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十岁那年，搬进了小街
十岁那年，我搬家了。
新家在老上海法租界一带，那一片当年留着许多洋房、花园、研究机构和单位宿舍。窄窄的马路，两侧是旧式里弄或半旧的洋房，铁门半掩，院子裡有树，有时还有一口池塘。对一个孩子来说，那简直就是一座可以无限探索的城市迷宫。
那一带，正是老电影《小街》的取景地。张瑜和郭凯敏，那种老城区的气息，窄巷、邻里、斑驳的光影——我在那样的空间裡长大。
探索，从那里开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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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禁区裡的宝藏
我们最爱溜进附近的研究院花园。
那里的人一发现我们，就把我们赶出去。我们就在门口附近玩，等看守的人一转身，再悄悄熘进去。就这样，反反复复。被赶走，等待，再潜入。那是一场一场的小型行动，是儿童版的任务循环：潜入、观察、被发现、撤退、再潜入。
我们去看盛开的牡丹，看各种不知名的植物，看池塘裡缓缓游动的鱼。
对我们来说，那里是“禁区裡的宝藏”。正因为禁止进入，才值得一次又一次地想办法进去。我们玩的不是那个地方本身，我们玩的是——自由，和边界。
除了研究院，还有工地。那时某个地方堆着一批水泥排水管，圆圆的、空心的，一节一节，直径有一米多，小孩鑽进去刚好像隧道一样。我们在裡面鑽来鑽去，开心得很。工地裡还堆着钢板，我们走在上面，脚下发出咯吱咯吱的金属声，像极了铁臂阿童木走路的声音。空旷的工地把声音放大，我们假装自己是机器人，在那片金属的世界裡横衝直撞。
没有固定的地方。过一阵子，找到一个新的去处。世界似乎总是为我们敞开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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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世界从未伤害我
多年以后，我才慢慢想明白一件事。
童年裡真正压迫我的，从来不是“世界”，而只是“权威”。
花园、工地、水泥管道、桑树、池塘、梧桐树、老洋房——这一切对我都是开放的，好玩的，可以探索的。世界本身从未拒绝我，从未伤害我。真正让我感到危险的，只有那几个具体的人：父母，还有学校裡那两位老师。
于是我在成长过程中，形成了一种不太常见的心理结构：对世界不恐惧，对权威极度警惕。
这两件事，在很多人身上是反过来的——他们害怕陌生的环境，却对权威言听计从。而我恰恰相反。陌生的地方、未知的角落、没有地图的探索，对我从来都不是威胁。威胁只来自那些有名字、有头衔、站在高处的人。
这个结构，大概一直跟着我长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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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梧桐树下，公车安静驶过
有一种画面，在我心裡留了很多年。
夏天的下午两点，淮海路上几乎没什麽人。高大的法国梧桐左右对称，树冠彼此相连，把整条街道笼罩在浓密的绿荫裡。公车缓缓驶过，阳光穿过叶隙，在路面上洒下一片斑驳的光影。走在裡面，有一种被轻轻包裹的感觉。
那不是景点，没有人刻意安排，也没有人特意去看。它只是刚好发生在那个时辰，那条路，那一种安静的心境裡。
真正深的审美体验，往往就是这样。一旦变成“名胜”，人一多，那种感觉就散了。所以对环境敏感的人，后来往往不找景点，而是找“空隙”——工作日的老街，下午三点的公园角落，下雨天的植物园，冬天无人的庭院。人一少，空间才会活过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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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不知道名字，只是安静地看着它们
我不知道大部分植物的名字，我只是欣赏它们。
安静地看着它们，有时和它们说几句悄悄话。
克里希纳穆提说过，当你知道它是玫瑰，你就放弃了对它的探索。你给了它一个标籤，观察便就此停止。大脑开始调用记忆——“玫瑰是什麽我知道”——于是那朵花就从眼前消失了，剩下的只是一个概念。
我从不急着命名。我只是看，颜色、形状、光线、气味，让它们就这样存在着，不需要被归类。
篱笆上的枸杞是红的，甜甜的，我们偷偷摘下来吃，那是我童年的零食。还有一种红色的花，把花心拔出来吸一口，有甜甜的汁，那种甜，是冒险之后的小小奖赏。
每一次偷摘，每一次品嚐，都是一个孩子在悄悄地创造属于自己的世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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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阳台上的枸杞
后来我渐渐明白，童年真正让我快乐的东西，始终只是那几样：梧桐树，老花园，枸杞的藤，桑叶，蚕，公车穿过树影，熘进别人的院子看植物，池塘裡的鱼。
我爱的从来不是“上海”这个城市，而是一种有树、有院子、有生活气味的环境。
八十年代的淮海路一带，城市还没有被完全填满。那种空间，现在几乎不存在了。
今天，我的阳台上种满了枸杞。
不是为了回去，也不是为了沉溺。只是想把一颗植物种在现在，让过去的阳光，继续长在今天的阳台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