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文革（138）
（五十）军政府时代来临和杨、余、傅事件
一九六七年初上海爆发一月革命，毛泽东趁势号召造反派联合夺权并建立三结合的革命委员会，以打开因各级党政领导抵制文革、使文革无法进一步开展的困境。当时上海、黑龙江、山东、贵州等省市率先成立革委会，形成了一股成立革委会的潮流。然而正当全国造反派乘胜前进的时候，由于发生了二月逆流，造反派普遍遭到了支左军队的镇压。因此在四月二十日北京市勉强也成立了革委会后，这股潮流就再也无法前行了。接着，因为下达了军委十条，造反派被平反、复起，但随即又开始了武斗。武汉发生的七二〇事件是文革的一个转折点。八月十二日青海省成立革命委员会也只能说是爆了一个冷门。此后要到十一月份以后，各省、市、区建立革命委员会的步伐才又突然开动，而且速度越来越快。与此同时，在毛泽东大力促进大联合的号召和军宣队的压力下，地区和县一级的革委会也纷纷筹备建立。当时，每当一个省、市、自治区的革委会成立，《人民日报》都要发表社论以示庆贺，仿佛文革的形势又开始好转。社论都会点几个被打倒的走资派的名字，同时也公布新成立的革委会负责人的姓名。就在那时，我发现了一个既可说正常、但又觉得不正常的现象：即这些新成立的革委会的第一把手大多数都是现役军人。当时我做过一个统计，一九六七年春季成立的六个省市革委会，担任第一把手的有四个是原党政干部，一个是现役军人，还有一个是军人和干部双重身份。若将这个双重身份的算半个干部，那么干部担任革委会第一把手的占了百分之七十五。而从一九六七年八月到今年三月底成立的十二个省市革委会，担任第一把手的有九个是军人，是反过来的百分之七十五。这个对比十分显眼。
这种现象引起了我的深思。说这种现象正常吧，一个显而易见的原因是因为当时各地都由军队的支左干部掌控着政权，原来的党政领导干部因为群众分裂成两大派，这派认为的好干部，另一派要坚决打倒；反之亦然。老干部站不出来，因此成立革委会由军人担任第一把手似乎也是顺理成章的事。但是我又认为：中国历来是一个文人管理政府的社会。军人只管军务，不涉地方政务。军人管理地方政务叫军人干政。历史上凡军人干政的社会都属乱世。干政的军人不是军阀就是野心家。因此，目前这种由军人担任地方政权最高领导的风气，怎么说也是不正常的。而且，毛泽东对党和军队关系制定的原则是党指挥枪，不是枪指挥党。虽然，中共这个天下是军队打下来的。地方党政领导干部原来大多也是军队干部。但中共建政后，军队干部除非转业成地方干部，脱离军队编制，一般不会直接安排他们担任地方党政的主要领导人。毛泽东制定这个原则，我想就是为了防止军人权力太大，军人干政，甚至成为独霸一方的新军阀。文革中毛泽东派军队支左虽是控制乱世的暂时措施，但也不应违背这个党指挥枪的原则。还有，毛泽东在号召成立革委会之初说过，革委会必须由群众代表、革命干部和军队代表 三结合组成。这三方在革委会中各起他们的作用：群众代表表达民意并监督革委会，军队代表以枪杆子为革委会保驾护航，而安排革命干部代表进革委会则是利用并发挥他们的领导经验，去指导革委会开展各项工作，为革委会掌舵。所以革命干部代表在革委会中不是可有可无，而是起着主要领导作用的。
所以综合上述三点，我强烈感到目前这种由军人掌握地方政权的倾向是不正常的。尽管由于群众分裂成两大派，要结合原领导干部进革委会有一定困难。但无论怎样困难，我认为中央若坚持要使用原党政干部担任革委会主要领导，这个困难总是可以解决的。因为并不是所有当权派，群众都认为他们是罪大恶极、必须打倒的坏人。我不信一个省、市、自治区，或一个地区、一个县，有那么多干部，连一两个好的或较好的干部也找不出来。以我们单位为例，揭批走资派时张宜、钱国玺都被我们批判过，他们也确实有错误，但我们两派都不认为他们就是死不改悔的走资派了，必须打倒。
