事在人为
人世间所有事情的成败完全在于每一个人是否能够努力去尝试去想然后脚踏实地的去做!
帝国主义的走狗强迫我拿起武器
毛泽东：“我们这些人就是受过蒋介石教育的，他用内战的办法教会我们打仗。像我这样的一个人，从前并不会打仗，甚至连想也没有想到过要打仗，可是帝国主义的走狗强迫我拿起武器。”
毛泽东用语言犀利地指出：要感谢我们现在在台湾的那位先生，他让我上山去打游击。他到处杀人，城市里头我们呆不下去，没有法，只好上山，一打就是十年，打到延安。后来日本人来了，又跟日本人打。日本人打完了，又跟蒋介石打。你看，我是一个教书的，教小学的，一不知道马克思，二不知道打仗。这就是环境逼使人，不以我的意志办事。那个环境逼得我去看马克思的书，去打仗。“我们这些人就是受过蒋介石教育的，他用内战的办法教会我们打仗。像我这样的一个人，从前并不会打仗，甚至连想也没有想到过要打仗，可是帝国主义的走狗强迫我拿起武器。”
毛泽东曾多次对外国朋友谈到在战争中学习战争、赢得战争的艰难历程：“有了共产党以后，就进行了革命战争。那也不是我们要打，是帝国主义、国民党要打。一九二一年，中国成立了共产党，我就变成了共产党员了。那时候，我们也没有准备打仗。我是一个知识分子，当一个小学教员，也没学过军事，怎么知道打仗呢?就是由于国民党搞白色恐怖，把工会、农会都打掉了，把五万共产党员杀了一大批，抓了一大批，我们才拿起枪来，上山打游击。”
毛泽东又说：“他要打，我就打。这个方法就是从反动派那里学来的。我们就是从蒋介石那里学来的。”
毛泽东指出：“人民的游击战争，从整个革命战争的观点看来，和主力红军是互为左右手，只有主力红军而无人民的游击战争，就像一个独臂将军。”
毛泽东：“在人民战争的基础上，在军队和人民团结一致、指挥员和战斗员团结一致以及瓦解敌军等项原则的基础上，人民解放军建立了自己的强有力的革命的政治工作，这是我们战胜敌人的重大因素。”
毛泽东指挥革命战争的成功之道，就是把武装的人民和人民的武装融为一体、形成铁拳，功夫独到、所向披靡。
在浏阳文家市，毛泽东用“我们这块小石头，一定要打烂蒋介石那口大水缸”的哲理，阐述“革命一定会胜利”的信念和前程。
毛泽东深刻总结革命斗争的经验教训，毛泽东强调指出：“中国革命斗争的主要形式是武装斗争”，“革命的中心任务和最高形式是武装夺取政权，是战争解决问题”。
国际共运史上有一个故事。1954年3月，英国共产党总书记波立特致信中共中央，要在英译本《毛泽东选集》中删去《战争和战略问题》一文的头两段内容，理由是其中“革命的中心任务和最高形式是武装夺取政权，是战争解决问题”的论断，“并不适用于英国”，而且“会给我们在美国的同志招致很多困难”。毛泽东毫不让步，让人回复说，“该文件中所说到的原则，是马列主义的普遍真理，并不因为国际形势的变化，而须要作什么修正”，如果不合适英美读者，该文“可不包括在选集内”。论述武装夺取政权的文章，宁肯不收入在西方发行的《毛泽东选集》，毛泽东也不愿删改。为什么? 因为“武装夺取政权”的论断，是基于中国革命血的教训，也是国际共运史上一些外国共产党因为放弃了“武装夺取政权”，而丧失了革命前途，从反面证明无产阶级和劳动人民只有走“武装夺取政权”的道路，才能实现解放。
1927年，是年轻的中国共产党生死攸关的转折之年，也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艰难开拓之初。浴火重生，浴血奋斗，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叱咤风云、舍生忘死，在秋收起义、井冈建军、开辟生路、星火燎原的伟大斗争中，求实创新，可歌可泣，谱写了壮烈而壮丽的篇章。
毛泽东率先领导伟大的中国革命战争。1927年，是中国革命史的一个重大节点。这一年，中国发生了大事变，风云变幻数不清。
毛泽东说过：“我们的战争是从一九二七年秋天开始的。当时根本没有经验，南昌起义、广州起义是失败了，秋收起义在湘鄂赣边界地区的部队也打了几个败仗，转移到湘赣边界的井冈山地区。”
“我们的战争”，就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土地革命战争。毛泽东和湖南省委领导的湘赣边界秋收起义，不同凡响，第一次打出了共产党的旗帜，具有开创性意义，标志着毛泽东的革命实践和理论创造开始了新探索。
秋收起义“霹雳一声暴动”，使毛泽东的人生发生了重大转变。穿长衫、握笔杆的毛泽东，开始指挥军事、领兵打仗，统帅从此诞生，逐步成为一个用革命的“两杆子”改写中国历史的叱咤风云的革命家军事家战略家。
