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合早报》4月12日刊发早报高级编辑薛之白先生的文章《中国的网络汉民族主义思潮》。文章提到近年中国汉民族主义兴起的一些迹象和原因，薛先生的评论对汉民族主义及其支持者是持较负面和否定为主的态度。

   笔者对此有些不同意见。首先，笔者认可薛先生对于汉民族主义有狭隘性、部分具体观点存在谬误、给中国带来一些困扰等批评。但笔者并不认为汉民族主义一无是处，或负面大于正面，也不赞同对汉民族主义者过苛的批评。笔者也在下面对薛先生若干对汉民族主义的具体负面看法一一回应和评论。

  第一，关于流行的各种“伪史论”观点，如“西方古代文明是编造的”、“康熙是洪承畴之子”等，确实是荒诞不经、难以经得起严肃论证的。但这只是部分知识较低、热衷阴谋论者的观点，这些伪史论支持者并非都是汉民族主义者，伪史论也并未被汉民族主义者广泛认可。伪史论及相关内容也不是汉民族主义者的主要观点。

   且即便其对部分史实认知不对，也不意味着在其他议题上同样荒谬。不应因部分汉民族主义者支持“伪史论”，而完全否定其人格和判断力，以及连带认为其批判满清等异族统治的观点、历史认知、相关主张同样虚假、不可靠。相反，应该一码是一码，对每件事每个观点，根据事实具体分析，而不将真真假假混为一谈并一概否定。

   部分汉民族主义者学识和判断力确实有些问题，也会有些错误，但不等于其观点都错，反而是有不少基于常识、符合事实和逻辑的观点和主张。

   就像中外许多贩夫走卒、农夫农妇，知识不高、学历低，对一些事情认知有限，容易信谣言和被骗。但他们也有生活常识、基本道德，有朴素的良知与正义感，也有民族情感与身份认同。这些不应该因其身份和学识较低、在另外问题上判断错误，而连带否定。他们许多基于朴素情感和常识的认知，还往往胜于巧言令色的知识分子。

   比如1960年前后科学家钱学森等人巧言论证粮食可以“亩产万斤”，但大多数农民依据务农常识反而不相信高产的谎言。钱学森晚年沉迷气功和特异功能，其他不少科学家也相信伪科学、为权贵和骗子等站台，也说明科学家、专业人士，未必就真有科学素养、事事判断正确。

    学术界广泛的学术造假行为，包括曹雪涛这样名校校长、科学院院士都明显造假，人文社科领域则更受政治影响和主观性，服务于特定势力，还要受约束和审查。其观点言论真的未必比平民更可信，甚至更加巧言令色和背离真相。专家学者完全可能为了利益或关系背景而撒谎、作假，发表出卖良心的违心言论、颠倒是非的研究结论。

  再比如，政府的政策多有掠取民力民财、官媒的宣传常常粉饰太平，许多既得利益精英假装相信和拥护，涉世不深的学生真心相信，市井小民反而以亲历和常识看透奸恶虚伪，不乏讽刺贪官苛政者。当然底层也会在一些专业和科学问题上受骗，不如高知高学历者。但显然不可简单视一些人愚昧、对其看法一概否定，又自诩博学清醒、不察事实。

  部分汉民族主义者相信“伪史论”确实不可取，但汉民族主义者指责影视圈大量美化满清，教科书回避满蒙压迫史而赞美“康乾盛世”等，却是明显的事实。无论出于民族团结和维稳，还是北京等地影视圈人物的背景和关系网，都促成对满蒙元清的美化，不仅回避民族压迫和皇权专制，还将康熙、雍正、乾隆、成吉思汗、忽必烈等异族帝王塑造的伟大光荣正确。清宫剧等也非常泛滥、投资和宣传都耗资巨大。

   同时，汉族帝王则被允许更多批评和调侃，即便有美化程度也不及异族帝王。如刘邦、朱元璋等汉族帝王就在不少中国大陆影视剧里被讽刺和恶搞，而成吉思汗、努尔哈赤等则不会被裔不敬态度演绎。

    岳飞、文天祥、史可法等汉族英雄被教科书剔除“民族英雄”行列，在教育和宣传中也被边缘化，很少有影视剧等文艺作品反映他们的故事。南宋名臣、于崖山自尽的陆秀夫等人的陵墓，及其他抗击异族的汉族名人墓葬和事迹，长期不被宣传和有意冷藏。辛亥革命元勋们、中华民国的成就，也被删减和淡化。汉民族主义者对于这些现象和不平等本质的批判和质疑，显然是基于事实且合情合理的。

