习近平的反腐败为什么越反越腐
正是在走资派邓小平的修正主义路线统治下,中国共产党己经背叛了《党章》所规定的以实现共产主义为最高纲领的宗旨和原则。不管姓社姓资,不搞阶级斗争,推行“发展才是硬道理”的“猫论”,提倡、扶植自私自利、以私为本、私字当头、私字无限膨胀的个人发家致富。走资派邓小平复辟资本主义的总纲实际就是、也必然是发展自私自利丛林法则的资本主义社会。走资派特色政府几十年来就是这样走过来的,就是搞了资本主义的复辟,就是彻头彻尾地整体地在新中国毛泽东时代的社会主义基础上搞了复辟资本主义的一套。
这样的社会存在,是具有决定意义的,是决定着人的存在的。正是在这个大环境中,党在腐败,党员、干部在腐败,整个社会在腐败,简直是不腐败都不可能。看起来是一个个的老虎、苍蝇,但是,千万不要忘记,这绝对不是个别人的现象,而是整体的现象,阶级的现象,社会的现象。从这个意义上看问题,人民群众的许多说法,诸如“不腐败就做不了官”,“反腐必败,越反越腐”,都是有道理的,合乎实际的。在此基础上习近平的《反腐败》只会越反越腐。这样的《反腐败》是选择性的,只反不听话的,不反听话的,只为维稳习近平自己的皇帝梦的走资派特权。
《折衷主义就是修正主义 》____“近平政治学”批判。(二)
作者:项观奇
习近平政府一方面,讲“社会主义基本原则不能丢,丢了就不是社会主义了”。讲“三个自信”,“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和制度自信”。并隆重纪念毛主席诞辰120周年,政治局常委一起去毛主席纪念堂。但是,另一方面,又强调所谓“三个自信”就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理论和制度的自信,就是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路线,也就是坚持邓小平修正主义路线。
这不是矛盾吗?既讲毛主席,又讲邓小平,既讲马列毛主义,又讲修正主义,既讲社会主义,又讲特色资本主义,这不是矛盾吗?从马列毛主义看问题,是矛盾。但是,从修正主义看问题,却是不矛盾。调和二者的哲学思想方法就是折中主义。
这是修正主义的一个基本特点。列宁曾经批评布哈林搞折中主义,总是用“一方面,另一方面”的折中主义的思维方法,抹煞事物的本质和主要倾向,否定事物的辩证法。毛主席也有同样的意见。上世纪六十年代,毛主席在批评修正主义时,特别强调要批评折中主义,指出当时搞修正主义的人,总是搞折中主义,用折中主义反对政治挂帅,反对突出政治,对突出政治“阳奉阴违”,是一种危险倾向,明确指出“折中主义就是修正主义”。毛主席后来批评邓小平的“三项指示为纲”,实际也是批评把“三项指示”并列起来的折中主义。革命导师留下的这些历史经验,值得我们重视、学习和继承。
现在奉行的“两个不能否定”的说法,也是一种折中主义的思维方式。看起来,很公允,不偏不倚,毛主席路线领导的三十年不能否定,邓小平路线领导的三十年也不能否定。但是,这是典型的折中主义,典型的“一方面、另一方面”,是把根本对立的马列毛主义路线和修正主义路线的矛盾调和起来。在实际上,是并不可能公允的,而是依然用邓小平的修正主义路线冲击掉、代替掉毛主席的马列毛主义路线。
这是一种毛主席说的“阳奉阴违”。不管修正主义者的主观愿望如何,结果总是这样,总是走向反马列毛主义,反无产阶级革命的斜路上去。
事实难道不是这样吗?是这样的。这是一个值得认真研究的理论的和实践的问题。
二,先说腐败、反腐败问题。
腐败的严重性、危害性是公认的,反腐败的必要性,也是公认的。虽然,也有个别人从腐败的必然性为腐败辩护,甚至称颂腐败者的积极历史作用,但是,这毕竟是极少数人的观点,人们基本是不接受这样的观点的。对腐败一般公认的看法还是否定的。那些精彩的狠话、硬话,就是证明。
但是,我们又不能不指出,对腐败认识的深刻程度和提出的实践的解决办法,是不一样的,甚至是完全不一样的。按照马列毛主义的老说法,这里面还存在着两条不同的路线,存在着路线斗争。
这是一个非常现实的问题。我们试作一点剖析。
首先,对腐败产生的根源的认识存在根本分歧。
人们现在通常主要是把经济上发生的贪污受贿称为腐败,至于政治上、工作上、思想上的严重问题、以及生活上的严重堕落,早已被人们放在极其次要的地位。反腐实际也是这样操作的。反贪局的设立即是明证。就是从这个约定俗成看问题,已经揪出和正在揪出的老虎、苍蝇人数之多、贪污受贿数额之大,不仅是建国以来从未有过的,恐怕在当今世界上也是首屈一指的。
那么人们要问,这样严重的腐败是怎样发生的,或者问,为什么会发生这样严重的腐败?
