来的威胁，里根一上台就决心抗击苏联的扩张行径。

     美国海军陆战队总司令罗伯特·巴罗（Robert Barrow）将军赞赏新总统。巴罗将军身材高大，老家在路易斯安那州，一副文质彬彬南方绅士派头。他在韩战长津湖撤退战斗时担任连长，荣获海军十字勋章（美国次级军功奖章）。尽管巴罗敬佩国防部长哈罗德·布朗的才华，但他对卡特的许多防务政策心怀疑虑，感到美国在苏联面前显得软弱无力，不堪一击。长达一年的人质危机和以失败告终的营救行动更加重了巴罗的忧虑。里根的竞选承诺是增加国防开支，这无疑带来些安慰，让巴罗和许多将领们吃了颗定心丸。

     陆战队总司令与总统的首次会面是在就职典礼的观礼台上。当一支军人方阵举着美国国旗走过时，总统转头问巴罗，自己虽不是军人，可否行礼致敬。

     “当然可以，阁下。您是三军统帅，总统先生，” 巴罗操着路易斯安那的拖腔口音答道。里根行了个军礼，这一惯例延续至今。

     新的共和党政府里有一个获得政治任命的团队，他们不信任卡特时期留任的人员。在政府过渡期间，他们对卡特时期的防务计划没有没兴趣，公开蔑视所有认同卡特对伊朗和苏联采取软骨头政策的人。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戴维·琼斯将军首当其冲，承受着新文官团队的无礼对待。共和党人认为，他过分地迎合卡特的政策，放弃美国在巴拿马运河的控制，削减如B-1轰炸机这类国防项目。里根总统曾打算撤掉琼斯，但考虑到他还有一年的主席任期，此时换人将是个不好的先例，所以决定让他留任。里根的解决方法是在任命一名他更中意的将军之前，不让参联会主席参与所有重大的决定。在总统任期的第一年里，里根从不去五角大楼，也不与参联会主席见面，这个有意为之的冷漠态度，就是让华盛顿清楚地意识到，新一届政府对卡特时期国防部军职人员的看法。此举对军方的政治影响决不亚于里根撤掉琼斯。

     1982年6月，戴维·琼斯如期退休，里根任命陆军上将约翰 “杰克” 维西（John Vessey）出任新的高级军事顾问。维西是个朴实无华，脚踏实地的军人，在二战意大利血腥的安其奥（Anzio）战役中，他被火线提拔成军官，然后逐级晋升。这位新参联会主席相貌清瘦，花白头发，是虔诚的基督徒。同时代的人从未把维西视为一个有思想的人，然而，他在军队中备受尊敬，有诚实可靠和不问政治的名声，里根总统也正是看中他这两个优点。对维西来说，战争不是做学术，他自己亲身经历了三场战争，所以要用年轻人的生命去冒险，他持慎重态度。维西坚信，战争应该是不得已的选项。

     尽管里根的外交政策团队不愿意承认，实际上他们延用了许多卡特时期的波斯湾防务政策。在里根政府初期，参谋长联席会议编制了一份新的研究报告，准备在摩洛哥至索马里等地建设更多的美军基地，其实这是反映出当年卡特得出的结论。国防部长卡斯帕·温伯格（Caspar Weinberger）批准了这份报告。里根政府为支持快速部署部队在中东修建基地又追加了七亿美元。

     1981年9月30日，里根的国家安全事务团队在椭圆形办公室隔壁的内阁会议室开会，会上做出一份需要总统签字的决策令，内容是概述本届政府对付伊朗的方法。释放人质没有改善德黑兰与华盛顿的关系，国家安全事务助理理查德·艾伦（Richard Allen）在写给国防部长的信中说，改善关系取决于 “伊朗愿意以实际行动尊重国际法，以文明方式行事。” 这份新的政策文件重申了防止苏联控制伊朗石油资源的重要性，制定了加强在伊朗内部获取情报的步骤，防止伊斯兰革命扩散，在伊朗政府内培育亲西方国家的温和派。这些政策奠定了里根总统八年任期内美国对伊朗政策基石。

     新国防部长卡斯帕·温伯格身材矮小，衣着穿戴一丝不苟，是一只和蔼的斗牛犬。他是加州人，是里根的政治盟友和私交，也是坚定的共和党人。他还曾经担任过尼克松的预算主管和卫生教育福利部长。与前任国防部长不同的是，他上过战场，在二战太平洋战区服役，后在麦克阿瑟麾下担任情报官。温伯格短暂的军旅经历影响着他新角色的观点。