   在中华民国时期，官方教科书和知名学者不乏对满清、蒙古、异族主导的各北朝批判的声音。如鲁迅就在其杂文中多次批判满清民族压迫，还反感汉人/中国人以“我大清、我大元”自豪的行为。钱穆、顾颉刚、傅斯年、罗家伦、蔡元培等也都批判过满清统治，有些还亲身参与过反抗满清的民族民主革命。

   陈天华的《猛回头》《警示钟》、邹容的《革命军》，孙中山和黄兴的若干著作和演讲，也都犀利的指出清朝异族统治和民族压迫问题，有充分的论证和说明。如《革命军》列举的满洲八旗在全国建立满城驻防，以压迫和监视汉人，满汉官员尊卑有别等，都简明扼要说明清代民族隔阂与压迫的真实存在、无处不在。

   中华民国和中华人民共和国1980年代之前的教科书，也多有批判满清和蒙古征服压迫、歌颂汉族及西北西南各少数民族抗清抗元抗金抗辽的内容。只是自1960年代起，以及尤其到了1980年代，中国官方政策转向保守，民族问题上强调团结、国家“大一统”，追求领土的历史法理，以及批判西方列强和日本侵略，还有基于以上议题主张的“中华民族”叙事。于是，关于满洲蒙古等中国现在版图内民族对汉族及其他弱势民族的征服和压迫被删减、美化，尤其对清朝由贬转褒。

  那些认可教科书权威性的人，只是选择性认可当今“团结史观”和中国式“政治正确”与维稳体系下的教科书，却不认可之前数十年内容相反的教科书。而如今中国教育与学术界、舆论界，经受许多审查公开和暗地的审查与影响，所以才一边倒的主张“元清是中国”、否认“1644史观”和“崖山之后无中华”，称赞清朝“大一统”和褒美康熙乾隆等异族帝王。

   这并不意味着事实就是如此。不仅民国和共和国早年的学术研究和文化教育持否定态度，外国也有大量记录、研究、评述，对满清蒙元等持负面评价、强调其与汉族的差异、民族压迫的显著存在。

   根据利玛窦和马嘎尔尼等外国人访华情况记录和对比，也可看到明代科技进步和清代蛮族压迫下的贫困落后。伪史论者认为《永乐大典》被西方窃取促成西方文明、明代已工业革命，确实是谬误。但明朝在科技上确有较高造诣，如徐光启《农政全书》及其翻译的西方数学作品，都是实实在在的成就。相反，经历明亡清兴、满清征服，清代“文字狱”，中国曾长期落后于西方，在西方工业革命和启蒙运动时，满清统治者固步自封，统治者自己通过渠道了解工业技术和启蒙思想，却不透露给大众，还加强闭关锁国和文化钳制，以损害国家人民来维系统治、保持稳定。

   马克思在内许多西方重量级学者，也视清朝为鞑靼人政权，看出清代中国存在显著民族压迫。《剑桥中国史》等外国编纂的中国史集虽将辽金元清等归于中国史一部分，但也明确提到其异族属性、民族压迫、暴力残忍。外国传教士的亲历记录，如卫匡国的《鞑靼战记》等，也讲述了满清蒙古征服中国等地的残暴。

 近年西方盛行“新清史”，其一方面抬高和美化了内亚非汉族群，但也同时也说明了满洲蒙古鲜卑等族群并非中华一部分，满洲人并未真正汉化。新清史及“内亚史观”核心观点，就是论证了各北方游牧民族主导的政权与中原和南方汉族政权的差异、强烈的内亚色彩，尤其清晰论证了清朝统治者是满洲、汉地、蒙古、藏地、西域这几处的“共主”而非传统意义的中华帝王。

   以上这些都证明，汉民族主义者对于满清蒙古等异族政权残暴的批评、对“满蒙非中国”的认知、满清统治拖累中国发展的看法，并非妄想和“民科”，而是有根有据，也得到中外知名学者、权威著作证明的。虽然学界和史载也有另外观点，如认为满蒙是中国一部分、赞誉元清统治之类，但起码批判异族、认为满蒙非中国等，是一种严肃的、多方认同的观点，而非“不入流”的民粹谎言。

   第二，关于中国汉族和少数民族关系，谁具优势、谁处劣势，在不同领域、不同时期、不同地域、不同具体事件中，是不同的、不能一概而论的。有些方面如使用通用语言文字、工作生活便利度等方面，汉族有优势；但少数民族也确实在若干职位晋升、教育医疗资源倾斜、财政转移支付等方面得到额外好处。

