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泽东：人民公社《八字宪法》







毛泽东：人民公社《八字宪法》。又称《农业宪法》。这是毛泽东在 1958 年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期间，总结并提出了农业“八字宪法”。这是指搞好农业生产的八个关键因素，通过系统的技术措施，实现农业产量的快速增长（多快好省）。这对历史影响和农业科学意义重大，也是对中国传统农艺经验的总结，至今对农业科研仍有参考价值。毛泽东曾称其为“农业宪法”，要求人民公社社员严格执行。

《八字宪法》是全中国所有农村人民公社制度下进行生产指挥的技术标准。当时通过“政社合一”的体制，由人民公社统一调配劳动力和资源，推广这八项措施，以此解决数亿人的吃饭问题。

新中国毛泽东时代的农业发生巨大变化，从根本上说走的是社会主义集体经济下的科技兴农之路。是不断用现代科学技术改造落后农业的过程。其基本国策是在毛泽东时代确立的。

毛泽东英明的战略决策过程：在一九五六年农村生产资料所有制的社会主义改造任务完成之后，毛主席就迅速地把提高农业生产力水平，用现代科学技术改造农业的任务提到首要日程。突出的体现就是《全国农业发展纲要（四十条）》的制定和发布。

在总结新中国农业生产的自然规律和传统生产经验基础上，毛主席于1956年亲自主持制定了具有纲领和规划意义的《全国农业发展纲要（四十条）》，毛主席明确提出了在今后十二年内（即第一至第三个五年计划内）中国农业发展的目标，同时提出“改善农业科学研究工作和技术指导工作”的任务。

为此毛主席规定：“根据需要和可能条件，建立和改进农业科学研究工作和技术指导工作的机构，例如农业科学院，区域性的和专业性的农业科学研究所，省的农业试验站，县的示范繁殖农场和农业技术服务站等，使农业科学研究工作更好地为发展农业生产服务。”

毛主席指出：“农业科学研究和技术指导，必须同农民群众的生产实践密切地结合起来。必须总结当地农民特别是老农的增产经验，学习其他地方农业生产上的好经验。县的农业技术服务站的工作人员，都应当分别选择重点的农场和农业合作社作为工作的基地，参加农业生产。从1956年开始，在12年内，要从具有相当生产经验和一定文化程度的农民中间，为农业合作社培养初级的和中级的技术人材，以适应合作经济发展的需要。”这样全面明确地对农业科技发展的方针和要求做出规定，在新中国建国后属于第一次。

按照《全国农业发展纲要（四十条）》的要求，新中国于1957年就成立了“中国农业科学院”和相关的研究机构，制订了农业科学研究的规划和任务。之后各省地的农科院、所以及各专业的所、站也很快建立起来，直到各县以及人民公社也都建立了农技服务站等机构，配备了专职人员。形成了全国统一的农业科技指导和服务网。

一九五八年之后，毛主席多次发出要“破除迷信”，“掀起一场技术革命”，“打好科学技术这一仗”等伟大号召。在毛主席号召和《全国农业发展纲要》的指引下，新中国农业战线上一场群众性的科学技术革命由此开始了。

为了指导新中国农业生产的发展，毛主席于1958年又具体提出了农业的《八字宪法》。其主要内容是：

“土”：整平土地，保持水土，改良土壤等；

“肥”：广开肥源，按需施肥，科学施肥等；

“水”：兴修水利，抗旱排涝，扩大水浇地，逐步实现水利化等；

“种”：培育、推广优良品种等；

“密”：合理密植，适度增加单位面积的农作物株数等；

“保”：搞好植物保护工作，防治病虫害等；

“工”：改良农具，推广新式农具，逐步实现半机械化和机械化等；

“管”：精耕细作，加强田间管理，改进耕作方式等。

《八字宪法》全面概括了实现农业发展和增产的基本条件，是将现代科技与传统农业实践经验相结合的典范。八大要素和各项措施都贯穿了科学技术的内容。它所规划的是典型的生态、绿色农业，要的是蓝天、碧水、净土、绿色食品。既符合中国人多、耕地少、地理气象条件差异大的国情，又体现了现代农业生产的基本规律。至今仍具有现实指导意义。

