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文革（137）

在那段无政府主义泛滥的日子里，有一件事我觉得需要特别记述一下。那就是因为我不用正常上班，有幸读到了我此生认为最好的一部小说，列夫·托尔斯泰的《战争与和平》。

那时候我四姐夫作为原县委待分配干部住在县城老东门一号的一个院子里。六十年代初刘少奇提出要从大学毕业生中培养一批干部的计划。我四姐夫他们一批人当时就是根据这个计划从各大学毕业生中挑选出来的。他们毕业后先是参加了“四清”运动。如果不是因为发生了文化大革命，他们会被分配到基层担任公社副书记、副社长以上的职务。然而“四清”后紧接着文革开始了，刘少奇被批判，他们这批人也被人视为“修正主义苗子”，虽没有受批判，但很不得意。再后来县委受冲击自顾不暇也不管他们，他们无所事事，就作为待分配干部呆在家中等待分配工作。而这一等，就是几年。他不知从哪里借来上下两大本中译本的《战争与和平》。文革前我读过三姐借来的《复活》，深为作者的人道主义，以及书中主人翁南赫留脱夫自我拷问道德良知并勇于改过的精神、勇气所震撼。在我以前读过的几十部中国小说中，我从来也没有读到过具有如此道德精神深度的小说，让我受益匪浅，大大拓宽了我的人生视界。从此我深深爱上了托尔斯泰的作品。那时我就知道列夫·托尔斯泰的代表作除了《复活》，还有《战争与和平》和《安娜·卡列尼娜》，但一直无缘见到。文革开始以后，我原想这些书都是属于“封、资、修”的“毒草”，恐怕今生今世也见不到这些书了，不料今日得见令我大喜若狂。因为四姐夫说要在一星期限期内看完还给人家，还不准我带书到单位去看，怕出意外把书弄丢，我就每天去我四姐家里看。好在那段时间单位既不要我们下乡“促生产”，也不要集中学文件。由于要赶时间，我读得很匆忙，没太多时间仔细体会作者的意图和文字的优美，有一些托翁纯粹发议论的章节我就草草略过了，总算在一个星期内把全书看完。因为有此缺憾，文革后我又看了好几遍，甚至还自己买了此书。

直至今日，我都认为《战争与和平》是人类历史上迄今为止最伟大的一部小说。虽然我初次读此书读得很粗糙，但我已深深地喜爱上书中的主人翁安德烈·保尔康斯基公爵和彼埃尔，以及那个善良而单纯的姑娘娜塔莎。我还喜欢那个善良、木讷而又勇敢的炮兵上尉图申，甚至还喜欢和善、慷慨的老罗斯托夫伯爵。我钦佩大智若愚的俄军统帅库图佐夫，是他和保尔康斯基、图申，以及千千万万端着枪、唱着歌，冒着敌人的炮火、子弹勇往直前的士兵们，还有站在方阵前面举着指挥刀、迈着坚定的步伐、喊着口令倒退着前进的军官们，是他们不惜牺牲自己，奋勇作战，拯救了俄国。在此书中，世上的罪恶美丑是如此分明！我以前曾读过《拿破仑传》，该书将拿破仑评介为人类有史以来最伟大的军事家之一。我一度对他十分崇拜。但现在看了托尔斯泰的书，我感到那个伟大的军事家、那个一度曾被保尔康斯基和彼埃尔都视为伟大革命者的法国皇帝，因为他恣意侵略别国，践踏生命，在托翁笔下很快就黯然失色了。或许拿破仑确是个天才的军事家，但从人道角度看，他就只是一个屠夫和历史小丑而已！而以托尔斯泰的观点去观察、衡量现在中国的这个所谓的“伟大领袖”的作为，我也很快发现了我们很多人的愚昧。不是所有的事情只要打着“革命”的旗号就是合理的。罪与恶的区别，就如天上的银河，似乎没有明确的边界，但其实它昭昭而左右分明。即使一时被乌云遮蔽，人们看不到它，但不代表它不存在。乌云终有散去的一天，而耿耿银河如日月永在。

