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和伊朗在波斯湾的战争已经打了八周的时间，战争的走向依然不明了。这场战争其实是双方三十多年的积怨和敌意总爆发。从1979年伊朗伊斯兰革命至今，美、伊之间从未正式宣战、却从未停止秘密交锋。《暮色战争》（The Twilight War）这本书详细记述了大部分史实。作者戴维·克里斯特（David Crist）不仅是一位历史学家，更是美国国防部的资深顾问，长期担任美国中央司令部的首席历史学家。他出身将门（其父为美军上将，曾担任美国中央司令部司令），拥有佛罗里达大学博士学位，专业背景深厚，可以接触到五角大楼的机密档案，其视角深受职业军官和战略分析师的影响，书中关于某些特种行动的细节在出版时曾引起情报部门的严格审查，引发了关于国家安全与知情权之间界限的讨论。 原著于2012年由 Penguin Press 出版，我们今天在YouTube、X、主流媒体上看到的封锁霍尔姆斯海峡、战领哈尔克岛、油轮战、水雷战等等，都在十多年前出版的这本书中谈到过。我当年阅读时随手翻译了几章给家人们看，现在贴上来供有兴趣的看客们一读。

 

 

 

第一章 “心中敬爱的国王”

 

     1979年1月4日，凌晨两点。

     在德国斯图加特家中熟睡的美国空军将军，罗伯特 “荷兰佬” 海泽尔（Robert “Dutch” Huyser）被一阵保密电话铃声惊醒。对五十四岁的海泽尔来说，半夜来电并应是情理之中的事。有危机事件发生时，他必须跟着华盛顿的作息时间走。每当美国东海岸下班时，五角大楼总会有诸多临时需要征询的事， 所以就算是四星上将，把你从睡梦中唤醒并不为奇。

     海泽尔将军体型微胖，圆脸上布满皱纹，是空军轰炸机部队造就出来的将领。二战期间，他曾驾驶四引擎的B-29轰炸日本。冷战初期，虽然驾驶着同样机型，却已挂载着攻击苏联的核弹。随着美国航空科技的进步，他的职务也在提升。在经历了B-52轰炸机北越的任务后，他于1975年9月出任要职，任美军驻欧洲司令部副司令。

     在这个半夜来电的一周前，海泽尔与两个人反复通了无数次电话，一个是他的顶头上司亚历山大·黑格将军（Alexsander Haig），另一个是他多年的故交，新上任的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大卫·琼斯（David Jones），他们在密商前往伊朗执行一次秘密任务。

     过去的三年中，海泽尔与美国在中东最重要的盟友之一，伊朗的穆罕默德·礼萨·巴列维（Mohammad Reza Pahlavi）国王建立了很好的私人关系。眼下，一场人民革命运动正在席卷全国，王朝统治处在崩溃边缘。华盛顿此时希望派出一名高级别军事特使，前往伊朗配合伊朗军方工作，但是到底能做些什么，谁都不清楚。

     当代的美国军队中少有像黑格这样善于权术的将军。他早年曾在专横跋扈的道格拉斯·麦克阿瑟（Douglas MacArthur）将军手下当过副官，所以不但了解东亚的战场，还领教过华盛顿的官场。黑格公开反对卡特政府对伊朗革命采取的软弱态度，呼吁美国应为伊朗国王撑腰。而更重要的是，黑格不希望伊朗崩溃所造成的危机给自己的仕途带来不利。他小心谨慎地与德黑兰正在上演的这场大戏保持距离。所以，当琼斯将军向黑格建议，海泽尔是向伊朗领导层传递信息的最佳人选时，当即被海泽尔顶头上司欧洲联军最高司令官黑格否决了。

     凌晨两点钟，海泽尔拿起电话，听到黑格生硬的嗓音。“荷兰佬，我们没辙了，你要准备去一趟伊朗。”

 

     1977年1月20日，天气寒冷而晴朗。吉米·卡特总统在宣誓就任总统的时侯，伊朗和波斯湾都不在他的日程上。他虽然清楚中东石油的重要性，却没有为美国在获取中东石油上面做出努力，而是推出一套政策措施，集中精力解决美国对进口能源日益增长的需求这个结症。

     日渐逼近的能源危机成了本届政府早期的魔咒。总统才入主白宫仅仅两周的时间，就要全力以赴应对即将爆发的危机。他穿着开身毛衣坐在木椅上，在白宫图书馆火光闪烁的壁炉旁，进行了首次全国电视讲话，他告诫听众们在节约能源方面要做出共同的牺牲。

     三个月后，卡特再次在电视黄金时间档露面。1977年4月18日晚，观众们在电视前等着看那部描写西部淳朴生活的家庭剧《草原小屋》时，他们在电视上却见到身穿深色西装，神色凝重的总统。“今晚”，总统提高了嗓门说，尽管他操着婉转的南方口音，“我要与各位谈一件谈史上前所未见的难题。除了避免发生战争之外，这是你我有生之年要面对的最严峻的挑战。”

     总统警告说，步入80年代后，原油需求将超过全球储量。他预言随之而来可怕后果是，工厂关门、失业、失控的通货膨胀、各国之间激烈争夺奇缺的能源资源。“如果我们不迅速采取行动，一场撼动自由体制根基的经济、社会与政治风暴将降临。”卡特接着道出了总统任期时的名言之一：这次一触即发的石油危机，“在道德层面上等同于一场战争。”

 

     卡特总统继承的波斯湾政策，完全是在冷战的铁砧上锻造定型的。早在1946年3月，美国和苏联就在该地区见证了第一次危机。当时，苏联在二战后依然赖在伊朗北部不走，甚至命令坦克部队挥师向伊朗首都德黑兰推进。随着美国提出强烈抗议，加之莫斯科并不真心此时开战，所以最终选择罢手。此后的三十年时间里，美国的重点是在欧洲中部与莫斯科对抗，英国则承担起了在中东地区抵御苏联扩张的责任。英国在该地区有强大的军事存在，海湾地区的酋长国仍处在英国的殖民保护下。但是，在1968年1月情况发生了变化。由于财政紧张，英国首相哈罗德·威尔逊悍然宣布英国政府决定撤军，结束在波斯湾地区长达140年的殖民统治。当大英帝国的米字旗从新独立的酋长国降下来时，美国正深陷越南战争，苦于分身无术，无法派遣军队前往海湾地区。

     于是，20世纪70年代初，理查德·尼克松总统设计出一个少花钱，办大事的新方案，习惯上被称为是 “双支点战略”（twin pillars strategy）。根据这个设想，美国在波斯湾地区的安全基础由本地区两个坚定的反共力量做支撑：伊朗与沙特阿拉伯。沙特拥有惊人的石油财富，还有圣城麦加和麦地那守护者的宗教威望；另外，再加上伊朗强悍的军事实力。这两个国家作为美国的战略代理人遏制苏联。亨利·基辛格在回忆录中写道，“英国撤军所带来的权利真空，将由亲美的本土国家来填补。” 美国在波斯湾的安全要依靠伊朗国王不断增强的军事力量来保护。