农业《八字宪法》，实际上规划了农业科技发展的基本任务和要求。在其指导下，各地政府和人民公社普遍兴起了全面贯彻“八字宪法”、大搞技术改造的生产建设热潮。全党办农业，八方来支援：兴修水利、改良土壤，积施造肥、培育推广良种、改良农具和研制新式农机、防治病虫害等等，群众运动一个接一个，搞得轰轰烈烈。

例如：农作物“密植”问题。在千百年的中国农业中，由于土地脊薄、耕作方式落后等原因，农作物都是稀植的。这也是历史上农业产量不高的原因之一。例如冬小麦播种过去行距大都在一尺以上，每亩不过一万株，自从1958年贯彻农业“八字宪法”以来，在改进土、水、肥等条件下，各地都先后实施了合理密植，经过反复实验，冬小麦种植行距大多稳定在六、七寸之间，株距也大大缩小。平均密度比过去增加了一倍之上。这样就更充分地利用了阳光和地力，在同样的条件下，仅此一项产量就比过去增产三成。其它在水稻、玉米等各种农作物种植上也都依其不同的情况实施了“密植”。这大大改变了农业生产的面貌，称得上是种植方式上的一场革命！其成果至今仍然延用。

又如在耕作方式和农田管理上，过去传统方式一般是采取“两年三季轮作”制，有的是一年一季制。为了加快农业发展，充分利用地力，六十年代农业上提出“科学种田”的口号，各地普遍试验一年两季耕作法，提高复种指数。使年产量显著大增。例如湖南省、福建省等地区的农科所和社队在七十年代进行了麦稻三熟种植试验，平均亩产达到2000多斤。江苏省农业科学院研究员、农民科学家陈永康，经过多年试验，在1979年成功种植稻、麦两熟高产田，平均亩产达到2320斤等。这些改革经验，都在当时《人民日报》上报道过。至今成为我国农业生产的普遍种植方式。

半个多世纪以来，中国农业的科技改造和进步，事实上都是围绕贯彻农业“八字宪法”的内容而开展的。如今尽管农业形势发生了巨大变化，但在农业生产的基本条件和规律上，仍没有超出“八字宪法”的要求。试问：“土”、“肥”、“水”、“种”、“密”、“保”、“工”、“管”这八大要素，如果缺少其中任何一项，至今农业能够增产吗？

新中国农业科技发展的各个方面，鉴于在其它相关文章中已经谈到，本篇不予赘述，仅就培育和推广优良品种问题作一回顾。

旧中国农业之落后，其重要体现还在于农作物品种落后。

各种粮食作物生长普遍是秸秆高、籽粒少、易倒伏、多染病、产量低等，北方好年景下亩产就只一二百斤（季）。如据国家统计局资料，1952年我国小麦平均亩产只97.6斤，1950年我国水稻的平均亩产只有282斤等。这对农业发展形成根本性制约。

早在1956年党中央制定的《全国农业发展纲要（四十条）》中就对培育优良品种问题提出了紧迫的要求：“要求在1962年以前，经过地区适应性的典型试验，普及各种农作物现有的优良品种。对于良种已经基本上普及的作物（例如棉花），应当加强种子复壮和品种更换的工作。大力培育新的良种，并且注意试种外地和外国的良种。”还说：“农业合作社应当建立自己的种子地，加强群众的选种工作，建立农作物良种繁育更换制度。在丰欠经常不定的地区，要注意储备优良品种的种子。中央和地方的国营农场应当成为繁育农作物良种的基地，积极繁殖和推广适合当地的农作物良种。各省（市、自治区）、专区（自治州）、县（自治县）都应当建立种子管理机构。”