   如蒙藏牧民、僧侣，往往得到很优厚的（每月数千元甚至更多钱）补贴，而内陆（尤其中部、南部）汉族农民年轻时需打工自食其力，老年时养老金每月仅100多元。新疆的基建、维稳、民生，开支非常巨大，人均远超内地省份。非汉民族及非汉认同较多的东北，教育医疗资源也比多数地区丰富，也有大量补贴。而少数民族聚居区的财政支付、基建和民生开支，基本都由发达的东南沿海汉族区域税收转移而来。

   如果追溯前几十年中国各民族得失、占便宜或吃亏，当内陆汉族面对大饥荒、数千万人非正常死亡时，边疆极少饥荒和饿死人。当时边疆作为军事重地，还得到较多物质配给。对于较早支持政权的内蒙古地区，中央政府还优先提供医疗资源救助蒙古族。

   文化大革命期间，汉族人遭受迫害不仅数量远超少数民族，受害比例和程度上也几乎是各民族之最。汉族的文物古迹、英雄墓葬还纪念设施，也是受损最严重的，包括岳飞、秋瑾等人陵墓都被夷平。蒙藏等部分少数民族在文革中损失较大，但也不及汉族，其他少数民族损失更小。所以一些人认为1949年后少数民族一直受压迫、汉族有特权，无论从历史看还是从现实看都并非事实。相反，汉族损失最大，少数民族受损则明显较轻。

   中国满蒙回维藏彝苗朝壮等不同民族，在中国改革开放后至今的处境、平均收入和各行业分布、社会地位等，也有很多差别。有些在阶级和收入及话语权方面人均超过汉族，有些不如汉族。少数民族之间也存在歧视链。而中国东北、西北、西南等不同区域，各民族相对地位、民族间关系也各有特点和差别。如新疆西藏少数民族处于被高压管控状态，每年还有若干月份断网。但东北内蒙就很宽松，少数民族活动不受限制或受限很少。一概而论说少数民族被压制、汉族优越，或相反观点，都是以偏概全、不符合事实、忽略了许多重要细节。

  特别值得注意的是，相对于许多少数民族从精英到中下层普遍有较强烈的民族意识、身份认同、民族表达、民族共同体组织，大多数汉族人并没有汉民族意识或意识非常淡薄，也并没有少数民族那样民族色彩强烈的独特节日和活动，也缺乏相应的真实的基于民族的官方或非官方的组织。近年兴起的汉服社和相关活动，才让汉族有了一些民族意识、民族表达、组织团体，但仍然是零散、非官方、停留于服饰等表层而民族主义较淡的、参与者只占汉族中少部分的。

   中国的党政高官、企业家和富豪、各领域名人精英，即便90%以上从身份证和血统上是汉族，但其中没有一位公开的汉民族主义者，也几乎没有一位强烈以汉族身份为荣、公开谈论汉族认同者。而这些官员富豪精英的实际行为，也少有偏向汉族、优待汉族的。这些处于既得利益的身份证标注为汉族的精英，确实更认同“中华民族”身份和叙事，对中下层汉族没有多少感情和关怀。

   所以哪怕汉族占中国人口90%，其他各民族才占10%，汉族的凝聚力、影响力，反而不及少数民族。汉族在中国国家政策、公共社会中，处于透明甚至“消失”状态，而不像各少数民族鲜明的以其民族身份存在。汉族是散沙化的，在局部冲突中人数和影响力往往还不及少数民族。相比其他民族，汉族内部缺乏团结，相互斗争更多。汉族人里还有许多仇恨自身民族的“逆向民族主义者”，各种事情站在汉族对立一方。

   汉族很多时候被提及、涉及，往往是作为少数民族的“他者”提及的，汉族反而成了失声、被凝视、被指责的一方。虽然这也不意味着汉族被少数民族压迫，但起码不能简单以人数判断强弱，想当然认为汉族对少数民族是以大欺小、以强欺弱。

  虽然汉族因为人数众多，若真的民族意识和团结性与各少数民族相同，其在民族竞争冲突中确实可能造成对少数民族的压制和欺凌，以大欺小。所以官方政策也确实要特意强调对少数族群的保障、民间对少数者的宽容。但如今的情况是汉族远不如少数民族的民族意识和团结性，饱受打压和一盘散沙，许多汉族人生活很苦。