     伊朗国王穆罕默德·礼萨·巴列维十分乐意扮演这个角色。1953年，在中央情报局协助下，巴列维发动一场恢复王位的政变。此后，巴列维表现出了雄图大志，积极扩张，坚定地反对共产主义本色。他在国际外交场合毫不掩饰地宣称，伊朗必须成为新的地区强国。巴列维国王巧妙地利用美国惧怕共产主义的心理，坐拥1968-1975年的七年中疯狂增长了24倍的石油美元收入。在金钱和政治双重加持下，伊朗军队迅速发展，成了中东地区最大的军事力量。除核武器之外，福特和尼克松两届政府共向伊朗统治者出售了价值120亿美元美国武库中最先进武器装备。

     巴列维肆意使用新采购的军事装备挑战邻国。1971年11月，在英国最终从海湾撤出后，阿拉伯联合酋长国、卡塔尔、巴林等曾经的殖民地保护国准备宣布独立之际，巴列维声称伊朗享有在波斯湾内有争议的通布岛（Tunb Islands）和阿布穆萨岛（Island of Abu Musa）的控制权。岛屿虽小（阿布穆萨的面积仅有12平方英里），但是其位置却极具战略意义。以阿布穆萨岛为例，它扼守在霍尔木兹海峡西向的深水航道上，任何进出海湾的油轮都必须紧挨着岛屿驶过。巴列维国王还支持伊拉克北部的库尔德人叛乱，逼迫时任伊拉克副总统的萨达姆·侯赛因（Saddam Hussein）在1975年签了城下之盟《阿尔及尔协议》，将两国南部边界划定在阿拉伯河（Shatt al-Arab）的主航道中心线 — 这条伊拉克唯一的入海咽喉，自此被伊朗分去了一半主权。

     卡特总统虽然继续推行尼克松的“双支点政策”，但少了几分热度。他最初希望在波斯湾实行非军事化，并试着向莫斯科放话，建议双方减少向第三世界国家销售武器，包括美方将大幅消减销售给沙特阿拉伯和伊朗的武器数量。不仅如此，卡特总统又正式提议，双方签署一项消减在印度洋海军力量的条约，以此为突破口，最终达成在印度洋水域实现非军事化。可惜，两项提议最终都沦为走过场，莫斯科斩钉截铁地反对限制中东买家采购武器，因为这些买家正是购买苏联武器的大客户。

     卡特总统的外交政策团队内部也存在着根本分歧。两派阵营主要对手的一方是卡特的国家安全事务助理，老牌共和党外交政策专家，现年49岁波兰出生的冷战鹰派人物兹比格涅夫·布热津斯基。另一方是在前两任民主党政府里出任陆军部长和国防部副部长职位，现年60岁的国务卿赛勒斯·万斯（Cyrus Vance）。这两位幕僚虽然都一致赞成卡特总统强调的人权政策的重要性，但在几乎所有其他重大政策上各执一词。两人服务于同一届政府，但两人的理念如此南辕北辙，他们所带来的潜在隐患就不足为奇了。卡特有一位年轻的竞选经理汉密尔顿·乔丹（Hamilton Jordan），他在总统上任过渡期时放出话来：“总统就职后，如果你发现万斯任国务卿，布热津斯基任国家安全助理，我们肯定会一事无成，我会辞职走人。” 卡特总统不仅同时任命了这两个人。乔丹自己也没有辞职，还当了白宫幕僚长。

     布热津斯基和万斯对波斯湾的看法也完全不同。布热津斯基支持美国在该地区具有更强大的军事存在。相较于苏联，他将海湾石油看作西方国家的致命弱点，强调要对中东石油拥有绝对权利。如果石油资源变得供不应求，冷战的下一场战役将不会在柏林，而是在利雅得或德黑兰。国务卿万斯希望淡化美国军事在海湾地区扮演的角色，他在国务院内部推行的一种观点是，美国军队在波斯湾的存在会适得其反，因为在一个有着长期殖民地遗产和对超级大国的动机极度不信任的地区，最好是让美国军队远远避开，而不是在这个地区增加军事活动。

     新国防部长的观点介乎于两人之间。哈罗德·布朗（Harold Brown）现年49岁，他年仅22岁时就获得了哥伦比亚大学物理学博士学位。他自称头脑客观，有分析能力，是一名出色的科学家。他是作为 “神童” 跟随肯尼迪的国防部长罗伯特·麦克纳马拉进入五角大楼。布朗在整个60年代的作为给自己赢得了一个实至名归的温和派和现实派的名声。可是，在中东问题上，布朗部长基本上赞成布热津斯基对苏联意图更鹰派的判断。布热津斯基担心苏联意图控制波斯湾，这一点上他与布热津斯基的看法不谋而合。“如果苏联控制了这个地区，工业化强国和发展中国家事实上就变成了它的附庸国。”

     尽管有这些不同声音存在，华盛顿仍然认为该地区属于低风险，因为巴列维国王看起来权力根基稳固，并且听任美国左右。1977年1月，国务院所属的情报与研究局（Bureau of Intelligence and Research）作出一份乐观的报告，印证了情报界对巴列维国王的政治生存前景的预判。“在巴列维国王的治下，伊朗有希望在今后的若干年里维持稳定。伊朗的前景良好，起码到80年代中期之前将一帆风顺。” 1977年12月，卡特总统在任期第一年结束时，出访期间曾顺道在德黑兰做短暂停留，出席了一场盛大的除夕晚会。他借机再次强调对巴列维国王的支持，指出在巴列维国王的领导下，伊朗“是众多麻烦地区中的一个 ‘安全岛’。”

 

     可是，巴列维王朝并非像美国情报界描绘得那么乐观。早在20世纪60年代初期，国王开启了推进现代化和宗教世俗化进程。他铁腕实行土地再分配政策，尤其是针对属于什叶派神职人员的田产领地，此举无异于切断了他们的财路和权利上的命根子。他还下令出售国有企业，给予妇女选举权，甚至允许她们有出任公职的权利，并在学校里取缔教授伊斯兰教义等措施。国王的逻辑是，伊斯兰教不仅落后，更是阻碍伊朗现代化的羁绊。然而，他的现代化进程的副作用带来了快速的社会机构撕裂和与日俱增的不稳定因素。由于伊朗的石油新财富掌握在少数权贵手中，农村失业人数大增，失地的农民涌入城市寻觅生计，德黑兰人口短时间内激增了五倍。

     1975年，巴列维取消了选举，废除了名义上的两个独立政党制度，仅支持忠诚于王权的单一党派，君主立宪制的伪装彻底消失。得到数千名失业的海归学子的推波助澜，反对派运动和德黑兰街头的不满情绪日益高涨。