为此国家投入了大量的人力和财力，加强对水稻、小麦、玉米、高粱、谷子、棉花、大豆、油菜、黄烟、蔬菜等农业种子的改良研究。健全了各级农业种子繁育、推广的组织机构、人员队伍，形成有组织、有规划、合作攻关的国家科研系统。直到基层公社一级都有种子工作的专业人员、良种试验的专业地块。到1960年我国各地人民公社就建立起种子基地和试验田达五千四百多万亩。

在毛主席和党中央的号召下，当时我国广大农业科技工作者走向农村基层，深入实际，与群众一起，对各种农作物品种开展调查研究，进行选种育种的科学实验。他们以大地为工作室，以当地的县、社为试验场，反复试验，刻苦攻关，做出了卓越贡献。

各级政府、各人民公社对选用和推广农作物优良品种都十分重视，普遍开展了群众性的选种育种活动。自五十年代，各地所引进和选育的各种农作物新品种即在生产中获大量推广。如小麦“碧蚂1号”、地瓜“胜利百号”、水稻矮杆试验等，都给农业生产带来新气象，至今留在老一代农民的记忆中。尤其是在大跃进时期更出现了培育优良品种的新高潮。有许多人们所熟悉的良种，如小麦“跃进8号”，水稻“跃进3号”、“跃进4号”等，都曾得到大面积的推广，享誉一时。到六七十年代各地农业科研部门培育的各种新成果更如雨后春笋般出现。其品质性能更向全面发展，如有以高产为优势的，有抗病虫害性能强的，有抗倒伏以及生长期短的等。在1966年全国曾召开的第三次作物育种工作会议上，各地都交流了丰富经验，同时被推荐为新育成的各种作物的优良品种就有72个。止于分田到户之前，我国农业培育和推广的各种粮食作物、蔬菜瓜果、经济作物的新品种有数千之多。其中有的至今还在应用，有的更新换代多次。它们真实地记载着新中国农业发展的不平凡历程，更是毛泽东时代农业科技发展的真实见证。

小麦：到六十年代，各地科研部门和科技工作者培育出的小麦新品种层出不穷。其中种植面积较广的品种，如我国著名农业科学家金善宝和他的助手们相继培育的“京红2号”、“京红8号”、“京红9号”等系列新品种，在我国北方获得广泛推广。

著名小麦遗传育种专家庄巧生课题组在六十年代中后期先后育成的“北京8号、“北京10号”，“北京14号”，以及有关单位从这个群体中又分别协作选育出的“冀麦1号（12057）”、“冀麦2号”、“红良4号”、“红良5号”等新品种，成为六十年代后期至七十年代中期黄淮平原和冀中平原的主栽品种之一。

另外有关科研部门培育的“济南1号”、“内乡5号”、“石家庄54号”等，也在大面积上推广。

这些新的品种适应不同地区、不同气候条件，各有其特点，其总的优点是具有产量高、抗病虫害等品质。尤其是由于新品种的推广使历史上长期不得克服的小麦条锈病危害等基本得以控制。

七十年代有关科研部门又培育和推广了“泰山1号”、“丰产3号”、“博农7023号”、“济南9号”、“徐州14号”、“繁6号”、“郑引1号”等新品种，使小麦生长向矮化、抗倒伏、高产特征发展，从而形成新的优势。另外还有在小麦主产地之一的山东省培育的“山农辐63”、“烟农15号”等新良种，更有进步，单产较以前选育的“泰山1号”等增长约 20%。

被称为新中国“杂交小麦之父”、优秀育种专家的李振声，从五十年代就深入西北农村，开始对小麦品种研究。他发现当地有一种叫偃麦草的牧草，经过长期观察和研究，他将这种草与小麦远缘杂交，使它的耐旱、耐干热风、抗多种病害的优良基因转移到小麦中，反复试验十多年，取得了成功。在七十年代先后育成了小偃麦八倍体，异附加系，异代换系，易位系和“小偃4号”、“5号”、“6号”等小偃系列新品种，这些新品种不仅消除了小麦条锈病、而且显著提高了产量。使小麦亩产增长 ，当时达600多斤，创历史记录。到七十年代末，我国小麦平均亩产达到300多斤，比1952年增长了两倍之多。在有水浇条件的地区则达到400—500斤。这是小麦种植上史无前例的一场革命。

