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月13日，法国国会通过决议，简化法国19-20世纪殖民扩张期间在世界各地掠夺的文物归还程序。虽然决议主要是针对法国在非洲掠夺的文物，但法国在第二次鸦片战争和1900年八国联军战争期间，曾掠夺圆明园等地许多中国文物，原则上同样适用于决议，也利于这些文物早日送还中国。通过决议时，有议员引用雨果的话“法兰西要脱胎换骨，将不义之财归还中国”。

   法国归还掠夺文物，是反省历史、赔偿受害者、去殖民“转型正义”的正确之举。归还中国文物，对中国国家和人民，本来是值得欢迎和庆贺的好消息。

   但中文互联网上却出现了不少异样的声音，甚至反对法国归还文物给中国。如微博、小红书等平台对该事件评论有，“还是留在国外安全”、“南京博物院的事还没有结果”、“文革再来又破坏了”、“法国还回真文物，在中国博物馆变假文物”等。当然称赞决议、支持归还的也有很多，但异议声起码占到四成及以上。

   中国人反对法国将掠夺文物归还中国，乍听起来很奇怪，不少外国人包括法国人大惑不解。但详细了解这些人对归还文物异议的缘由，就知道问题的复杂性，奇怪态度背后的合理性，以及暴露出的中国内部矛盾等问题。

    综合互联网平台舆论和相关报道，对法国归还中国文物态度消极甚至反对的中国网民，主要提及论据论证包括以下几点：

   1. 1949年后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多次政治运动，尤其文革时期，严重破坏了文物古迹，许多珍稀文物包括古书籍、陶瓷、墓葬、建筑等被严重毁坏；2.中国文物储藏保护机构腐败，倒卖文物牟利行为普遍，如去年曝出的南京博物院偷偷倒卖捐赠的书画，以及全国多地博物馆涉嫌倒卖、遗失文物丑闻；3.中国文物保护、保存、处置等，缺乏监管、不透明，民众也缺乏知情权，而有权势者容易中饱私囊；4.相对于中国的破坏和腐败，法国反而客观上保护了文物不受破坏，也能保证真品不被贩卖，还不如让文物继续留在法国更安全。相对于腐败的中国官方，中国人更信任作为“洋人”的法国人。

   这些异议声显然是有依据的，也有一定道理。对于文物问题，许多中国人并没有简单的站在中国爱国立场、在民族情感刺激下无条件支持文物归还，相反不少人很理性功利的分析文物回到中国对文物保存的本身利弊。还有一部分情绪化言论，并非是狂热爱国，反而是冷嘲热讽文物归还，认为文物回到中国一定会被管理者倒卖、再发生运动被破坏等。

   这样的舆论态度，与上世纪90年代至2010年代的中国舆论场，是相对不同的。过去，大多数国人有较强烈的爱国主义情感，虽然政治观点有别，但涉及国家利益、对外问题，多数人还是站在中国一边。具体到外国掠夺文物问题，世纪之交时“圆明园兽首回归”曾火热一时，从官方到民间都热情支持被掠文物“回家”。汶川地震和北京奥运时，不少人出人出力、捐款捐物，也反映人们热烈的爱国心。

  但大约最近五年左右，即中国爆发新冠疫情、政府实行“清零”政策、引发各种经济民生问题以来，中国舆论场发生了悄然而巨大的转变。“爱国主义”不再是大多数民众自发的情感和立场。除了借“爱国”为名支持政府者之外，多数民众不再热情支持国家、没有了国家荣誉感和民族自豪感。许多人也因自身生存困境、如养老育儿和房贷压力而焦头烂额，也无暇再关心天下大事和支持国家。如多数民众对奥运会中国表现关注度下降、不再关心神舟飞天、对近日中日冲突也很冷淡，都反映和证明了中国人对国家大事越发淡漠，还如无关者般旁观。

   还有很多中国人对“爱国”冷嘲热讽、“阴阳怪气”，如嘲讽举国旗、纪念国庆的人是“基本盘”、“耗材”，在街头或发朋友圈纪念抗战胜利，被骂“被洗脑”、“仇恨教育的结果”等。拒绝“被爱国绑架”，甚至站在国家对立面，国家支持的反对、国家反对的支持，反而被一些人认为是清醒、理性、文明的表现。

   这种完全解构爱国主义、对国家政府支持的一律反对，对各种爱国相关言行冷嘲热讽，与那些无脑爱国、不分是非都站在中国官方立场一边的，其实是一体两面。这种言行和现象可称为“反爱国主义”。

    探析这种“反爱国主义”的根源，就会发现，这是中国各领域百弊丛生、社会矛盾激化、民众心理迷惘的结果。相对于1980-2010年代中国总体蓬勃向上的趋势，现在发展进入瓶颈期、遭遇疫情打击、各项改革停滞的中国，人民生活变得艰难，前途从充满希望到失望绝望。而且中国长期存在国家利益与具体民众利益不一致、“国富民穷”、“国强民弱”的情况，国家强大同时民权反而在部分收缩。国家执政者和人民、体制内精英和平民大众，是有所割裂甚至部分对立的，而非相互亲近信任的共同体。国民之间矛盾大于合作、冲突多于和谐。

