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独秀与中共“分道扬镳”；田汉得到“精神导师”
本文内容大多摘自网名民生文创的原发和有关人员的回忆，文末的介绍是添加的，供参考。
一
1927年，陈独秀在五大上当选总书记，但“四一二”政变后，大革命形势急转直下，陈独秀成了替罪羊。7月12日，中共中央根据共产国际的指示进行改组，由张国焘、张太雷、李立三、李维汉和周恩来组成临时中央常务委员会，“自此独秀即不视事”，也就是说从此陈独秀不再是中共中央主要领导人了。共产国际要求陈独秀去莫斯科，遭到陈独秀拒绝，于是在当年9月，陈独秀从武汉乘船回到上海，住进虹口福生里酱园弄一幢三层楼的房子里。
居住在酱园弄福生里的陈独秀，与先前住在环龙路渔阳里的陈独秀，无论是党内声望还是家庭生活，抑或境遇还是心情，都已是迥然不同、天差地别。
妻子高君曼离他而去，两个爱子陈延年、陈乔年先后惨遭杀害，长女陈玉莹两次赴沪为兄弟收尸后，备受刺激，吐血而死，另两个儿子陈松年、陈鹤年则隐姓埋名，过着胆颤心惊的生活。
郑超麟说“延年没有一丝一毫的罗曼史，直到他的死。”陈延年没有恋爱罗曼史，自然没有留下子嗣。痛失至爱亲人是陈独秀的一大悲痛，共产国际要其承担大革命失败的主要责任，则是他的隐痛。他认为应当由共产国际来承担大革命失败的主要责任，而不是让他和谭平山来做“替罪羊”。
自从武汉转移到上海后，陈独秀很长一段时间内“差不多完全在个人的反省期间”。
想着之前的意气风发、万众拥戴和现今的落魄失势、门可罗雀，真有“气尽途绝”的愤懑悲伤。
曾参加1927年11月7日红场游行事件、事后被开除党籍遣送回国的梁干乔、史唐等托派分子回到上海后，创办了《我们的话》，这些宣传托洛茨基理论和主张的小册子被尹宽带到了陈独秀住处。
陈独秀与尹宽、彭述之、郑超麟、马玉夫等中共前中高级领导干部便一起研究讨论这些小册子中的内容。
托洛茨基认为“斯大林和联共、共产国际的错误路线”是导致中国大革命失败的原因以及托洛茨基对中国革命的主张，“解除了陈独秀的困惑，他感到自己一年多来苦苦思索的问题都能在托洛茨基的理论中找到答案”，从而走上愤而抗争、信奉托派的道路。
陈独秀几次给中共中央写信，主张取消民主革命和武装斗争，并与彭述之等人自行组织了“中国共产党左派反对派”，自任总书记。
这种行为“造成了党内混乱和分裂”，自然受到中共中央的猛烈反击，陈独秀等人的组织便被党内称为“托陈取消派”。中共中央勒令陈独秀解散其组织，重新回到党的总路线下继续工作。
经多次劝告、警告无效后，中共中央政治局作出开除陈独秀、彭述之等人党籍的决定。一代英豪、革命先驱、党的创始人之一陈独秀，自此与中国共产党分道扬镳，渐行渐远，这是一个历史玩笑和人生悲剧。
二
党内的矛盾不仅于此，这时的向忠发已完全倒向李立三，达到了“凡立三同志主张的我都支持”的地步，与共产国际远东局的关系也越来越僵，甚至周恩来与李立三之间也出现了意见分歧。这是周恩来于次年三月经法国再次前往莫斯科向共产国际汇报工作的主要原因。
就在此时，担任江苏省委宣传部长的任弼时再次被捕了，这是任弼时一生中的第二次也是最后一次被捕。这次被捕离他被营救出狱刚刚满一年。
任弼时此次被捕的起因是上海反帝大同盟（简称上反）党团书记张永和路遇巡捕“抄靶子”，搜去了一张写有华德路（今长阳路）竞业里一个地址的纸条，而这个地址恰好是新建的江苏团省委的秘密机关，由郭亮的遗孀李灿英带着儿子郭志成住守。