说“老虎、苍蝇一起打”,决心好像很大,自然也不错。但是,为什么要这样做,这样做的理论根据是什么,总要有个说明吧,可是,到现在,我们也没有看到有个象样的解释。不是绝对没有,就事论事的浮皮蹭痒的解释也是有的,但那恰恰是对腐败产生的真正的根本的原因的有意掩盖。这也是一种思想方法上的折衷主义。只有表面现象,只有“一方面、另一方面”的现象罗列,没有事物的内部的本质联系,没有决定事物性质的主要矛盾、主要矛盾方面的分析。这是修正主义者在腐败问题上思维陷阱。
马列毛主义不是这样看问题。马列毛主义对当今中国之所以已发生严重腐败有其科学的深刻的解释。
第一、正是在修正主义路线统治下,共产党背叛了《党章》所规定的以实现共产主义为最高纲领的宗旨和原则。不管姓社姓资,不搞阶级斗争,推行“发展才是硬道理”的“猫论”,提倡、扶植自私自利、以私为本、私字当头、私字无限膨胀的个人发家致富。总纲实际就是、也必然是发展资本主义。三十多年来就是这样走过来的,就是搞了资本主义复辟,就是彻头彻尾地整体地在搞资本主义的一套。
这样的社会存在,是具有决定意义的,是决定着人的存在的。正是在这个大环境中,党在腐败,党员、干部在腐败,整个社会在腐败,简直是不腐败都不可能。看起来是一个个的老虎、苍蝇,但是,千万不要忘记,这绝对不是个人的现象,而是整体的现象,阶级的现象,社会的现象。从这个意义上看问题,人民群众的许多说法,诸如“不腐败就做不了官”,“反腐必败,越反越腐”,都是有道理的,合乎实际的。
第二、修正主义的法西斯专制制度又为腐败提供了制度上的保证。一般说来,哪里有专制,哪里就必然有腐败。专制和腐败是一对孪生兄弟。在修正主义专制制度下,这一特点得到了彻底的发挥。既然不讲“姓社姓资”,不讲“斗私批修”,一切向钱看,都在谋私利,那谁手里有权,谁就会以权换钱,权钱交易、行贿受贿就是这样来的。而且,在法西斯专制制度下,权力黑箱操作,既无监督,更无制衡,无法无天,这就为腐败大开方便之门。“有权不用白不用”,“有权不用,过期作废”,成了官僚们真正信奉的普世价值观,哪管什么“公平、正义“。腐败,是制度性的腐败。这正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本质特征。如果对这样的制度还要抱着“制度自信”,哪可绝对是欺人之谈。
第三、从经济关系上看,中国现在已经蜕变为官僚垄断附庸资本主义。这种经济关系的本质特征之一就是官僚垄断。官僚在专制体制下,对经济的各个方面的垄断权力,表现为一只有形的手。这只有形的手,是一只笼罩一切的巨手,是一只无处不在的魔手,从宏观的经济政策的顶层设计,到微观的各种经济关系、经济实体的具体运作,没有不插“手”的,没有不掌控的。正是靠了这个权力,既要分内分割剩于价值,又要分外贪污受贿。这个权力,就是金钱,就是腐败。这是官僚垄断附庸资本主义经济的必然产物。一只无形的手,资本主义私有制追求利润和金钱的手,必然地要和另一只有形的手,修正主义垄断特权之手,紧紧配合,双手齐下,以榨干劳动人民的血汗换来自己手中的巨额财富。法西斯修正主义加资本主义,必然等于最大腐败。