     当温伯格进驻五角大楼外圈E区三楼办公室时，他立即就摘下詹姆斯·福莱斯特（James Forrestal）冷冰冰的巨幅肖像。福莱斯特是第一任国防部长，因患忧郁症从贝塞斯达海军医院（ Bethesda Naval Hospital）高耸的塔楼窗户坠地自杀。温伯格换上了一幅更能提振情绪，四百年前的画家提善（Titian）的作品。画得是一位天主教红衣主教在向修道院长施与恩泽的场景，新部长觉得这幅彩色画作给人以慰藉和安宁。他在豪华的办公司里放了两座青铜半身像，一座是温伯格战时的上级麦克阿瑟，另一座是一名步兵战士。“我还想明确一点，我们的政府并不担心这是过分好战的做法，”温伯格后来写道。

     温伯格在政策方面谨慎小心。他把使用军事力量看作迫不得已，而不是首选方案。“他崇尚实力，但并不是真的要使用实力，” 著名军史学者斯蒂芬·里尔登（Steven Rearden）评论说。1984年11月28日，温伯格在离白宫不远的国家记者俱乐部参加午餐会，他的哲学观点在他演讲中得到了最佳的诠释。温伯格阐述了几条美军参战的原则：为了至关重要的国家利益，并且有清晰定义的胜利目标，还必须得到美国人民的支持。这就是所谓的“温伯格主义”。

     这个观点也反映出部长幕僚的信念，特别是两位重量极挚友，他的军事助手科林·鲍威尔（Colin Powell）少将和国防部副部长帮办理查德·阿米蒂奇（Richard Armitage）。 

     在福特政府时期，鲍威尔曾作为白宫实习生在温伯格手下短期工作过，温伯格对他有不错的印象。鲍威尔讨人喜欢，他表现出陆军领导的许多优秀品质：聪明，谈吐精练，有感染力的微笑和幽默感，容易博得上级和下属的尊敬和忠诚。然而，鲍威尔从来不是一名摸爬滚打出身的战士，他与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维西形成鲜明对比，他是手段高明的政治将领和华盛顿圈内老手。鲍威尔第一次到华盛顿时是1969年，那时还是个中级军官。除了为提职而短期担任指挥职务外，他根本没有离开过华盛顿。在出任温伯格的高级军事助理时，他已经在五角大楼中度过了将近十个年头，包括在卡特政府期间为国防部的二把手担任军事助理。

     理查德·阿米蒂奇在许多方面属于华盛顿的另类。在这个充满不露声色的政客，院外说客和律师的城市里，阿米蒂奇完全与众不同。他曾经是名海军军官，多次派往越南参战。他同时还是个举重迷，每天都去昏暗迷宫似的五角大楼军官健身俱乐部健身。阿米蒂奇当时40多岁，通常推举的重量远比年轻军官们多。他为人直率，直言不讳，不事张扬，宽厚的胸膛，开始秃顶，除了一双透着敏捷思维和精练旺盛的蓝眼睛之外，他很像电视剧《亚当斯一家》里面的菲斯特叔叔。他是温伯格的知己，无疑也是五角大楼最有影响力的人物。“如果想办成事，”那时的一位四星上将说，“你就托阿米蒂奇。”

     温伯格走马上任的第一天，见到桌上一封沃尔尼·沃纳（Volney Warner）将军的信。这位陆军将领罗列出若干建议，打算把凯利的快速部署部队指挥部和在布拉格堡的反恐精锐部队，即联合特种作战司令部都归自己指挥。温伯格一直关注着快速部署部队的曲折历史，认为在伊朗大规模陆地作战不太现实。有些人认为军方在中东不是需要一支实际的军队，而是威慑能力，他同意这个观点。可是，他要面对布朗部长曾经的两难困境，军方在处理伊朗和中东问题上的分歧泾渭分明，互不相让。

     温伯格在军队中的短暂经历使他懂得，两支部队之间存在的界线感十分危险，即友邻部队走到一起时会产生的麻烦。“我深知把两个指挥机构放在一起时的麻烦，” 温伯格说。“敌人会利用两支部队衔接出现的漏洞。” 温伯格指出，中东正好是欧洲司令部和太平洋司令部两个四星上将辖区的结合部，是世界上最不稳定的地区。按照温伯格的想法，一旦中东爆发战争，到底由谁负责指挥，而快速部署部队更激化了这个矛盾。“我们需要一个负责整个区域的人，” 温伯格认为。沃纳的信促使他采取行动。