水稻：谈到新中国水稻的育种，现在几乎无人不知道袁隆平，他常被人们称为“杂交水稻之父”、“解决了中国的吃饭问题”等。但实际上新中国水稻育种技术的发展同整个农业科技发展一样，是一种国家战略的实施，为此做出伟大贡献的是由一个个杰出科学家组成的英雄群体。

早在1956年《全国农业发展纲要》发布之后，全国各地政府、农业合作社就掀起了有组织的选种、育种和推广优良品种的热潮。从五十年代末、六十年代初，有关科技部门培养的水稻新品种如百花争艳，在生产中逐步推广。这一时期以我国水稻育种专家黄耀祥等人培育的矮秆籼稻新品种最为佼佼者。黄耀祥和他领导的育种小组用优选的“矮仔粘”为母体，与当时生产上推广的高秆品种“广场13”进行杂交，在1959年育成了中国第一个矮秆籼稻品种“广场矮”。之后在此基础上又育成“珍珠矮”、“广陆矮4号”等早籼矮秆品种。1976年以后又先后育成了早、晚兼用的著名高产良种“桂朝2号”以及丛生快长、早晚兼用的矮秆品种“双桂1号”及“双桂36号”等新品种。七十年代中期，矮秆品种在全国年种植面积最高达1.5亿亩。这些新品种解决了原来水稻高秆、易倒伏突出问题，使产量提高了 20%一30%，从而做出了巨大贡献。由此他被称为“半矮秆水稻之父”。黄耀祥的常规矮秆选种育种技术是我国二十世纪水稻选种和育种推广工作的主要成就之一。

关于杂交水稻的育种，首先提到的是吉林省海龙县（梅河口市）河洼公社社员李贞生（朝鲜族），他于1967年创造了“温汤去雄远缘杂交”方法，就成功培育出杂交水稻新品种，是新中国最早培育出杂交水稻的人。1968年他与海龙县农科站、海龙县“五七中学”又一起培育出杂交水稻新种子，同时还培育出玉米稻、高粱稻、葵花稻等。他培育出的玉米稻其特点是粒大饱满、秆高、抗倒伏、抗病力强、抗旱、高产。在当时能提高产量15% 左右。1974年在海龙县已推广2万余亩，并已为吉林、黑龙江、辽宁、北京、广东等二十多个省、市的一些科研单位和社、队，提供种子三十多万斤！李贞生等人的成果，当时作为教学内容编入吉林省的中学教材，还拍了科教电影。由于李贞生没有多少文化，不会写论文，又去世较早（至今已30多年），所以他的名字至今只有很少人知道。然而他们亦不愧为中国的杂交水稻历史上的真正开拓者。

袁隆平小组研究籼型杂交水稻是从1964年开始的。当时他任职于湖南省安江农校，最先发现了水稻天然雄性不育株，便带领助手们开始了有关籼型杂交稻的探索、研究。1972年农业部把杂交水稻研究列为全国重点科研项目，组成了全国范围的攻关协作网。在各地的协作下，袁隆平小组利用野生不育株首先实现了杂交水稻三系（不育系、保持系和恢复系）配套的重大突破，于1973年十月杂交新品种实验成功，1975年多点示范5600多亩，1976年即被批准大面积示范推广到208万亩，亩产比常规品种增产 20%以上，达600多公斤。这使中国成为世界上第一个在水稻生产上利用杂种优势的国家。是继高秆变矮秆技术之后的又一次重大突破，标志着我国水稻育种发展到了一个新的水平。对于这项重大科技成就，1981年6月6日被国家科委、农委授予特等发明奖的研发团体，明确列出有袁隆平、颜龙安、张先程、李必湖等20多人。