1933年7月30日，毛泽东应邀出席纪念“八一”晚会，作了中国工农红军历史的讲演，从南昌起义、秋收起义说到广州起义，从井冈山的斗争说到第一次至第四次反“围剿”的胜利，强调指出每一次战争的胜利全靠党的正确路线，克服了“左”倾和右倾机会主义的空谈与动摇。后来毛泽东在总结中国革命主要经验时，把武装斗争与党的建设、统一战线一起称为克敌制胜的三大法宝。
1965年5月，秋收起义“三十八年过去”，在湖南省委九所六号楼住处，毛泽东讲起秋收起义失败的原因时说：“当时秋收起义的目标是攻打长沙。我们分别从修水、铜鼓、安源等地向长沙发动进攻。一团取道文家市，三团主攻东门市，准备在浏阳与北上的二团会合。结果在围攻战中，原来收编的旧白军残部叛变；加上敌众我寡，我军又没有充分发动群众，攻打长沙的军事行动就告吹了。”
毛泽东后来语言犀利地指出：要感谢我们现在在台湾的那位先生，他让我上山去打游击。他到处杀人，城市里头我们呆不下去，没有法，只好上山，一打就是十年，打到延安。后来日本人来了，又跟日本人打。日本人打完了，又跟蒋介石打。你看，我是一个教书的，教小学的，一不知道马克思，二不知道打仗。这就是环境逼使人，不以我的意志办事。那个环境逼得我去看马克思的书，去打仗。
毛泽东说：“我们这些人就是受过蒋介石教育的，他用内战的办法教会我们打仗。像我这样的一个人，从前并不会打仗，甚至连想也没有想到过要打仗，可是帝国主义的走狗强迫我拿起武器。”
毛泽东曾多次对外国朋友谈到在战争中学习战争、赢得战争的艰难历程：“有了共产党以后，就进行了革命战争。那也不是我们要打，是帝国主义、国民党要打。一九二一年，中国成立了共产党，我就变成了共产党员了。那时候，我们也没有准备打仗。我是一个知识分子，当一个小学教员，也没学过军事，怎么知道打仗呢？就是由于国民党搞白色恐怖，把工会、农会都打掉了，把五万共产党员杀了一大批，抓了一大批，我们才拿起枪来，上山打游击。”
毛泽东又说：“他要打，我就打。这个方法就是从反动派那里学来的。我们就是从蒋介石那里学来的。”
毛泽东指出：“人民的游击战争，从整个革命战争的观点看来，和主力红军是互为左右手，只有主力红军而无人民的游击战争，就像一个独臂将军。”“在人民战争的基础上，在军队和人民团结一致、指挥员和战斗员团结一致以及瓦解敌军等项原则的基础上，人民解放军建立了自己的强有力的革命的政治工作，这是我们战胜敌人的重大因素。”
毛泽东指挥革命战争的成功之道，就是把武装的人民和人民的武装融为一体、形成铁拳，功夫独到、所向披靡。
在浏阳文家市，毛泽东用“我们这块小石头，一定要打烂蒋介石那口大水缸”的哲理，阐述“革命一定会胜利”的信念和前程。这是习近平总书记引用过的一个范例，形象、生动而有说服力。
毛泽东深刻总结革命斗争的经验教训，强调指出：“中国革命斗争的主要形式是武装斗争”，“革命的中心任务和最高形式是武装夺取政权，是战争解决问题”。
到21世纪初，美国新闻界评选古今十大军事家，毛泽东以“中国军事家和政治家”的身份和“毛泽东在中国备受尊敬，被认为是一名伟大的革命家和战略家”的条件，作为东方民族唯一代表而入选世界十大军事家。正如毛泽东的名著《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所写：“中国是一个大国——‘东方不亮西方亮，黑了南方有北方’，不愁没有回旋的余地。”勇于创造一条马列主义军事理论中国化的新路，独辟蹊径，谱写中国革命战争的壮丽篇章。英国人迈克尔·艾略特·巴特曼在其《在东方的失败》一书中评价说：“几个世纪以来，我们西方国家看到许多没有多少政治见解的军事家。过去二十年中，我们看到过几乎没有什么军事知识的政治冒险家。现在我们有了一位既是伟大的政治家又是伟大的军事家，他就是政治军事天才毛泽东。这种天才演变成为一种万古长存的思想，开始对历史的进程产生深远的影响”。
作为毛泽东平生的战争处女作，1927年领导秋收起义和井冈建军的意义重大而深远。可以说，中国革命真正上了路。脚踏实地，步伐很实，步调很齐，脚印很深。
毛泽东那“勇于开拓的非凡魄力”，在秋收起义井冈建军中得到了精彩的体现和高超的演绎。
土地革命战争中，毛泽东领导工农红军在湖南实施了具有关键意义的三次战略转兵。1927年9月秋收起义部队的文家市转兵，1930年8月红一方面军第二次攻打长沙的株洲转兵，1934年12月中央红军长征湘江血战后的通道转兵，集中反映了毛泽东和共产党对中国革命道路的艰苦探索，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与“左”倾思想的复杂斗争，而富有开拓创新的重大意义。
引兵井冈——从文家市转兵，艰难转战湘赣边，选择罗霄山脉中段，是毛泽东平生指挥军事转兵、领导战略转折的第一次实战演练，体现了化危为机、因势利导、闯出生路的卓越胆略和高超艺术。
