蒋介石斗完诸军阀后又剿杀红军







1932年7月，斗完诸军阀后的蒋介石调集30万大军，向鄂豫皖革命根据地发动了规模空前的第四次“围剿”。由于王明“左”倾冒险主义影响和张国焘的错误指挥，反“围剿”失败，红四方面军主力被迫离开辛苦创建并为之奋斗牺牲的根据地，离开家乡亲人，开始了《长征》。

但是，大别山军民并没有停止斗争。不久，中共鄂豫皖省委重建红25军，军长吴焕先，政治委员王平章。1934年11月，红25军奉命北上抗日，鄂豫皖党组织又组建了红28军，在高敬亭等人的领导下继续战斗。

主力红军转移后，蒋介石国民党反动派侵入根据地，实施了灭绝人性的报复。敌汉口总司令部下令，对苏区，壮丁一律处决，房屋一律烧毁，粮食分给“剿共”义勇队……反动军队和地主“还乡团”打着“有民就是匪，民尽匪尽”“驻尽山头，杀尽猪牛，见影就打，鸡犬不留”的口号，实行野蛮的屠杀政策。

在蒋介石国民党反动派的疯狂进攻破坏下，到1934年冬，鄂豫皖苏区仅剩下4块残缺不全的小根据地，群众不足千户，干部战士加伤员仅余千人。他们露宿深山，不但衣食无着，还长期吃不到盐，几乎全靠野菜、树根果腹，过着难以想象的艰苦生活。

但是，久经革命烈火考验的鄂豫皖军民，没有被敌人暴行吓倒，没有被眼前困难征服，他们用红土在石头上写道：“树也砍不完，山也烧不尽，只要青山在，到处有红军”，表达了革命到底的坚定信念。在霍山，一区某村庄遭到敌人集体屠杀后，群众夜间偷偷掩埋烈士遗体时，发现区主席身体还是热的，抢救苏醒后，他第一句话就是：“敌人没有杀死我，我还要干革命，我忘不了革命。”在黄安，一名党员在逃出监狱时，还在墙上留诗一首：“大别山里出好汉，生就骨头似铁坚，今夜逃出虎狼口，明天回来报仇冤。”

就这样，鄂豫皖军民凭着对党的赤胆忠诚和革命的必胜信念，宁死不屈，浴血坚持，使大别山红旗始终屹立不倒。全面抗战爆发后，红军游击队改编为新四军第4支队，东进抗日，奔向了民族解放的新战场。此后直到新中国成立，大别山一直是党和人民军队重要的活动区域。

革命战争年代，大别山人民付出了巨大代价，作出了重大牺牲，共有20万英雄儿女献出了宝贵生命，仅在册的烈士就有13万多人，其中绝大多数为土地革命战争时期牺牲。

“一寸山河一寸血，一抔热土一抔魂。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民在鄂豫皖革命根据地英勇斗争的英雄事迹，犹如一座巍峨的丰碑，永远镌刻在中国革命的画卷上，创造出的“坚守信念、胸怀全局、团结一心、勇当前锋”的大别山精神，更是中国共产党人精神谱系的重要组成部分，成为党和人民的宝贵精神财富。

武装暴动：唤起工农千百万。1927年，是中国革命史上极为特殊的年份。这一年，既有国民革命如火如荼、不可阻遏的胜利欢欣，也有国民党右派背叛革命、大革命陷入失败的痛苦挫折。

这一年的3月，34岁的毛泽东写出了《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这篇光辉著作，针对党内外对农民运动的怀疑和非难，响亮回答，农民运动不是“糟得很”，而是“好得很”！充分肯定农民起来革命的正义性必要性。在同年召开的八七会议上，毛泽东进一步提出“须知政权是由枪杆子中取得的”著名论断。

八七会议确立的土地革命和武装反抗蒋介石国民党反动派的总方针传到大别山地区后，大革命失败后一直坚持斗争的党员和工农群众深受鼓舞，很快重新燃起了革命的熊熊烈火。

1927年11月13日晚，在中共黄麻特委领导下，自卫军、义勇队和成千上万拿着土枪、刀矛和扁担的农民，从四面八方涌向黄安城，黄麻起义爆发。次日，起义军攻占县城，红旗第一次插上了古老的黄安城头。随后，黄安农民政府和工农革命军鄂东军宣告成立。这是大别山地区的第一个工农政权和第一支人民武装，是鄂豫皖革命根据地发展和红四方面军建军的起点。革命军一开始就建立党代表制度，以确保党对革命军队的绝对领导。

