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革》新文化农村土地不荒芜

自从走资派邓小平篡权复辟资本主义改革开放后，强行全面解散了农村人民公社，忽悠农村青年为“改变命运“离开农村，以至如今的农村日渐凋零老辈人即将荒芜农田地。

《再无耕读专家》

我潜意识地发现，村内对子女的教育观，始终处于一种盲从和摇摆状态，不管孩子的个性与悟性如何，只要他(她)们还在读书就行，至于孩子倒底学到了些什么?他们是绝对不会去过问的。他们认为，现在大学生多如牛毛，国家又不包分配，毕业后一样要自己找工作，还不如自己早早出来打工，弄点钱早早成家，结婚生子，完成一生的行程。

大山隔绝了村人的视野，他们不知道，更不关心外界发生了什么，日久就变得难以明辩是非，通达事理。在农村人眼中，好与坏，是与非的衡量标尺和参照系，是与比他们相对富裕的几个村民作比较的，认为有钱就有本事，有钱便有一切，殊不知，这群也许是一夜暴富的聪明人，是靠胆量，不择手段，不计后果，敢于挑战道义和法律底线之人，但大多村民往往对这些人崇拜之极，把他们做为自己孩子的榜样。

在村人的思维中，宗族传统权威早巳被打破，唯有自身钱包很鼓的人，说出话来才有份量，才能服众，才理应被推崇为德高望重。而从不关心所供内容，所谈言语是对是错，更无须计较发言者的年龄大小或辈份高低。

这种逻辑极为简单：有钱人，就是成功的，也一定最正确的。有位村领导叫阿培的在处理一些民事纠纷中，常说些大道理出来教育人，按理说出发点很不错的，但双方当事人背后就滴沾：“脑膜炎一个。”原因是什么?就因为这位村领导穷呗。

《即将荒芜的土地》

由于全村土地比较零散，且多为坡地，不易集中耕作和管理，尽管政府强调土地可以流转，但却无人问津。所以，每家每户土地仍由自家耕作，从前是双季稻，现因受劳力限制，只种一季稻了，尽管这样，还是有许多土地荒了。甚至有些将水田当作旱土种，因为插秧割稻，没有几个劳力是难以完成的，请人犁水田或插秧要150元至200元一天不等，还不容易请到合适的人，算下来成本比收入还高，于是大多逐渐改种玉米，而今年的玉米价格才7毛钱1斤，大多村民说明年什么也不种了，划不来。我问他们吃饭怎么办?他们说无所谓，反正米四处有卖，儿子寄回的钱买米还是足够的。显然，人口减少或人口流通，吃饭问题更容易解决了。

再者是旱地的种植方式，已经全靠除草剂和农药了，过去都是犁地、锄草，现在都不用了，这样连续多年种植下去，田土退化，土质板结，产量大减，甚至产生土地中毒，种上的庄稼(比如我村多年种植的烤烟)极易发生大面积自然死亡等多类疾病，造成产量骤降或颗粒无收。老人们都自我解嘲：这哪里是种地啊，我们也知道这样要不得，但我们老了，力不从心啊。

目前还有老一辈的村民在苦苦支撑，往后的发展，基本可以断定，年轻人是不会种地的了，自然和人争夺田地的较量，将会以自然胜利而告终。当然，人退林进，也未必不是一件好事，但村庄的衰落，将是不可避免的趋势。

《日渐凋零的老一辈子》

这是一个局限的天地，这里太贫穷了，拥有50万以上的家产者廖廖无几。四面深山环绕，唯一的一条破水泥路通往乡镇，每天早上有二班客车通行。很多村民，一生未出远门，还有更多的老人，没读过一天书，一辈子没走出过大山，进过县城。

没见过世面的老人，却是大山中最后一批宽厚仁慈之人，可是，这些老人越来越稀缺了，我所认识的安民、太财、贤会、清奇等德高望重的老人，一个个相继去世了。此后，一个个儿孙满堂的家庭根基开始坍塌，家风越加败落，族人之间不再友善和睦，一个尚未成家的小辈不仅可以辱骂自己的叔辈，甚至可以操起家伙砸向自己的父母，兄弟间你尔我诈，妯娌间仇深似海。犹如一株大树，尽管枝叶繁茂，高耸参天，但掏空树根后，树干和树桠开始枯落和腐烂。

人之间的家长里短，生活百科，而事故的主角则是一批非正常人，但他们个个神智健全，没有任何精神疾患。这些事故的本质，是赤裸裸的人性与一个物质极大丰富，人情味都无比缺失的时代产生的强烈对撞。

