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在中国长大，尤其是经历过文革的一代人，童年的记忆大多在户外。孩子们成天疯跑，父母忙着搞运动，有的甚至被关进“牛棚”，家里几乎没人管。奇怪的是，那时候我们的心情反而很轻快。在当年的词典里，根本没有“抑郁症”这个词。后来上了大学，偶尔遇到行为有些怪异的同学，大家也只会说他们“受了刺激”或“精神不正常”，从来不会把这些表现和一种疾病联系起来。坦率地说，“抑郁症”这个概念，是我到了美国之后才真正开始认识和理解的。

我退休前在美国大学任教，学生大都很优秀，在高中时几乎个个都是年级前三名的学生。

有一次，一个身材高大、校橄榄球校队的男生穿着拖鞋走进教室。下课后，他满脸歉意地跟我说作业没做完，因为患了抑郁症，在吃药。这个平日里阳光、甚至有些“没心没肺”的大男孩，居然也能患抑郁症，这让我觉得有点不可思议。还曾有一位华裔女生，一年级新生，第一学期成绩优秀，到了第二学期好像变了一个人，成绩下滑严重。她在我办公室里哭得几乎说不出话，说自己因为失恋陷入严重抑郁，再也无法集中精力学习，请求宽容她晚一天交作业。

这样的情况，在美国大学并不少见。根据 2025 年发布的《健康思想研究》（Healthy Minds Study），全美大约有 37% 的大学生报告存在中度或重度的抑郁症状。在哈佛、耶鲁、普林斯顿等顶尖名校，这一比例往往更高。许多研究发现，在这些“精英中的精英”里，超过一半的学生曾有过不同程度的抑郁症状。在这方面，“名校效应”非常明显：学校越有名，竞争越激烈，心理压力也越大。

原因并不复杂。首先是学业压力。名校学生大多习惯于追求完美，他们在高中大都是全A的学生。到了大学，忽然发现天外有天，人外有人，一个比一个厉害。一旦成绩下滑，心理落差会很大。其次是社交压力。很多人在高中时是焦点人物，进入大学后却发现同学个个优秀，这种“精英扎堆”的环境，很容易让他们产生挫败感和孤立感。过去普林斯顿大学，对学生的成绩控制得比较严，每门课有成绩的有curve 规定，只允许三分之一的学生能拿到A的成绩。这对那些日后想考医学院的学生，为了追求优秀的 GPA， 压力会更大。后来普大取消了这个硬性规定，但据说后遗症仍在，普大的学生拿A的比例仍低于耶鲁和哈佛。

抑郁症有时会走向极端。我所在学校有过一位学生，华裔，高中时开朗自信，学习优秀，参加过辩论队，进大学后却迅速陷入抑郁。他因为成绩不及格被要求休学，一年后重新返校，情况似乎有所好转，却很快再次复发。按照学校规定，第二次休学后复学需要像新生一样重新申请。就在这种几乎看不到出路的绝望中，他利用春假去了一个有大桥的城市，从桥上纵身跃下。每年，美国大学校园里都会发生类似的悲剧，这是抑郁症最残酷、也最令人心碎的一面。

近年来，普林斯顿、哈佛、耶鲁等学校已经开始采取多种应对措施：设立 24 小时心理热线，在宿舍系统中配备常驻心理顾问，放宽休学与复学政策，尽量减少学生的挫败感。

在美国，心理健康治疗很大一部分依赖药物。数据显示，大约有 30% 的美国大学生正在服用抗抑郁或其他精神类药物。相比之下，很多中国家长对吃药仍然心存抵触，总觉得“是药三分毒”，担心副作用。但从医学角度看，严重抑郁症往往与大脑化学物质失衡有关，药物治疗常常是不可或缺的一环。所以家长需要调整心态，合理用药。

放眼整个美国社会，抑郁症早已成为一种“流行病”，约有 18.3% 的成年人正在或曾经受到其困扰。中国其实也存在大量抑郁症患者，只是长期以来重视不够。无论是文革时期的自杀者，还是当下高压环境中的学生，职场人，很多悲剧的根源，其实都可能是抑郁症，只是没有被及时发现和干预。

真正的改变，需要多方共同努力。对家长来说，最重要的是学会倾听，不要只盯着成绩，而要给予孩子无条件的情感支持。要学会识别抑郁的信号，并在需要时及时沟通，帮助到孩子。

对社会来说，则必须减少对精神疾病和药物治疗的污名化。抑郁症不是软弱，更不是性格缺陷，而是一种需要专业治疗的疾病。只有当家庭、学校和社会共同织起一张安全保护网，那些在抑郁症的黑暗中徘徊的学生或孩子，才有机会重新走向属于他们的阳光。

2026.2.4 于美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