   这样情况下，再讲汉族欺压少数民族、防止“大汉族主义”，就相当于要饥荒中面黄肌瘦的饥民不要吃太多以免肥胖症，要穷人不要对富人炫富一样，是不必要且违背情理的。等到未来汉族真的足够强烈民族主义，中国成为汉族主导国家，再强调保障少数族群和避免汉族极端主义也不迟。

  另外，中国汉民族和少数民族关系，也与男性女性问题、美国等别国种族民族问题不同。比如美国白人历史上奴役过黑人、如今黑人等少数族裔在教育医疗等方面仍然弱势。而中国历史上汉族反而多次遭受满洲和蒙古等少数族群征服、遭受民族歧视。如今中国内地汉族底层得到的保障和补贴往往也不及边疆少民、北京少民。汉族和其他民族关系，也不像男女性别差异那样有明显的生理强弱之分，女性的弱势不能类同于少数民族的处境。

   在大多数国家，无论发达国家还是发展中国家、民主国家还是非民主国家，主体民族是最具影响力，也为族群身份骄傲自豪的。如另一人口超过10亿的大国印度，最大民族印度教徒/印度斯坦族就居于主导地位，即便对少数族裔优待的国大党执政下其民族认同和表达也并不受限制，印度人民党执政时气势则更加高扬。这也是印度从贫困落后走向“有声有色的大国”的关键因素。

   中国汉族人占大多数，主体民族不能有强烈族群意识和自豪感，国家也就不会真正振兴，国民也没有归属感，并衍生许多问题和弊病。如精致利己主义盛行、人们之间不信任和互害严重、缺乏团结性而不能为公共利益抗争、生育率暴跌、人们浑浑噩噩等，都与主体民族缺乏民族意识、团结性、自豪感有关。

   第三，汉民族主义者中确实有很多失意者、非建制人士、中下阶层。但对于此，不应简单加以鄙视，而应更多同情理解。 中下层人士因为相对贫困和失意，保障不足，寻求共同体以得到精神慰藉、追求共同利益，也是人之常情。薛先生文中提到的美国右翼白人等反建制和拥抱民粹，以及全球各国普遍出现的民族民粹浪潮，也是类似原因。

   笔者过去对此以批评为主，如今则多了更多理解。理解不意味着支持，但知道了许多看似偏激思潮的根源，对普罗大众和底层多了同情心。民族主义和宗教类似，也如马克思所说是“无情中的有情，苦难生灵的叹息”。民族主义比宗教还更理性和务实，所仰赖的是真实共同体而非虚幻神灵，诉求也更多是实在的权利、尊严、利益。而且中下层民众贫困、智识不足，本就与精英的剥削和愚民有关（虽并非完全由精英造成），不应对受害者再加苛责。

   虽然民族主义是狭隘的，但基于民族身份的共同体，确实是在残酷世界抱团取暖、维护利益的有效手段。尤其在国内法治不彰、国际丛林主义、道理和规则无效或被选择性使用的情况下，民族主义是自保的必要工具。各国中下层人民也没有精英那样可以自由幸福悠闲的当“世界公民”、在哪里都有尊严和得到良好服务的地位和条件。

   汉民族主义者多数是中下层和体制外、失意者多，本身恰恰证明了汉族并不是统治民族、国家主宰者、少数民族压迫者，反而是被边缘化、被打压的对象。这也侧面证伪了中国汉族是压迫少数民族的特权民族的看法。如果是官方、体制内、大多数达官显贵公开支持汉民族主义，那时汉族才有可能是压迫者、中国特权族群。

  第四，汉民族主义兴起确实会为中国国内团结、对外政策带来一些负面影响和扰动。但民族团结、国家共同体，本就应当出于各族群自愿和平等，“强扭的瓜不甜”。国家统一和民族团结很重要，但不应是依靠强迫、以打击汉少各民族认同来实现。

   有人以苏联、南斯拉夫的“前车之鉴”来警惕中国不要重蹈分裂覆辙，但苏南的前例反而反映社会主义体制下国族主义、民族团结政策的不可靠，各族群离心离德，必有分离之日。对这样的事实应当正视，而非掩耳盗铃、违逆各民族多数人的意愿。关于未来中国各民族是继续统一还是各自分离独立问题，笔者个人是倾向汉族在内各民族均自决独立的。这最符合民族自决原则，更厘清各民族的界限和归属，是最不差的选择。