《乡土是否可以重建》

我经常在想，我们农村是否可以还原60、70年代的辉煌，当时，城市青年人都在呐喊：“走，到农村去，农村是片广阔的天地。”确实，那时我村与全国农村一样，到处山青水秀，鸟语花香，完全原生态景象。但现在恐怕只是我一厢情愿罢了，现实是，沿海发达地区的乡村已被城市化的步伐碾压成“空心化”，很多人在为消逝的乡村文明而呼吁反思，这是因为它走得太快，把文明丢的速度太快。而我的故乡，它却在飞速发展的时代中，因为笨重的身躯和闭塞落后走得太慢了，本该为此庆幸，但不幸的是，它却走向了另一种根断裂的病态极端。

我深知，我村的败落已成一种不可阻挡的趋势，而其中的关键原因，就是乡村的各种能人和资源不断地外流，村老秘书泽含辛茹苦养育儿女成人，供读大学，可儿女们成才后全部留在城市工作置业。老谭一生的全部积蓄给儿子在深圳办厂，可儿子发迹后在深圳买房落户，长此以往，就导致了牺牲乡村繁荣城镇的格局。

当然，也不是完全没有希望，随着国家精准扶贫等各项惠农政策的深入，理性平衡会越来越明显，只要村民的思想不死亡，说不定会有枯木逢春的一天。

在“文革”期间，人民公社的体制和各项政策规定都是1965年以前的，并没有什么改变。如社员的自留地、家庭副业和农村集市贸易等方面的政策一直实行着。

“文革”期间农村人民公社的广大干部在坚持生产、抵制干扰、大搞农田基本建设方面所作的努力和取得的成绩是很值得肯定的。

基层群众绝大部分精力和时间是在搞生产。要知道农民群众最讲实际，不管你上面喊什么空口号、唱什么高调，农民们还是该干什么干什么。农村人民公社这里不同于机关、学校、事业单位，也不同工厂，没有人给发工资，因此，想要停止生产更加困难。

根据“文革”后国家统计局公布的数字，1967年至1976年新中国工农业总产值增长了79%，其中粮食增长33.8%，油料增长61.6%，农用化肥增长117.7，棉布增长20.9%等。这样的增幅与世界各国的经济增长相比并不算小。

而走资派特色党的中央《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也指出：“文革”时期“我国国民经济虽然遭到巨大损失，仍然取得了进展。粮食生产保持了比较稳定的增长。”

尤其是在1975年，经济比上年增长15.1%，发展更为迅速。在《中国统计年鉴(1993)》第33—57、444—447、364页。

“文革”期间我国农业产量之所以一直保持稳定增长的势头，其主要原因在于农田基本建设和农业机械化方面所取得的成就。

在党中央“农业学大寨”的号召下，人民公社发挥了统一规划、指挥，集中人力物力办大事的优势，大搞以治山治水、整平土地、造“大寨田”为主要内容的农田基本建设。

这个时期不仅完成了许多大江大河的治理工程，而且兴建了象“红旗渠”、“汉北河”这样的世界闻名的大型人造河工程。

全国修建了7万多座大中型水库，还建了许许多多灌溉渠和排灌站。全国机井数1975年比1965年增长935.89%。

直到现在还可以说：“文革”期间所搞的农田基本建设比建国以来任何历史时期都要多。

与此同时，农业机械化发展的步子也很快。在十年中，全国拖拉机增长了6倍，手扶拖拉机增长了65倍，农用电增长4.7倍，农业排灌动力机械增长5.7倍等。

到70年代后期，在广大农村人民公社的生产队，手扶拖拉机、电动机、柴油机、粉碎机等动力机械已很普遍，生产条件发生了很大变化。水电部编《中国农田水利》第25—43页。

历史的见证人都知道，农村过去的土地都是高低不平的，绝大部分不能灌溉，不能使用机械耕作，产量很低。正是文革期间六、七十年代的农田基本建设才将其整治成畦田，成为旱涝保收的稳产高产田。

尤其不平凡的是，这一壮举是在当时物质条件缺乏、生产工具落后、生活困难的情况下进行的。

农村人民公社的广大社员、干部发扬愚公移山、艰苦创业精神，苦干一年又一年，终于使大地改变了面貌。其功绩实在可歌可泣。

如果没有当时农村人民公社打下的建设基础和所作的投入，那么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中国农业获得迅速发展是不可能的。

纵观六、七十年代我国的农业发展，不仅没有什么“发展缓慢”之说，而且更无什么“濒临崩溃”现象，相反，是成功地完成了一次升级改造的任务，是农业向水利化、机械化迈进过程中最具有决定性的阶段。

任何国家在实现这一过程中无不是投入了大量资金，而中国靠的是集体农民的劳动和汗水。

在当时条件下，如果不是人民公社这种组织形式，而由分散的小农生产方式，要完成这样的艰巨任务是不能想象的。

美国哈佛大学经济学家阿马提亚.森在对比中国与印度的经济发展时说：“中国与印度的相对优势是其改革前(1979年)奠定工作的产物，而不是改革后重定方向的结果。”这一看法不能不说是深刻的。

正是在这段历史上，人民公社具有不可磨灭的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