创业艰难百战多。工农革命军鄂东军建立后，游击木兰山，开辟柴山堡，在同强敌的频繁战斗中逐渐成长，番号也变为红11军31师。至1929年5月，部队发展到近400人枪，在鄂豫边界纵横百余里的区域内形成武装割据。

1929年5月6日，农历立夏，商城南部爆发起义，在此基础上建立了红11军32师，创建了豫东南革命根据地；11月，六安独山、金家寨（今金寨）和霍山西镇等地爆发农民起义，随后建立了红11军33师和皖西革命根据地。

从黄麻起义到六霍起义，经过两年多的艰苦斗争，党在鄂豫皖边先后建立起3块根据地和3支红军，土地革命终于从星星之火，形成燎原之势。

“八月桂花遍地开，鲜红的旗帜竖呀竖起来！”这首改编自大别山民歌、当年在鄂豫皖苏区广为传唱的红色歌曲，正是革命大好形势的生动写照。

1930年4月，郭述申、许继慎等人在黄安北部的箭厂河组织召开会议，传达党中央指示，组成中共鄂豫皖边特委和红1军前委，决定对鄂豫皖地区的3支红军进行统一改编，郭述申任特委书记，许继慎任军长。这次会议，统一了根据地领导，统一了红军指挥，在鄂豫皖革命根据地和红军的发展史上，具有极其重要地位。

聚指成拳，才能更好地集中兵力打击敌人。改编后红1军从以前只能打击反动民团武装和少量敌军正规部队，发展到能整旅整团地歼灭敌军，部队也在战斗胜利中不断壮大。至1930年10月光山整编，全军已从改编时的2100余人发展到6000余人，武器装备明显改善，军政素质迅速提高。1931年1月，红1军与红15军合编为红4军，全军1.25万人；11月7日，在庆祝十月革命胜利14周年的欢乐声中，红4军与皖西新组建的红25军合并组建为红四方面军，总指挥徐向前，政治委员陈昌浩，全军兵力近3万人，成为仅次于中央红军的第二支主力红军。

1932年5月8日，在徐向前的正确指挥和红军将士英勇奋战下，历时48天的苏家埠战役宣告胜利结束。红四方面军歼敌3万余人，缴获长短枪1.6万余支、机关枪250挺、炮44门、电台5部，击落敌机1架，取得了鄂豫皖红军自创建以来的空前大捷。

1930年冬到1931年夏，鄂豫皖红军连续粉碎了蒋介石发动的两次“围剿”。面对第三次“围剿”，红四方面军不待敌人进攻，主动出击，先后发起了黄安、商潢、苏家埠、潢光四大进攻战役，歼敌6万余人，干净利落地打破了“围剿”。鄂豫皖革命根据地发展到东起淠河，西迄平汉路，北濒淮河，南至黄梅、广济的广大地区，总面积4万余平方公里，人口350余万，拥有6座县城，并建立起26个县的革命政权；红军主力部队发展到4.5万余人；各县独立师、游击队和赤卫军等也发展到20余万人。这是鄂豫皖革命根据地和红军发展的极盛时期。

军队打胜仗，人民是靠山。鄂豫皖革命根据地和红军的发展壮大，离不开大别山人民的无私支援。人民群众除了送儿送郎当红军外，还直接帮助红军作战，所谓“小小黄安，人人好汉；铜锣一响，四十八万；男将打仗，女将送饭”，反映的正是军民一家亲、团结打胜仗的宏大气势和动人场景。

位于安徽、湖北、河南三省交界处的大别山，雄踞江淮之间，东瞰南京，西扼武汉，山川壮美，气势雄浑。大别山更是一片红色热土，闻名于世的将军县红安、金寨就位于其间。土地革命战争时期，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无数英雄的大别山儿女胸怀理想信念，投身革命洪流，对党忠诚、顽强奋斗、不怕牺牲，不仅开辟出仅次于中央苏区的全国第二大苏区——鄂豫皖革命根据地，还创建了转战10余省、歼敌30余万的红四方面军，为中国革命胜利作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

“烟雨莽苍苍，龟蛇锁大江。”武汉，九省通衢，华中政治、经济、文化中心，新思想、新文化传播交流的重要基地。早在中国共产党成立之前，董必武、陈潭秋、恽代英等早期马克思主义者就在武汉利用创办书社、学校为阵地和掩护，传播马列主义，建立共产主义小组。