托尔斯泰在书的最后部分有几段对拿破仑侵俄战争失败原因的分析。老实说，我没有全部读懂它们。虽然我知道这几段文字很重要，代表了托翁的历史观。以我不一定正确的理解，托尔斯泰的观点是这样的：历史上任何重大事件的发生，无论其成功、失败，都不是出于某个人或某几个人个人的意志，而是集合了各种原因，由许多必然性和偶然性凑合在一起共同造成的。这是一种否定“英雄创造历史”的观点。对于托尔斯泰的这个历史观，对照我自己对文革的认识，我是基本上认同这个观点的。我认为文革之所以发生，不能仅仅归结为“伟大领袖毛主席”的“号召”和“发动”，认为这是毛泽东个人意志的结果。文革之所以能发动起来，根本的原因是中共执政十多年来，党内党外已经累积了许许多多矛盾，这些矛盾平日就处在斗争状态中，只不过这种斗争大多以一种缓和的、分散的、因而也是比较隐蔽的方式进行着。而毛泽东发动的文革则是将这许多矛盾集中起来加以激化，于是呈现了一种爆炸的形态。文革报刊上常说，“是伟大领袖毛主席点燃了文化大革命的熊熊烈火。”的确，文革的烈火是他点燃的；但是，倘若地上本没有可供燃烧的干柴，恐怕再怎么点火也燃不起熊熊烈火的吧？

那末，个人的作用在历史上完全是无关紧要的么？当然也不是。法俄战争的发生，是因为法国出了一个拿破仑。文革的发生，是因为中共出了个毛泽东。不然，这些也不会发生。毛泽东对于文革的“功劳”，是他看到了党内外这些矛盾的存在，并敢于利用这些矛盾来发动一场大政治运动，来为他的个人目的服务。这是他的大胆之处。他运用他手中的权力、地位和个人魅力，给这些矛盾制造了一个特殊的升温环境，让这各种矛盾在这个对于历史来说是“偶然性”形成的环境中被激发、引爆，于是成就了这场轰轰烈烈的大政治运动。就这一点来说，若中国的最高掌权者不是毛泽东而是别的什么人，他能否也像毛泽东那样把文化大革命那样的运动发动起来，是值得怀疑的。

毛泽东与拿破仑一样，他们对历史发挥过个人独特的影响。那么，拿破仑为什么要发动侵俄战争呢？毛泽东为什么要发动文革呢？当然，他们会说出一大堆这样那样的的理由。这些理由又构成他们行动的意志。因此从表面看，他们都是在按照他们的意志在做事。但是，如果再深究一层，他们的意志又是如何形成的呢？那我们不能不承认，他们的意志是由他们所处的环境、历史，所受的教育，以及他们的性格、经历等等诸多因素结合而成的。所以，就实质而言，所谓拿破仑或毛泽东的“个人意志”，其实也并不都是他们“自己的”“意志”，其中有相当部分是环境、历史等诸多因素汇集在他们身上所形成的、“别人”的意志。在一定程度上，他们都不过是“别人”的代理人。

当然，还有一个问题：即事实上在同一个时期，同样有意志的人很多，为什么有的人能实行他的意志，有的就不能呢？为什么有的人能凑全这些条件，而其他人就凑不全因而不能去实现他的意志呢？一个人能否实行他的意志是要许多条件配合的。我们或许说，拿破仑能够发动侵俄战争是因为他有战争天才，毛泽东能发动文革是因为他有政治天才。确实，毛泽东和拿破仑，在他们同时代的同侪中都是佼佼者，比他们的同侪拥有更强的能力和智慧，因而别人失败了而他们成功了。但是再伟大的战争天才拿破仑，在俄罗斯冬天这个大自然“敌人”面前最终也败下阵来了；再伟大的政治天才毛泽东也无法战胜由他自己创造的“政治集团”——中国共产党和解放军。当这个“政治集团”决心反抗这个“缔造者”时，毛泽东这个“政治天才”也就“江郎才尽”了。以此来观察文革前途，则我们即使在现在就已可以预见到文革必然失败的下场了。所以，所有那些所谓的“英雄”都不是万能的，他们也是被一只无形的巨手推动着，束缚着。这只无形的巨手，或许是代表了历史发展的方向，或许是代表了大自然的力量和规律，也或许是他们个人无法反抗的某种人性，比如对荣耀的追求，对权力的执着，对财富、女色的贪婪……等等等等。人总有一些自己也无法克服的弱点。如此看来，所谓“英雄创造历史”也只是一个假象。这些所谓的“英雄”，其实也是身不由己地服从着我们通常称之为“上帝”或“命运”、那种神秘力量给他们的安排，去做“上帝”或“命运”要他们做的事情。至于眼下风靡一时的阿谀奉承之词，什么“英明伟大”、“战无不胜”、“洞察一切”、“一句顶一万句”、“理解的要执行，不理解的也要执行”等等，都不过是白痴愚人的呓语而已。