震惊全国的湘赣边界秋收起义，在进攻行动受挫、部队遭受重大损失之时，毛泽东于9月19日晚在文家市召开前委会议，力主放弃攻打长沙，把起义军向南转移到敌人统治力量薄弱的农村山区，寻找落脚点。虽然意见分歧、争论激烈，但是得到卢德铭等多数前委委员的支持，取得下一步行动方向的共识。9月20日，起义军余部经过政治动员，在毛泽东、卢德铭率领下，踏上沿湘赣边界山区、农村向湘南进发的征途，开始创建井冈山革命根据地的斗争。文家市转兵，开辟工农武装割据、以农村包围城市的正确道路，成为马列主义同中国实际相结合、探索中国革命道路的新起点。
没有一种勇于承认失败、敢于改变初衷、善于寻找新路、勤于探索实践的革命创新精神，谈不上转兵之见，更谈不上进军井冈山、开辟农村革命根据地。1928年初中央巡视员李维汉到汉口密会郭亮和夏明翰，赞成停止两湖年关总暴动，李维汉曾谈起岳麓书院的“实事求是”匾，评价说秋收起义原来计划打长沙，毛泽东走到浏阳白沙，见势不妙，于是指示各路队伍到文家市集中，沿罗霄山脉南下，现在到了井冈山。他们对毛泽东的务实之举钦佩不已。
文家市转兵，引兵井冈山，中国共产党人开始自觉以实事求是、开拓创新作为探索土地革命新规律、开辟农村革命新道路的指针。
文家市转兵、进军井冈山，在毛泽东心里留下了难忘的印象。38年过去后。1965年5月21日，在重上井冈山的路上，毛主席感慨地谈了这一段烽火岁月，说：“1927年9月20日离开文家市只有一千多人，前途未卜。今天的文家市不知怎么样了?”
转兵永远在路上。1927年这一年，毛泽东一直在走。考察农运在湖南，创办中央农民运动讲习所在武昌，回湖南当了十天省委书记，又回武汉参加中央会议。7月23日湖南省委致信中央说：书记毛泽东走后，由易礼容代，省委各部工作无不吃紧，盼望毛泽东回湘。参加了八七会议后，毛泽东再次赶回湖南领导秋收起义。从板仓走到长沙，从安源走到铜鼓，穿插一个张坊遇险，不是他跛着脚走得快，那还麻烦了。之后，他又从铜鼓走到上坪，从浏阳走上井冈山。后来毛泽东感叹说:“整个的罗霄山脉我们都走遍了”。1927年的毛泽东，就是在中国革命道路的失败与抉择中不停地走，一直在路上。走就是探索，走就是开路，走就是创造。
自从走资派邓小平篡权复辟资本主义改革开放后，强行全面解散了农村人民公社，忽悠农村青年为“改变命运“离开农村，以至如今的农村日渐凋零老辈人即将荒芜农田地。
《再无耕读专家》
我潜意识地发现，村内对子女的教育观，始终处于一种盲从和摇摆状态，不管孩子的个性与悟性如何，只要他(她)们还在读书就行，至于孩子倒底学到了些什么?他们是绝对不会去过问的。他们认为，现在大学生多如牛毛，国家又不包分配，毕业后一样要自己找工作，还不如自己早早出来打工，弄点钱早早成家，结婚生子，完成一生的行程。
大山隔绝了村人的视野，他们不知道，更不关心外界发生了什么，日久就变得难以明辩是非，通达事理。在农村人眼中，好与坏，是与非的衡量标尺和参照系，是与比他们相对富裕的几个村民作比较的，认为有钱就有本事，有钱便有一切，殊不知，这群也许是一夜暴富的聪明人，是靠胆量，不择手段，不计后果，敢于挑战道义和法律底线之人，但大多村民往往对这些人崇拜之极，把他们做为自己孩子的榜样。
在村人的思维中，宗族传统权威早巳被打破，唯有自身钱包很鼓的人，说出话来才有份量，才能服众，才理应被推崇为德高望重。而从不关心所供内容，所谈言语是对是错，更无须计较发言者的年龄大小或辈份高低。
这种逻辑极为简单：有钱人，就是成功的，也一定最正确的。有位村领导叫阿培的在处理一些民事纠纷中，常说些大道理出来教育人，按理说出发点很不错的，但双方当事人背后就滴沾：“脑膜炎一个。”原因是什么?就因为这位村领导穷呗。
《即将荒芜的土地》
由于全村土地比较零散，且多为坡地，不易集中耕作和管理，尽管政府强调土地可以流转，但却无人问津。所以，每家每户土地仍由自家耕作，从前是双季稻，现因受劳力限制，只种一季稻了，尽管这样，还是有许多土地荒了。甚至有些将水田当作旱土种，因为插秧割稻，没有几个劳力是难以完成的，请人犁水田或插秧要150元至200元一天不等，还不容易请到合适的人，算下来成本比收入还高，于是大多逐渐改种玉米，而今年的玉米价格才7毛钱1斤，大多村民说明年什么也不种了，划不来。我问他们吃饭怎么办?他们说无所谓，反正米四处有卖，儿子寄回的钱买米还是足够的。显然，人口减少或人口流通，吃饭问题更容易解决了。
再者是旱地的种植方式，已经全靠除草剂和农药了，过去都是犁地、锄草，现在都不用了，这样连续多年种植下去，田土退化，土质板结，产量大减，甚至产生土地中毒，种上的庄稼(比如我村多年种植的烤烟)极易发生大面积自然死亡等多类疾病，造成产量骤降或颗粒无收。老人们都自我解嘲：这哪里是种地啊，我们也知道这样要不得，但我们老了，力不从心啊。
目前还有老一辈的村民在苦苦支撑，往后的发展，基本可以断定，年轻人是不会种地的了，自然和人争夺田地的较量，将会以自然胜利而告终。当然，人退林进，也未必不是一件好事，但村庄的衰落，将是不可避免的趋势。