   “中华民族”虽有其价值，但是梁启超等人在100多年前才构建，其意为所有中国人的集合体，包括各种血统、语言、文化颇为不同的族群。这样的“中华民族”缺乏天然凝聚力，本就不如汉族身份更符合中国汉人认同。而且少数民族同样缺乏对“中华民族”的认同感和归属感。只是在官方软硬兼施下，各民族表面上承认“中华民族”为共属国族。

   长期以来，在“中华民族”的旗帜下，“反对大汉族主义、汉族对不起少数民族”的原则下，汉族人被要求向少数民族让利、妥协，从财政转移支付、高考加分、公务员录取，到信仰、习俗、日常冲突，要汉族容让少数民族。在毛时代至21世纪初，普遍没有权利和贫困、各种运动不断的汉族人无暇考虑也难以反对官方这些政策。

   但到了最近一些年，汉族人经济条件改善、受教育水平提高，社会也较过去宽松，也不像毛时代完全无权利和声音。越来越多汉族人有了一定的自主性和尊严，有了自身的民族意识和维权意识，不愿意再“高风亮节”让利少数民族，不想为“民族团结”单方面付出，并表达对优待少数民族政策的不满。

   这确实是近年民族关系紧张的原因之一，但汉族人这样的思想变化和反应显然情有可原。扶贫扶弱，应该按照不同人具体经济状况和身心状况，或者各区域的人文与自然地理环境，而非按照民族身份划分和补助。民族团结前提是民族平等，以及各族群自愿，而非汉族单方面付出。汉族人不愿再无条件无限度让利，确实影响了“中华民族”的团结，但这种畸形的团结是正常和应当的吗？

  至于其他方面汉族或其他强势非汉民族对弱势非汉民族的欺压，以及国家政策导致的压制，如新疆西藏少数民族受压的情况，是另外的事，且行为与主要责任在于官方，而非汉族人。就算特定区域、特定时段、特定情况下少数民族受欺压有汉族责任，也不能以此概括中国整体和推论所有地区的汉少关系。当然，少数民族的不满同样反映“中华民族”建构的不成功、民族团结大旗下民族关系真实的不和谐。

  总之，民族不能团结，不应归咎于汉族，不能要求汉族无限包容和让利。即便汉族人民族意识觉醒、汉民族主义兴起，确实扰动和损害了民族团结，也不能以此压制汉族人的认同、情感、利益。当然，汉族人要求特权、压迫少数民族、排斥异族和外国人，也是不对的、应当反对的。比如中国日益兴起的对黑人和印度人的歧视，确实应当被重视和批评，也要避免发展到现实中对弱势族群的施暴。

   而对外关系和侨务方面，世界上许多国家，包括印度、巴基斯坦、韩国、日本、蒙古、哈萨克斯坦、以色列等国，都积极利用主体民族认同与外侨保持亲密关系。中国若也效仿，并不特殊，也完全可以理解。中国官方或民间以汉族统战海外汉族/华人，也并意味着一切其转而效忠中国。而若外侨因担心国籍所在国的猜忌，而避讳对中亲近，也可自便而不至强迫或冲突。所以不必过虑于此。而且以如今“中华民族”认同进行侨务和统战，同样有各种各样的问题和障碍，所以又何必特别忌惮汉族认同和相应的跨国联系呢？

  第五，强烈排斥异类、封闭保守、对异族残暴的种族主义和极端民族主义，当然是不可取的，汉族也不应如此。但基于文化共同体、相同历史记忆、现代社会公民权利的文化民族主义、公民民族主义，是必要和有益的。就像中国革命领袖孙中山提出的“三民主义”，第一便是民族主义，并与民权和民生相辅相成。人们一盘散沙，没有共同体，同胞之间没有情感连接，也就不可能团结和牺牲推翻帝制、建立民主共和国。

   19-20世纪的反殖民、民族自决，也都建立在民族主义之上。21世纪的今天，世界多数国家也是民族共同体为基础的国家，虽然其中存在国族与族群的差别、大民族与小民族的矛盾。但民族这一要素仍然是人际关系和国际关系的重要元素，不可完全否定，也不可能彻底舍弃和消灭。历史和现实也证明，无论自由民主还是社会主义，都不能消除民族认同与民族差异。且单一民族国家不意味着封闭落后，比如日本、韩国、波兰、立陶宛等国；多民族国家也未必繁荣和包容，如菲律宾、尼日利亚、黎巴嫩等国。