1929年11月16日早饭后，任弼时告诉妻子陈琮英“中午十二点回来吃中饭，下午还要参加一个会”，便冒雨前往竞业里那个秘密机关，去参加团省委扩大会议。
任弼时一进门，便被蹲守的两个大汉拧住双臂，在他身上仅搜出一张电车月票，月票显示的地址为德培里。随后他被押往闵行路巡捕房，与先前在同一地点被捕的上海总工会青工部长周朴农关押在一起，两人串好口供，装作互不相识。
巡捕房对他们两次毒打用刑，第二次甚至动用了惨无人道的电刑，以至任弼时的背上，留下了两块受电刑击打的深深的烙印。但即便如此，周朴农仍一口咬定自己是内山书店的周阿康，任弼时则坚称自己是从江西来上海谋职的失业青年彭德生，是记错了门牌号、找错了地方被误抓的。
任弼时、周朴农被捕的第二天，陈赓已按周恩来的指示展开了营救行动，行动的第一步自然是动用杨登瀛前去探听消息和口供。
经过杨登瀛的探听，带来了任、周二人在巡捕房有关化名、职业的假口供和对党内机密零口供的好消息，这对营救工作至关重要。
陈赓根据任弼时的假口供，随即让人在德培里找了一个房子，让陈琮英住了进去，以便应付警探上门核对，又派人和内山书店进行了联系，周朴农虽然离开内山书店已经三年，但经过联系，内山书店仍承认周朴农是他们的职员。
杨登瀛又设宴款待英捕房兰普逊等人，说彭德生是他的亲戚，来上海找工作时因走错门被捕房误抓了，请网开一面等等，因无证据和口供，兰普逊便做了一个顺水人情，不再继续刑讯。
特科又聘请“赤色律师”潘震亚为任弼时、周朴农、张永和出庭辩护，三人均获得了轻判。任弼时、周朴农关押39天后被释放，张永和关押60天后被释放。
任弼时虽被两次营救出狱，但他后来的英年早逝，与两次被捕时的受刑过重、伤及内脏有着极大的关系，遭遇同样不幸命运的还有张浩（林育英）、关向应、陈赓等。
三
从莫斯科回到上海的安娥，进入中央特科后，即被派往杨登瀛处担任秘书，并很快又承担了另一个重要任务：接近田汉，将田汉吸收到革命阵营中。
安娥，本名张式沅，1905年生于河北获鹿县一个富裕的知识分子家庭，1925年在国立北京美专（今中央美术学院）入党，与邓鹤皋结婚后一同被党组织派往大连工作。
1927年1月，安娥被派往莫斯科中山大学学习，听闻邓鹤皋牺牲的消息后与同校的郑家康结合，经郑家康推荐，安娥进入苏联国家保卫总局东方部工作，1929年12月回到上海。
刚刚与连德生、杨登瀛相处融洽、配合默契后，安娥接到了新的任务——接近田汉、发展田汉。
田汉，原名寿昌，1898年生于湖南长沙一个小山村的贫苦农家，6岁丧父，母亲易克勤带着三个孩子艰难生活。为供田汉读书，“母亲把家里唯一的被单也当掉了，长期盖着破棉絮过冬”。
田汉的舅舅易象极为赏识田汉，在经济上给予资助外，还“把他当儿子一样对待，并把唯一的女儿易漱渝许配给他，亲上加亲。1916年，易象出资送刚从长沙师范毕业的田汉和自己的女儿去日本留学。”
田汉与易漱渝在日本留学时结婚，毕业回到上海后一起发起成立了南国社，并邀欧阳予倩、徐悲鸿等人加入，创办的《南国》社刊，成为田汉发表自己戏剧作品的园地。
不幸的是，易漱渝红颜薄命，如昙花一现般走完了短暂一生，她在临终前将自己的同学好友黄大琳介绍给田汉，希望他们能结婚。
青梅竹马、情投意合的爱妻逝去后，田汉悲痛莫名，深感人生的春天已经远去，在刊物上发表了《从悲哀的国里来》。没想到这篇追念亡妻的散文打动了一位因逃婚而远走南洋、风姿绰约的女教师——林维中。
