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钱没钱回家过年

        春节快到了，在华人社区到处议论的都是春节。华人社区服务中心要搞老年人春节联欢；老联会要搞老联会会员回家包饺子；每年一次的华人春节庙会也进入紧锣密鼓的筹备之中；孩子们在中文学校也在排练节目准备春节演出…… 也许是触景生情，五十多年前在山区工作时，春节回家过年的往事又涌上心头，一幕一幕展现在眼前。

        在城市里过年大都从腊月开始忙碌，可我们在山区从开春孵小鸡儿的时候就开始做回家过年的准备了。刚开春，当地鸡场孵小鸡儿出壳后，就用自行车或者手推车驮着，走街串巷卖小鸡儿。那时候小鸡儿很便宜，一元钱可以买七、八只，我们这些城里来的家家都买个十几只，买回家剁点白菜帮子和点玉米面几个月就长成大鸡了。十月、十一月份一下大雪，把鸡宰了，整理干净，用绳子拴成一串儿挂在屋门口，冻的瓷瓷实实，回家时带回去过年吃。那时候我们工资不多，城市里买不到鸡鸭，买刚出壳的小鸡自己养，过年带回家经济又受欢迎。我养鸡外行就取巧抄近道，当地缺粮，等小鸡孵出一、两个月后，当地山民把母鸡留下下蛋用，公鸡就带到集上随便卖掉。那时一只半斤左右的半大公鸡一毛钱就可以买到，我都是这个时候买十只，半大鸡好活多了，门外垒个窝，早上上班前把昨天晚上剁好的鸡食装一小盆儿往窝里一放就完成任务。和别人家一样，到下雪前把鸡宰了，收拾好，挂在门前直到回家过年时带走。在我们的家属楼家家户户门前挂着冻鸡，到大雪纷飞的日子也是一景。

        八、九月份，山里的苹果、红果熟了。那时还没有市场化，山区大量的水果运不出去，我们这批城里来的人就成了大买家。家家户户都要买几筐苹果，买几筐红果，非常便宜。一筐一级大红果60斤只卖7元钱，苹果比红果还便宜。有的买完之后就运回家，大部人家还是用于平日自家吃和春节回家带。山区闭塞，物资匮乏，孩子没有什麽零食，连饼干都要回家时带足。北京一元钱可以买二斤半的动物饼干，在这里都是至珍至宝，所以这里又多又便宜的水果孩子大人都当饭吃。在山区生活也学会了保存水果，用柳条筐里面铺一层玻梨叶把水果轻轻放里面，放在偏冷的地方，可以存放到来年开春。我家住小二楼，后面的楼梯间楼梯拐角就是我家存水果的地方。有一年我家买了三筐水果，一筐红元帅一筐国光还有一筐酸梨。到春节回家时一看，除了酸梨两筐苹果只剩筐底了。原来孩子们每天上楼去睡觉的时候，顺手从柳条筐的空隙中掏一个苹果，孩子手小，又有玻梨叶覆盖，我一直没有发现，直到回家过年之前整理东西才看到。为这件事我和丈夫乐得前仰后合乐了好几天。

        十月份核桃熟了，那年月核桃可是稀罕物，城市里的孩子恐怕没有不认识核桃，可在这里第一年看见核桃我们就做了一把土老冒儿。那一个集上，路边摆满了大酸梨价格分外便宜，一元钱20个，我们学校的员工们几乎家家都买了一大草篮子。转天一上班可就热闹了，有的两只手都变成黄褐色，有的牙齿一夜间变成了四环素牙，厉害的嘴都成了猪拱嘴。一见面都是一副无可奈何的样子，有的还特意显示一下自己的“新面孔”。原来集上卖的不是酸梨而是核桃，核桃是一种果子的核，这种果子像极了酸梨。核桃好吃皮难剥，当地人把核桃果装在大缸里闷，还要放里几个酸梨说是快，闷几天后核桃果肉与核自然分离，把核桃果放到地上用脚一搓果实肉就掉了，露出的都是泛白的桃核，核桃皮软软的，需要晾几天核桃皮变成褐色也变硬了，就成了我们城市里卖的核桃。当地的人说核桃肉有毒，我们外行回家当酸梨用嘴咬、用手剥，酸梨没吃成都变成了外星人。当地人看到我们的的老土样儿大笑不已，从此，“城里包子去赶集，拿着核桃当酸梨”就成了山里人嘲笑城里人的话把儿。