《日渐凋零的老一辈子》
这是一个局限的天地，这里太贫穷了，拥有50万以上的家产者廖廖无几。四面深山环绕，唯一的一条破水泥路通往乡镇，每天早上有二班客车通行。很多村民，一生未出远门，还有更多的老人，没读过一天书，一辈子没走出过大山，进过县城。
没见过世面的老人，却是大山中最后一批宽厚仁慈之人，可是，这些老人越来越稀缺了，我所认识的安民、太财、贤会、清奇等德高望重的老人，一个个相继去世了。此后，一个个儿孙满堂的家庭根基开始坍塌，家风越加败落，族人之间不再友善和睦，一个尚未成家的小辈不仅可以辱骂自己的叔辈，甚至可以操起家伙砸向自己的父母，兄弟间你尔我诈，妯娌间仇深似海。犹如一株大树，尽管枝叶繁茂，高耸参天，但掏空树根后，树干和树桠开始枯落和腐烂。
人之间的家长里短，生活百科，而事故的主角则是一批非正常人，但他们个个神智健全，没有任何精神疾患。这些事故的本质，是赤裸裸的人性与一个物质极大丰富，人情味都无比缺失的时代产生的强烈对撞。
《乡土是否可以重建》
我经常在想，我们农村是否可以还原60、70年代的辉煌，当时，城市青年人都在呐喊：“走，到农村去，农村是片广阔的天地。”确实，那时我村与全国农村一样，到处山青水秀，鸟语花香，完全原生态景象。但现在恐怕只是我一厢情愿罢了，现实是，沿海发达地区的乡村已被城市化的步伐碾压成“空心化”，很多人在为消逝的乡村文明而呼吁反思，这是因为它走得太快，把文明丢的速度太快。而我的故乡，它却在飞速发展的时代中，因为笨重的身躯和闭塞落后走得太慢了，本该为此庆幸，但不幸的是，它却走向了另一种根断裂的病态极端。
我深知，我村的败落已成一种不可阻挡的趋势，而其中的关键原因，就是乡村的各种能人和资源不断地外流，村老秘书泽含辛茹苦养育儿女成人，供读大学，可儿女们成才后全部留在城市工作置业。老谭一生的全部积蓄给儿子在深圳办厂，可儿子发迹后在深圳买房落户，长此以往，就导致了牺牲乡村繁荣城镇的格局。
当然，也不是完全没有希望，随着国家精准扶贫等各项惠农政策的深入，理性平衡会越来越明显，只要村民的思想不死亡，说不定会有枯木逢春的一天。
在“文革”期间，人民公社的体制和各项政策规定都是1965年以前的，并没有什么改变。如社员的自留地、家庭副业和农村集市贸易等方面的政策一直实行着。
“文革”期间农村人民公社的广大干部在坚持生产、抵制干扰、大搞农田基本建设方面所作的努力和取得的成绩是很值得肯定的。
基层群众绝大部分精力和时间是在搞生产。要知道农民群众最讲实际，不管你上面喊什么空口号、唱什么高调，农民们还是该干什么干什么。农村人民公社这里不同于机关、学校、事业单位，也不同工厂，没有人给发工资，因此，想要停止生产更加困难。
根据“文革”后国家统计局公布的数字，1967年至1976年新中国工农业总产值增长了79%，其中粮食增长33.8%，油料增长61.6%，农用化肥增长117.7，棉布增长20.9%等。这样的增幅与世界各国的经济增长相比并不算小。
而走资派特色党的中央《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也指出：“文革”时期“我国国民经济虽然遭到巨大损失，仍然取得了进展。粮食生产保持了比较稳定的增长。”
尤其是在1975年，经济比上年增长15.1%，发展更为迅速。在《中国统计年鉴(1993)》第33—57、444—447、364页。
“文革”期间我国农业产量之所以一直保持稳定增长的势头，其主要原因在于农田基本建设和农业机械化方面所取得的成就。
在党中央“农业学大寨”的号召下，人民公社发挥了统一规划、指挥，集中人力物力办大事的优势，大搞以治山治水、整平土地、造“大寨田”为主要内容的农田基本建设。
这个时期不仅完成了许多大江大河的治理工程，而且兴建了象“红旗渠”、“汉北河”这样的世界闻名的大型人造河工程。
全国修建了7万多座大中型水库，还建了许许多多灌溉渠和排灌站。全国机井数1975年比1965年增长935.89%。
直到现在还可以说：“文革”期间所搞的农田基本建设比建国以来任何历史时期都要多。
与此同时，农业机械化发展的步子也很快。在十年中，全国拖拉机增长了6倍，手扶拖拉机增长了65倍，农用电增长4.7倍，农业排灌动力机械增长5.7倍等。
到70年代后期，在广大农村人民公社的生产队，手扶拖拉机、电动机、柴油机、粉碎机等动力机械已很普遍，生产条件发生了很大变化。水电部编《中国农田水利》第25—43页。
历史的见证人都知道，农村过去的土地都是高低不平的，绝大部分不能灌溉，不能使用机械耕作，产量很低。正是文革期间六、七十年代的农田基本建设才将其整治成畦田，成为旱涝保收的稳产高产田。
尤其不平凡的是，这一壮举是在当时物质条件缺乏、生产工具落后、生活困难的情况下进行的。