几乎与袁隆平的实验同时的还有湖北省的石明松、朱英国等人。朱英国时任湖北省杂交水稻协作小组组长，1972年他与科研小组用海南岛的“红芒”野生稻作母本，与常规稻种“莲塘早”杂交育出新的不育系“红莲型”，使水稻品质大大改善。这项成果获得1978年全国科学大会奖。石明松时任湖北省沙湖原种场农技员，1973年他在沙湖原种场“农垦58”大田中，发现自然雄性“光敏感核不育水稻”（三株）。第二年，他就利用自然结实的种子种植了48株，有雄性不育、可育两种类型。十多年中，他在协作组的配合下，致力于光敏感核不育二用系研究，终于育成一种多用的核不育系新型稻种——光周期敏感核不育水稻。1985年10月，通过农牧渔业部、中国农科院以及省内外50多位有关专家鉴定，一致认为，这项成果是我国水稻史上继矮化育种、杂交三系成功后的第三次重大发现，在国际上居领先地位，正式命名为“湖北光敏感核不育水稻”。全国20多家报刊杂志登载他的先进事迹。国家将其列入全国自然科学基金委员会重大项目、国家攻关项目和”863”高技术研究计划。

就整个水稻品种的研究和改良来说，到七十年代，全国形成百花盛开、群英并起，捷报频传的大好形势。其优良成果获普遍推广的也有几十种。除上述各项成果之外，在北方，例如七十年代初，天津市农科所与中国科学院遗传所利用花粉培养、以单倍体育种方法育成的水稻“花育一号”、“花育二号”以及北京植物研究所等科研部门培育的“单丰一号”、“牡丹一号”等新品种，都使产量获大幅度增长，亩产都达千斤以上。至七十年代末，全国推广优良品种的已占水稻种植总面积的80% 以上，实验田水稻亩产600多公斤已不是稀奇的事情。

玉米：同小麦、水稻一样，玉米也是我国种植面积较广的主粮之一。在建国初，品种普遍落后，不仅产量低（1952年全国平均亩产180斤），而且病虫害特别多，如玉米、黑穗病等，每年都大量发生。早在1950年我国农业部就作出了“全国玉米改良计划”，组织在全国主要产区开展选种育种工作。1952年第一批杂交优良品种先后育成，如山东省的“坊杂号”、“齐玉号”，河南省的“百杂号”等，在很多地区推广开来。1958年各地又相继育成了我国自选的一批优良双交种和综合杂交种。如“春杂号”、“农大号”、“双跃号”、“新双号”等。逐步取代了原来的旧种，使玉米品种又一次更新。六十年代中后期，由于我国农科部门又育成和引进了一批优良自交系，组配了一批玉米新杂交种，如河南省的“新单1号”、“白单4号”杂交种等，在生产上增产显著。因此在1971年2月召开的全国“两杂育种座谈会”上，提出杂交玉米的选育和应用以单交种为主，从此开辟了我国玉米单交种选育和应用的新阶段。从七十年代到八十年代初有关科研部门培育并推广的良种更加层出不穷，如“丹玉6号”、“丹玉11”、“丹玉13”、“鲁单33号”、“鲁单36号”、“烟单14号”、“中单2号”、“旅28”、“旅9”、“巨28”、“自330”、“丹340”等，一代更比一代强，品种之多至今已使人无法记得清！不仅产量比以前的品种如“烟三6号”、“群单105号”、“鲁三9号”等又有显著增长，而且具有较强的抗病性能。到1975年杂交种种植面积占到玉米总种植面积的50% 左右，并越来越迅速扩大。