     1981年4月初，温伯格召集参谋长联席会议的各位总长到“坦克”讨论快速部署部队的前景。所有出席会议的将领们都不同意保留这个建制。“波斯湾的行动应该完全由两洋的舰队担当，” 温伯格记得海军作战部长提出的看法。卡斯帕·温伯格没有采纳海军作战部长和沃尔尼·沃纳的意见，而是更倾向于凯利。国防部长下令快速部署部队归属一个新的四星上将指挥，五角大楼称其为一个联合司令部，统辖所有中东地区的美军部队，不分军种兵种。

     国防部长的决定引发五位白发绅士在“坦克”里的激烈论战，他们争执哪支部队应该归属这个司令部，负责管辖哪些国家，其中埃及和以色列是争论的焦点。甚至这个四星上将级的指挥部名称也让五角大楼领导层费尽心机。有认建议用 “新月司令部”，还有人提出中东、非洲、南亚司令，简称“CINCMEAFSWA”。接替凯利出任快速部署部队指挥官的是罗伯特·金斯顿（Robert Kingston）中将，他提议命名称为“美国中央司令部”，因为这个名称包含诸多意义。但是，参谋长联席会议不喜欢这个名称，他们不明白称这个司令部为“中央”是相对于什么而说？而是应该换成 “西南亚司令部”。国防部内还有其他人反对，原因是听起来这个军事建制大有干涉主义色彩，而成立这个司令部原本就是这个目的。一名温伯格的军事助理一度写信给部长，“我的确听说有人要用 “WEINLUCCICOM”，可是我不明白这些字母是什么意思。” 就这样，一天天的拖延下去。

     在总统委婉的催促下，僵局终于打破。罗纳德·里根非常理解伊朗给他前任所带来巨大麻烦，所以里根对组建中东地区军事司令部一事抱有极大兴趣。“我举双手赞同，” 里根得知温伯格决定组建四星上将级中东司令部后写信给他：“我一直以来都认为，这一地区的重要性之高，要求我们必须尽可能作出最优的指挥部署安排，这就意味着一个独立的司令部。我批准你的决定，并且期望早日收到详细的实施计划。” 一年过去了，新司令部仍然没有建立起来，总统以客气但严厉的口吻提醒温伯格，他需要了解新司令部的进展情况。总统还正式知会五角大楼要付诸行动。这回果然有效。

     尽管参议院拨款委员会主席、阿拉斯加参议员泰德·史蒂文斯（Ted Stevens）支持海军，企图否决这个议案，五角大楼依然迅速确定了中东新司令部的细节。温伯格批准的正式名称为美国中央司令部，军方简称CENTCOM。中央司令部的责任区涵盖19个国家，西到埃及，东到巴基斯坦，南到肯尼亚。大部分所属部队已经归属到了快速部署部队，陆军和空军将建立支持中央司令部的下一级指挥机构。二战期间，乔治·巴顿将军指挥的第三军团在西欧是美军的一把尖刀，陆军此次重新启用著名的第三军团指挥中东的武装部队。为了消除对中央司令部控制的担心，维西将军与巴罗将军达成一项默契，中央司令部的司令职位在陆军与陆战队之间轮换，这个协议延续了20年，直到2003年，由于美国占领伊拉克的困难所带来的压力，导致由陆军将领连续担任。

     温伯格的决定终结了沃尔尼·沃纳将军的前程。沃纳拒绝了一项欧洲司令部的重要任命，他致信温伯格，由于“我得不到参谋长联席会议的支持和信任，在此我提出解除我职务的请求。”温伯格遂其所愿。心怀怨恨的沃尔尼·沃纳给里根总统写了一封长达五页纸的信，抨击温伯格所做的决定，批评眼光狭隘和徒劳无益的参联会。沃纳拒绝举行退役阅兵式，反而约了几个战友在布拉格堡上空跳伞，然后在降落点畅饮啤酒。“这是我想干的事，几个朋友，几瓶啤酒。”

