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文革（143）
在杨、余、傅事件刚发生时，中央高层的斗争如云雾笼罩的山林，只见到些山尖树梢却看不清楚这下边究竟还藏了些啥，觉得有些事不合常理却不明所以。林彪事件发生后，中央发发林彪罪行材料要大家批判，从中却透露了一些以前保密不说的东西，让我知道了这些过去不知道和想不明白的事，尤其是毛泽东与林彪的真实关系，以及林彪为什么要整肃杨成武的原因。
一九六七年武汉七二〇事件发生后，毛泽东连夜乘飞机转移上海，即使不说是仓皇出逃，至少也是狼狈不堪。但毛到了上海后惊魂初定就开始耍花招。他要杨成武回北京向周恩来传达他的指示，但规定不传达给林彪。当时林彪是党中央副主席，而且是八届十一中全会后毛泽东唯一的亲密战友，地位在周恩来之上，所以毛这种做法于情于理都是说不过去的。再说当时全国飞机包括民航都属军管，而空军司令吴法宪正是林彪爱将，杨成武乘专机从上海到北京，吴法宪不可能不知道。吴法宪知道，林彪必然也会知道。毛泽东不会不清楚他这样做对林彪意味着什么。所以，毛泽东这样做实际是在主动挑起林彪对他的不满。然而，他要挑起林彪对他的不满，目的又是什么呢？难道不是为了制造矛盾，然后在矛盾发展中找到打击林彪的机会，最后达到废除林彪的接班人地位，甚至彻底打倒林彪的目的吗？这是毛泽东将打运动战的方法运用到了政治斗争中。所以这件事让我明白到，早在武汉七二〇事件发生时、甚至更早，毛泽东就已严重地对林彪不信任了。武汉事件后毛泽东立即主动制造与林彪的矛盾，同时对武汉事件的罪魁祸首陈再道等人却表现出一种宽宏大量的姿态，这都是经过毛泽东深思熟虑的。所以就在此时，毛就已在布局准备解决他与林彪的矛盾了。所以，毛、林矛盾绝对不是开始于中共说的九届二中全会。
再说林彪与杨成武的矛盾。据说杨成武原来也是林彪的爱将。按理，杨成武回北京只向周恩来传达毛的指示而不向林彪传达，是奉命行事。杨不可能违背毛命而私下向林彪通气。对这一点，作为林彪应予谅解。但是，杨成武本人对此又有什么想法呢？他有没有觉得毛泽东这样做不对？或者事后找机会向林彪表示歉意，作适当解释呢？我以为如果杨成武对林彪还有起码的敬意的话，这是该做的事。但是，在文革后杨成武写的回忆录里我没有看到这种心理描写，也没有过这种举动。相反，他在六七年十一月在《人民日报》上发表大树特树的文章。据中共后来解释，说这是别人写的文章，陈伯达为了增加权威性，借用杨成武的名义发表的。但此说很难让人信服。因为这是具名文章，不得杨成武本人同意是不能发表的。如果发表这篇文章不是杨成武的本意，我想陈伯达也没有这胆量敢擅自借用杨成武的大名。既然杨成武同意以他名义发表，文章当然也代表了他的观点、立场。吹捧毛泽东在当时是没有问题的。但林彪是如何靠吹捧毛泽东一步步爬上高位的，杨成武不会不清楚。他发表这样的文章，恐怕也不会不知道这有与林彪在毛泽东面前争宠之嫌。所以，将这些事情连在一起，在林彪看来难免就有背叛他的味道了。一个军委的代总参谋长，目前又是毛泽东身边的宠臣，对于林彪地位的威胁有多大可想而知。于是几个月之后林彪就找了一些理由将杨除掉了。林彪此举明是打击杨成武，实是在打毛泽东的脸。而且打倒杨成武是一石二鸟之计。打倒了杨成武，总参谋长位置就空了出来。这个时候他提议让黄永胜到中央当总参谋长和军委办事组组长，如果毛泽东同意，那他对军队的控制就更进了一步。当时毛泽东权力地位十分虚弱，我以为林彪是算定毛泽东无力反对的。由此我更肯定毛泽东到打倒杨、余、傅大会上亮相，是毛泽东对林彪屈服的一种表征。
在那次大会上，林彪打倒杨成武，还顺便打倒了余立金，让吴法宪全面掌控了空军大权；而江青则打倒傅崇碧，发泄了一下几个月来积压的闷气、怒气，也算是各取所需，各得其所。因此对这次会议也不妨看成是毛林双方达成的一次权力交易。当然，林彪从中得到的好处，要远远超过毛泽东。