     一开始，对巴列维国王的举措最直言不讳的反对者之一是来自库姆（Qom）的宗教学者阿亚图拉·鲁霍拉·霍梅尼（Ayatollah Ruhollah Khomeini）。霍梅尼对社会世俗化的尖锐批评引起国王的警觉。1963年，国王将这名63岁的宗教人士投入监狱，并于次年驱逐出境。流亡在伊拉克什叶派圣城纳杰夫（Najaf）的岁月里，霍梅尼继续对 “腐朽” 的巴列维王朝及其主要支持者美国进行无休止的口诛笔伐。广大伊朗人民群众仍然对霍梅尼心存敬意，在反对巴列维的伊斯兰民众和非宗教大众心目中他树立起一个神谕般的形象。他不倾向参与政治纷争，而只提供广泛的政策性指导，细节留给关键的门徒们去处理。许多西方观察家错误地认为，霍梅尼的领导方式是打算扮演一个传统的什叶派伊玛目（Imam）的角色，虽说有权有势，但是超脱在世俗政治之外。然而，霍梅尼十分清楚要把伊朗带往何处。伊朗的未来既不需要西方民主也不需要君主立宪，他誓言清除一切腐朽的污垢，完成社会的伊斯兰化再造。他深信历史的教训，王权失道寡助，君主制必须废除。阿亚图拉·霍梅尼要把伊朗重新建成伊斯兰共和国，用清真寺取代王权。

     巴列维的权利基石在1977下半年开始瓦解。

     霍梅尼的长子猝然离世（死因极可能是心脏病），霍梅尼却一口咬定是国王及其秘密警察机构萨瓦克（Savak）下得毒手。紧接着，1978年1月7日，官方报刊登出了一篇羞辱霍梅尼的文章，不仅质疑他的宗教地位，甚至谈及他的性取向，此举引爆宗教圣城库姆的骚乱。在骚乱中，警察对示威者开枪射击，具体死亡人数有说6人到300人不等。按照伊朗悼念死者的习惯，接下来的40天祭悼期间里，街道上出现了死寂般的平静。2月18日，悼念期结束时，伊朗所有主要城市都爆发了抗议枪杀事件的示威。在大不里士（Tabriz），示威演变成暴力冲突，政府派出军队镇压，造成逾百人死亡。接下来的数月里，每次镇压行动后都跟着一段哀悼期，然后接着又是一波示威者和政府安全部队的冲突，血色循环，周而复始。

     袭击事件和暴力烈度持续升级，特别是酒肆和电影院等被视为是西化和腐朽生活方式成了重点目标。其中最令人发指的惨剧发生在港口城市阿巴丹，支持霍梅尼的人纵火焚烧了一栋两层商业建筑内的雷克斯电影院（Cinema Rex），浓烟迅速吞噬了整个影院，400多人葬身火海，许多人是在座位上被活活烧死。在中东，阴谋论总是比真相更有市场。尽管证据指向是霍梅尼的支持者所为，民间却疯传是政府是为了抹黑宗教反对派而自导自演。这一谣言让许多持观望态度的人转变了立场，倒向了国王的对立面，这标志着巴列维二十五年的统治开始走向终结。

     巴列维发现自己身处困境。如果出手镇压，肯定会招致美国对他无视人权的做法发难。要是坐视不管，必将助长反对派气焰。他选择了按兵不动。7月22日，他召见萨瓦克的头目，商讨示威者的事情。会议的结论是，巴列维明令使用武力镇压示威，批准军队开枪射击。可是这项命令根本没有执行，因为由平民组成的义务兵军队拒绝朝同胞开火。仅仅不到一个月后的8月19日，国王改弦更张，释放了711名政治犯，这些人又立刻投入到街头战中去。中央情报局专责伊朗的近东事务主管在一份备忘录中精辟地总结了这场悲剧：“准确地说，国王在伊朗现代化努力中释放出一股出人意料、却真实强大的反作用力。如今，无论是戒严令或向反对派施以小恩小惠，均无法控制局面。”

     在伊朗政府施压之下，或许是未雨绸缪，也为了平息本国占多数人口的什叶派骚乱苗头，伊拉克政府对霍梅尼下达逐客令，试图切断霍梅尼与伊朗民众的联系。霍梅尼起初想到科威特暂避，却被埃米尔（Emir）拒绝入境。没想到这场闭门羹却成了塞翁失马。

     曾旅居美国的心腹顾问易卜拉欣·亚兹迪（Ebrahim Yazdi） 极力劝说霍梅尼转往一个民主国家避难，因为亚兹迪深知，言论自由的环境可以帮助霍梅尼传播他的主张。就这样，霍梅尼搬进了巴黎郊区诺夫勒堡（Neauphle-le-Chateau）的一处住所。他发现，摆脱了伊拉克社会复兴党（Baath Party）的专制桎梏，富于同情心的西方媒体为他的革命言论提供了一个更为通畅的传播渠道。在巴黎的最初几个月里，阿亚图拉·霍梅尼接受了多达450次采访，发起了一场针精心策划反对君主制的媒体攻势。

     抗议活动势如燎原，支持者把霍梅尼的讲话录音偷运回伊朗。技术官僚、民主改革派、共产主义者、以及满腹牢骚的商人们都加入到不断升级的示威中。石油工人宣布罢工。12月初，当成千上万示威者走上街头时，暴力活动达到白热化程度。与此同时，霍梅尼批准把一批批支持他的人，送往伊拉克、叙利亚、黎巴嫩等地，开始接受游击战训练，准备与对手就争夺伊朗控制权进行长期武装斗争。

 

     国王所面临的困境让华盛顿的官方始料不及。最初，美国政府根本没有把反对派中的宗教势力当作一回事。“以往从来没有发生过伊斯兰革命，” 时任国务院伊朗事务的专员亨利·普雷希特（Henry Precht）说。尽管美国驻德黑兰大使馆的规模大位居世界第五，但鲜有美国外交人员能够体察到街头上弥漫的民情。国王牢牢掌控着外交人员可以得到的信息，而国务院不鼓励外交人员外出与异见人士接触，特别是那些宗教领袖。正如一名政务官员回忆的那样，“我相信在大使馆里根本找到一位认识毛拉（mullah）的人。”

     中央情报局曾投入巨大资源监视苏联动向，并且死死盯着伊朗境内的共产主义者，情报收集的努力并没有放在招募伊朗内部眼线上面。一名退休的中情局特工调侃道 “毕竟我们有国王的秘密警察负责通风报信。” 两家情报机构曾联手追查过 “伊朗人民圣战者组织”（MEK）。这是一个由多派别组成的伊斯兰左翼组织，该组织曾发动过一系列刺杀在伊美国人的恐怖活动，包括在中东地区首次使用自制炸弹，把美国空军准将哈罗德·普莱斯（Harold Price）炸成重伤。尽管中情局对伊朗的关键军政领导人进行过背景研究，但绝大多数情况下，这些努力基于在该地区与苏联的影响力进行抗争。在1976年的一份自我评估报告中，中情局得出的结论是，“总体来说，驻外机构的汇报内容在绝大多数议题上令人满意。”

     美国情报界的一项重大疏忽是没有研究国王本人。1974年，一名法国著名血液病专家让·贝尔纳（Jean Bernard）秘密飞抵德黑兰，为患有脾腺肿大的国王诊病。贝尔纳的诊断触目惊心，国王患有严重的慢性淋巴细胞白血病和原发性巨球蛋白血症。国王唯恐病情信息泄露出去，断然拒绝进行复查或治疗。虽然德黑兰常有国王健康出问题传言，华盛顿却对他的病情一无所知。病魔使巴列维日益消沉，沉默寡言。与此同时，华盛顿一如既往地支持他，却丝毫不知这位为美国捍卫波斯湾石油利益的人已经病入膏肓。