     组建中央司令部的决定得到亲西方的阿拉伯国家欢迎。1982年12月16日，太阳西斜的傍晚时分，和蔼精明的沙特驻华盛顿大使班达亲王（Prince Bander bin Sultan）来到温伯格的办公室，带来一个沙特王室的口信。亲王说法赫德国王百分之百支持新组建的美国中司令部，视其为明智的举措，这是发给苏联的一个正确信号，” 亲王又补充道，中央司令部让苏联感到极为不安，苏联试图想让沙特阿拉伯相信，中央司令部是美国统治该地区的工具。班达亲王告诉国防部长，沙特国王不同意这个观点，他坚定不移地支持美国在波斯湾的目标。

     班达以典型的沙特方式结束了会面，他直言不讳地宣称，他的政府将对外声明，沙特会与中央司令部保持距离，温伯格不必在意。温伯格当然明白，点头同意。会议结束时，想到中东充斥着如此口是心非现象，两人不禁开怀大笑起来。

      有一个重要的中东国家对美国新的防卫策略不满意，它就是华盛顿在该地区最坚定的盟友以色列。这个犹太国家担忧一个专门支持阿拉伯国家的美国军事司令部会带来什么后果，以色列希望看到可以美、以两国关系更紧密的军事联盟，并且极力推动将以色列包括到美国在中东的防御计划中。以色列政府十分清楚华盛顿文职领导层的鹰派冷战观点，所以强调指出苏联插手了阿、以冲突。总统宣誓就职一个月后，以色列外交部长在五角大楼会议室与温伯格部长会面。伊扎克·沙米尔（Yitzhak Shamire）向温伯格不断强调，苏联是造成大部分地区不稳定的因素。沙米尔在与温伯格首次会面就说道：“巴勒斯坦解放组织（PLO）是恐怖组织，直接听命于苏联”，他说得铿锵有力，但并非实事求是。以色列总理梅纳赫姆·贝京首次与里根在总统办公室会面时也再次老调重弹，他认为苏联在中东的傀儡国与在欧洲的华沙条约国没有两样，他主动提出允许美军使用以色列的空军基地和港口，甚至愿意让以色列空军替代美军在波斯湾执行飞行任务。作为回报，他希望美国完全放弃刚刚与阿拉伯国家达成的支持快速部署部队的协议。贝京指出伊拉克是以色列的头号敌人，所以也是美国的敌人，原因是伊拉克拥有大规模常规部队和刚起步的核项目。由于以色列对伊拉克军事实力的担忧与冷战无关，所以没有成为讨论的焦点。但是，以色列总理大力提倡以色列是华盛顿在冷战中的重要资产的论点，对美国官员产生了影响。

     现在的亚历山大·黑格是里根政府国务卿的，无需他人的帮助就已经用冷战的视角看待中东了，他也是以色列的坚定支持者。他和里根都觉得，应当把以色列也包括到中央司令部里，温伯格起初也有同样的看法。

     然而，参谋长联席会议和国防部的文职官员都想说服温伯格不要这么做。参谋长联席会议认为，以色列距离波斯湾太远，以色列加入进来将危害与阿拉伯国家达成的重要基地协议。参加过越战的宾·韦斯特（Bing West）负责国防部军事事务（除苏联外）的高级文职官员，他告诫温伯格，国家安全委员会里那些亲以色列的成员，长期对里根施加影响，所以总统才打算把这个犹太国家放到中央司令部里去。

     这个暗示让温伯格怒火冲天。“ 他是总统，” 国防部长回应韦斯特。“在他做决定之前，与听取谁的建议毫不相干。”

     1982年5月25日，温伯格在“坦克”里与参联会开会，会后他彻底改变了立场，并且致信里根，考虑到阿拉伯国家的敏感情绪，建议不要把以色列、黎巴嫩、叙利亚包括到中东司令部中去。“虽然我不完全同意这么做，但如果需要的话，我们可以随时更动。” 温伯格写道。

     接替换凯利首任中央司令部司令的是罗伯特“铁丝网鲍勃”金斯顿，他又高又瘦，严厉苛刻，脾气火爆，心里装的全是战争。“他的眼神在说，别惹我。” 中央司令部老牌军史学家杰伊·海因斯（Jay Hines）说。为了不让士兵踩踏草地，他用铁丝网把指挥部围起来，因此得了这个绰号。金斯顿不是个战略思想家，而是个斗士，有天生领兵打仗的能力。年轻时在韩战是少尉，他率领一百名士兵组成的部队前进到中国边境鸭绿江封冻的岸边。当中国于1950年11月介入战争后，他在美国陆军南部地区的混战中有多次优异表现。