再说，中央对干部有审查权也有使用权。中央行使这个权力并不需要群众同意。这一点文革前如此，文革中也如此。比如中央成立文革小组，其成员的委任，派军队支左将地方政权一把抓，这些有哪一项是经过群众同意的？都没有嘛！还有此前各地在揭批走资派时，中央将许多省市的主要领导接到北京保护起来，群众反对也没有用。上海陈丕显是因为张春桥作梗才没有去的。所以，如果中央有心要使用某个干部，即使部分群众对他有意见，也有办法如通过做思想工作来解决。即使在原地不能结合进革委会的，也可以上级党委名义调他们到其他地方任职。不至于后来成立的革委会几乎清一色是支左军代表任一把手。所以中央不这样做，我估计内里还有我们不知道的原因，比如中央力不从心等等。
军人霸占革委会权力的事实，在一九六八年三月以后表露的更清楚。下面我将各省、市、自治区革委会的成立时间和负责人姓名、身份列了一份清单。从这份清单中，我们可以更清楚地看到军人权倾天下的程度，也可看出军人权力膨胀是从什么时候开始的。
一九六七年一月三十一日，黑龙江省革命委员会成立。负责人潘复生，干部。
一九六七年二月三日，山东省革命委员会成立。负责人王效禹，干部。
一九六七年二月五日，上海市革命委员会成立。负责人张春桥，干部。
一九六七年二月十四日，贵州省革命委员会成立。负责人李再含，军人。
一九六七年三月十九日，山西省革命委员会成立。负责人刘格平，干部。
一九六七年四月二十日，北京市革命委员会成立。负责人谢富治，干部、军人双重身份。
这是第一批成立的六个省、市的革委会，第一把手有四个是干部，一个现役军人，一个是干部和军人双重身份 。
一九六七年八月十二日，青海省革命委员会成立。负责人刘贤权，军人。
第二批成立革委会的省一个，第一把手是现役军人。
一九六七年十一月一日，内蒙古自治区革命委员会成立。负责人滕海清，军人。
十二月六日，天津市革命委员会成立。负责人解学恭，干部。
一九六八年一月五日，江西省革命委员会成立。负责人程世清，军人。
一月二十四日，甘肃省革命委员会成立。负责人冼恒汉，军人。
一月二十七日，河南省革命委员会成立。负责人刘建勋，干部。
二月三日，河北省革命委员会成立。负责人李雪峰，干部。
二月五日，湖北省革命委员会成立。负责人曾思玉，军人。
二月二十一日，广东省和广州市革命委员会同时成立。省革会负责人黄永胜，军人。
三月六日，吉林省和长春市革命委员会同时成立。省革会负责人王淮湘，军人。
三月二十三日，江苏省革命委员会成立。负责人许世友，军人。
三月二十四日，浙江省革命委员会成立。负责人南萍，军人。
四月八日，湖南省革命委员会成立。负责人黎原，军人。
四月十日，宁夏回族自治区革命委员会成立。负责人康建民，军人。
四月十八日，安徽省和合肥市革命委员会同时成立。省革会负责人李德生，军人。
五月一日，陕西省和西安市革命委员会同时成立。省革会负责人李瑞山，干部。
五月十日，辽宁省和沈阳市革命委员会同时成立。省革会负责人陈锡联，军人。
五月三十一日，四川省革命委员会成立。负责人张国华，军人。
这是第三批成立革委会的省、市、自治区，共有十七个。第一把手身份干部四人，现役军人十三人。
一九六八年八月十三日，云南省革命委员会成立。负责人谭甫仁，军人。
八月十九日，福建省革命委员会成立。负责人韩先楚，军人。
八月二十六日，广西壮族自治区革命委员会成立。负责人韦国清，军人。
九月五日，西藏自治区革命委员会成立。负责人曾雍雅，军人。
九月五日，新疆维吾尔自治区革命委员会成立。负责人龙书金，军人。
这最后一批成立革委会的省、自治区有五个，第一把手全部是现役军人。
从上面所列各省市自治区革命委员会成立时间和革委会负责人身份，不难看出一九六七年八月是条分界线，此后成立的革委会几乎绝大部分都是军人掌权。那么为什么一九六七年八月会成为军人掌权的分界线呢？我以为这与军队支左有关，与当时全国普遍的武斗有关，更与武汉七二〇事件有关。