 

     伊朗的动荡局势造成卡特政府内部分成两派。布热津斯基主张国王诉诸武力，弹压反抗力量。他深信美国需要对这位君主展现出无保留的支持，并且提议派出一艘航空母舰前往安曼湾以表明态度。而国务卿万斯则警告说，伊朗人对美军在该地区的行动会解释为入侵的前奏。万斯认为美国应该协助伊朗完成从专制政体向民主政体的过渡。

     总统本人则举棋不定，他从个人情感上倾向于支持伊朗反对派所标榜的民主改革，另一方面他也意识到，如果巴列维政权被推翻，将是美国一场严重的战略性灾难。国王的人权记录并不光彩，常有关押和虐待持不同政见者的事件发生，总统也为此始终感到困扰。可是，伊朗领导人始终如一地支持以色列，以及卡特促使以色列和埃及在1978年9月签署的戴维营协议。正是因为伊朗承诺向以色列保证燃油供应，以色列最终下决心撤出西奈半岛，放弃半岛西部阿布魯底斯（Abu Rudeis）油田的控制权。

     为了彰显美国支持伊朗的决心，卡特最终同意派遣一艘航空母舰前往伊朗附近海岸。同时，指派国防部副部长沃伦·克里斯托弗（Warren Christopher）召见伊朗驻美国大使，传达卡特总统对巴列维毫无保留的支持。沃伦·克里斯托弗是个尽职尽责的人，但没有什么个性，后来在克林顿政府出任国务卿（1993-1997）。一周后，卡特总统亲自给巴列维国王发去一封便函：“在此，请允许我再次向您致以最诚挚的祝愿，希望您继续致力于伊朗的社会和政治改革，并且取得成功。”

     当时美国驻伊朗的大使是老牌外交官威廉·沙利文（William Sullivan）。他衣着入时，举止优雅，满头白发。在此之前，沙利文已经有两次出任大使职位的经历，其中包括越战高峰时期任驻老挝大使。他对外交政策中的阴暗面并不陌生，因为他派驻老挝时，曾鼎力支持中央情报局主导的针对北越的秘密战争。

     沙利文急于与霍梅尼展开对话。当巴列维向他灌输霍梅尼的支持者都是“地下共产党人”时，沙利文对此嗤之以鼻。他反驳说，什叶派伊斯兰教派的影响力远比任何西方意识形态，特别是无神论共产主义强大。在沙利文看来，霍梅尼的支持者是反政府运动背后的真正力量，可以作为抵抗共产主义渗透的一个天然屏障。他告诫华盛顿，任何后巴列维时代的政府若想实现向民主政体的有序过渡，都绕不开霍梅尼的支持。华盛顿越早认识到这一点，美国在与未来的伊朗打交道时，就能处于更有利的地位。

     布热津斯基反对沙利文对德黑兰形势的观点。他告诉沙利文，这不是在巴列维或民主制度之间做选择。如果巴列维倒台，霍梅尼会将不可避免地把新政府推向神权政体。国家安全事务助理开始绕过沙利文，与伊朗政府内的强硬派秘密商讨军事接管。1978年10月28日，布热津斯基在白宫与中央情报局局长斯坦菲尔德·特纳见面，要求中情局搜集用于削弱反对派势力的信息，巩固巴列维的地位。特纳表示同意，但提醒布热津斯基，许多国会议员视巴列维极端独裁，不会批准旨在维系他现政权的秘密行动。

     几天后特纳回复说，中央情报局可以在短时期内帮助巴列维保住政权，由此给予伊朗政府喘息的机会，但是，巴列维必须使用“极限武力”手段才能奏效。中央情报局分析人员警告说，从长远观点来看，武力无法解决巴列维的问题，他必须尽快采取措施，建立一个民主选举产生的文官政府。

     布热津斯基没有就此罢手，继续追问沙利文，如果巴列维愿意使用极限武力弹压反对派，军事接管的胜算有多大。沙利文在多次气氛紧张的电话中反驳军事接管的可能性。然而，随着时间一天天过去，军事接管的成功机会也随之丧失。更重要的一点是，沙利文说保卫美国的长期利益将付出极高的代价，会有大量人员伤亡，国家的民主进程也将付之东流。沙利文再次提出与反对派接触，但被国家安全事务助理断然拒绝。接下来的日子里，两人在这件事情上的争论愈加激烈，经常在电话中高声争执，旁边房间里可以听得清清楚楚。

     1978年9月8日，大批示威者聚集在德黑兰的亚拉赫广场（Jaleh Square），他们根本不知道巴列维在前一天已经颁布了戒严令。当军队抵达时，抗议活动开始发生暴力冲突，紧张之中士兵朝人群开了枪。平民实际死亡人数不到一百人，而成千上万和平示威民众，包括许多妇女在内被打死的新闻不胫而走。这一天在伊朗被称为黑色星期五。大屠杀的消息让巴列维和示威民众倍感震惊，同时也让后者认真反思他们的行动。然而，中央情报局资深分析员和伊朗军史学者斯蒂文·沃德（Steven Ward）说，“政府随后处置不力，错过了一个可能最佳重新掌控局面的机会之一。”正在反对派不知所措之时，巴列维选择与他们调解。他撤了安全部队军官的职，释放了被关押的反对派，把自己的秘密警察特工关进牢房，下令军队只能朝民众上空开枪。巴列维此举不但没有平息革命人士，反而被当作软弱和优柔寡断的表现，反对派变得更加无所忌惮。

     黑色星期五的几天后，卡特总统致电巴列维，强调美国对他一如既往的支持，同时强调放宽政策的重要性。为了显示美国的支持，巴列维把电话内容只字不漏地刊登在报刊上。结果事与愿违，这条消息在伊朗民众的眼里，亚拉赫广场血腥屠杀几千名手无寸铁民众的政府后面原来是美国，这更激起对巴列维和他的主要支持者华盛顿的仇恨。

 

     1978年11月，斯坦利·埃斯库德罗（Stanley Escudero）抵达德黑兰，目的是深入了解在德黑兰街上发生的事情。埃斯库德罗是佛罗里达州德通纳市（Daytona）墨西哥后裔，是年龄一名35岁的外交官，曾有四年驻外使馆的经历。他能说一口流利的波斯语，深色头发和黝黑肤色很像当地人。不过，他承认自己的相貌更像是边远地区的阿塞拜疆人，而不像德黑兰人。70年代初时，他派驻伊朗的经历对日后的职务升迁没有什么益处。他虽然没有预见到巴列维眼下的困境，但是公开质疑巴列维王朝的执政长期性，以及巴列维儿子执政的可能性。这就惹恼了国务院的高层，基辛格和国务院不想听到这些言论。埃斯库德罗的言论不仅偏离了既定方针，而且还多次与国王的反对者，尤其是宗教领袖会面，使其一错再错。“对美国来说伊朗实在太重要了，” 他事后说。“我坚信，不管将来是巴列维或者反对派领导伊朗，与他们保持接触对我们会有益处，这个说法在华盛顿不吃香。” 埃斯库德罗被调往国务院当时不太知名的国际组织事务局（Bureau of 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 Affairs），似乎前途堪忧。但是，巴列维的问题让埃斯库德罗的角色再次登场。1978年秋，负责近东事务的副助理国务卿哈罗德·桑德斯（Harold Saunders），和负责伊朗事务的专员亨利·普雷希特分别问埃斯库德罗是否愿意返回德黑兰，评估一下反对派情况，了解巴列维是否有撑下去的可能。