     金斯顿与中央情报局有长久的渊源。韩战第一次任务后，他调到军方和中情局组建的联合准军事组织，负责派遣南韩特工从潜艇出发，向北方渗透，发动偷袭行动，在北朝鲜战线后方炸毁列车和桥梁。只有极少数美军随韩国特工一起上岸实施破坏任务，金斯顿就是其中一员。“我当时觉得爽透了，”金斯顿后来说。韩战后，金斯顿是少数军官中参加了中情局为操纵外国特工专门培训情报官的课程。1967年春，金斯顿任OP-34号绝密任务的指挥官，负责派遣南越特工进入北越，组织反对共产党政府的暴乱。行动在1960年代初由中情局启动，到1964年时由军方接手。

     金斯顿上任伊始就怀疑整个行动已经暴露。因为500名特工空投到北方后，大多死掉或成了共产党的双料特工。金斯顿的上级是约翰·辛洛布（ John Singlaub）上校，是美国战略服务局（OSS）的传奇特工，曾经在 D-日之前空投到法国。金斯顿以他惯常毫不讳忌的态度向上司报告了坏消息：“你想对胡志明说点什么吗？因为你的人都是双料特工，我可以通过他们给胡志明送个信。”

     金斯顿去坦帕走马上任新司令官后依然保持着与中情局的联系，他是弗吉尼亚州兰利中情局总部的常客，他习惯通过正常渠道以外的方法获得中央情报局原始情报，此举让金斯顿得到通常四星上将看不到的特殊信息。不过最终中情局副局长罗伯特·盖茨（Robert Gates）发现了这个情况，他下令关闭这个后门。盖茨指示只有经过核准的情报文件才能发给中央司令部，并且必须通过国防情报局的常规渠道。

     金斯顿从凯利任期接手的保卫伊朗不受苏联攻击的计划，是以扎格罗山脉为屏障的战略。现在该作战计划代号为OPLAN-1004。这项计划基于长久以来冷战造成的恐惧心理，担心苏联入侵伊朗从而威胁西方获得中东石油。因此，计划要求部署四个美国师和三只航母，首先保证波斯湾海上通道畅通，然后美军从霍尔木兹海峡的阿巴斯岛和海湾北部阿巴丹附近登陆，再向东北推进而进入内陆，并准备沿扎格罗一线建立防线。扎格罗山脉体型巨大，蜿蜒崎岖，不少山峰高度超过一万英尺高度，从伊拉克东北部的库尔德斯坦向西南方向伸延，最后在霍尔木兹海峡附近结束。

     当金斯顿着手修改伊朗作战计划时，发现伊斯兰共和国有一个显而易见的软肋。面对危机发生时，伊朗如何在超级大国之间做选择。倘若苏联单方面入侵伊朗，或是支持一场亲苏的政变，金斯顿推断霍梅尼可能搁置对美国的怨恨，而与美国军方合作。一次合作，哪怕是被动的，也将极大提高美军在伊朗的成功机会。中央司令部期望与伊朗军方合作，共同保卫伊朗西南部的胡泽斯坦（Khuzestan）油田，由此可以缓解伊朗对美国妄图得到该国石油的担心。

     1983年8月，基于一项假设，情报机构重新做了一份评估报告。如果美军以抵抗共产党为由出兵保卫伊朗，伊朗会保持冷静吗。国防情报局分析人员的结论是，伊朗对美国和苏联的厌恶程度不相上下，极可能不分伯仲地坚决抵抗。中情局的评估是同样结论，并特别指出伊朗政府担心超级大国将重复二战时分裂伊朗的历史：“霍梅尼极其宗教机构在伊朗人民中散布恐怖信息，说超级大国密谋把伊朗肢解成受不同势力控制的区块。” 如果苏联发动一场政变，像在阿富汗那样扶植一个傀儡政权，中央司令部的干涉行动会遭到坚决的抵抗。伊朗确信华盛顿和莫斯科在密谋推翻伊斯兰共和国。甚至在与苏联红军交手前，中央司令部将不得不在伊朗杀出一条血路。

     金斯顿修改了作战计划，反映出真实情况。美国军方现在要等待苏联首先越过边界进入伊朗。当大批伊朗军队北上迎击红军时，此时的陆战队和陆军在没有特别抵抗的情况下夺取布什尔港和阿巴斯岛。更重要的是，中央司令部的计划人员推测，等待苏联首先发动进攻后，伊朗才会更愿意与美军合作抵御共产党的侵略。 