林维中给田汉写那封坦承自己爱慕之情的信时，田汉已与黄大琳结婚，但他与林维中的鸿雁传书仍是一发不可收拾，后来更是在信中约定成婚。
田汉在给日本友人、作家谷崎润一郎的信中这样写道：“怀念着旧的，又憧憬着新的，捉牢这一个，又舍不得丢那一个……”
如此浪漫多情的田汉，碰到兼有诗人的才情浪漫、少妇的风韵成熟、人生阅历丰富的安娥，便没有了丝毫的抵抗能力。
安娥通过南国社左明的介绍，见到了田汉，大大方方的握手后，安娥对田汉说：“看了田先生写的戏，就很想当面一见，田先生果然是戏如其人。”一番言谈下来，不卑不亢，大气得体，很令田汉侧目。
等到后来安娥把自己的小说《莫斯科》交给田汉后，更让田汉觉得安娥是才貌双全的奇女子。田汉将安娥的这篇描述俄国留学生生涯的小说，刊登在自己创办的《南国》月刊上，并亲自写了后记，赞扬安娥“这样的作品是无与伦比的。”
恃才傲物、在艺术上崇尚唯美浪漫的田汉，被安娥逐渐影响，开始关注更多现实问题，后来他加入了左联，与鲁迅等人一样，成为左联七名执行委员之一。
接着又加入左翼戏剧家联盟、中国自由大同盟等党的外围组织，最后与丁玲同时入党，瞿秋白代表中央宣传部主持了他们的入党仪式。
后来，田汉又发展了聂耳等人入党。
安娥由此成为田汉的“精神导师”，随着两人双双坠入爱河，安娥又成为田汉创作的“灵感之源”。
田汉的婚姻情况曾在以前博文“文艺界名人间的姻亲关系(续）”讲过。解放后田汉任文化部局长，定行政8级，和他同时入党的丁玲任中宣部处长（局长），定行政7级，而1925年即为中共党员的安娥解放后只在戏剧家协会任创作员，定文艺4级。
陈独秀与中共“分道扬镳”；田汉得到“精神导师”
毛囡 (2026-04-21 08:45:12) 评论 (0)陈独秀与中共“分道扬镳”；田汉得到“精神导师”
本文内容大多摘自网名民生文创的原发和有关人员的回忆，文末的介绍是添加的，供参考。
一
1927年，陈独秀在五大上当选总书记，但“四一二”政变后，大革命形势急转直下，陈独秀成了替罪羊。7月12日，中共中央根据共产国际的指示进行改组，由张国焘、张太雷、李立三、李维汉和周恩来组成临时中央常务委员会，“自此独秀即不视事”，也就是说从此陈独秀不再是中共中央主要领导人了。共产国际要求陈独秀去莫斯科，遭到陈独秀拒绝，于是在当年9月，陈独秀从武汉乘船回到上海，住进虹口福生里酱园弄一幢三层楼的房子里。
居住在酱园弄福生里的陈独秀，与先前住在环龙路渔阳里的陈独秀，无论是党内声望还是家庭生活，抑或境遇还是心情，都已是迥然不同、天差地别。
妻子高君曼离他而去，两个爱子陈延年、陈乔年先后惨遭杀害，长女陈玉莹两次赴沪为兄弟收尸后，备受刺激，吐血而死，另两个儿子陈松年、陈鹤年则隐姓埋名，过着胆颤心惊的生活。
郑超麟说“延年没有一丝一毫的罗曼史，直到他的死。”陈延年没有恋爱罗曼史，自然没有留下子嗣。痛失至爱亲人是陈独秀的一大悲痛，共产国际要其承担大革命失败的主要责任，则是他的隐痛。他认为应当由共产国际来承担大革命失败的主要责任，而不是让他和谭平山来做“替罪羊”。
自从武汉转移到上海后，陈独秀很长一段时间内“差不多完全在个人的反省期间”。
想着之前的意气风发、万众拥戴和现今的落魄失势、门可罗雀，真有“气尽途绝”的愤懑悲伤。
曾参加1927年11月7日红场游行事件、事后被开除党籍遣送回国的梁干乔、史唐等托派分子回到上海后，创办了《我们的话》，这些宣传托洛茨基理论和主张的小册子被尹宽带到了陈独秀住处。