农村人民公社的广大社员、干部发扬愚公移山、艰苦创业精神，苦干一年又一年，终于使大地改变了面貌。其功绩实在可歌可泣。
如果没有当时农村人民公社打下的建设基础和所作的投入，那么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中国农业获得迅速发展是不可能的。
纵观六、七十年代我国的农业发展，不仅没有什么“发展缓慢”之说，而且更无什么“濒临崩溃”现象，相反，是成功地完成了一次升级改造的任务，是农业向水利化、机械化迈进过程中最具有决定性的阶段。
任何国家在实现这一过程中无不是投入了大量资金，而中国靠的是集体农民的劳动和汗水。
在当时条件下，如果不是人民公社这种组织形式，而由分散的小农生产方式，要完成这样的艰巨任务是不能想象的。
美国哈佛大学经济学家阿马提亚.森在对比中国与印度的经济发展时说：“中国与印度的相对优势是其改革前(1979年)奠定工作的产物，而不是改革后重定方向的结果。”这一看法不能不说是深刻的。
正是在这段历史上，人民公社具有不可磨灭的贡献!
在“文革”期间，人民公社的体制和各项政策规定都是1965年以前的，并没有什么改变。如社员的自留地、家庭副业和农村集市贸易等方面的政策一直实行着。
“文革”期间农村人民公社的广大干部在坚持生产、抵制干扰、大搞农田基本建设方面所作的努力和取得的成绩是很值得肯定的。
基层群众绝大部分精力和时间是在搞生产。要知道农民群众最讲实际，不管你上面喊什么空口号、唱什么高调，农民们还是该干什么干什么。农村人民公社这里不同于机关、学校、事业单位，也不同工厂，没有人给发工资，因此，想要停止生产更加困难。
根据“文革”后国家统计局公布的数字，1967年至1976年新中国工农业总产值增长了79%，其中粮食增长33.8%，油料增长61.6%，农用化肥增长117.7，棉布增长20.9%等。这样的增幅与世界各国的经济增长相比并不算小。
而走资派特色党的中央《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也指出：“文革”时期“我国国民经济虽然遭到巨大损失，仍然取得了进展。粮食生产保持了比较稳定的增长。”
尤其是在1975年，经济比上年增长15.1%，发展更为迅速。在《中国统计年鉴(1993)》第33—57、444—447、364页。
“文革”期间我国农业产量之所以一直保持稳定增长的势头，其主要原因在于农田基本建设和农业机械化方面所取得的成就。
在党中央“农业学大寨”的号召下，人民公社发挥了统一规划、指挥，集中人力物力办大事的优势，大搞以治山治水、整平土地、造“大寨田”为主要内容的农田基本建设。
这个时期不仅完成了许多大江大河的治理工程，而且兴建了象“红旗渠”、“汉北河”这样的世界闻名的大型人造河工程。
全国修建了7万多座大中型水库，还建了许许多多灌溉渠和排灌站。全国机井数1975年比1965年增长935.89%。
直到现在还可以说：“文革”期间所搞的农田基本建设比建国以来任何历史时期都要多。
与此同时，农业机械化发展的步子也很快。在十年中，全国拖拉机增长了6倍，手扶拖拉机增长了65倍，农用电增长4.7倍，农业排灌动力机械增长5.7倍等。
到70年代后期，在广大农村人民公社的生产队，手扶拖拉机、电动机、柴油机、粉碎机等动力机械已很普遍，生产条件发生了很大变化。水电部编《中国农田水利》第25—43页。
历史的见证人都知道，农村过去的土地都是高低不平的，绝大部分不能灌溉，不能使用机械耕作，产量很低。正是文革期间六、七十年代的农田基本建设才将其整治成畦田，成为旱涝保收的稳产高产田。
尤其不平凡的是，这一壮举是在当时物质条件缺乏、生产工具落后、生活困难的情况下进行的。
农村人民公社的广大社员、干部发扬愚公移山、艰苦创业精神，苦干一年又一年，终于使大地改变了面貌。其功绩实在可歌可泣。
如果没有当时农村人民公社打下的建设基础和所作的投入，那么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中国农业获得迅速发展是不可能的。
纵观六、七十年代我国的农业发展，不仅没有什么“发展缓慢”之说，而且更无什么“濒临崩溃”现象，相反，是成功地完成了一次升级改造的任务，是农业向水利化、机械化迈进过程中最具有决定性的阶段。
任何国家在实现这一过程中无不是投入了大量资金，而中国靠的是集体农民的劳动和汗水。
在当时条件下，如果不是人民公社这种组织形式，而由分散的小农生产方式，要完成这样的艰巨任务是不能想象的。
美国哈佛大学经济学家阿马提亚.森在对比中国与印度的经济发展时说：“中国与印度的相对优势是其改革前(1979年)奠定工作的产物，而不是改革后重定方向的结果。”这一看法不能不说是深刻的。
正是在这段历史上，人民公社具有不可磨灭的贡献!
