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合早报》4月12日刊发早报高级编辑薛之白先生的文章《中国的网络汉民族主义思潮》。文章提到近年中国汉民族主义兴起的一些迹象和原因,而薛先生评论中则对汉民族主义及其支持者持较负面和否定为主的态度。
笔者对此有些不同意见。首先,笔者认可薛先生对于汉民族主义有狭隘性、部分具体观点存在谬误、给中国带来一些困扰等批评。但笔者并不认为汉民族主义一无是处,或负面大于正面,也不赞同过苛的批评。笔者也在下面对薛先生若干对汉民族主义的具体负面看法一一回应和评论。
第一,关于流行的各种“伪史论”观点,如“西方古代文明是编造的”、“康熙是洪承畴之子”等,确实是荒诞不经、难以经得起严肃论证的。但这只是部分知识较低、热衷阴谋论者的观点,这些伪史论支持者并非都是汉民族主义者,伪史论也并未被汉民族主义者广泛认可。伪史论及相关内容也不是汉民族主义者的主要观点。且即便其对部分史实认知不对,也不意味着在其他议题上同样荒谬。
就像中外许多贩夫走卒、农夫农妇,知识不高、学历低,对一些事情认知有限,容易信谣言和被骗。但他们也有生活常识、基本道德,有朴素的良知与正义感,也有民族情感与身份认同。这些不应该因其身份和学识较低、在另外问题上判断错误,而连带否定。他们许多基于朴素情感和常识的认知,还往往胜于巧言令色的知识分子。比如1960年前后科学家钱学森等人巧言论证粮食可以“亩产万斤”,但大多数农民依据务农常识反而不相信高产的谎言。
部分汉民族主义者相信“伪史论”确实不可取,但汉民族主义者指责影视圈大量美化满清,教科书回避满蒙压迫史而赞美“康乾盛世”等,却是明显的事实。无论出于民族团结和维稳,还是北京等地影视圈人物的背景和关系网,都促成对满蒙元清的美化,不仅回避民族压迫和皇权专制,还将康熙、雍正、乾隆、成吉思汗、忽必烈等异族帝王塑造的伟大光荣正确。清宫剧等也非常泛滥、投资和宣传都耗资巨大。
同时,汉族帝王则被允许更多批评和调侃,即便有美化程度也不及异族帝王。岳飞、文天祥、史可法等汉族英雄被教科书剔除“民族英雄”行列,在教育和宣传中也被边缘化,很少有影视剧等文艺作品反映他们的故事。汉民族主义者这些批判显然是基于事实且合情合理的。

第二,关于中国汉族和少数民族关系,谁具优势、谁处劣势,在不同领域、不同时期、不同地域、不同具体事件中,是不同的、不能一概而论的。有些方面如使用通用语言文字、工作生活便利度等方面,汉族有优势;但少数民族也确实在若干职位晋升、教育医疗资源倾斜、财政转移支付等方面得到额外好处。如蒙藏牧民、僧侣,往往得到很优厚的(每月数千元甚至更多钱)补贴,而内陆汉族农民年轻时需打工自食其力,老年时养老金每月仅100多元。而且少数民族聚居区的财政支付,基本都由发达的东南沿海汉族区域税收转移而来。
中国满蒙回维藏彝苗朝壮等不同民族,在中国处境、平均收入和各行业分布、社会地位等,也有很多差别。有些在阶级和收入及话语权方面人均超过汉族,有些不如汉族。少数民族之间也存在歧视链。而中国东北、西北、西南等不同区域,各民族相对地位、民族间关系也各有特点和差别。如新疆西藏少数民族处于被高压管控状态,每年还有若干月份断网。但东北内蒙就很宽松,少数民族活动不受限制。一概而论说少数民族被压制、汉族优越,或相反观点,都是以偏概全、不符合事实、忽略了许多重要细节。
特别值得注意的是,相对于许多少数民族从精英到中下层普遍有较强烈的民族意识、身份认同、民族表达、民族共同体组织,大多数汉族人并没有汉民族意识或意识非常淡薄,也并没有少数民族那样民族色彩强烈的独特节日和活动,也缺乏相应的真实的基于民族的官方或非官方的组织。近年兴起的汉服社和相关活动,才让汉族有了一些民族意识、民族表达、组织团体,但仍然是零散、非官方、停留于服饰等表层而民族主义较淡的、参与者只占汉族中少部分的。