     具有丰富的秘密行动经历的金斯顿坚信一点，中央司令部有必要在伊朗发展地下组织。金斯顿期望，如果能与伊朗军方做出适当安排， 就可以为美军进入伊朗铺平道路，协助组织伊朗人抵御苏联。金斯顿以北约计划为范本，一旦中欧燃起战火，五角大楼计划派出特战小分队潜入苏联战线后方的东欧执行战斗任务，炸毁桥梁，并且在敌后纵深袭击重要目标，实施非常规作战行动，与反苏游击力量配合在消极的华约成员国里煽动革命。为了支持这个计划，美军在东欧地区秘密藏匿了大量武器弹药。

     金斯顿为伊朗制定了一个大胆的特战行动计划。他在坦帕组建了一个核心指挥部，由一位陆军准将指挥，命名为联合非常规作战特遣队。特遣队控制着可在伊朗进行秘密战的几千名陆军特战队，海军的海豹突击队，空军的战斗机和直升机。美国陆军第五特遣大队配备了熟练掌握波斯语和阿拉伯语的语言人才，是专门为中东训练的特种兵部队。他们会被空运到安曼的希巴（ Seeb）建立指挥部，然后，所属的三个营分别前往土耳其、巴基斯坦、沙特阿拉伯。甚至在敌对行动开始之前，就秘密飞抵伊朗，部署在沿西北地区苏军部队入侵途径的山口附近，他们将选择性地摧毁道路、桥梁、铁路线，阻止苏军前进。与此同时，其他部队与伊朗抵抗力量接触，开始在苏军战线后方组织游击队。

     如果伊朗抵抗美军，海豹突击队就迅速抢占阿巴斯和布什尔等重要港口，在守军来不及组织有效防守前将伊军歼灭。美国海军陆战队或陆军王牌游骑兵迅速空运抵达，确保港口安全，为后续坦克师建立交通纽带。

     在华盛顿郊外一个不起眼的大院里，驻扎着一支美国陆军最不为人知的秘密部队：情报支持行动处（ISA）。行动处始建于1981年3月，是为了解决伊朗人质和后来失败的营救行动而建立。这是个集人力情报、信号情报、电子情报为一体的新建制用来支持特战队行动。行动处最初几年的作为颇受质疑，英文它的主要任务是为前陆军特战队中校詹姆斯·波格利兹（James “Bo” Gritz）提供财政和情报支持（他后来成为外围总统候选人），他设计了一项异想天开计划，打算营救那些越战后一直被关押在老挝的美军战俘。国防部副部长弗兰克·卡鲁奇（Frank Carlucci）在1982年作出决定，暂停了所有行动处的活动，在给负责国防政策的助理部长弗兰德·艾克（Fred Ikle）备忘录中，他特别提到对这个机构目无法纪的情况“极度不安。” 第二年，温伯格颁布了新的情报支持行动处规章，将其置于布拉格堡严格控制之下，很快行动处洗面革心，随后发展成美军中一支优秀的部队。1987年，行动处在约翰·拉齐（John Lackey III）上校指挥下发展到将近400人的规模，分别编成秘密战、信号采集、通讯联络等中队。

     1983年，陆军高级情报官（ G-2）威廉·奥多姆（William Odom）中将交给情报支持行动处一项任务，在伊朗打通渠道和招募特工支持中央司令部。奥多姆体型消瘦，戴着一副角质架眼镜，是个学者型军人。他是苏联问题专家，在哥伦比亚大学获得硕士和博士学位，担任过的最高职位是卡特的国家安全事务助理布热津斯基的军事助手。奥多姆认为金斯顿需要基层的伊朗特工，他们熟知道路，可以告诉你哪座桥的承重是多少，可以实实在在地帮助美军部队进入伊朗。

     “我要的是出租车公司，货运公司，酒店经理，”奥多姆后来说，“底层招募的人员可以在机场与你见面，迅速带领部队进入该国。” 在陆军参谋长爱德华·迈耶（Edward C. “Shy” Meyer）的支持下，奥多姆提高了行动处在伊朗人力情报的优先等级，仅次于在欧洲搜集苏联情报的优先程度。