被称为“中国紧凑型杂交玉米之父”的李登海，是山东省莱州后邓村的一个农民，他的改良玉米的实验始于七十年代。1972年，年仅23岁的李登海担任生产大队农科队的队长，最初他通过改善田间管理和栽培技术的办法提高了本村的玉米产量，但他对此进步并不甘心。1974年李登海和伙伴们开始了培育高产玉米新品种的试验。经过多年的试验和艰苦探索，于1979年培育出紧凑型玉米杂交种“掖单2号”，创下了中国夏玉米单产776.9公斤的纪录。之后又分别在各地试验、培育成功“掖单8号”、“掖单6号”等高产玉米良种，创当时我国春玉米亩产903.6公斤的最高记录。由此李登海与“杂交水稻之父”袁隆平齐名，至今享誉全国。

其他，如高粱、谷子、大豆、油菜、地瓜、棉花、花生等，各种农作物也都一样，全部进行了品种改良，在品质和性状上发生了优化，硕果累累。从七十年代初，科研部门还把放射性同位素与射线新技术应用于农作物育种，培养成水稻、小麦、棉花、玉米、谷子、大豆、油菜等几十个新品种，不仅使农作物产量提高、生长期缩短，而且具有抗病虫害等特点。例如1976年山东省棉花研究所用辐射育种新技术培育出“鲁棉一号”良棉，在全省大面积推广，使棉花获得大丰收等。从这时起，中国在品种改良方面的成就逐渐领先世界，对东南亚以及全世界农业发展产生很大影响。

七十年代中国农业生产的这一重大变化，普遍被称为是一场“种子革命”。种子革命实质上是我国社会主义农业实施的一场科学技术革命，是毛泽东时代制定的科技兴农战略的重要组成部分。它对解决中国人民吃饭问题具有决定性意义。

进入八九十年代，这些“种子革命”的优良成果普遍应用于农业生产，获越来越大面积推广。成为当时农业增产的重要原因。如李振声的杂交小麦，到1985年，由“小偃6号”这个骨干亲本就衍生出50多个品种，累计推广种植面积达3亿多亩，增产小麦超过150亿斤。李登海的杂交玉米品种至九十年代亦推广到全国二十六个省、市、自治区，累计增产42.4亿公斤。使中国成为世界夏玉米高产纪录的保持者。又如籼型杂交水稻，1990年全国推广2.4亿亩，占水稻面积的50% ，而总产量占61.6% 。至1994年，就使中国的稻谷累计增产2400亿公斤。至本世纪初在我国累计推广约6亿亩，增产稻谷6000多亿公斤，被称为每年“可多养活7000多万人口”，等等。如此巨大的收益，难道不正是上一年代的艰辛栽培所结出的果实吗！

改革开放之后，走资派特色政府还在吃着毛泽东打下的农业基本建设的红利，各种农作物的育种研究继续进行，其新型品种又不断出现，育种技术手段亦不断进步。例如，杂交水稻育种已进入“超级水稻”阶段，试验面积内亩产已达到1000多公斤。在新时期李振声又投入了小麦染色体工程育种，培育出“蓝粒单体系统”的小麦新品种——小偃“54号”、“81号”等，使小偃系统衍生品种达70多个，在全国获广泛推广。李登海紧凑型杂交玉米在世纪之初，又先后育出了“登海618”、“登海662”、“登海605”等新品种，在各地示范种植中突破亩产1100公斤的新纪录，等等。这些新成果、新突破显然都是建立在其原来技术基础上的，是原来技术的延伸，其原创科技发明还是在六七十年代。不能不看到，走资派邓小平的“包产到户能多产粮食吗？就看走资派邓小平篡权后的农村历经三十多年来，尽管被走资派特色政府表彰和嘉奖的新的科技创新和发明多得无以数计，但其中有谁能够与六七十年代的像黄耀祥、袁隆平、石明松、李振声、李登海等人的名字并肩吗？有任何一项达到当年那样的科技成就和革命创新意义吗？没有。

从根本上说，《种子革命》是新中国毛泽东时代广大科技工作者与社会主义集体农民相结合的产物，它只能发生在那个伟大的时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