检视一九六七年和六八年上半年的文革历程，我们可以看到：一月革命时各地造反派气势如虹。虽有军队暗中支持地方当权派，但若中央严令军队不得干涉地方文革，违者严惩，那么军队这种偷偷摸摸的暗中支持也左右不了大局。所以当时毛泽东突然下令军队支左，其实并无这个必要。我十分怀疑毛泽东在这个时候突然下令军队支左，表面说是为造反派撑腰，实际是借支左军队之手夺走群众组织在革委会内的主导权。那时毛泽东不仅要借军队之手夺走造反派在革委会中的主导权，还想趁军队支左的机会清除混进造反派的坏人，因而他批准颁布了一个军委八条。结果被军队领导和当权派们利用，以八条为尚方宝剑，发动二月逆流镇压了全国绝大多数的造反派组织。怀仁堂面对面的交锋，也严重地打击了中央文革小组的气焰。文革几乎就此夭折。此后，虽然在毛泽东主持下又下达了军委十条给造反派平了反，但军队和当权派以及保守派随即发动武斗，用农村包围城市的策略，希望用武力将主要集中在城镇的造反派再次打垮。而这种混乱的局势，使军队稳定社会的重要性更加突出。武汉七二〇事件的爆发，使已经失去大多数党政领导干部支持、本就外强中干、实质十分虚弱的毛泽东，在面临军队干部也与他公开决裂的危险下，不得不采取屈服认错退让的态度。他将中央文革小组成员王力、关锋、戚本禹抛出来当替罪羊向军头们赔罪，就是这种虚弱的表现。而这种情况又进一步增长了军队的嚣张气焰。就这样，军队一步步成了社会的特殊群体，成了中共体制中的天之骄子，成了尾大不掉之势。如果说，造反派这个魔鬼是毛泽东放出来的，那么军队这个魔鬼也是毛泽东放出来的。相比之下，造反派这个魔鬼容易处置，可军队这个魔鬼一旦放了出来，就不好处置了。当时我们在地方所见，那些支左的军代表好多都是趾高气扬，穿一身军装就能高人一等。县革会中一切都是军代表说了算。当时，我脑海中不由自主地出现了一个不祥的名词：军政府时代来临了！
应该说，七二〇事件后的那段时期，正是毛泽东权威最虚弱的时期。也正是在形势下，军队开始更加肆无忌惮地抢夺地方政权。于是在军队的主导下，许多长期无法成立革委会的省、自治区都以极快的速度成立起来，而且几乎清一色由军人担任革委会第一把手。而中央则不得不予以同意。试问这样一种局面，这样的政权，难道还不是军政府吗？只是我不清楚毛泽东看到这些新成立的革委会是这样的结果，会是一种什么样的心情？所以检视这一年半的文革过程，毛泽东其实是阴谋百出，失误连连，远不是中共所吹嘘的那样伟大、光荣、正确。而这些失误中，最大的失误是下令军队支左。
说到这里，我顺便说一下一个有关建立革委会的小插曲。一九六八年九月五日当新疆、西藏最后两个自治区的革委会成立以后，《人民日报》、《解放军报》和《红旗》杂志联合发表社论：《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全面胜利万岁热烈庆祝西藏、新疆两个自治区成立革命委员会》。文章称这两个革委会成立以后，就全国一片红了。为了庆祝这个文化大革命的伟大胜利，邮电部发行了一张纪念邮票。邮票图案中的全国地形图除了台湾外，都涂上了红色，并用金色印了全国山河一片红字样。这张邮票刚发行，就有人指出这张邮票有极大的政治问题，说台湾省还没有解放不能称为全国山河一片红，不然就是自己承认了台湾不是中国的领土。因此纪念邮票刚开售不久有的说是半天，有的说是一天就紧急下令停止出售，但已经有少量邮票流出市面。文革后，这少数流落人间的邮票身价大涨，八十年代我在香港已经知道拍卖行开出的拍价高得吓人，最近听说拍卖出了七百三十万人民币的天价。一个错误不经意间竟让某些人发了大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