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文革（142）

就在那样军人嚣张跋扈、拼命夺权、权倾天下的形势下，中央突然发生了杨、余、傅事件。

一九六八年三月二十四日，北京人民大会堂召开了一次大会。出席会议的有林彪、周恩来、陈伯达、康生、江青等几乎所有最重要的中央领导人，与会的有一万多人，都是北京各军、兵种及军队院校的干部。会议结束时毛泽东也出来露了面，表示了对会议的支持。数天之后，我们县城所有机关、企事业单位的全体员工都奉命收听这个会议的实况录音。因此，这个本是军队系统的大会，变成了党中央召开的、传达到全民的大会。当时县城最大的剧院只能容纳一千多人，另一个电影院和人委礼堂也都只能容纳七、八百人。场地不够，将城厢镇上几个茶馆也做了临时会场，拉了专线广播收听。我们单位还有其他几个单位的人就集中在和平桥边一个茶馆兼书场的地方收听。因为场所小，喇叭里的声音反而听得清楚。我记得林彪、江青、周恩来先后在会上作了长篇讲话。

林彪讲话的内容主要是诉说杨成武有野心。罪状之一是杨对他担任代总参谋长的代字不满，想去掉这个代字。罪状之二是一九六七年十一月三日杨成武在《人民日报》发表了一篇署名文章《大树特树毛主席的绝对权威，大树特树毛泽东思想的绝对权威彻底清算罗瑞卿反对毛主席、反对毛泽东思想的滔天罪行》，说他名为树毛主席威信，实际是树他自己的威信。罪状之三是搞山头主义。林彪说杨成武排挤不是红一军团出身的人，排挤不是华北野战军出身的人，要打倒谢富治、许世友、韩先楚、黄永胜这些在军内与他地位不相上下的人。罪状之四是杨成武勾结空军政委余立金，想要夺空军司令吴法宪的权。而余立金历史上是叛徒，说这是有人向中央举报的，有确凿的证据。对于这四条罪状，林彪都没有举出具体的事实来，因此让人十分怀疑其真实性。在讲话中，林彪还说了杨成武的女儿跟余立金已婚的秘书有不正当男女关系等烂事。对这一点他啰哩啰嗦讲了很多，我只听懂大概的意思是林彪为维护杨成武的威信，好心替杨掩饰家丑，而杨不领情，反将他的好心当成了驴肝肺。这是我从贵为党中央副主席林彪之口，第一次听到军内干部、涉及高级将领家属有关男女风化的丑事。

江青讲话也是杂乱无章，主要是说了北京卫戍司令傅崇碧怎样以搜寻鲁迅手稿为名，带人冲击中央文革所在地钓鱼台，以及怎样用公文包扔她想迫害她等情节。还有她诉说了前一段时间受人压迫之事，说他们压了我几个月，但没有说明这个他们是哪些人。我听了感觉这是在控诉有人趁武汉七二〇事件后中央文革处于不利境况时，迫害她。回想起来，王、关、戚下台后她和康生、陈伯达确实也都销声匿迹了好几个月。

当时我听着这个录音感到有些困惑，觉得无论林彪还是江青，他们说的事情很多都是鸡毛蒜皮的小事，或者明显是误会，怎么一下子就都上纲上线到野心、夺权、冲击、迫害这样严重的地步？细究起来，除了余立金叛徒这个问题属原则性问题，其他事情都算不了什么大事。杨、余、傅三人虽在中央工作，但还算不上重要领导人，以前拿下彭、罗、陆、杨也没有这么大张旗鼓过，都是内部悄悄解决，现在中央竟然为这三个人召开这么隆重的大会，而且向全国人民直接以现场录音方式作传达，我有些难以理解。而这三个人，都是为革命出生入死奋斗了几十年的将军，特别是傅崇碧，我想借他一百个胆子也不敢去打江青，很明显就是因为什么地方不小心得罪了江青，现在说打倒就打倒了。这不有点儿戏和仗势欺人吗？不过，对杨成武的下台我并不同情，反而觉得他是咎由自取。他写大树特树这样的文章，明显是学林彪的样，在拍毛泽东的马屁。但这在林彪看来恐怕会被理解为是在与他争宠，再加上其他一些事，结果引起林彪反弹。这就真正应了祸福无门，唯人自招，和因嫌官帽小，致使枷锁扛这些老话。由于那时林彪事件还没有发生，所以对林彪与杨成武结怨的真正原因我还不知道。

听这个录音，还有一个印象我很深刻，就是林彪在讲话时，江青不断呼喊口号：向林彪同志学习！向林彪同志致敬！明显是在吹捧、讨好林彪。而江青一呼口号，周恩来也跟着高呼，于是会场里所有与会者也一起呼喊。江青讲话时，周恩来带头喊口号：向江青同志学习！向江青同志致敬！也是拼命在捧江青。在周恩来讲话时，他先捧林彪，说林彪如何几十年紧跟毛主席，是毛主席最好的接班人；又捧江青，数说了江青一大堆功劳，从延安一直数到文革，称赞她是文化大革命的旗手。如此这般，总之留在我脑海中总的印象是林彪、江青两人在会上相互吹捧，而周恩来则是既捧林彪又捧江青，但主要在吹捧江青。周恩来的资格比林彪、江青都老，几十年来的地位都一直比林、江两人高，却在大庭广众中对林、江作这样肉麻的吹捧，实在令人有点汗颜。文革前，周恩来的形象在我心中十分好，觉得他聪明睿智，办事稳妥干练，通情达理，风度翩翩而又态度谦和，对知识分子也最友好。但是，自从文革初期在电影新闻纪录片中看到他在毛泽东接见红卫兵时，与年轻卫士一起手拉手护卫毛泽东的镜头，我就开始觉得他有些表演过份。他可以不顾自己年龄、身份，但别人看了却感到肉麻。现在他又这样吹捧江青、林彪，他身上的光环在我心中开始一点点减弱。会议还宣布了中央对杨、余、傅三人撤销一切职务，将余立金逮捕法办的决定；以及任命原广州军区司令黄永胜为新总参谋长，原广州军区副司令温玉成为副总参谋长兼北京卫戍司令的决定。