   根本上，人们寻找和确立身份认同，与语言、文化、习俗、信仰、历史记忆与现实境遇等皆相近者形成共同体，组成民族共同体，同荣辱、共进退，是人类一种正常和必然的现象。无论法兰西人、阿拉伯人、犹太人、韩民族、大和族、马来族、祖鲁人等，以及中国满蒙维藏等少数民族，都有其族群认同和文化。

   那么超过10亿使用汉字、说汉语、曾生活在亚欧大陆东部、黄河长江等流域的人们，有自己的身份认同、为族群自豪、有特定的情感和观点，当然也是正常的、应被尊重的。汉民族主义复兴的原因之一，也正是中国各非汉族群民族意识及世界各国民族主义的刺激下，汉人必然的回应性、防御性反应，苏醒了自身的民族意识和认同。当世界上非汉族人大多数都有各自民族认同和归属情况下，10多亿汉族人又怎么能没有民族意识和归属感、如孤魂野鬼般、散沙般、行尸走肉般活着呢？

   汉民族主义有其狭隘一面，也有其有益一面。汉民族主义者有偏激之举和荒诞之言，也有符合事实与常识的情感和主张。民族主义走向极端、残暴，有纳粹德国和日本军国主义，但反抗纳粹和日本的波兰、法国、中国、美国、苏联等反法西斯阵营国家，同样借助了民族主义。这两种民族主义显然不同，民族主义自然也不可一概而论的否定。

 而且中国民族主义也并非近代西方舶来品，汉族意识和认同历史源远流长，先秦时已有华夷之辨，宋明也明晰了民族被征服的“亡天下”比改朝换代的“亡国”更残酷的事实。只是到了近现代，民族主义更加系统完善，中国也正是在民族主义下推翻满清、实现民族民主革命，战胜日本

   “物以类聚、人以群分”，也是客观现实。或许千年或更久后人类真的可能大同、无民族之分，但可预见的数百年里民族差别和人各有族群归属的现实，几乎不会改变。对极端民族主义应予批判，对温和、尊重他族、利于团结进取的温和民族主义、历史上命运多舛、近现代多灾多难的民族共同体，则应包容和善待。

   汉族与世界上其他民族一样，也都有自己的真实历史源流、当下的客观存在，基于血缘、文化、共同记忆的共同体，及其权利与尊严。汉族和其他各民族的民族认同和情感、共同体意识，也像父母子女夫妻之间的亲爱、亲戚宗族之间的纽带一样，是自然而实在的。世界上大多数人都或多或少有民族意识和共同体归属。而无民族认同、无信仰、精致利己、一盘散沙的人，也有其自由，但也并无道德权威批判民族主义者。而身份认同为非汉族群，一边以自身民族和教派为荣，一边又反对汉族人的认同与价值，还要攻击和解构汉族，就更加违背道德和情理。

   而近几十年的中国由于多种原因，如主张消除民族身份而强调阶级之别的社会主义/共产主义浪潮（毛泽东时代）、物质利益至上思潮（改革开放之后）、统治者为社会稳定需要（如宪法和党政机关政策都明确“反对大汉族主义”）、非汉族群和国际上对汉族的忌惮和警惕等，占中国人口大多数的汉族身份长期被雪藏，汉民族主义也一直被压制，在政策、舆论、学术上都被批评、排斥、压制。汉族不被当成和其他民族一样的真实共同体，也不被认为应当像对待其他族群那样尊重。甚至只有在提及其他民族、发生汉少冲突、中外矛盾时，汉族才作为某种需让利、受敌意性的审视、被指责的对象被提及。

   面对如今的汉民族主义复兴，很多人难以适应，不能理解或鄙夷不屑。对于新思潮和势力兴起的不适应、怀疑和排斥倾向，是人之常情。但人们不应该以双重标准对待汉族和其他族群，而应一视同仁，正视和承认汉族的存在及其权利尊严。不能一方面觉得其他族群的人认同和信仰是神圣的，利益是不应侵犯的，对其族群和信仰保持尊重，另一方面对汉族却既鄙夷和否定，又以警惕的态度苛刻对待。

   中外媒体人、学术界、官方和民间、各方人士，对于汉族族群及成员、汉民族主义，可据理批评，但也应像对其他民族及其民族主义那样，有必要的理解和尊重。而汉民族主义者也应多些理性、克制、公道，推崇民主科学、务实进步，而不极端和迷信，也不歧视和排斥其他族群，相互尊重各种认同与信仰，共谋发展。这样的中国和世界，才真正和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