          最后的采购是栗子。沿着山间公路，隔不远就有一株高大的树木，叶子宽宽大大，深秋满树吊挂着一团团一簇簇的绿色果实，样子和蓖麻完全一样，一个绿色的浑身长满刺刺的圆球。只觉得煞是好看却一直不知道是什麽树，直到栗子熟了，我们到大队买栗子时才知道，因为大队卖的栗子就是这浑身长满刺刺的大圆球。买回家搁几天外面的刺皮就会开裂，里面像是蒜头一样，一瓣一瓣的就是我们过去认识的栗子。

        和渥太华的气候很相似，过了11月大雪封山了，人们除了上班就不出门了。在家也不闲着，买一些减收布票的便宜布料，张老师帮助裁剪，李老师指导，家家户户打开缝纫机给孩子大人做新衣服。开始是军便服，后来是中山装，再后来就是西装。那时没有人挑剔做工，只要是穿上新衣服过年就美的要命。

        直忙到明天上火车，不管准备完没有都不得不告一段落。火车票是学校办的春运集体票，走的那天，四、五点就起床了，起来穿上原来的旧衣服，套上厚厚的棉衣，帽子围脖个个都武装的严严实实。女主人把大包小包分配给大人孩子。那时出行都用手提包也叫旅行袋，男主人用一条围巾或粗布条把两个手提包拴在一起，扛在肩上，一前一后，很牢靠，两只手还要各提一个手提包，必要时，手提包的提把里还得挂上点零碎。女主人身上斜挎一个大书包，手里还需要提一、两个大提篮，腾出一、两个手指头拉孩子。孩子身上至少背一个书包，大一点的还要提一个塑料袋装着车上吃的午饭。有怀抱小孩子的，女主人就不提篮子了，两只手需要腾出来抱孩子。

        一般八点出发。火车站离出发地还有两、三个小时的车程，最初几年没有那麽多大轿车，这段车程都坐大卡车。口外的寒冬一点也不比渥太华逊色，零下十几度、二十几度的冬天坐在敞篷的卡车里两、三个小时，那个滋味尝过一次决不会想第二次。路上要翻一座大山梁，就是拍摄电影《青松岭》的地方，满满的一车人行驶在之字形的盘山公路上，不要说想，只要往外看一眼胆儿小的就吓掉魂儿。一边是大山，一边是几十公尺深的悬崖，车行走在宽不过几米的山间公路上，从车上看就觉得自己坐的车一个轮子在公路上，另一个轮子是悬空行驶，随时有翻下去的危险。那时，寒冷让人难以忍受，也没有心思考虑危险，唯一的想法就是快点到吧。

         汽车到达火车站的时候，从汽车上下来需要很长时间，几乎所有的人都快冻僵了。年轻的先下去，跺跺脚，把男士接下来。男士下来后，跺跺脚，再把孩子、妻子、东西一样样接下来，在地上活动一会儿陆续进到候车室。

        火车大都是下午一点的，人们在火车站还要等两个小时左右。女人们看着东西，照顾着孩子，慢慢温暖冻僵的身子。男人们不知暖和过来没有，一转眼又出去了。回来时手里又多了许多山货，黑枣、柿子、柿饼等等。男人回来得寻找把新采购的山货装进去的地方，女人就唠唠叨叨数落着，说男人哪是回家过年，活脱一只驮东西的驴。

        火车终于到点出发了，慢慢腾腾的爬行过了四个多小时，终于到站了。出站时，查票的服务员看不到出站乘客的脸，必须用手拨开行包才能对话。走出出站口，附近的行人像看西洋镜一样看着这个不一样的人流。一个个满身的尘土，一张张脏兮兮的花花脸，身上一堆堆的包包杂物。孩子大人还高高兴兴，说说道道，指指划划……有调皮的人给我们回家过年的队伍编了一段顺口溜，“远看是要饭的，近看是逃难的，上前一打听，原来是三线的。”形象、生动、贴切，实在是高。每每想起这段顺口溜，我眼前都可以再现我们回家过年出站的画面。和回家过年一样，这个顺口溜深深地印在我的记忆里，成就了我晚年回忆的快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