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文革（136）

（四十九）无政府主义泛滥

进入一九六八年以后还有一个很明显的特点，就是一般的造反队员对两派之间的斗争大多都失去了兴趣。他们不再热心派性斗争，对工作也开始能偷懒就偷懒，而开始专注自己个人的生活兴趣。当时对这种人有一个专门的名称叫“逍遥派”，即他们“逍遥”于社会之外。文革自开始批判“资反路线”，群众分裂成造反派和保守派时社会上就有“逍遥派”了。但那时候的“逍遥派”其实也是正常上班工作的，只是因种种原因不参与两派斗争而已。而现在新出现的“逍遥派”原来大多是造反派。从造反派变成逍遥派，是有原因的。

就我个人的感觉言，搞了一年多差不多两年的文革至今还看不到尽头，无休止的路线斗争，还有两派斗争和武斗让我感到厌倦。文革刚开始的时候谁也没有料到这场运动会进行这么久，两派的矛盾会演变得这么恶劣，不少人在这种矛盾中会陷得这么深，感到进退两难。这都不是当初自己想要的。眼下青浦武斗虽已暂停，但外省市的武斗听说越来越厉害，连坦克、大炮都出动了。革命革得连命也保不住了，再加上这一年多来政治上的反反复复，甜酸苦辣各自心中得知，很多人就开始对这种革命保持距离。这就是从造反派变逍遥派的原因。那个时候，我们一方面厌倦这种不正常的生活，但另一方面又都已习惯了这样的生活：因为文革，不用下乡，上班自由自在、无人管束，也无任何工作压力，无论做与不做、做好做坏，反正工资照发；即使有时要集中学习文件，也是聊天的时间多。以前读恩格斯的《论权威》，这位本身是资本家的“无产阶级革命导师”对无政府主义者狠狠地进行了批判，说他们是为反动派效劳的。然而我想，目前我们的生活就差不多是属于无政府主义状态的了，虽然“反动”了一点，但确实很舒服，难怪大作家巴金也向往这样的主义。

当时在我们单位，有些人开始请长期病假呆在家中，也有的早上来报个到就回家去了。特别是一些女员工，早上来单位露个脸，与人闲聊几句，能有人证明她今天来过，转身就回家去生炉子、烧饭、洗衣服、带孩子去了。而一些男职工则不论是单身的还是已婚的，早晨来办公室里坐一会就到集体宿舍去打扑克的打扑克，装收音机的装收音机。如许震彪、陆长魁等喜欢玩收音机的人，这时候不分日夜躲在宿舍里自已动手装落地收音机。他们自己去上海中央商场“淘”半导体零件，那里有些零件如电阻等是论斤卖的，很便宜。他们自己装的大喇叭播放低音音乐时，常常整座宿舍楼也为之震动，引来更多的人对装收音机发生了兴趣。如姚富康等几个原来不懂收音机的人，就是在这段时间也学会了装半导体收音机。

那时还流行自己做煤油炉，有几个宿舍就成了做媒油炉的工场。当时社会上突然兴起一股自己做煤油炉的风，原因是大庆油田开发后，买煤油不凭票证了。我们单位大多人单身在外，吃饭靠食堂。有时下乡回来晚了食堂关了门，过去只能到外面饭店解决，现在有个煤油炉想自己煮点东西吃就方便好多。做多一个拿回家用也很好，不但可省生煤球炉的麻烦，还可补煤球供应的不足。那时候城镇居民煮饭烧菜用的煤球也是凭证定量供应的，三人以下算小户，每月供应一百斤煤球，四到五人算中户，每月供应一百五十斤，六人以上算大户每月二百斤。这一点量很多家庭不够烧。有一段时间，我们单位集体宿舍楼里“的的笃笃”都是敲洋铁皮的声音。一天中午，张宜到我们宿舍楼上来，发现好几个宿舍如工场，不是在装收音机，就是在敲煤油炉。老中医金兆祯戴了一付眼镜，书桌上一个炉子上正在煮东西，手里拿着榔头、铁皮还正专心孜孜地在做另一个煤油炉。张宜站在门外看了一回，无奈地摇了摇头，苦笑着自言自语说：“一个（炉子）在烧，一个（炉子）在敲。”金医生闻声抬起头来见是张宜，显得很尴尬，拿着榔头的手不知往哪儿放才好。我刚好在傍边经过，目睹了这一幕，差一点笑出声来。金医生的工作一向认真、负责，但现在全县治疗血吸虫病工作都处于停顿状态，他无病人可治，只好“不务正业”做煤油炉打发时光。