前些年邱会作出版了他的《回忆录》，内中说黄永胜、温玉成进中央是毛泽东提议的，林彪是被动同意的；说毛泽东考虑来考虑去，觉得还是黄永胜好，毕竟黄永胜是追随毛泽东秋收起义后上了井冈山的老兵。这或许部分是事实，但决不是事实的全部。我查了当时全国十一大军区司令名单，发现不少大军区司令是林彪四野出身的，但也有不是四野的。其中不是四野出身的，而资历、声望与黄永胜不相上下的还有南京军区许世友、沈阳军区陈锡联、济南军区杨得志等数人。此外，还有好几个元帅和大将、上将也可供毛泽东选择。是否这些人都比不上黄永胜好？恐怕很难这样说。我以为毛泽东之所以同意让黄永胜出任总参谋长，是因为在当时形势下，总参谋长这个人选除了要毛泽东能接受，恐怕更要看林彪同意不同意。既然林彪提出了黄永胜这个人选，毛泽东权衡各种利弊后想不同意也难，这才同意由黄永胜出任新的总参谋长。这好比下棋，自己已经处在劣势，在对手步步紧逼下除非你有别人意想不到的高招杀出重围，否则只能按对方留下的路走。
邱会作在回忆录里还说了一个非常重要的情况。他说林彪从文革一开始就坚决不让江青插手军队。杨成武当了代总参谋长以后，成了林彪最重要的助手。但后来林彪发觉杨成武脚踏两只船，投靠了江青，就坚决将杨成武拿下。邱会作还举了温玉成的事情，说林彪发现温玉成到北京后不久就与江青搭上了关系，于是温玉成很快在中央消声匿迹。我认为邱会作说的这个情况应该是事实。因为像杨成武这样一位高级干部，若仅仅因为女儿不当恋爱事而导致下台，那是无稽之谈。至于温玉成，当时温从广州军区副司令任上与黄永胜一起进中央，担任北京卫戍区司令，进军委办事组，一时之间也是大众瞩目的政治明星。九大公布政治局成员名单前，我们曾猜测温玉成也会进政治局却没有进。后来竟离开北京去了成都军区当了个副司令。一直不明其被贬原因，是邱会作的此书替我解开了这个谜团。
黄永胜到中央后，军人在中央干政的迹象也逐渐明显了。当时凡毛泽东接见外宾，黄永胜例必陪同，也例必有照片登出来。黄永胜一时成了报上出镜率最高的中央领导人之一。渐渐地我发现许多与军事无关的接见，他也从不缺席。有几次甚至就他一个人陪同毛泽东接见外宾，连外交部的官员也没有。这就引起我的注意。慢慢地，一个模糊的、不敢告人的想法浮现我的脑海：黄永胜这是陪同接见呢，还是在监视毛泽东？我又一次将这种现象与军阀、军政府一词联系起来。文革结束后我去了香港。一次与一位久居香港的朋友聊起文革往事，他说：当时我们看报纸上登的照片，毛泽东每次接见外宾，黄永胜就虎视眈眈地站立一旁。这是董卓见汉献帝啊！真是一语惊醒了梦中人。看来我当年的感觉没有错。当然，毛泽东绝不是汉献帝。但无可否认，武汉兵变以后，毛泽东的确威信扫地，政治上一度虚弱到与汉献帝几乎相同的地步也是事实。文革后各种分析毛、林关系的文章多如牛毛，但我很少见分析黄永胜到中央后表现的文章。毛、林火拼的真相至今没有全部揭开。然则我以为在考察毛、林关系这段历史时，若缺乏对黄永胜等人的研究考察，恐怕答案会是不会完美的。
综上所述，我认为杨、余、傅事件的实质是林彪在中央一级扩张军权的行动。它的发生与武汉七二〇后，军队在整个中国几乎权倾一切的政治形势有关。而林彪的行为与各地军头趁机抓地方政权的行为也没有本质的差别。当然，毛、林之间在这场闹剧中间既有斗争，也有交易和合作。但基本上林彪是处于主动进攻的态势，而毛泽东是被动退却的守势。杨、余、傅事件鲜明地反映出了当时军政府的时代特征，也标志着林彪达到了他一生中权势的最高点。这个最高点一直维持到中共召开九大。此后林彪就逐步走下坡路了。毛泽东对林彪施展了掺沙子、挖墙脚、主动取消四个伟大 为崇毛热降温，提出不设国家主席主张，以及批陈整风等一系列手段，步步紧逼，最终联合周恩来将林彪逼得叛国投敌、折戟沉沙。
此外有一件事情发生在杨、余、傅事件不久，我认为也值得一记。大约是六八年五月左右，一天我们单位一批老血干 不知要了解什么事，忽然想起要去上海拜访当年的四清工作队队长李德。我因闲着无事，听到他们去上海就也跟着一起去了。那时李德在华山医院办公，好像正担任医院管理处的负责人，只不清楚这医院管理处是指华山医院的管理处，还是整个第一医学院所属医院的管理处。他见我们十来人突然来到，也不明我们的来意，可能觉得在医院办公室内谈事情不方便，就邀请我们去第一医学院他的家中小坐。我们问了他一些四清中的事情，他也将所知的尽量作了回答，大家客客气气。末了，李德说今天刚好文化广场有一个大会，他有入场券，问我们想不想去听听？文化广场当时是上海最大的室内会场，可坐一万多人，我们中有好几个人还没有见识过，因此尽管不知开什么会，也欣然接受了邀请。
