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泥捧”（Nippon）是日本的发音，日本人是“泥捧晋（Nipponjin）”。
　　“泥捧”又筒化成“捧”，如“捧酒”（ponshu）在喝酒人口中就是“日本酒”或“日本清酒”的意思。
　　　与“泥捧”只有一笔之差的“泥棒”在日本就是慎用的一个单词了。
　　“泥棒”（Dorobou），在日本就是贼，小偷，土匪……的意思。
　　泥棒、相棒、用心棒，这些棒，棒表示人的意思。“给料泥棒”，拿工资不干有其价值的职员。
　　有人说，以前日本的贼都用污泥涂面为防别人认出，又带上木棒以作武器，故称泥棒。
　　日本传说上比较有名的泥棒有安土桃山时代的忍者石川五右卫门和江户时代的义贼“鼠和尚”。他潜入大坂城企图刺杀当时的关白丰臣秀吉，却因为不小心触碰了秀吉的宝物千鸟香炉而被发现，被秀吉处死。但也因为这件事，令石川五右卫门声名鹊起，成为后世口中津津乐道的义贼。
　　“下着泥棒”：“下着”就是内衣的意思。“下着泥棒”就是专门偷盗女性内衣的变态小偷。
　　“借间泥棒”：借间泥棒是指以租用他人的房间伺机偷盗屋主家钱财的小偷。
　　日本的”泥棒”中国巴蜀地区的“棒老二”一样都有以“棒”为作案工具。
　　“乱世英雄起四方，有枪就是草头王”。从清末到解放前，东北匪患严重，草头王比比皆是。不过，东北的土匪有个特殊的称号：红胡子。
　　“山东响马山西贼，河南尽出溜光锤”。
　　“山东出响马，河南出蹚将”。
　　“山东响马山西贼，河南蹚将川棒客”。
　　东北胡子又号关东“响马”，与山东响马相互呼应，穿梭于白山黑水之间，演绎出许许多多精彩篇章。
　　在中国近代史上，凡是提及红胡子，即指关东响马，乃打家劫舍之匪（也称胡匪， 马贼和盗匪）。
　　“响马“，其实是来自明朝当时出台的政策。当时在明朝，民风彪悍，养马之风盛行，尤其是位于山东那一带的民众。因为地理原因以及饮食缘故，主要以面食为主，所以山东自古都是出大高个的地方，现在都会称山东的男子为”山东大汉“。
　　明朝突然推行马政，每年每户需要缴纳一定的马匹数量，这也相当于向民众变相收税。国力强盛、经济发达、百姓都有口粮吃时还拿得出这一笔支出。灾荒年间便出现交不起马税的人集聚山林作土匪。
　　土匪总是骑着马追赶老百姓们，或是一堆人骑马冲到民众家中将里面洗劫一空，慢慢的大家也将这群骑马的土匪称作“响马“。
　　河南“蹚将”也是指的土匪，“蹚将”出现得比“响马”晚，在晚清时期才开始活跃在社会上，这些人在变为草寇之前，都是干到木匠、铁匠、石匠这些活计的，所以被人称为“蹚将”。
　　“山东出响马，河南出蹚将”一句在民间广为流传的一句俗语，它生动形象地反映了中国古代社会动乱，人们走投无路的状况。
　　古语有云“天下未乱蜀先乱，天下已定蜀未定”，这是说明四川不好管理，容易发生动乱。四川土匪当地人称为“棒老二”或“棒客”。在有枪支之前，四川土匪们打劫多用一根大棒威吓过往单身旅客，而“老二”之称呼则有调侃蔑视的意思。“棒老二”就是这样来的。
　　“楼上的客，楼下的客，听我老板来交涉，夜路莫走进店歇，免得前头遇棒客……”这多是清朝民国时期客栈老板们招揽生意挂在嘴边的，劝客商们不要赶夜路，去住客栈吧，不然走夜路遇到土匪了。由此可见，在以前的四川匪患确实挺猖獗。
　　一是“马”一是“棒”都是匪贼的作案道具，“马棒”则是一种用于鞭策马的短棍，在蒙古族等游牧文化中常作为放牧、防身和打猎的多用途木质工具。

　　泥棒（a robber）； koso泥、a thief（thieves）；夜盗（a burglar＝ 押込強盗）
　　Thief：泥棒, 盗人, 盗賊, 悪人, 空巣, 泥坊
　　burglar：泥棒, 切取, Dorobou, 泥坊, 切取強盗
　　robber:強盗, 泥棒, 盗賊, 泥坊, 匪徒, 切取
　　关东“响马”（山东“响马”与东北“胡子”）。“响马”是对拦路抢劫者的称谓，又称响马子，原指山东等地盗匪，因抢劫时放响箭或马挂铃铛得名。一说因行动前放出响箭示警，另一说因马匹系铃铛作响。明代因马政严苛，山东等地出现大量被迫为匪的“响马”，正德年间刘六、刘七起义被官方称为“响马盗”。山东历史上多次农民起义中，响马队伍常被视为起义军。关东”通常指东北地区（山海关以东），该地历史上确实存在大量土匪，但多称“胡子”而非“响马”。东北土匪（胡子）的特点：多为山林伏击型，依赖地形隐蔽；装备以步枪为主，马匹使用不如山东响马普遍；组织松散，少有“响马”式的铃铛、响箭等标志性行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