自从走资派邓小平篡权复辟资本主义，以“改革开放“的忽悠下，不管黑白道摸着石头争先富，让少数人先富的噪动下，中国在上世纪80年代起后期起，在走资派特色官方献血指标和来自医药公司的市场需求下，中国河南省等地方农村发展出《卖血产业链》，《农民通过卖血得到经济收入》，而卖出的血则用于供应医院血库，以及医药公司生产血液制品来赚钱争先富。
然而由于采血的技术与管理漏洞，许多农村血站的血液制品在经艾滋病毒携带者献血卖血后受到污染，导致更多健康的献血者、被供血者及无辜民众感染艾滋病病毒，许多地方还出现了同一个村有集体众多村民卖血赚钱后而至集体感染后的所谓“艾滋村”。
由于走资派各地方官员的隐瞒，尤其是多发地河南省的艾滋病感染情况一直不透明，在被医护人员发现隐患后，仍有更多献血卖血者不断受到感染。当时政府走资派官员宣传说是艾滋病传播途径主要是性和吸毒，没人敢说是输血引起的，但其实比起前两个因素，后面这个更恐怖。当时可能有人发现，但是没有人说出来，有些中国媒体开始关注艾滋病防治以及河南农民的患病情况，但大多因“影响河南形象”遭到河南走资派特色政府的阻拦。
2000年10月28日，《纽约时报》在头版刊登河南“艾滋村”问题报道，震惊世界。“在高耀洁向河南省政府反映血站导致艾滋病传播的问题无果后，她将这件事情透露给了一名《纽约时报》驻北京的记者……在头版登出后，这个事情成为了一个国际丑闻，促使中国政府对此采取行动，”帮助高耀洁在纽约安顿的哥伦比亚大学政治学教授黎安友表示。
2001年8月，中国卫生部首次公布“艾滋村”河南省上蔡县文楼村疫情。根据中国媒体《三联生活周刊》报道，该地区3710人中有43%左右的卖血者感染艾滋病毒，而根据村民统计，在有800名人口的文楼自然村，《90%的青壮年常年卖血，在这群300多人的群体中只有大约5人幸免于感染艾滋病毒》。2004年，河南省首次在全省范围内进行“拉网式”艾滋病大普查。河南省政府称，全省范围内既往有偿供血人员达28万，其中该次检测出艾滋病感染者2.5万。
直到今天，研究者仍认为中国的艾滋病感染情况没有彻底摸清，没有人能说清楚“血浆经济”下到底有多少人感染艾滋病毒。自1996年至她流亡之前，高耀洁多年来走进一百多个“艾滋村”，坚持用这种最直接的方式摸清艾滋病患者群体的情况。根据中国央视报道，她走进过100多个村庄的1000多个患者家庭，足迹遍布河南、河北、山东、山西共16个省市。她记录下所有接触到的病患信息，保存下同病人及他们亲属之间的通信往来，这些都成为了官方艾滋病数字之外的宝贵资料。
在走资派邓小平篡权复辟资本主义，以“改革开放“十多年后的的二十世纪九十年代，河南政府为了借助卫生系统创收，号召全省各地农民卖血“脱贫致富”，大力发展“血浆经济”。时任河南省卫生厅的新厅长算过一笔账："河南省有9000多万人口，80%以上是农民，哪怕只有1%-3%的人愿意卖血，将河南省的血卖出去，把国外资金引进来，就可以为卫生系统创造以亿计算的收入。"
但由于因此兴建的大量血站在采血前不做艾滋病毒检测，还让多人共用针头，并把血液成分混合后输回卖血者，导致当地艾滋病严重泛滥。民间的私人血站也随处可见，几个护士、几根针管、几瓶酒精，把牛棚改造一下，就成了农民趋之若鹜的「采血点」。据后来卫生局统计，1993年，仅驻马店地区就有33处私人血站。在私人血站卖血有一个好处：不用「采小血」——公立血站里，每次卖血前都要通过采小血筛查有无乙肝、丙肝等病毒。
1991年，作为河南省人大代表的高耀洁了解到河南部分农村因为卖血而肝病流行，同年河南南部许久未见的疟疾重新开始流行，次年河南普查发现丙肝发病率堪比乙肝。
1995年，时任河南周口临床检验中心负责人的王淑平发现当地很多卖过血的村民出现了艾滋病症状，王淑平当即向卫生局提交了疫情报告，上头也很快下令要求血站建立病毒排查机制，但她也因此被上司调离了血站。随后，王淑平自行成立了临床检验中心，挂靠卫生局，费用自理，工作是义务初筛血小样。1995年3月，王淑平听说太康县检测出一名有偿献血者为HIV病毒携带者。由于单采血浆是需要将全血抽出，放入离心机分离出血浆，然后再再次输回献血者体内。在这一过程中如果存在纰漏，血液很可能会互相感染。因此，她提出希望所有血站停止采血排查感染情况，但是遭到了拒绝。于是，她便带着检验中心的工作人员走了一趟周口地区，在当地提取了900份的血样。通过初筛，她发现艾滋病病毒感染率高达20％以上。其中献血员300多人，感染率将近50％。
于是她同年把首份河南农村献血人员的艾滋病报告上报国家卫生部。为了避免东窗事发，河南当局对王淑平采取了严酷打压，试图迫使她噤声。无奈之下，她几年之后流亡美国，在海外持续就中国艾滋病问题发声，直至去世。
1996年，高耀洁教授在河南省会第一次会诊到艾滋病人，发现感染源来自于血库，随后开始对艾滋病疫情的调查，并自行出资进行防艾宣传活动。
长期关注中国艾滋病问题的北京维权人士胡佳表示，“河南血祸”的灾难性全球绝无仅有。
“在人类史上，从来没有过像河南艾滋病问题爆发的这种模式。它以几何级数增长，在一到两年内，因为政府部门搞的某种产业，把人当作牲口一样地利用其所谓的‘血液资源’，造成了这场血祸。”
