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們中國人愛磕頭，祖上就如此。
說愛，也不盡準確——更準確的說法是：不磕就割頭。如此算下來，磕頭大大合算，是聰明人的選擇，是積累千年的生存智慧。
於是這智慧，一代一代往下傳，傳到今日，磕頭的本能已深入骨髓，不需要刀，也磕得虔誠。

前幾日，我見識了一場磕頭的盛況。
某佛教徒網紅，從大西洋那頭飛來，千山萬水，長途跋涉。一下車，甫一看見被法師欽點的大居士，立刻急急下跪，往水泥地上磕將下去。那聲響，像麻雀被打中後落地的掙扎聲，撲撲地，有一種說不清楚的倉皇。
進了寺廟，更是了不得。見了金銅佛像，敏捷地占位，磕；見了大法師，四腳伏地，咵咵地磕；那虔誠，感動了地上的萬千螞蟻大軍，想必也感動了空中飛過的鴿子，以及附近正在施工的農民工。
我坐在旁邊，替他們憂慮了一件事：若是真佛來了，他們該以怎樣的姿勢磕頭呢？
想了想，又釋然了。多餘的擔憂。他們不會見到真佛的。
佛不是說了嗎——以色見我，以音聲求我，我不出來，你們見不到。佛陀說這話，本是一番深意，偏偏不懂我們中國人。我們從來不在乎有沒有見到佛，我們在乎的是：有沒有機會磕頭。
若實在找不到佛，我們可以給佛的弟子磕；給弟子的弟子磕；給弟子的弟子的弟子磕；再不濟，給弟子的弟子的弟子欽點的居士磕——我們這麼聰明，這麼有心，這麼靈活，在哪裡都找得到光輝的尿點。

說到磕頭，我有一段童年往事，至今難忘。
小學某年，父親拉著我去參加他二姐夫的葬禮。二伯的死因頗為不雅——通宵打麻將，清晨起身上了一趟洗手間，一用力，腦管咯咯迸裂，就那樣光著屁股倒在馬桶上，斷了氣。
我們上香，行禮，然後父親要我給二伯磕頭。
我左躲右躲。父親一聲大喝：「還不跪下！」
我一恐一驚，半個臀部撞在棺材角上，父親急得一把抓起我，直接扔在了灰黑的墊子上：「快給二伯磕頭！」
無奈，草草磕了。
這是我這一生磕過的少數幾個頭之一。磕完之後，我心裡有一種說不清的屈辱感——不是因為對象，也不完全是因為那個不雅的死法，而是因為那個「扔」字。被人提起，扔在地上，磕頭。
那個動作，讓我知道：頭，是可以被迫往下砸的東西。

新年快到了。
死去的父親，仿佛在幽幽地催：「磕頭啊——」
我坐在這裡，聽著，不動。
不是忤逆，不是冷漠，只是——我不是磕頭愛好者協會的成員，這個資格，我從來沒有申請過，也無意補辦。
這頭，精貴著呢。
又不是用來往地上砸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