     埃斯库德罗不情愿地答道，“你们是要我再去接触那些一开始就让我惹上麻烦的人，还要把一些你明知不符合当前政策的情况讲给你们听吗？”

     桑德斯和普雷希特都承认，埃斯库德罗对巴列维的预测是正确的。他们补充说，“我们找不出任何有生还机会的人。” 埃斯库德罗决定接受这项任务。“因为我年轻，爱干傻事，” 许多年后他笑着说。

     抵达德黑兰后，他身穿伊朗人的服装，胡子修剪成普通伊朗男人的式样，乔装成当地人，渗透进革命组织。为了不露马脚，他与大使馆保持距离，只在夜里才去向沙利文汇报最新信息。他住在可靠的伊朗朋友公寓里，为了自己和他们的安全，不得不经常搬家。

     埃斯库德罗前往库姆，见到了阿亚图拉·萨义德·沙里亚特-马达里（Ayatollah Sayed Shariat-Madari）。此人是巴列维的反对派，但是没有霍梅尼那么极端，而是更看好与美国的关系。埃斯库德罗还假扮成记者，会见霍梅尼派别里的宗教领袖，搜集他们对叛乱活动的看法，证实了布热津斯基对霍梅尼真实意图的判断，佐证了沙利文认为霍梅尼对伊朗未来重要性的直觉。他还发现宗教领袖在发动反政府示威中扮演着重要角色。“示威行动组织的井井有条，”他注意到。负责组织的人佩戴臂章，维护秩序，指挥高喊口号， 把各路团伙统一起来。示威人群包含了各派反对巴列维的力量，而伊斯兰运动的成员是组织最严密，资金最充足。在德国汉堡的默哈迈德·贝赫什迪（Mohammad Beheshti）是霍梅尼的支持者，他能说流利的英语，是霍梅尼在汉堡的代理人，他在指导示威行动中起到了关键性作用。

     伪装成学生的埃斯库德罗潜入反抗巴列维的暴乱组织里，混在几千人的队伍中，在街上与皇室军队对峙，挥拳高喊“处死巴列维！处死巴列维！”任务的风险极高，倘若学生或宗教人员发现他们中间有一名美国外交人员的话，他必死无疑。

     埃斯库德罗很快就意识到，用不了多久巴列维就会倒台。他的情报支持了沙利文的观点，王朝无法逃脱被推翻的命运。在发给万斯和布热津斯基的多份电报中，沙利文大使写道，在革命运动失控和烂摊子无法挽救前，唯一的方案就是促成一个民选政府。

     乔治·保尔（George Ball）曾在尼克松和卡特两任政府期间专门处理中东事务，并帮助尼克松建立了双支柱战略，是个老牌外交官和中东事务专家。他支持埃斯库德罗的看法，并在1978年12月12日提交给总统一份报告，重复了埃斯库德罗的观点。他直言不讳地称，巴列维必须立即行动，除了保留武装部队总司令一职外，实现向文官政府过渡，并且交出全部权利。不然的话，保尔预言，“巴列维将垮台。”

     为了挽救巴列维，卡特非常勉强批准了首次在伊朗的秘密行动。总统虽然极其反感此类做法，不过最终还是同意试一试。中央情报局启动了一项有限心理战宣传攻势，高调宣传属于伊朗共产党组织的伊朗人民党（Tudeh Party）支持霍梅尼返回伊朗，以此希望赢得反共组织对巴列维的支持，进而削弱反对派运动。心理战以失败告终，中央情报局在一个多月后终止行动。伊朗示威者指责美国大使馆是个“间谍窝”，一名白宫资深人员写信给卡特的国家安全事务助理布热津斯基：“伊朗人指控我们利用大使馆大搞间谍活动，可实际上我们几乎什么也没干，讽刺意味实在太大了。”

     1978年的圣诞节即将来临，悲观情绪笼罩着华盛顿和德黑兰这两个国家的首都 。为了象征性地节约能源，卡特总统命令关闭白宫南草坪的国家圣诞树灯饰。沙利文写道，在美国驻德黑兰大使馆里唯一能听到的圣诞唱声是“一群衣衫不整的年轻人，在大使馆附近游行时的高声呼喊 ‘美国佬，滚回去。’”

 

     1979年1月4日，海泽尔将军抵达伊朗首都。驱车驶过德黑兰时，眼前的景象让他吃惊不小，昔日生机勃勃的城市变得商户紧闭，空荡荡的街道没有了平常忙碌纷乱的交通。

     考虑到黑格反对这次任务，惴惴不安的海泽尔坚持让国防部长布朗给他一份书面指令。他在赴德黑兰前收到了文件，可是指令就像美国在处理这场危机的政策时一样语焉不详。海泽尔受命向巴列维转达的信息是，美国总统将一如既往地支持伊朗军队，因为军队是过渡到稳定的新政府的关键环节：“为协助一个负责任的文官政府有效运作，伊朗军方应尽其所能保持强大和完整，这一点至关重要，”指令中如此写道。“伊朗军方在经历这场时代变革之际应该清楚，从总统到基层的美国军方和美国政府都是他们坚强的后盾。” 海泽尔依然不清楚，他究竟要向伊朗军方传递什么信息。万斯打算告诉伊朗的将领们，美国支持伊朗过渡到民选政府。可是，布热津斯基却让海泽尔给伊朗军方开绿灯，发动政变，实行戒严令，接管政府。海泽尔的指令读起来模棱两可，这反映出两个相对立场的折衷，也让送信人和收信人全都一头雾水。

     海泽尔来到大使馆见沙利文大使，这是一个月里多次会面的首次。“巴列维完了，”大使硬生生地对海泽尔说。“军队已经瓦解，什么事情都干不成了。” 阿亚图拉·霍梅尼和一个伊斯兰政府要比一场军事政变更好，美国越快着手修复与强大的宗教势力的关系，对美国的长期利益越有利。然而，考虑到霍梅尼可能消弱巴列维已经十分脆弱的权威，卡特政府禁止与霍梅尼进行任何接触。作为回应，沙利文给万斯发去一份措辞犀利的信，敦促与霍梅尼直接对话。“如您所知，总统没有派一名特使赴巴黎面见霍梅尼，这是一个严重或许无法挽回的错误。我无法理解做出这项糟糕决定的原因。我敦促您与哈罗德·布朗务必在此事上保持清醒。”