文化广场的会场是圆形的，靠一边设了一个主席台，与会者就面对主席台坐在一级级高起来的梯级一样的座位上。我们到达时会议已经开始，前面的座位已经没有空位，我们就坐在最后也是最高的几排座位上，虽远一点，倒也居高临下看得清楚。只见市革会的主要负责人张春桥、姚文元、徐景贤、王洪文都坐在台上。张春桥和姚文元都穿了一身草绿色的新军装。他们在大会上先后讲了话。我记得姚文元穿了军装显得很臃肿，讲话结结巴巴的。张春桥讲话速度很缓慢，但口齿很清楚，看得出是字斟句酌，讲得很慎重。他的头在转动时，眼镜片闪出一股寒光，加上他那严肃瘦削的脸容，令人不由自主地感到紧张。他的讲话与我以前听其他干部作报告，要么捧着稿子照唸，要么嗯啊、这个、那个的话搭头不断，风格完全不同，因此印象很深。这是我第一次、也是唯一一次现场亲耳听张春桥讲话。当时杨、余、傅事件发生后不久，张春桥在讲话中很自然也讲到此事。按当时开大会的惯例，发言者在讲到杨、余、傅名字时要振臂高呼打倒杨、余、傅的口号，会场内的与会者则跟随着喊口号。可是这次讲话，张春桥喊了打倒杨成武的口号以后，接下来应该是喊打倒余立金，但他却喊了打倒吴法宪。吴法宪那时是中央军委办事组副组长、空军司令，正红着呢，怎么可能打倒呢？顿时，会场内寂静无声，非但没有一个人跟着喊，连开会常有的嗡嗡声也停止了。张春桥站着的身子不动了，苍白无血色的脸僵住了，会场的空气也仿佛凝固了。等了片刻，张春桥才恢复神态，轻轻咳嗽一声，说：唔，刚才喊错了。随后抓着《毛主席语录》本又举起手臂来喊：打倒余立金！打倒余立金！会场内轰然响应。讲话进行下去。这件事当时我们很多人以为是张春桥一时口误。但林彪事件发生后，我则颇怀疑这可能不是口误，倒是张内心真情一时不慎的流露。如果这个猜测不错，则这件事也表明了就在杨、余、傅事件爆发时，江青集团的人与林彪集团的人就已经水火不相容，心中念兹在兹，一心想要打倒林彪的一伙干将了。
军人在地方独揽大权的状况，总的来说，从一九六七年初军队奉命支左开始，一直到文革结束才得到改正。青浦的情形也是如此。一九六七年二月以后，有一段时间县武装部代替了原县委的权威，在社会上发号司令。一九六八年一月，由佘山部队派来支左部队以后，支左部队掌控了全县各部门的权力。先是由支左部队郭永山担任大联合委员会召集人。一九六九年九月，军代表温耀新来青浦支左，温就成了青浦县新的最高领导人。同年十一月，中共青浦县核心小组成立，正副组长分别由温耀新和郭永山担任，两人都是军人。一九七〇年五月上旬，青浦召开第四届党代会，温耀新成为文革中新一届的县委书记，潘烈、刘玉山为副书记。潘、刘都是资格很老的党政老干部。潘烈在解放初即任青浦县长、县委书记，后调华东局工作。将潘烈重新调回青浦，听说是因为青浦大量的中层干部至今顽固站在保守派立场，市委想借潘烈老上司的权威去收服这批人。而温耀新到文革才只是部队团政委，论资历和干部级别比潘烈，甚至刘玉山都要低。但此时潘烈、刘玉山也只能屈居副手地位。后来潘烈走了，市委调文革前市人委副秘书长刘冠英来青浦负责全面工作，可职位仍排在温耀新之后。温耀新一直到一九七六年二月中旬才被免去县委书记、县革会主任职务，由副书记刘冠英担正，青浦才名义上、实际上都结束了军人主政的局面。
在军人主政那段时间，特别是军宣队刚进驻时，军人势焰熏天的表现在我们青浦也是令人难以忘怀的。郭永山在部队不过是一个副团级军官，有一段时间他上街后面要有一个排的武装士兵保护。那时青浦县城内两派武斗据点虽还没有拆除，但自六七年十一七大武斗以后就没有大规模武斗发生了。如说要保护首长安全（按：以前对当官的都习惯称某书记、某长、某主任等。但自军队支左开始以后，因为军队兴称长官为首长，于是民间也开始对军队干部和革委会干部称首长），有几个武装士兵已足够。这样几十个全副武装士兵跟在后面，吓唬谁，向谁摆威风不是很清楚吗！还有，县革会成立以后名义上有正副三位召集人，然而真正有权召集大家开会、代表县革会发号司令的只有军队表郭永山一人。两位群众组织代表的召集人杨宝才、何关林不过是个摆设。若说他们也是召集人，恐怕只有县革会开会时通知本派委员来参加会议的权力。而与此同时，县人武部也有几位正副部长、政委列在县革会领导人名单中。他们虽非召集人，权力却比杨宝才、何关林大得多。他们分管县革会各组室，实权都操控在他们手中，什么事情都要请示他们，得到他们同意才可行动。
总之，当时的情形，让我感到与我在史书上看到的民初军阀统治时期，很有一点相似的味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