除了河南，许多地方都有因为血浆经济而引发的感染病大规模流行，河南也被怀疑不是唯一的重灾区。直到2001年，中国中央电视台第一次以“血祸”正式官方报道，到2004年河南省首次普查确认艾滋疫情，虽然信息不断被披露，但直到今天中国艾滋病疫情的真相仍然不明。
河南省疾病预防控制中心在2006年发表的《河南省艾滋病疫情现状及流行形势分析》称全省只确认了31578例艾滋病阳性案例，确诊AIDS现症病人19488例，已死亡4891例。1990年代中国河南在政府的倡导下，大办“血浆经济”。农民卖血“脱贫致富”，结果导致大批无辜农民感染艾滋病毒，进而引发艾滋病大流行。河南艾滋病的严重情况一直被当地政府掩盖。
陈秉中教授在担任中国健康教育研究所所长时了解到这一情况并掌握了大量实据材料。陈秉中教授对BBC中文网说，他之所以发表这一公开信，是为了向胡锦涛陈情中国艾滋病疫情的严重性，使造成这一状况的责任官员得到惩处。
陈秉中教授说，河南“污血案”导致艾滋病疫情暴发并蔓延其他地区。将近20年，这一严重问题却长期被隐瞒。使受害者得不到申冤。陈教授表示，他目前身患癌症，已到晚期，“如果不说而把这些了解的情况带到棺材里去，那就对不起成千上万的患者和死去的冤魂”。
陈秉中教授9月初时曾将掌握的情况写成数万字的材料，题目为《导致艾滋病在中原大地暴发流行的血祸责任者难辞其咎》寄到中纪委和监察部的举报中心。在没有得到任何回复的情况下又于11月初致信胡锦涛，吴邦国，温家宝等国家领导人，同样石沉大海。无奈之下，陈秉中教授说，他只好采取这种写“公开信”的方式，以引起各界重视。
陈秉中教授说，中共领导人李长春，李克强在担任河南省领导人的时候，封锁疫情，拒绝向上正式报告河南省发生的严重问题，才导致后来艾滋病流行的恶果。“然而对这种不可原谅的行为，责任人没有受到任何严厉惩处，反而平步青云向上升官，实在是很奇怪的现象”。
陈秉中教授对BBC中文网说，他认为李长春，李克强二人至少应该向中国人认错道歉。作为政治家应该有这种勇气。做了错事却不敢承认的领导不值得信任。
谈到中国抗击艾滋病现状存在的最大问题，陈秉中教授认为领导必须高度重视，正视现实。如果连河南这样大的问题都不敢正视，对隐瞒疫情负有不可推卸责任的领导不敢处理，就不可能真正解决艾滋病泛滥的问题。
延安时期毛泽东领导中国共产党对马列主义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关系的思考与探索。在延安时期，毛泽东领导中国共产党在强调马列主义要与中国革命具体实际相结合的同时，对如何处理马列主义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关系进行了探索。
1938年10月，毛泽东在中国共产党的六届六中全会上提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命题，强调马克思主义必须和中国的具体特点相结合并通过一定的民族形式才能实现。毛泽东认为，共产党人是中华民族的一部分，不能离开中国特点来谈马列主义。因此，“使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具体化，使之在其每一表现中带着必须有的中国的特性，即是说，按照中国的特点去应用它，成为全党亟待了解并亟须解决的问题”。毛泽东的这段话反映出，中国共产党在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的问题上有了更深一步的体认。而这必然要求把马克思主义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结合起来。从这个意义上说，这是毛泽东的中国共产党思想发展的一个转折点，标志着中国共产党在运用马克思主义的过程中，开始自觉地结合民族文化和历史特点来分析中国革命的诸多具体问题。
中国共产党的六届六中全会后，马克思主义要同“民族形式”和“中国特点”相结合的思想逐渐在党内蔚然成风。1939年，艾思奇撰文指出，“中国的马克思主义，就是以马克思的科学共产主义的理论为滋养料，而从中国民族自己的共产主义的种子中成长起来的”。1943年5月，共产国际宣布解散。中共中央随即宣告：“中国共产党近年来所进行的反主观主义、反宗派主义、反党八股的整风运动就是要使得马克思列宁主义这一革命科学更进一步地和中国革命实践、中国历史、中国文化深相结合起来。”
毛泽东在中国共产党的六届六中全会上提出的马列主义中国化命题，反映出建党以来，经过复杂革命斗争的实际锻炼，中国共产党人关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认知的思想逐渐成熟，为推进马克思主义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结合提供了理论前提。
延安时期，马列主义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能够实现结合，除了与中国共产党形成的理论自觉密不可分外，还与其对待传统文化的态度密切相关。这一时期，毛泽东领导中国共产党不但重视学习历史文化遗产，而且还坚持兼容并蓄、批判继承的原则，实现对传统文化的具体分析，为马克思主义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结合提供依据。