     金斯顿在坦帕的一批下属军官配合下，行动处组建了两个以伊朗为重点的特殊分队。E分队在位于西德法兰克福九层高楼的法本（IG Farben）大楼里以伪装身份工作。在这幢1930年代的建筑里，还有美国陆军第五军团（US Army V Corps），以及欧洲和中东地区军事反间谍和秘密战指挥部。分队工作目标是伊朗流亡海外和伊朗国内的抵抗团体。很快行动处又在巴基斯坦建立了办公点，在那里操控伊朗境内的行动和特工人员。L分队的驻地在美国，公开发展与前伊朗军事官员的关系，通过他们与伊朗的朋友和同事取得联系，获得第一手伊朗军方现状的信息。

     行动处在伊朗内部发展异族关系和分离主义团体方面不太成功，特别是在西北部库尔德人地区。奥多姆认为他们应该很自然地成为美国盟友，甚至为美国特种部队提供备选的庇护所。“我们可以进入库尔德人地区，” 一名美国陆军情报官事后说，“但是土耳其人和伊拉克人都不想让美国挑起库尔德人分离主义运动，除非由他们操控，生怕麻烦会传播到他们自己的国家。”

     奥多姆的人翻出来一份过去的防御计划，代号“阿米什-麦格”，是由第十特战大队为巴列维制定的防御苏联入侵伊朗的计划。计划包括隧道和从苏联阿塞拜疆通往伊朗北部山口的详细目标数据。巴列维的军队使用这个数据预先放置爆破材料，摧毁桥梁和隧道。一位在行动处工作的伊朗人确认，虽然炸药已经拆除，可是在桥梁桩基和隧道入口处钻的洞保留了下来。有了这个信息，陆军特战队只要重新放入炸药，就可以迅速地封闭苏联入侵伊朗必经的重要道路。陆军分析员事后承认，此举省去了许多年的调查研究。

     然而，行动处惹怒了中情局。在和平时期，中央情报局负有招募所有特工的法律责任，他们视行动处人员为外行。霍华德·哈特（Howard Hart）是中情局老牌特工，是他最先组织为阿富汗圣战游击队（Mujahideen）提供武器，后来掌管中情局准军事部队的特别活动处（ Special Activity Division），他认为军方在执行敏感任务时缺乏细腻入微的手法。“军人是爱国者，进行准军事行动或刺探情报时，通常情况下他们是好心的外行。当军方派人以中东商人身份到伊朗执行秘密任务时，他们一看就是装出来的商人，而中情局派出的人的确是一名中东商人。” 当时，美国军方认为中央情报局也同样是瞎折腾。在军队中常用一个与指挥官或司令部有关的缩写“C2”，意思是指挥与控制（Command and Control），一名与中情局共事了二十年的美军高官说，在中央情报局“C2” 的意思是“控制与功劳”（ Control and Credit）。

     尽管如此，行动处必须与兰利协调所有的行动，中情局还是把军事单位看作是闯进自己地盘的不速之客。奥多姆清楚兰利想要行动处关门，他的军官指责中央情报局歪曲行动处存在的问题，1982年时向国会透露的负面信息几乎导致行动处被关停。据奥多姆所知，中央情报局暗中破坏五角大楼在伊朗的行动。中情局巴基斯坦站长邀请行动处负责伊朗行动的陆军军官参加伊斯兰堡的一次外交鸡尾酒会，他特意与那名军官待在一起，并且大声说两个人在一起工作。由于站长是公开的身份，军官在公众场合与他在一起无疑暴露了自己的身份，迫使他离开该国。他的离开中止了军方在巴基斯坦特工招募工作，中央情报局的这个小动作激怒了五角大楼的许多官员，包括温伯格。

     里根政府上台时抱有一个信念，苏联的冒险主义阴谋是美国国家安全最大的问题根源。阿、以冲突要从冷战的视角来看，因为在美国的支持下，以色列挑战的叙利亚和巴解组织是苏联的傀儡。金斯顿和行动处在伊朗发展起来的秘密间谍组织，其任务仅仅是对抗苏联，而不是伊斯兰共和国。这种片面的观点淡化了自二战后，造成该地区一系列争端的历史性和地区性原因。说得好听一点，伊朗革命与情报支持行动处的认知体系格格不入。华盛顿缓慢地改变了这个短视的观点，开始意识到是伊朗本身，而不是苏联，将成为美国控制波斯湾的真正挑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