     第二天早上，1月11日，海泽尔和沙利文从大使馆穿过城区，前往巴列维豪华的王宫面呈总统的信，并且要讨论伊朗领导人的前景。他们看到的是巴列维憔悴不堪样子，国王没有穿自危机开始以来一直在身的军服，而是一反常态穿了件深色西服。谁都能一眼看出他疾病缠身，完全失去了他维系政治生命所需的活力和意志。

     稍事寒暄后，巴列维提出一个可能性，准备离开伊朗去“休长假”。他期望这有助于平息街头的示威活动，很明显他幻想等局势平静后再回归王位。“我该什么时候走？”他问。

     沙利文马上答道，“越快越好，这样对大家都有益。”巴列维同意了。

     会见结束时，海泽尔将军想起五个月前，在巴列维出麻烦时两人的一次谈话。巴列维当时斩钉截铁地告诉这位空军将军，他不会丢掉控制权。“究竟发生了什么事，陛下？”海泽尔问道。

     巴列维静静地思索了一会儿，透过厚厚的眼镜盯着沙利文。“你们的最高统帅与我不同，我实际上徒有其名，因此，让我下令那就有必要…” 他停顿了一下。“作为最高统帅，你能下令杀害自己的人民吗？”

     1979年1月16日，巴列维离开伊朗前往埃及去“休长假”。之后他再也没有回伊朗。成千上万兴奋的伊朗民众上街庆祝，活动直至夜幕降临才结束。海泽尔穿过昏暗的大使馆，到保密室去与华盛顿进行晚间通话。四周出奇的安静，但是，海泽尔却感受到 “一种异样的气氛。”

     接下来的一个月时间里，海泽尔将军多次与伊朗军方领导会面，他协助制定了一系列维持秩序和确保平稳过渡的军事备选方案。其中最极端的是C方案，即以军事政变形式粉碎任何罢工和抵抗行动，夺回国家控制权。当海泽尔在保密电话会议里向布热津斯基和布朗反馈情况时，国家安全事务助理抓住这个军事备选方案不放，因为这与他一贯支持用军事接管来维持一个亲美政府的观点不谋而合。“政变备选方案值得考虑，”布热津斯基强调。“军方能实施这个方案吗？”

     “是的，”海泽尔将军回答，“只要军队没有出现分裂。”

     由于征招入伍的士兵没胆量杀戮伊朗同胞，所以军队否能朝反对派开枪不确定。除此之外，巴列维对军队领导层控制极严，不奖励那些自作主张的将领。

     2月1日，霍梅尼乘机返回德黑兰，五百多万人涌上街头欢迎他。在海泽尔的要求下，伊朗军队为霍梅尼提供了安保和护卫，甚至派了一架直升机前往市区。整个场面有些怪异，因为巴列维的军队高层为一个他们为之唾弃的人安排了仪仗队和护卫。

     2月9日晚，伊朗电视台重播了霍梅尼回国的消息，煽动驻扎在德黑兰东部伊朗空军司令部基地的一批下级技术军官霍马法兰（Homafaran，相当于美军的尉官）公开反对巴列维。霍马法兰与巴列维的精锐“长生军”（Immortals）的一支分队发生冲突。第二天，霍马法兰强行冲进一座军火库，开始将武器分发给其他叛军和右翼同情者。2月11日，叛军与伊朗军队之间的激烈冲突随即在城市各处展开，这一天在伊朗仍然作为全国节日庆祝，称为伊斯兰革命胜利日。一伙暴徒冲击了相当于伊朗五角大楼的总参谋部（Supreme Staff Headquarters），大批士兵哗变，在参谋部大楼外击毙了陆军总参谋长。一天下来，旧政权的残余被一扫而光，几乎全部伊朗军方高层都被关进监狱。

     海泽尔回到斯图加特一周后，他在与黑格一起闲聊黑格的退役想法时，一名助手打断了他们，说有华盛顿来的重要电话。黑格和海泽尔两人同时拿起电话，电话的另一头是国防部副部长查尔斯·邓肯（Charles Duncan），布热津斯基，还有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琼斯将军（General Jones），他们刚刚在白宫开完会离开。白宫会议最终做出一项决定，由欧洲司令部编制一项军事干涉伊朗的计划。尽管总统没有决定实施这项计划，而驻扎在布拉格堡（ Fort Bragg）的陆军第82空降师已经进入战备状态。琼斯问海泽尔将军愿意返回德黑兰执行军事接管任务吗？

     简直难以置信，海泽尔心里寻思，“我在德黑兰时，伊朗军队还没乱套，他们为什么不问这个问题呢？”

     “阁下，让我考虑考虑，” 海泽尔强压着火气说道，“前提是资金不能受限制，我亲手挑选10-12名将军和一万名美军精锐部队，因为眼下我无法知道有多少可以依赖的伊朗军队。最后，国内必须给予全力支持。” 电话的另一头没有声音。

     沉默了好一会，海泽尔接着说。“我觉得在场的人并没有准备好采取这类行动，我相信行动也得不到美国人民的支持。答案显而易见，因为行不通。”

     布热津斯基又提了几个无关痛痒的问题，琼斯问黑格有没有什么意见。“没有，”黑格生硬地回答。对话就此结束，此后再也没有提起政变或美国军事干涉的事。

     一方面新的伊斯兰共和国想留下专业军官管理军队，另一方面，政府迅速清洗伊朗军队中顽固不化的保皇派。海军中校赛义德·赞加内（Said Zanganeh）在被清洗之列。他中等身材，开始秃顶，是个功名卓著、很有气度的军官。他于1964年加入伊朗皇家海军，1977年，也就是革命爆发的两年前，赞加内成为伊朗新组建的导弹快艇纵队第一任指挥官。纵队快艇均由法国建造，每一艘快艇装备有美制鱼叉式（Harpoon）反舰导弹，可以攻击60海里以外的目标舰船。

     革命日后，赞加内接到命令，必须参加一名高级神职人员召集的会议。“你们每个人心中都有一位敬爱的国王，我们必须彻底将他铲除掉，” 神职人员对与会的军官们说。虽然这句话不带胁迫的语气，但他的意图再清楚不过。

     赞加内是世俗化穆斯林，是坚定的巴列维支持者，他绝不想为一个由落后无知的宗教人士统治的政府工作。巴列维离开伊朗后，他走进空荡荡的海军参谋长办公室，签署了他的辞呈。

     几天后，一名由教士担任的新海军将官把赞加内招到办公室。“你为什么要辞职？我查看了你的档案，你与巴列维以及他犯下的罪行没有政治关联。”

     赞加内用了一个教士能够理解的比喻做回答。“我不像你那样了解伊斯兰教，不过，我懂得一个道理，如果我是个已婚女人，就算阿里是个大好人，阿里让我与他上床，我依然不会答应。”

     教士两眼死死盯着赞加内，签字批准了辞职。赞加内急忙走出办公室，满心以为自己的傲慢态度一定会招来脑后的一颗子弹。所幸的是，他活着走出大楼，第二年他远走高飞去了美国。

 

     卡特政府希望与伊朗新政府保持正常外交关系。霍梅尼亲自指定了伊朗临时政府的第一位总理，时年72岁的迈赫迪·巴扎尔甘（Mehdi Bazargan）。他是虔诚的穆斯林，同时也是世俗民主主义者，赞同继续与美国保持交往。