陈独秀与尹宽、彭述之、郑超麟、马玉夫等中共前中高级领导干部便一起研究讨论这些小册子中的内容。
托洛茨基认为“斯大林和联共、共产国际的错误路线”是导致中国大革命失败的原因以及托洛茨基对中国革命的主张，“解除了陈独秀的困惑，他感到自己一年多来苦苦思索的问题都能在托洛茨基的理论中找到答案”，从而走上愤而抗争、信奉托派的道路。
陈独秀几次给中共中央写信，主张取消民主革命和武装斗争，并与彭述之等人自行组织了“中国共产党左派反对派”，自任总书记。
这种行为“造成了党内混乱和分裂”，自然受到中共中央的猛烈反击，陈独秀等人的组织便被党内称为“托陈取消派”。中共中央勒令陈独秀解散其组织，重新回到党的总路线下继续工作。
经多次劝告、警告无效后，中共中央政治局作出开除陈独秀、彭述之等人党籍的决定。一代英豪、革命先驱、党的创始人之一陈独秀，自此与中国共产党分道扬镳，渐行渐远，这是一个历史玩笑和人生悲剧。
二
党内的矛盾不仅于此，这时的向忠发已完全倒向李立三，达到了“凡立三同志主张的我都支持”的地步，与共产国际远东局的关系也越来越僵，甚至周恩来与李立三之间也出现了意见分歧。这是周恩来于次年三月经法国再次前往莫斯科向共产国际汇报工作的主要原因。
就在此时，担任江苏省委宣传部长的任弼时再次被捕了，这是任弼时一生中的第二次也是最后一次被捕。这次被捕离他被营救出狱刚刚满一年。
任弼时此次被捕的起因是上海反帝大同盟（简称上反）党团书记张永和路遇巡捕“抄靶子”，搜去了一张写有华德路（今长阳路）竞业里一个地址的纸条，而这个地址恰好是新建的江苏团省委的秘密机关，由郭亮的遗孀李灿英带着儿子郭志成住守。
1929年11月16日早饭后，任弼时告诉妻子陈琮英“中午十二点回来吃中饭，下午还要参加一个会”，便冒雨前往竞业里那个秘密机关，去参加团省委扩大会议。
任弼时一进门，便被蹲守的两个大汉拧住双臂，在他身上仅搜出一张电车月票，月票显示的地址为德培里。随后他被押往闵行路巡捕房，与先前在同一地点被捕的上海总工会青工部长周朴农关押在一起，两人串好口供，装作互不相识。
巡捕房对他们两次毒打用刑，第二次甚至动用了惨无人道的电刑，以至任弼时的背上，留下了两块受电刑击打的深深的烙印。但即便如此，周朴农仍一口咬定自己是内山书店的周阿康，任弼时则坚称自己是从江西来上海谋职的失业青年彭德生，是记错了门牌号、找错了地方被误抓的。
任弼时、周朴农被捕的第二天，陈赓已按周恩来的指示展开了营救行动，行动的第一步自然是动用杨登瀛前去探听消息和口供。
经过杨登瀛的探听，带来了任、周二人在巡捕房有关化名、职业的假口供和对党内机密零口供的好消息，这对营救工作至关重要。
陈赓根据任弼时的假口供，随即让人在德培里找了一个房子，让陈琮英住了进去，以便应付警探上门核对，又派人和内山书店进行了联系，周朴农虽然离开内山书店已经三年，但经过联系，内山书店仍承认周朴农是他们的职员。
杨登瀛又设宴款待英捕房兰普逊等人，说彭德生是他的亲戚，来上海找工作时因走错门被捕房误抓了，请网开一面等等，因无证据和口供，兰普逊便做了一个顺水人情，不再继续刑讯。
特科又聘请“赤色律师”潘震亚为任弼时、周朴农、张永和出庭辩护，三人均获得了轻判。任弼时、周朴农关押39天后被释放，张永和关押60天后被释放。
任弼时虽被两次营救出狱，但他后来的英年早逝，与两次被捕时的受刑过重、伤及内脏有着极大的关系，遭遇同样不幸命运的还有张浩（林育英）、关向应、陈赓等。