那个时候我也做过一只煤油炉。做成后拿回练塘家中供母亲和几个妹妹使用。接着我用废铁皮又做了一只小日光灯枱灯。灯罩和灯座做好后请许震彪拿到他新婚夫人的厂里烤漆加工，只花了八分钱加工费。自己再去电器商店买一个镀克罗米的蛇皮软管，一个按钮式开关，和一套光管灯座，共花了三元钱不到，做成的台灯式样比商店买的还新颖，令我很有成就感。二十多年后我回大陆探亲时看见这台灯还放在老丈人房间的五斗柜上，大约还在使用。

因为闲着无事，当时我还学过英文。学生时期，由于我读的是非正规的初中，学校不设外语课，所以我从未受过外文教育。但是，我心中对外语一直有着一份企慕，觉得学多一种语言，就等于打开了一扇知识的大门。初中毕业失学后我待在家中，三姐曾教过我俄文的三十三个字母读音，然后让我照着她的高中俄语书自学。因为无人教，学习效果不理想，自己也失了兴趣，学了一段时间就不学了。后来我又自学过英文。一个在上海读大学的亲戚假期回家时教会我识英语国际音标，并给了我一本中英文对照的简易读物。然后也是自己按着英汉词典上标注的音标学单词，按着英语语法书学语法。学了一段时间，读音准不准也不知道，靠死记硬背学得十分吃力，后来也放弃了。现在是因为闲得无聊又想学，但找不到一本英文书可供学习。以前三哥二姐读过的英文书和词典抄家时都被抄去了。三姐知道我这个想法后问她同学借了一本一个美国作家写的中英对照的小说给我，我又不知从哪里找来一本简易的英汉小词典，就这样开始了我第二次自学英文。那时国内还极少人敢学外文，电台广播也没有教外语的节目（广播电台开设学英语节目是几年后美国总统尼克松访华后才有的），似乎谁学外文谁就是准备着里通外国，做“美帝”“苏修”特务的。虽然我不怕别人说我“里通外国”，因为我有海外关系已经是里通外国的“嫌疑犯”了，也不在乎多此一条“罪证”，但谨慎一些终归是好的。为此，我将此书用牛皮纸包了一个外皮以遮人耳目，连同那本简易英语小词典放在枕头底下，每晚睡觉前，人家打扑克，我独坐在床上偷偷学上一小段。住在同一宿舍楼的同事都知道我喜欢看书，他们也不来干涉我读什么书。但在这样的政治气候下学英语总归有点“做贼心虚”，而且一个人学英语，无人能交流，只会看，不会说，因此这次学了一段时间又没有坚持住。

当时，这种员工无所事事、无政府主义泛滥的状态，在我们单位断断续续至少有三、四年之久，一直到“林彪事件”后才逐渐正常。当然，不是所有单位员工都能如我们单位那样“逍遥”的。以同是卫生单位来说，县人民医院因为每天有病人进来出去，除了门诊还有住院的，正常业务不能停，员工得天天上班，所以他们的无政府主义就没有我们单位严重。但在那种社会环境下多少也受一点影响。如护士、勤杂工工作不负责，工作中偷懒；医生乱开药、乱开病假都是普遍现象。听说有些工厂的情形也差不多，工人上班不干正事，不是聊天喝茶，就是躲在车间角落里下棋打扑克，工效很低，次品率大升。有的工厂有不锈钢，工人们就用它来做开汽水、啤酒瓶盖子的板子，设计成很多形状。我见得最多的是设计成长波浪发型的女人头像和一条女人腿的。这大多是一些青工的杰作。也有的工厂自己设计开模制造毛泽东像章。因此那时侯社会上各式各样的毛泽东像章很多。还有不少人在家自己做家具，做沙发。那时商店供应家具数量极少，好多青年结婚买不到家具，只好自己动手做或委托人帮他们做。那时最流行的家具式样是捷克式 。这个式样不知他们是从哪里学来的。至于商店，售货员态度恶劣是普遍现象。几个售货员聚在一起聊天，对顾客不理不睬，问多一句就恶声恶气。那时紧俏商品难买，她们就奇货可居，“开后门”盛行，用以交换人情、好处。这些虽好像与无政府主义无关，其实也是无政府主义的一种表现。

当时社会上的这种无政府主义，据我观察，越是机关单位越是厉害。原因是原来的党政领导都被打倒了或靠边站了，辅助他们工作的班子当然也停止了运转。革委会成立后能够进革委会工作的仅是少数。后来办了“五七干校”，把没有分配工作的机关干部和工作人员都集中到“干校”中学习劳动，不知情况是否有改善。我们单位虽是卫生医疗机构，但因为很多工作如防治血吸虫病，发动大规模的群众卫生运动，都是要以党政为主要动力才能开展的。党政不动，我们也动不了，所以才出现上述这种情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