然而，“上帝”、“命运”，或前面说的“别人”又是什么呢？祂像雾中之花，我好像隐隐约约能看到祂的轮廓或影子，但无法看清祂。中国唐代诗人罗隐有句诗的意思我以为与托翁的观点有类似之处。他说：“时来天地皆同力，运去英雄不自由。”这个“时”与“运”，我们或许还可以“客观规律”来解释；但对决定这个“时”与“运”的神秘力量，就只能以“上帝”或“命运”来解释了。托尔斯泰说拿破仑的军团前进到莫斯科，就像一个大雪球滚到莫斯科就停下不再前进了。拿破仑在克里姆林宫里无所事事，白白浪费着宝贵的时间。然后冬天来临了。于是拿破仑及其军队就莫名其妙地惊慌起来，匆忙向法国退却，但已经迟了。争先恐后的夺路逃跑，使法国军队迅速崩溃。结果拿破仑失败了。但是，为什么这个雪球滚到莫斯科就停下来了呢？如果拿破仑的军队到了莫斯科后没有停留下来而是继续向前滚，如果拿破仑进了莫斯科后立即下令修筑城防，准备好过冬的食物、燃料，又如果拿破仑进入莫斯科的时候是春季或初夏，结局又会如何呢？无人知晓。所以，所谓“人定胜天”也不过是一个过度自信的人发出的、不自量力的狂妄之言。

读此书时，我还注意到书中的正面人物，特别是有思想的正面人物，基本上都是贵族。最典型的是保尔康斯基公爵一家，包括老公爵和保尔康斯基的妹妹。或许有人会这样解释：因为托尔斯泰本身是贵族，所以他在作品中美化了贵族。但是我以前曾见过一篇文章说，俄罗斯的伟大文学家、思想家大多出身于贵族，如屠格涅夫、陀斯妥耶夫斯基、普希金、赫尔岑，都是贵族出身。而著名的哲学家、文学家车尔尼雪夫斯基则出身于一个神父家庭。即被奉为“无产阶级革命导师”的列宁也是贵族出身。这令我想起了中国古代的许多伟大思想家、文学家、艺术家，他们绝大多数也出身于贵族、官僚或地主等家庭。出现这种现象我以为是有道理的。第一，因为这样家庭出身的人有较好的经济条件和文化氛围，才能从小就能接受良好的教育，长大后成为思想家、文学家、艺术家。第二，这种教育不仅指一般的学校教育和社会教育，还有十分重要的家庭教育。这种教育也不仅仅是文化、学术方面的，还包括思想和道德方面的。这种教育的结果如要达到一定的高度，取得一定的成就，非得积数代人的传承和发扬光大不可。中国人常说的“家学渊源”，指的就是这种情况。而要具备这样的条件，在俄国若不是贵族家庭一般很难办到。在中国，不是数代簪缨的官宦之家，或是“耕读传世”的地主家庭，一般的普通家庭也难办到。他们如高山上的灵芝，老林中的人参，吸天地精华而生。这些人创造的文化，既是他们个人生命的结晶，也是全民族的财富。因为这些文化代表了一个民族文明的特色和高度。是全民族的精神、物质财富造就了他们；因此他们也就代表了全民族。倘若我们因为他们的出身，就简单地给他们贴上“地主阶级”、“奴隶主贵族”等标签否定掉，这种做法既浅薄无知，也是对我们整个民族的亵渎和戕害。在地球这个称之为世界的星球上，有着众多的国家和民族。但唯有具有高度文明、灿烂文化的民族，才会受到别的民族的尊敬，成为伟大的民族。因此，中共将世界各国的文学艺术、思想学术著作统统以“封、资、修毒草”的罪名否定，封杀，正暴露了毛泽东、中共的无知和野蛮。 而文革“破四旧”的大破坏、大毁灭，也正是中国青年一代接受了中共这种无知、野蛮教育造成的恶果。作为中国人，对此我既感到震惊，也为之羞愧。