在中国共产党的六届六中全会上，毛泽东号召“来一个全党的学习竞赛”，并且强调“我们是马克思主义的历史主义者，我们不应当割断历史”。毛泽东的这一号召拉开了中国共产党学习历史文化遗产的序幕。在毛泽东看来，中华民族是一个有着光荣革命传统和优秀历史遗产的民族，学习中国的历史文化是共产党人的必修课。然而，当时的现实却是有的共产党人“对于自己的历史一点不懂，或懂得甚少，不以为耻，反以为荣”，“许多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学者也是言必称希腊，对于自己的祖宗，则对不住，忘记了”。因此，毛泽东在不同场合对不认真研究历史、割断历史等错误思想提出了批评，号召中国共产党全体党员干部养成浓厚的研究与学习中国历史文化的风气。
由于文化是一个内容丰富的复合体，因此，要实现马列主义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结合，就必须对中国的历史文化进行具体分析。延安时期，中国共产党人在学习历史文化遗产的过程中，认真开展了对旧传统的批判性审视，将封建、腐朽的文化和优秀的传统文化区分开来。毛泽东同志指出：“中国的长期封建社会中，创造了灿烂的古代文化。清理古代文化的发展过程，剔除其封建性的糟粕，吸收其民主性的精华，是发展民族新文化提高民族自信心的必要条件。”
张闻天也认为，旧中国文化中除包含买办性的封建主义文化外，也有进步的文化因素。“对于这些文化因素，我们有从旧文化的仓库中发掘出来，加以接受、改造与发展的责任。”陕甘宁边区文化协会主办了《中国文化》杂志，组织文化界人士就如何处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与民族文化的关系、如何对待民族文化遗产、如何建设中华民族新文化等问题展开讨论，加深了对历史文化遗产的理解。
可见，延安时期，毛泽东领导的中国共产党在实践中非常注重运用马列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对传统文化进行科学分析，借鉴传统文化的合理形式，吸收其中的积极成分，以实现马列主义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融合、贯通。
延安时期，中国共产党在批判继承历史文化遗产，从而实现在对传统文化科学分析的基础上，不断创造条件促进马列主义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交融共生，使马克思主义能够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融相通、彼此契合、协同发展。
具体而言，在吸收传统的知行观方面，中国共产党将其与马列主义的认识论和实践观相融合，确立了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在写作《实践论》的过程中，毛泽东通过分析传统文化中“知和行的关系”，得出认识的总过程是“实践—认识—再实践—再认识”，形成了辩证唯物论的知行统一观。
毛泽东在《改造我们的学习》一文中用马列主义理论对传统的“实事求是”概念作了新的解释，使之成为党的思想路线的基础。又如，在发扬中华民族优秀道德传统方面，中国共产党实现了传统修身思想与马克思主义的融合。
这一时期，马列主义同中国革命具体实际相结合产生的一系列重要思想成果，集中体现为马列主义中国化的第一次历史性飞跃——毛泽东思想。毛泽东作为毛泽东思想的创立者，具有深厚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底蕴。中国共产党的七大上指出：“毛泽东思想，就是马列主义在目前时代的殖民地、半殖民地、半封建国家民族民主革命中的继续发展，就是马列主义民族化的优秀典型。”“毛泽东思想，就是毛泽东同志关于中国历史、社会与中国革命的理论与政策。”毛泽东思想的形成过程是中国共产党人坚持对传统文化进行批判继承、推陈出新的生动体现。
总之，延安时期，毛泽东领导的中国共产党从多方面汲取了传统文化的有益成分，正确认识和处理马列主义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关系。通过马列主义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相融共生，中国共产党既赋予传统文化新的时代含义，又以人民群众熟悉的文化知识去阐释中国共产党的思想理论和路线方针政策，由此形成继承和创新相得益彰、传统与现代相互促进、马列主义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交相辉映的良好态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