中共一大后，从上海返回的董必武、陈潭秋积极宣传党的主张，发展党的组织，进行革命活动，把党的影响扩展到了荆楚大地。

戴克敏、戴继伦、王鉴、王秀松、曹学楷、蔡济璜、王宏文、刘象明、桂步蟾、萧方、汤经畲……这些对今天的人们来说可能有些陌生的名字，都是来自大别山地区的热血青年，后来成为创建鄂豫皖革命根据地的早期领导者。他们在武汉求学期间，追求真理、追求进步，加入了中国共产党。1925年，震惊中外的五卅运动在上海爆发，并很快影响到武汉三镇。这些青年学子再也无心求学，纷纷返回自己的家乡，宣传反帝反封建反军阀思想，吸收发展优秀分子入党，犹如一颗颗革命的种子，播撒在了大别山区。

1925年秋，黄安籍党的创始人之一董必武来到麻城宋埠，广泛接触、宣传群众，号召大家团结起来，向封建势力展开斗争，做主宰自己命运的革命人。同年冬，中共黄安、麻城特别支部成立。此后，附近的罗田、孝感，河南的商城、潢川，安徽的六安、霍邱，也相继成立了党的组织。党组织建立后，出版进步刊物，传播革命思想，建立群众团体，开展工农运动，在大别山地区点燃了革命斗争的火焰。

随着北伐军打到长江流域，鄂、豫、皖诸省，首先是鄂东地区10余县迅速掀起了一场暴风骤雨式的农民运动。昔日骑在农民头上作威作福的恶霸地主、土豪劣绅被打倒，农村中的封建秩序被冲得七零八落，千百年来受压迫受剥削的穷人第一次成为主人。经过大革命风暴的洗礼，跟着共产党干革命的信念在大别山人民心中深深扎下了根。

琼崖（即海南岛）革命根据地是中国共产党在我国南方较早创建的一块革命根据地。在长期的革命斗争中，琼崖革命根据地军民在党的坚强领导下，经历土地革命、抗日战争、解放战争三个历史时期，坚持了长达23年的武装斗争，直至最后胜利，创造了孤岛奋战、红旗不倒的成功范例，为中国人民的解放事业建立了不可磨灭的历史功勋。

海南人民勤劳勇敢，富有光荣的革命斗争传统。近代以来，海南人民为反抗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的压迫进行了一系列不屈的抗争。中国共产党成立以后，就积极向海南传播革命思想，播撒革命火种。1926年6月，中共琼崖第一次代表大会在海口市解放西路竹林里131号秘密召开，选举产生了中共琼崖地方委员会，这标志着海南革命斗争在党的领导下正式展开。

1927年大革命失败的沉痛教训，使共产党人认识到建立革命武装的重要性。1927年9月23日，中共琼崖特委响应八七会议关于武装暴动的号召，发动和领导了椰子寨战斗，揭开了海南人民武装总暴动的序幕。11月，琼崖特委在乐会县第四区召开第一次扩大会议，确定了建立革命根据地的方针。会后，陵水县工农革命军在琼崖工农革命军东路军的驰援下攻占陵水县城，成立了海南第一个苏维埃政权——陵水县苏维埃政府。接着，琼崖工农革命军东路军继续南征，翌年1月攻占海南重镇三亚。1928年2月，琼崖工农革命军改称琼崖工农红军，共1400余人。至此，以乐会四区为中心的琼崖革命根据地基本形成。

革命形势的发展引起国民党政府极度恐慌，1928年3月，国民党军队对琼崖根据地发动了第一次“围剿”，特委书记王文明率红军余部转移到母瑞山地区坚持斗争。1929年春，琼崖特委抓住国民党军队撤离的有利时机，逐渐恢复和发展革命力量。其间，王文明病逝，冯白驹继任琼崖特委书记。此后，琼崖土地革命进入新高潮，乐会、琼东等6个县建立苏维埃政府，红军发展到2000人，成立了中国工农红军第二独立师。1932年7月，国民党军又对琼崖根据地实施了第二次“围剿”。“冯白驹带领100多人在母瑞山坚持了8个多月的斗争，保存了特委领导核心，保存了革命的火种。”1933年4月，冯白驹带领仅存的25人突围下山，回到琼文老区，与坚持琼文地下斗争的同志们会合，积极开展游击战争。1936年5月，成立琼崖工农红军游击队司令部，逐渐恢复扩充了革命武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