一个民族如同一个人一样，它要作为一个健全的人屹立于世界之林，不仅要有健康的皮肤、肌肉，还必须要有健康的骨骼；不仅要有健全的四肢，还必须有正常、聪明的大脑。光有皮肤、肌肉、四肢而没有骨骼、大脑，这个人是站不起来也不成其为人的。在几千年文明历史中，这些贵族、地主、官僚和知识分子中的精英，其实就充当着民族骨骼和大脑的角色。所以，即使仅仅从这一个角度去看历史上的贵族、地主阶级和资产阶级等所谓“剥削阶级”，尤其是其中的精英分子，他们对民族也不是没有贡献的。以社会学的角度看，贵族与平民、地主和雇农、资本家与工人，亦是一种社会分工的不同。或许，“肌肉”对它依附于“骨骼”，“四肢”对于它要听从“大脑”指令的“不平等”地位会有所不满；但没有办法，作为一个完整的“人”——客观世界的构造就是如此。或许，唯其不平等才成就了完美。关于这个道理我以为唐代的柳宗元在《梓人传》中就表达过类似的意思。可是中共革命把这些社会分工污蔑为阶级分化和阶级剥削，把这些社会精英统统作为“反动阶级”打倒。这种革命对于我们自己的民族、国家，究竟是属于为了新生的涅磐，还是愚蠢的自我毁灭呢？我认为这是值得每一个人深思的问题。

文化不是无根之木，无源之水。文化是讲究传承和积累的。我们总说中华五千年文明源远流长，光辉灿烂。可是这五千年文明是靠谁传承和发扬光大的呢？是靠普通的工人、农民，还是靠大多出身地主、官僚、资产阶级家庭的知识分子？我想这一点大家只要不被极左的偏见蒙蔽了眼睛，都会看得很清楚。当然，老祖宗传下来的文明，其中肯定有部分是不适应现代社会了，但其中也肯定有许多是不仅过去适用，现在适用，将来仍能适用的。因为这些文明符合宇宙规律，符合“天道”，靠阶级斗争和革命是推翻不了的。这些祖宗留给我们的宝贵财富，还等着我们去继续发扬光大呢！这些道理，中共理论上也讲过要正确地看待过去的地主、资产阶级在历史上起过的进步作用，对于他们留下的文明要有批判地继承。可是实际上，中共在所谓的阶级斗争中，把地主、资产阶级统统视为该死的“吸血鬼”，是必须彻底消灭的对象。对于历史遗留下来的文化，他们统统斥之为“四旧”和“封、资、修毒草”。文革中毛泽东鼓动红卫兵、学生烧典藉、砸文物、斗老师。他自称他焚书坑儒比秦始皇还要厉害一百倍。看当时那股架势，毛泽东真想将一代代祖宗留给我们的精神遗产统统铲除干净。但我则怀疑：将草木的根都斩断了，将水之源头都堵塞了，还大言不惭地说“不破不立”，难道这样就能创造出崭新的无产阶级文化来？到时恐怕只能是一片文化荒漠吧！文革，文革，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毛泽东究竟想要干什么？

我又想到中共夺取政权后，以改造北京为名把北京城墙拆了，一点也不惋惜。毛泽东对反对拆城墙、主张保留古迹者大扣政治帽子，说：“北京拆牌楼，城墙打洞也哭鼻子。这是政治问题。”但中共却保留了紫禁城、颐和园和中南海。毛泽东等一批党和国家最高领导人虽不住在紫禁城里，却住到了清代皇帝、后妃更喜欢住的中南海。那里比只有干巴巴几座宫殿的紫禁城风景更秀丽。那里过去是皇帝的禁苑，现在依然是平民的禁地。为什么这些自称是无产阶级的革命家，不是搬到无产阶级聚居的胡同里去与普通劳动人民“同生活”，反而一眼看中集封建帝皇文化精华的中南海呢？文化大革命把文革以前出版的所有书籍，无论古今中外，几乎统统烧了、禁了，可是毛泽东的床头、书房都是古代的线装书。我在文革前不久买的《红楼梦》，文革破“四旧”时作为诲淫的“毒草”被红卫兵学生收缴了。毛泽东却对他手下的高级干部们大谈《红楼梦》的好处，说可以作为阶级斗争教科书来读。此外他还说《金瓶梅》也写得很好，还特准内部印刷发行给某级以上干部阅读。这些，让人实在怀疑毛泽东发动“文化大革命”的真意。他们是真破“四旧”，还是以“破四旧”为名，实行愚民政策？

以上这些，是我读了《战争与和平》以后发生的一些感想。也是我在那个无政府主义泛滥时期个人读书的一点收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