三
从莫斯科回到上海的安娥，进入中央特科后，即被派往杨登瀛处担任秘书，并很快又承担了另一个重要任务：接近田汉，将田汉吸收到革命阵营中。
安娥，本名张式沅，1905年生于河北获鹿县一个富裕的知识分子家庭，1925年在国立北京美专（今中央美术学院）入党，与邓鹤皋结婚后一同被党组织派往大连工作。
1927年1月，安娥被派往莫斯科中山大学学习，听闻邓鹤皋牺牲的消息后与同校的郑家康结合，经郑家康推荐，安娥进入苏联国家保卫总局东方部工作，1929年12月回到上海。
刚刚与连德生、杨登瀛相处融洽、配合默契后，安娥接到了新的任务——接近田汉、发展田汉。
田汉，原名寿昌，1898年生于湖南长沙一个小山村的贫苦农家，6岁丧父，母亲易克勤带着三个孩子艰难生活。为供田汉读书，“母亲把家里唯一的被单也当掉了，长期盖着破棉絮过冬”。
田汉的舅舅易象极为赏识田汉，在经济上给予资助外，还“把他当儿子一样对待，并把唯一的女儿易漱渝许配给他，亲上加亲。1916年，易象出资送刚从长沙师范毕业的田汉和自己的女儿去日本留学。”
田汉与易漱渝在日本留学时结婚，毕业回到上海后一起发起成立了南国社，并邀欧阳予倩、徐悲鸿等人加入，创办的《南国》社刊，成为田汉发表自己戏剧作品的园地。
不幸的是，易漱渝红颜薄命，如昙花一现般走完了短暂一生，她在临终前将自己的同学好友黄大琳介绍给田汉，希望他们能结婚。
青梅竹马、情投意合的爱妻逝去后，田汉悲痛莫名，深感人生的春天已经远去，在刊物上发表了《从悲哀的国里来》。没想到这篇追念亡妻的散文打动了一位因逃婚而远走南洋、风姿绰约的女教师——林维中。
林维中给田汉写那封坦承自己爱慕之情的信时，田汉已与黄大琳结婚，但他与林维中的鸿雁传书仍是一发不可收拾，后来更是在信中约定成婚。
田汉在给日本友人、作家谷崎润一郎的信中这样写道：“怀念着旧的，又憧憬着新的，捉牢这一个，又舍不得丢那一个……”
如此浪漫多情的田汉，碰到兼有诗人的才情浪漫、少妇的风韵成熟、人生阅历丰富的安娥，便没有了丝毫的抵抗能力。
安娥通过南国社左明的介绍，见到了田汉，大大方方的握手后，安娥对田汉说：“看了田先生写的戏，就很想当面一见，田先生果然是戏如其人。”一番言谈下来，不卑不亢，大气得体，很令田汉侧目。
等到后来安娥把自己的小说《莫斯科》交给田汉后，更让田汉觉得安娥是才貌双全的奇女子。田汉将安娥的这篇描述俄国留学生生涯的小说，刊登在自己创办的《南国》月刊上，并亲自写了后记，赞扬安娥“这样的作品是无与伦比的。”
恃才傲物、在艺术上崇尚唯美浪漫的田汉，被安娥逐渐影响，开始关注更多现实问题，后来他加入了左联，与鲁迅等人一样，成为左联七名执行委员之一。
接着又加入左翼戏剧家联盟、中国自由大同盟等党的外围组织，最后与丁玲同时入党，瞿秋白代表中央宣传部主持了他们的入党仪式。
后来，田汉又发展了聂耳等人入党。
安娥由此成为田汉的“精神导师”，随着两人双双坠入爱河，安娥又成为田汉创作的“灵感之源”。
田汉的婚姻情况曾在以前博文“文艺界名人间的姻亲关系(续）”讲过。解放后田汉任文化部局长，定行政8级，和他同时入党的丁玲任中宣部处长（局长），定行政7级，而1925年即为中共党员的安娥解放后只在戏剧家协会任创作员，定文艺4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