     美国驻德黑兰大使馆缩减了领事业务，尽管在2月份时，受革命思潮影响的左翼学生曾一度占领了美国大使馆6个小时之久，大使馆仍然没有闭馆。霍梅尼随即下令学生撤离大使馆，他不愿让马克思主义者 — 这一日益构成权力挑战的对手 — 获得这样一场宣传上的胜利。但是，这次占领使馆的事件只是即将发生的事件前兆。

     1979年3月，当沙利文卸任大使一职时，卡特提名另一位经验丰富的外交官沃尔特·卡特勒（Walter Cutler）接任。伊朗新政府处决了一名与巴列维关系密切的著名伊朗裔犹太商人后，纽约参议员雅各布·贾维茨（Jacob Javits）越来越察觉到新政府的反犹太主义态度，他力促通过一项指责伊朗新政府的决议。这一举动引发了伊朗的暴力示威，伊朗民众在有27英亩面积的美国使馆外面撕毁美国国旗，在大使馆墙上涂写反美涂鸦。国务院取消了卡特勒大使提名，1979年6月58岁的布鲁斯·莱茵金（Bruce Laingen）被指定为新的临时代办和美国在伊朗的最高级别外交官。莱茵金曾是海军军官，二战期间在太平洋地区服役。1953年，美国策划的扶持巴列维上台的政变后，他曾派驻过德黑兰。

     莱茵金继续与伊朗官员会面，试图恢复两国关系。他面临的主要难题之一是要搞清楚，卖给伊朗的价值几十亿美元的武器装备和备件，不管是在运往伊朗途中还是仍在美国仓库中的情况。毫不奇怪，伊朗很想得到这些装备物资，可是美国感到忐忑不安。军事物资可能会落到伊朗这个潜在敌人之手，新的伊朗政府也可能依然是对抗苏联的盟友，美国必须在这两种可能性之间做出权衡。

     总理巴扎尔甘在8月11日与莱茵金会谈时表示意愿，希望两国有紧密合作。然而，他声明美国政府对巴列维的支持是两国友好的障碍。莱茵金答道，他的政府无意重新扶持巴列维执政。巴扎尔干对这番保证表示怀疑。

     1979年6月，伊朗副总理前往瑞典会见美国官员。美国代表团中有中央情报局里最出色的伊朗问题专家之一，50岁的乔治·卡夫（George Cave）。他又高又瘦，举止文静，喜欢沉思，波斯语纯熟，曾经两次派驻伊朗，第一次是1958年。这批人是来面谈恢复两国关系的事宜。在接下来的两个月的会谈里，双方商定了一个框架，准备在德黑兰进行更实质性的谈判。中央情报局派遣负责近东地区国家的情报官罗伯特·艾姆斯（Robert Ames）前往德黑兰，与莱茵金和其他国务院高级官员一起，讨论如何改进两国关系。他们在德黑兰多次与一位立场强硬但是态度客气的教士阿亚图拉·默哈迈德·贝赫什迪（Ayatollah Mohammad Beheshti）见面。他是伊朗仅次于霍梅尼有权势的教士，还是伊朗伊斯兰共和国新宪法的主要执笔人之一。霍梅尼新建立了一个神秘的革命委员，成员由毛拉和忠诚的伊斯兰教徒组成，他们是隐身在巴扎尔甘后面真正的实力。贝赫什迪是革命委员会的重要领导人。虽然贝赫什迪对美国没有好感，可是他支持恢复两国关系的谈判。

     1979年的秋天里，美国谈判人员一直在进行秘密会谈，在化解双边分歧方面进展缓慢。1979年11月1日，美国国家安全事务助理布热津斯基和伊朗总理贝赫什迪在阿尔及尔举行了最后一次会议。布热津斯基告诉伊朗代表团，美国承认伊朗的革命，没有计划让巴列维复职。然而，美、伊在谈判的消息被泄露，激进的学生愤怒无比，伊朗领导人不希望外界知道他们在与大撒旦谈判，因此双方会谈嘎然终止。

 

     1979年10月23日，布鲁斯·莱茵金坐在使馆住宅里的早餐桌前，一名陆战队卫兵送来一份急电。电文说美国政府已经决定允许巴列维赴美国治疗癌症，指示莱茵金通知伊朗政府，巴列维赴美完全是出于人道主义考虑。巴列维病重，他在国会的支持者们游说卡特总统同意接纳他。总统勉强答应了请求。

     莱茵金清楚，伊朗新政府没人会相信这个说法，所以他向国务院提出强烈的反对意见。伊朗局势尚处于不稳定状态，民众对任何美国和巴列维重新合作的迹象，都会表示出公开的敌意。这是一项重大错误，因为莱茵金或国务院其他精通伊朗事务的同僚都毫不怀疑伊朗会有什么反应：他们会强行占领大使馆。

     乔治·卡夫在巴黎时收到电报，要求他返回德黑兰，协助莱茵金向伊朗政府解释为什么允许巴列维进入美国。他打电话给莱茵金。“布鲁斯，我觉得帮不了你什么忙。”

     “是呀，”布鲁斯答道。“你只能增加一个被困在大使馆里的人。”

     “没有伊朗人相信巴列维去美国是出于人道主义原因，”一名在西方受教育的工程师和革命运动早期的支持者穆赫辛·萨泽伽拉（Mohsen Sazegara）说。“美国支持巴列维，会让他重新掌权，推翻革命政府。所有伊朗人都相信这一点。” 巴列维患癌的谣言在德黑兰流传了许多年。对新的革命政府来说，华盛顿及其无孔不入的情报机构肯定清楚巴列维的病情。忽然间允许巴列维去美国就更显得心怀鬼胎，莱茵金的解释听起来荒唐可笑。

     莱茵金和卡夫的预言成为现实。11月1日，出现第一次大规模反美游行，除了有人投掷石块，没有发生其他事情。11月3日晚，莱茵金参加伊朗外交部举办的一场电影首映式，观看一部伊朗革命运动的新纪录片。尽管电影主题是反美宣传，莱茵金仍觉得有意思，主要是因为影片中有2月份暴徒冲击美国大使馆的片段。第二天，莱茵金在外交部参加一个会议时，有消息说学生们企图翻过大使馆围墙。他设法驱车返回大使馆，可是使馆人员警告他远离使馆，因为情况已经变得十分危急。莱茵金回到伊朗外交部后，找到一个外线电话，向华盛顿通报了大使馆越来愈糟的情况。

     当美国驻德黑兰大使馆发生骚乱的消息传到德国帕奇营区（Patch Barracks）时（黑格在欧洲的司令部），刚刚晋升的陆战队准将乔治·克里斯特（George Crist）是J-3分管作战的参谋，负责跟踪事件进展。他迅速来到作战中心，拿起一部非保密电话，拨通大使馆的号码，想搞清楚到底发生了什么事情。电话铃声响了几声，电话另一边有个人说起了波斯语。克里斯特问了一个问题，发现此人不懂英语。