   而官方提倡的“爱国主义”，往往也将“爱国”和“爱党”、“爱政府”捆绑，并要求人们忠心、服从、奉献，无论政策对错好坏都要支持，不能有异议。要人们履行各种公民义务同时，又不赋予足够的权利自由。官方的“爱国主义”还往往包括反西方、反普世价值的内容。而批评官方政策、主张向外国学习经验，或仅提出一些异议的人，往往就被官方支持者骂成“汉奸”、“卖国贼”、“殖人（亲近外国殖民者的走狗）”、“台湾网军”等。这引发许多反对执政者、不满现状者对“爱国主义”的逆反和厌恶，走向另一个极端。

   同时，中国政治民主和舆论自由的不足，也限制了人们的表达，让人们更为愤懑和消沉。对政府和执政者直接批评，还可能招致麻烦和危险。

   正是这种背景下，人们转向能够与官方唱反调、风险又较小的“反爱国主义”，通过解构宏大叙事、阴阳怪气、若干议题上与官方论调“对着干”，来发泄情绪和表达反体制态度。这确实解构了官方的权威性、抵制了一些不合理的洗脑，但同时也损害了正常和必要的民族情感和爱国精神，将官方提倡同时也合情合理、有利于国家人民利益的事也连带否定、去价值化、污名化。随着中国经济继续不景气、失业增多、阶层固化、各种弊病持续，“反爱国主义”在中国更广泛的蔓延，更多人加入与“爱国主义”唱反调的行列。

   而对文物回归、纪念抗战、中国外交活动等冷嘲热讽，或起码漠不关心、拒绝支持，正是“反爱国主义”思潮影响的结果和表现。官方对于这类言论，反而是有所放纵的，因为并非直接批判执政党和政府，不危及政权统治。

    “反爱国主义/反民族主义”和极端的“爱国主义/民族主义”一样，都是不顾具体事实、被情绪推动、不就事论事、立场偏激，最终都不利于中国国家利益。双方舆论上激烈冲突，加剧中国社会撕裂和对立，不利于基于事实判断是非曲直、黑白对错被混淆、败坏舆论风气，对现实产生了很大负面影响。“反爱国主义”浪潮兴盛，是中国民生困苦、社会矛盾激化的结果。而中国人价值观的混乱、身份认同的迷惘，也加剧了“反爱国主义”现象。

   本次文物归还引发的争议，是中国“反爱国主义”的又一次表现。被掠文物回到祖国，正常情况下本是无可争议的好事，在中国却引发强烈异议。人们对此应当警惕和思考，分析中国到底出了什么问题。

   正如孟子所说“君视臣如土芥，臣视君为寇仇”，孙中山批评晚清时“国不知有民，民亦不知有国”，以及现代社会权利义务统一原则，正是国家统治者不善待百姓、没有充分保障民权民生，人们负担义务多而拥有权利少，为国家付出多而从体制得益少，才反感国家和政府，更难以“爱国”。还有“上梁不正下梁歪”，高官腐败堕落、官员家属移民外国，自己立身不正，却又教导人民要“爱国”、“不要崇洋媚外”，自然难以得到响应。中国人爱国心的消逝，正是国不恤民、“爱国主义”被扭曲和滥用、国家强大却人民困苦等现实的摧残所致。

   综合前面分析，中国国内的社会弊病、公民权利和民生保障不足，官方与民间、执政者与大众的割裂，都严重损害了中国国民的团结和凝聚力，对国家的发展与对外竞争都是不利的。

   想要扭转这种情况，首先是执政者要促进民权民生，在政治上让人民有更多更真实的民主权利，生活方面得到良好的保障，这样人民才会对国家有强烈认同和归属感。人民也应有更多言论自由，正常发声的渠道，畅所欲言才能让人们抒发情感、表达诉求，而非在压抑下愤懑而生怨、造成冲突、国家内部撕裂瓦解。

  人民大众也要明白，批评执政党和政府是应该的，但不应因此抛弃爱国主义，国家民族仍然是当今世界运转中不可或缺的共同体。人们对执政者不满，不应连带将国家利益、民族尊严加以解构和毁损，否则也会损及自身。爱国主义与追求个体正当的权利和保障，应是同向而非对立的。

   不过，目前的中国看不到执政者有改革迹象，民众也缺乏希望，经济下行、阶层固化下社会矛盾还在激化，人与人对立越来越严重。这样情况下，“凡是官方支持的都拥护”的畸形“爱国主义”，和“凡是官方支持的都反对”的“反爱国主义/恨国主义”，将仍然继续在中国流行、同时持续的搅扰中国舆论和现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