中国的党政高官、企业家和富豪、各领域名人精英,即便90%以上从身份证和血统上是汉族,但其中没有一位公开的汉民族主义者,也几乎没有一位强烈以汉族身份为荣、公开谈论汉族认同者。而这些官员富豪精英的实际行为,也少有偏向汉族、优待汉族的。这些处于既得利益的身份证汉族精英,确实更认同“中华民族”身份和叙事,对中下层汉族没有多少感情和关怀。
所以哪怕汉族占中国人口90%,其他各民族才占10%,汉族的凝聚力、影响力,反而不及少数民族。汉族在中国国家政策、公共社会中,处于透明甚至“消失”状态,而不像各少数民族鲜明的以其民族身份存在。汉族是散沙化的,在局部冲突中人数和影响力往往还不及少数民族。相比其他民族,汉族内部缺乏团结,相互斗争更多。汉族人里还有许多仇恨自身民族的“逆向民族主义者”,各种事情站在汉族对立一方。
汉族很多时候被提及、涉及,往往是作为少数民族的“他者”提及的,汉族反而成了失声、被凝视、被指责的一方。虽然这也不意味着汉族被少数民族压迫,但起码不能简单以人数判断强弱,想当然认为汉族对少数民族是以大欺小、以强欺弱。
另外,中国汉民族和少数民族关系,也与男性女性问题、美国等别国种族民族问题不同。比如美国白人历史上奴役过黑人、如今黑人等少数族裔在教育医疗等方面仍然弱势。而中国历史上汉族反而多次遭受满洲和蒙古等少数族群征服、遭受民族歧视。如今中国内地汉族底层得到的保障和补贴往往也不及边疆少民、北京少民。汉族和其他民族关系,也不像男女性别差异那样有明显的生理强弱之分,女性的弱势不能类同于少数民族的处境。
第三,汉民族主义者中确实有很多失意者、非建制人士、中下阶层。但对于此,不应简单加以鄙视,而应更多同情理解。 中下层人士因为相对贫困和失意,保障不足,寻求共同体以得到精神慰藉、追求共同利益,也是人之常情。薛先生文中提到的美国右翼白人等反建制和拥抱民粹,也是类似原因。
笔者过去对此以批评为主,如今则多了更多理解。理解不意味着支持,但知道了许多看似偏激思潮的根源,对普罗大众和底层多了同情心。民族主义和宗教类似,也如马克思所说是“无情中的有情,苦难生灵的叹息”。民族主义比宗教还更理性和务实,所仰赖的是真实共同体而非虚幻神灵。
而且基于民族身份的共同体,确实是在残酷世界抱团取暖、维护利益的有效手段。尤其在国内法治不彰、国际丛林主义、道理和规则无效或被选择性使用的情况下,民族主义是自保的必要工具。各国中下层人民也没有精英那样可以自由幸福悠闲的当“世界公民”,在哪里都有尊严和得到良好服务的地位和条件。
汉民族主义者多数是中下层和体制外、失意者多,本身恰恰证明了汉族并不是统治民族、国家主宰者、少数民族压迫者,反而是被边缘化、被打压的对象。这也侧面证伪了中国汉族是压迫少数民族的特权民族的看法。如果是官方、体制内、大多数达官显贵公开支持汉民族主义,那时汉族才有可能是压迫者、中国特权族群。
第四,汉民族主义兴起确实会为中国国内团结、对外政策带来一些负面影响和扰动。但民族团结、国家共同体,本就应当出于各族群自愿和平等,“强扭的瓜不甜”。国家统一和民族团结很重要,但不应是依靠强迫、以打击汉少各民族认同来实现。
“中华民族”虽有其价值,但是梁启超等人在100多年前才构建,其意为所有中国人的集合体,包括各种血统、语言、文化颇为不同的族群。这样的“中华民族”缺乏天然凝聚力,本就不如汉族身份更符合中国汉人认同。而且少数民族同样缺乏对“中华民族”的认同感和归属感。
而对外关系和侨务方面,世界上许多国家,包括印度、巴基斯坦、韩国、日本、蒙古、哈萨克斯坦、以色列等国,都积极利用主体民族认同与外侨保持亲密关系。中国若也效仿,并不特殊,也完全可以理解。而若外侨忠于所在国而避讳对中亲近,也可自便而不至强迫或冲突。所以不必过虑于此。而且以如今“中华民族”认同进行侨务和统战,同样有各种各样的问题和障碍。