     “我需要个说波斯语的！”克里斯特高喊，欧洲司令部的军官们慌忙去楼里找能与对方说波斯语的人。司令部有几百号人，其中包括情报部门，但没有一个人可以讲波斯语。经过几分钟鸡对鸭讲的对话，困惑的伊朗学生失去了兴趣，挂了电话。

     一批伊朗各大学的学生密谋发动一场占领大使馆的协同行动。他们受霍梅尼最近发表的反美声明的鼓动，自称 “穆斯林学生伊玛目门徒”（Muslim Student Followers of the Imam's Line），决定给予大撒旦沉重打击。虽然，美国允许巴列维入境是导火索，其实计划冲击大使馆的计划早在9月份就已经开始。陆战队卫兵使用了大量催泪弹，仍未能够阻止暴徒。莱茵金请求伊朗安全部队派人驱散学生，结果也没有实现。很快，在为之愕然的全世界媒体前，使馆人员全被抓起来，蒙住眼睛，捆绑起来游街示众。

     起初，学生们本想只占领使馆几个小时，有点像60年代美国示威的学生在伊朗的翻版。那时的示威者们占领总统办公室，抽他的雪茄烟，发表几个声明，自鸣得意地宣称勇于反抗权势，然后散去。

     但是，占领使馆的事件一旦发生，便开始失控。外交部长易卜拉欣·亚兹迪联系霍梅尼，得到许可并前往大使馆命令学生们撤离。可是，霍梅尼又马上改变了主意。他事先并不知道学生们的行动，而占领大使馆行动为他提供了一个机会。霍梅尼一直视改革派和民族主义派为他心目中伊斯兰共和国的主要竞争对手，因此，他需要以牺牲革命运动中的对手为代价，巩固自己力量，号召公众站在伊斯兰主义身后。霍梅尼公开支持占领使馆行动。第二天，巴扎尔甘和亚迪兹，以及其他温和派为表示抗议而辞职。因此，仅剩下革命委员会和伊斯兰主义派独自掌权。在接下来的一年中，霍梅尼的支持者将仅剩的温和派和非宗教人士全部从权利位置上清除。

     随后的444天里，包括莱茵金在内的52名美国人被伊朗激进学生作为人质扣押。吉米·卡特总统冻结了伊朗金融财产，中断了外交关系，尝试不同途径和平解决危机。美国政府内部就如何解决危机出现分歧，国家安全事务助理赞成动武，而赛勒斯·万斯担心动武将会给人质带来严重后果，卡特站在万斯一边，拒绝采取军事行动。

     复杂局面的压力对总统产生巨大影响。他仔细研判政策细节，阅读海量文件和汲取信息的能力让白宫工作人员倍感钦佩，退还回来的长篇备忘录底页上有他的亲笔批注，还经常满篇更正语法错误。如此事无巨细的工作，特别是处理人质危机占据了卡特许多时间。他每天平均睡眠5小时，早上5:30就来到总统办公室，经常要工作到午夜才离开。每天慢跑的距离从5英里减到3英里，常常是夜里在白宫空地上跑。他变得越来越暴躁，有时不问青红皂白地训斥工作人员。

     美国不断设法与伊朗谈判，但是全是徒劳无功。一份美国国务院的报告概括了与伊斯兰共和国谈判的艰巨性：

 

     很显然，我们面对的是一个与我们自身完全不同的世界观，以及一个混乱的内部局面。我们的民族性格和社会建立在乐观之上 — 源自一段漫长的强盛与成功的历史，对平等可能性的信念，对制度的保护（并由宪法加以确立），以及对自身能够掌控命运的信心。相比之下，伊朗有一段漫长的苦难的历史，充斥着外族侵略、占领和被统治的历史。他们的世界观正是这种历史的产物，同时也与大多数伊朗人从什叶派伊斯兰中获得的精神慰藉密切相关。他们把生存置于首位；其处世方式往往表现为精于权变、带有宿命色彩、多疑，并对外来者抱有排斥心理。

 

     美国军方制定了一系列计划，包括对伊朗实施海上封锁。詹姆斯“Ace”莱昂斯（James Lyons）在海军作战部长办公室工作，他生性争强好胜，在未来十年的伊朗事务上面将扮演重要角色。他制定了一项计划，利用航空母舰提供空中支持，由陆战队攻占哈尔克岛（Island of Kharg），伊朗95%的原油是从这个岛上输到等侯的油轮上。因为岛屿没有设防，美军两栖部队较容易就可以登陆。“拿下哈尔克岛，”莱昂斯说，“伊朗就无法出口一滴原油 。”

     1980年3月20日，在卡特重要外交政策顾问白宫会议后，国家安全事务副助理大卫·艾伦（ David Aaron）和参联会主席戴维·琼斯送走了大部分人后，仅留下几位参与制定军事战略的人。艾伦问起封锁计划：你能切断石油出口吗，还是需要封锁全部港口？如果美国采取这样行动，伊朗会有什么反应？”

     中情局局长斯坦斯菲尔德·特纳（Stansfield Turner）回答艾伦的问题。“为了做到行之有效，必须完全断绝所有进口，包括食品。这将在两周里对伊朗经济造成重大影响。”但是，日本会受到沉重打击，因为日本10%的油料要从伊朗进口。特纳补充说，世界市场上损失的原油和接踵而来的危机会把油价推高15-30%。

     在回应艾伦第二个问题时，国务院代表戴维·纽森（David Newsom）提醒道，封锁行动将引起伊朗和伊斯兰世界强烈抵触，“最糟糕的情况是，”他警告说，“会导致激进分子动手杀害人质。”

     特纳不同意如此严重的预测，不过，他认为封锁行动可以加强温和派的地位。会议最终没有做出任何决定。最后，卡特总统拒绝采取封锁行动，除非伊朗审判人质。

     卡特唯一认真考虑的军事行动是动用新组建的三角洲精锐部队，实施代号“鹰爪”的营救计划。戴维·琼斯将军在参联会的J-3作战指挥部内组建了一个独立计划单位，称为特战部（Special Operation Directorate）。经过在美国、埃及、安曼的数月策划和训练之后，卡特在1980年春批准了行动。

     1980年4月24日，载着特种兵的美军直升机从航空母舰上起飞，准备飞往德黑兰附近的地方与中情局安排的内应人员碰面，这些人再用卡车把美军送到德黑兰。解救出人质后，全体人员在大使馆附近的体育场集中，直升机接他们离开伊朗，获得自由。

     在伊朗的荒漠中，一架直升机在代号“沙漠一号”临时起降场地加油时，不慎与一架四引擎的C-130运输机相撞，造成8名美军丧生。另一架直升机连续发生了一连串机械故障后，美军决定放弃这次危险的拯救行动。营救行动失败后，11名潜入伊朗的中央情报局人员成功逃脱。他们有的乔装成商人从德黑兰机场脱身，有的在伊朗友人帮助下，从伊朗东部边境多山的俾路支斯坦省（Baluchistan）逃之夭夭。卡特总统的任期也像美、伊关系一样走到了尽头，没有人再真心指望能与伊朗修复关系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