会议快结束时，只听得喇叭内突然传出了会场中欢声雷动的声音，毛主席万岁！万万岁！敬祝毛主席万寿无疆！的口号声此起彼伏，持续了几分钟。开始我不明所以，以为是会议结束喊口号，后来才明白是毛泽东也到会议上来亮相了。由于喇叭中传出的声音十分嘈杂，我听不清毛泽东有没有讲话，只听到大会解说员说毛主席在主席台上绕台走了一圈。毛泽东直到会议结束时才出场，这是什么意思呢？他为什么不在会议开始时就现身呢？当时，我心中有这样的疑问，但一时却也猜不透其中奥妙。不过有一点我是很清楚的，他的出场至少传达了这样一个意思：他是同意或支持这次会议的。但他既然是同意这次会议的，为什么不在大会开始时就出来，而要到会议结束时才出来呢？他是怕人家怀疑这次会议的正确性、合法性，从而会导致某些人的不快，引起新的麻烦，因而才要到大会上亮一下相吗？如果是这样，那么他对这次会议的真实态度其实是不支持的，至少是不那么支持的。出来亮相是迫于无奈。

由于这次事件来得太突然，而打倒杨、余、傅的理由又是明显地不那么充分，因此我总觉得在这件事的背后一定还有其他原因。限于当时的社会环境，我不能与别人讨论，但我相信有疑问的不会仅仅我一个。当时我还注意到了大会的两个迹象：一是针对这次事件，中央文革提出了坚决反击为二月逆流翻案的右倾翻案风！的口号；二是黄永胜调中央任军委总参谋长。

中央文革提出了坚决反击为二月逆流翻案的右倾翻案风！的口号，说明前不久北京政坛上曾刮起过一股为二月逆流翻案的右倾翻案风。前面我说过：发生在一九六七年二月的二月逆流，在中央来说主要是指陈毅、谭震林、李先念等几个老帅、副总理在怀仁堂一次中央碰头会议上对中央文革的发难。 在地方来说，则是指各地军队以支左和执行中央军委八条命令为由，镇压全国造反派这件事。这两件事一在中央，一在地方，表面是两回事，但实质是一回事，都是反对文革。镇压造反派群众的二月逆流，四月初因为军委十条的下达，造反派被平反，所以这方面的二月逆流已被否定。至于中央的二月逆流，怀仁堂事件后这几个老帅、副总理一度靠边站做检查，但到了当年的五一节，毛泽东就将他们中间大多数人又请上了天安门城楼，这就变相替他们恢复了名誉。此外，他们因参加联动反江青而被捕的子弟也获得释放，江青还亲自接见了被释放的联动分子代表。这些都是为了缓和与以三老四帅为代表的反文革老干部的关系而采取的措施。所以，现在这个为二月逆流翻案的右倾翻案风，我不明白他们要翻什么案。若说是要翻大闹怀仁堂的案，似乎已无此必要。如果要为镇压造反派的二月逆流翻案，难道要再次将造反派镇压下去？而且究竟是谁在翻这个案呢？对此，江青在讲话中没有透露。因此我想，这股所谓为二月逆流翻案的翻案风，其实就是武汉七二〇事件后，中央文革感受到的那股巨大压力。七二〇事件暴露了毛泽东地位的虚弱。为了平息军头们的不满，毛泽东不得不将中央文革小组王力、关锋、戚本禹三员大将先后抛出来做替罪羊。连陈伯达、康生、江青也感到了威胁，不得不韬晦了几个月。现在形势有了好转，他们就想出这一口闷气，于是炮制了为二月逆流翻案的右倾翻案风这样的罪名，来影射七二〇后他们感受的那股压力。傅崇碧流年不利，因查鲁迅手稿查到了江青住的地方，适逢其怒，于是就成了江青嘴里那股右倾翻案风的代表。

我又注意到，打倒杨、余、傅后最大的受益者不是别人，而是林彪和他的派系势力。黄永胜、温玉成这两个原来在广州军区的林彪老部下从地方进入中央，大大增强了林系人马在中央的力量。中央军委办事组的人员，至此几乎清一色是原林彪四野的人马。而此时的军委办事组，自从叶剑英、徐向前等老帅靠边站以后，实际上已替代了原来的中央军委。所以林彪掌控了军委办事组，就在一定程度上掌控了整个军队的大权。过去毛泽东一直强调军队要五湖四海，其用意是不让一个山头的人独大，便于他控制。现在军队大权由林彪一个山头的人掌握，我敢断定毛泽东是不愿看到这样的局面的。但是，他又同意提拔黄永胜、温玉成进军委办事组。怎么会出现这样的事情呢？当时我对这件事作了这样的猜测：为了打开七二〇以后的困局，毛泽东无奈之下与林彪做了交易。林彪以他所掌控的军队力量再一次明确支持毛泽东的文化大革命，支持江青，把正在台上并掌握了部分军权的杨、余、傅打下去，解除反文革势力对江青等人的压迫；作为回报，毛泽东同意林彪提拔他的爱将，默认林彪进一步扩张他在中央军委的势力。当然，也有可能是林彪乘机排挤杨、余、傅，扩张自己的实力；而毛泽东无力阻止，只能同意。总之，我猜这是一场政治交易。毛、江和林彪双方都从这场交易中得到了自己想得到的好处。这才发生了这场令人眼花缭乱、不知所以的闹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