第四、在一个完全资本主义化的世界里,统帅一切的纲领就是私字,就是资本,就是金钱。“一切向钱看”,不是玩笑,是现实。买官,就是腐败,就是为了腐败。买官之路,就是腐败之路。腐败,既是腐败者的命根子,又是向上爬的通行证。私字人生观,资本人生观,必然和腐败人生观同步。既然复辟资本主义,也就必然复辟腐败。一个如此猖狂掠夺的资本主义世界,没有腐败是不可想象的,腐败不过是资本剥削的补充方式。这不是一个“老虎苍蝇”的问题,而是一个资本主义剥削制度的问题。历史告诉我们,没有没有腐败的剥削制度。
可以看出,腐败不是个别人的偶然的罪孽,而是一定阶级的阶级本性的必然表现,是一定社会制度的制度本质的必然表现。腐败并不是从来就有的,也不是不可能消灭的。腐败是人类进入私有制社会后伴随剥削阶级的贪婪本性而出现的。腐败是阶级的腐败,是制度的腐败,绝不仅仅是个人的腐败。透过个人的腐败,我们在更深刻的层次上看到的是,这是由阶级的本性决定的,由制度的本质决定的。
修正主义执政者,恰恰是把腐败仅仅看成是个别人的罪孽,而回掩盖腐败的本质,以及腐败产生的根本原因。这种认识上的对立,不是偶然的,这是马列毛主义和修正主义的对立在腐败问题上的一种表现。我们必须揭露修正主义对腐败认识的浅薄和荒谬。
正因为修正主义执政者对腐败的本质及其产生的原因的认识不正确,所以,进行反腐败的作法也不正确。
首先,这明明是阶级的问题,尤其是就在共产党内的问题,是一场货真价实的阶级斗争,但是,现在实际进行的反腐败,却把这场斗争搞成是针对个别腐败堕落分子、贪污受贿犯罪分子的清查法办。“老虎苍蝇一起打”,就是这个错误做法的形象说法。老虎也罢,苍蝇也罢,都是个别的,不是阶级的,打的是个别,不是进行阶级斗争。问题都出到政治局了,还是个别的,涉案人数已经如此巨大了,还是个别的,贪污受贿的数额都上亿了,还是个别的。一切都是偶然的,都是个别坏人的问题,都和必然性无关。这个认识的理论的错误,正是问题的要害。这是修正主义统治者背叛毛主席关于社会主义社会存在阶级斗争、必须坚持继续革命理论在反腐问题上的必然反映。他们是不会从阶级、阶级斗争观点看问题的,更不会举起阶级斗争这个纲,他们的认识的理论的失足就在这里。
其次,由于他们对斗争的性质没有正确的认识,在反腐的作法上也是错误的。
第一、他们是只反个别贪官,不搞阶级斗争。已经揪到政治常委了,已经在人人都看得见的事实上,如《五一六通知》所说,存在着“一小撮混进党里、政府里、军队里的资产阶级代表人物”了,还是不承认阶级的存在,阶级斗争的存在,不把这场斗争作为阶级斗争去处理。这样做下去,是不可能达到反腐败的目的的。
第二、他们采取神秘主义的秘密作法,不发动群众,不敢公开地揭露黑暗面,斗争不可能深入下去,尤其涉及高层人物,会变成根据政治需要作选择的权力斗争。
第三、他们不会把反腐斗争和整党、和广大群众的社会主义教育运动结合起来,反腐的意义,仅仅停留在揪出个别坏人上,而不是落实在党的建设和社会的改造上。
第四、他们也不会把反腐斗争和政治、经济体制改革结合起来,把反腐的成果通过制度的改善落实下来。
这种反腐和封建社会里的提倡清官、反对贪官没有区别。现在的中央巡视员和手拿上方宝剑的巡疆大吏没有区别,充其量不过是扮演“清天大老爷”的角色。
