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几个朋友相聚,席间聊起一辈子最后悔的事。一位长者,年龄比我们其他几个人大了一轮,文革开始就已经是社科院的研究员了。他喜好收藏古董,来到美国“旧习不改”,家里简直就是个古董博物馆。去年在网上淘到了一个清朝花瓷鱼缸,重得很,不能邮寄。80多岁的人,从马里兰开车12个钟头到亚特兰大取货。
说起最后悔的事,老先生毫不犹豫。文革初期,新街口一家委托店堆满了抄家物资。他看到这么多“好玩意儿”,喜出望外。许多老祖宗的玩意儿,标价仅几块钱而已。有一把古琴,他仔细端详了一番,认定是一把好琴。因为太大太长,怕拿着走在大街上会惹麻烦,就没买,只买了几件小玩意儿,放在书包里回家了。回到家,心里还是惦记着那把琴,翻出资料查询。这一查可不得了,那把琴恨不得是俞伯牙的琴,至少好几百年了。第二天,把床单卷起来放进书包,一大早赶回那家委托店一看,琴没了。老先生说,没买那把琴是他一辈子最后悔的一件事。
与钱财失之交臂不值得后悔一辈子;因为做了错误的决定而改变命运,恐怕就不同了。当年老海归们,要是为了父母,为了妻儿回国,不管以后受了多大委屈和痛苦,不能说是做了错误的决定。要是响应号召,为了国家回国,被打成右派劳改,文革遭批斗,甚至锒铛入狱,恐怕心里会后悔,只是嘴上不说。公开承认,后悔回国的老海归,大概只有一人:谢毓章。
谢毓章,江苏人,出生于1915年。清华大学物理系毕业后,任多所大学副教授。1948年赴美,获范德比尔特大学物理博士学位,在多所大学任研究员和副教授。1957年,携妻子和女儿回国,任清华物理系教授,从事液晶物理学研究。
父亲和谢毓章是朋友,听说谢伯伯为女儿做了个矿石收音机,就带我去谢伯伯家,请教怎么做矿石收音机。我的无线电爱好就是从谢伯伯家开始的。刚回国,谢伯伯一家的生活相当舒适,小洋楼楼上楼下,琴声朗朗,前后有小花园。
好景不长,文革开始,谢毓章遭批斗。因为常给美国的朋友写信和其他莫须有的罪名,最后被公安局抓了起来,关进监狱。在监狱蹲了四年,直到1972年尼克松访华几天前才放出来,被安置到二七机车车辆厂劳动改造。1975年清华把他要了回来,1978年正式平反,公安局参加了平反大会,公开向他道歉。
1990年,父亲移居美国,走以前去和谢毓章告别。谢毓章对父亲说,去了就别回来了,他一辈子最后悔的事就是当年回国。在美国出生的独生女已经定居美国了,妻子也去了。他也想去,可是有难言之苦。
十几年后,国务院启动了一个“老科学家学术成长资料采集工程”,由国家11个部委共同实施,通过采访,收集老科学家的资料。当采访人员采访谢毓章时,他直言不讳地告诉他们,他一辈子最后悔的事就是当年回国。
有多少老海归私下表示后悔,不愿意或不敢公开说出来,却让谢毓章说出来了。谢毓章晚年住进老人院,后来骨折,健康每况愈下,于2011年去世,享年96岁。

"Those who cannot remember the past are condemned to repeat it" - George Santayana
记住历史和活在当下并不矛盾吧?也是个见哈 ;-)
回复 '新手一位' 的评论 : “96岁….比大多数美国人寿命长不少呢……”
But, there's life and there's LIFE !!!!!
想想看,如果前辈们没有受到那些莫须有的迫害,他们的事业发展和贡献会怎样?他们的人生感受会是什么?90年是不短,但人生里有几个风华正茂的10年,20年?
谢谢博主分享。
我知道的解放初意气风发的后来吃了瘪的告诉孩子出去不要回来的不少。
first not sure whether your assumption/conclusion is right or wrong, but even if your assumption is correct, it has no real meaning as your should compare these
intellectuals (returned from overseas) with those local intellectuals who
also earn salary with city resident status (城市户口)to be apple to apple.
比大部分中国人好,也可以说大部分中国人过得太苦了,比如很多教授工程师研究员医生, 文革最严酷是被扣工资, 也能拿几十块甚至更多点,就这,就比很多中国人的月工资高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