第五,强烈排斥异类、封闭保守、对异族残暴的种族主义和极端民族主义,当然是不可取的,汉族也不应如此。但基于文化共同体、相同历史记忆、现代社会公民权利的文化民族主义、公民民族主义,是必要和有益的。就像中国革命领袖孙中山提出的“三民主义”,第一便是民族主义,并与民权和民生相辅相成。人们一盘散沙,没有共同体,同胞之间没有情感连接,也就不可能团结和牺牲推翻帝制、建立民主共和国。
19-20世纪的反殖民、民族自决,也都建立在民族主义之上。21世纪的今天,世界多数国家也是民族共同体为基础的国家,虽然其中存在国族与族群的差别、大民族与小民族的矛盾。但民族这一要素仍然是人际关系和国际关系的重要元素,不可完全否定,也不可能彻底舍弃和消灭。历史和现实也证明,无论自由民主还是社会主义,都不能消除民族认同与民族差异。且单一民族国家不意味着封闭落后,比如日本、韩国、波兰、立陶宛等国;多民族国家也未必繁荣和包容,如菲律宾、尼日利亚、黎巴嫩等国。
根本上,人们寻找和确立身份认同,与语言、文化、习俗、信仰、历史记忆与现实境遇等皆相近者形成共同体,组成民族共同体,同荣辱、共进退,是人类一种正常和必然的现象。无论法兰西人、阿拉伯人、犹太人、韩民族、大和族、马来族、祖鲁人等,以及中国满蒙维藏等少数民族,都有其族群认同和文化。那么超过10亿使用汉字、说汉语、曾生活在亚欧大陆东部、黄河长江等流域的人们,有自己的身份认同、为族群自豪、有特定的情感和观点,当然也是正常的、应被尊重的。
汉民族主义有其狭隘一面,也有其有益一面。汉民族主义者有偏激之举和荒诞之言,也有符合事实与常识的情感和主张。民族主义走向极端、残暴,有纳粹德国和日本军国主义,但反抗纳粹和日本的波兰、中国、美国、苏联等反法西斯阵营国家,同样借助了民族主义。这两种民族主义显然不同,民族主义自然也不可一概而论的否定。“物以类聚、人以群分”,也是客观现实。对极端民族主义应予批判,对温和、尊重他族、利于团结进取的温和民族主义、历史上命运多舛、近现代多灾多难的民族共同体,则应包容和善待。
汉族与世界上其他民族一样,也都有自己的真实历史源流、当下的客观存在,基于血缘、文化、共同记忆的共同体,及其权利与尊严。汉族和其他各民族的民族认同和情感、共同体意识,也像父母子女夫妻之间的亲爱、亲戚宗族之间的纽带一样,是自然而实在的。世界上大多数人都或多或少有民族意识和共同体归属。而无民族认同、无信仰、精致利己、一盘散沙的人,也有其自由,但也并无道德权威批判民族主义者。而身份认同为非汉族群,一边以自身民族和教派为荣,一边又反对汉族人的认同与价值,还要攻击和解构汉族,就更加违背道德和情理。
而近几十年的中国由于多种原因,如主张消除民族身份而强调阶级之别的社会主义/共产主义浪潮(毛泽东时代)、物质利益至上思潮(改革开放之后)、统治者为社会稳定需要(如宪法和党政机关政策都明确“反对大汉族主义”)、非汉族群和国际上对汉族的忌惮和警惕等,汉族身份和汉民族主义长期被雪藏。汉族不被当成和其他民族一样的真实共同体,也不被认为应当像对待其他族群那样尊重。甚至只有在提及其他民族、发生汉少冲突、中外矛盾时,汉族才作为某种需让利、受敌意性的审视、被指责的对象被提及。
面对如今的汉民族主义复兴,很多人难以适应,不能理解或鄙夷不屑。对于新思潮和势力兴起的不适应、怀疑和排斥倾向,是人之常情。但人们不应该以双重标准对待汉族和其他族群,而应一视同仁,正视和承认汉族的存在及其权利尊严。不能一方面觉得其他族群的人认同和信仰是神圣的,利益是不应侵犯的,对其族群和信仰保持尊重,另一方面对汉族却既鄙夷和否定,又以警惕的态度苛刻对待。
中外媒体人、学术界、官方和民间、各方人士,对于汉族族群及成员、汉民族主义,可据理批评,但也应像对其他民族及其民族主义那样,有必要的理解和尊重。而汉民族主义者也应多些理性、克制、公道,推崇民主科学、务实进步,而不极端和迷信,也不歧视和排斥其他族群,相互尊重各种认同与信仰,共谋发展。这样的中国和世界,才真正和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