这不奇怪。修正主义执政者反腐的目的和历来剥削阶级反腐的目的是一致的。执政者关于必须反腐讲的最多的一句话就是“腐败可以导致亡党亡国”。这里说的“国”,就是政权。这样的反腐目的和历来的剥削阶级统治者的反腐目的,没有本质区别。都是为了避免“亡国”____失去政权。
事实也正是这样。修正主义执政者的反腐,无非就是为了巩固修正主义党的政权,这就是避免“亡党亡国”的全部意义所在。
这种反腐败,有什么历史进步作用吗?没有。只有维护修正主义反动统治的历史反动作用。
这种反腐败,和真正的共产党领导的以推动社会主义事业为目的的广大人民群众的阶级斗争运动,毫无共同之处。
这不难理解。有历史可以比较。只要看看毛主席是怎样领导“三反五反”、“社教”等运动的,毛主席对这些运动的目的和作法是怎样论述的,在反腐败问题上的马列毛主义路线和修正主义路线的根本对立是一清二楚的。
搞修正主义就是“共产党”的最大的腐败,也是“共产党”腐败的根源。只要坚持修正主义路线,就是坚持腐败。指望修正主义党能真正反腐败,那是幻想;指望修正主义党能反得了腐败,那是扯淡。
邓小平理论作为所谓改革开放的指导理论,如今却使中国陷入了十分危险的境地。国家创新能力日益减弱,出现了严重的两极分化,国际地位越来越受到挑战,环境到了前所未有的破坏程度。邓小平理论其实不过就是“白猫黑猫论“,其实质是不讲原则,不讲方向,不讲实际的一味的进行所谓经济的发展,这种经济发展便是一味的以物质刺激为基础,谁挣钱谁是好的,谁不挣钱谁就是不好的。这便是“邓小平理论“。而另外的所谓“坚持四项基本原则“,所谓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则完全是为了巩固自己的地位。对一个人的评价,不仅要看他说了什么,而且还要看他作了什么,说得再好听,然而做的却是另一套东西,这样的人不仅对社会无益,也完全成了一个言行不一的人。
新中国在完成了新民主主义革命之后,进行了伟大的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这种革命就是要消除剥削和压迫,而“邓小平理论“正是破坏了这种革命,把资本主义社会才有的剥削和压迫又搬回来了。这完全是一种革命的倒退,也是人类发展的倒退。从奴隶社会到封建社会,又从封建社会到资本主义社会,虽然人类的科技有了长足的进步,然而,人类本身并没有任何的进步,原因就在于这个社会仍然没有改变其本质,这个本质就是剥削和压迫。而只有列宁领导的俄国无产阶级革命,毛泽东领导的社会主义革命,才真正是为了人类的发展开创了新纪元,意在消灭这种人剥削人、人压迫人的资本主义的旧制度,建立真正区别于动物的人类社会,人类的剥削和压迫又与动物界的《弱肉强食》是有着本质的相同点的。人类中的自私自利就是兽性而不是人性。
当然,邓小平理论如果有作用,那么在动物界是有的。但这个作用绝不是对人类中革命的积极作用,而是起反作用。如果还有另外作用的话,那就是邓小平理论通过现实清醒的教育了人们,只有社会主义才能救中国这一深刻的道理。不坚持社会主义的根本制度,搞剥削和压迫,搞私有制无论如何是改变不了中国的落后面貌的。
臭名昭著的前苏联的赫鲁晓夫搞修正主义就是大搞猫论的。赫鲁晓夫用物质刺激的猫论代替社会主义的按劳分配,取消无产阶级的政治思想工作,使苏联社会步入《弱肉强食》的丛林法则。前苏联既得利益集团的成长壮大,工人贵族的形成直到工贼的出现,物质刺激的猫论起了很大的作用。物质刺激猫论是与无产阶级的政治挂帅尖锐对立的。物质刺激猫论把人类兽性化,使人人都只有物质的欲念,也就是《一切向钱看》的欲念,把有思想行为的人类回归原始动物的肉食动物化。”猫论”就是物质刺激的形象化。 “不管白猫黑猫,捉住老鼠就是好猫“。这句话曾在文化大革命中受到广泛地批判,以至于家喻户晓,人人皆知,虽然如此,走资派邓小平篡权后并不服气,在毛泽东逝世后用所谓的改革开放复出之后又把这个“猫论”拿出来指导”改革开放”。不幸的是,它把人们的思想搞乱了,为了达到目的可以不择手段,它把社会风气搞坏了,世风日下,道德沦丧。这是不争的事实,人民群众都心知肚明。今天除了个别精英还在为”猫论”做无谓的辩解外,绝大多数精英也懒得替猫论正名了。真正的中国共产党人必须抛弃邓小平谬论。
然而猫论究竟错在哪儿,人们却不甚了了。按走资派邓小平同时搞的“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的说法,实践已经检验了猫论并不是什么真理,但这是后来的事。也是与“猫论“相背的。一个理论是否是真理,首先就要理论本身无懈可击,然后才能经得起实践的检验,才能放之四海而皆准。而“猫论“本身就充满了歧义,没有严谨的逻辑关系。
人们都说,理论是否站得住脚,要过两关,一是延伸法,二是归谬法。现在让我们用“两法”来考证一下猫论,不用概念只举例,以便大家一听就明白。“不管白猫黑猫,捉住老鼠就是好猫。”若用延伸法,就是“不管公猫母猫,捉住老鼠就是好猫。”这可以过关。若用归谬法,则是“不管老猫小猫,捉住老鼠就是好猫。”这就过不了关。因为老猫有可能年老体弱捉不到老鼠,小猫有可能技艺不精也捉不住老鼠。所以猫论归结为谬论。
我们再对比一下,毛主席说:“景阳岗上的老虎,剌激它也是那样,不剌激它也是那样,总之是要吃人”若用延伸法,就是“景阳冈上的老虎,大刺激它也是那样,小刺激也是那样,总之是要吃人的。”可以过关。若用归谬法,则是“景阳冈上的老虎,真刺激它也是那样,假刺激它也是那样,总之是要吃人的。”这还可以过关。所以毛主席的这句话是真理。
毛主席曾经批评邓小平:“还是白猫黑猫啊,不管是社会主义还是帝国主义。”用的就是归谬法。毛主席的批评一针见血,后来的事实也印证了毛主席的批评没有错。 所以,“猫论“首先错在理论本身站不住脚。邓小平把站不住脚的理论用来指导改革开放,不出问题才怪! 邓小平为什么会这样做呢? 用毛主席的话来回答:“不读书,不看报,不懂马列”。
走资派邓小平的猫论就是只相信人是自私自利的动物,走资派邓小平把人低俗化兽性化,而认为人不可能大公无私,先公后私,舍生取义,舍己为人,品德高尚。走资派邓小平继承发扬赫鲁晓夫物质刺激猫论的始作俑者,走资派邓小平自己就是灵魂肮脏,说假话搞阴谋欺骗的卑鄙小人。
走资派邓小平只能以小人之心度君子之腹。走资派邓小平是改革开放后产生的绝对精致的利己主义者的祖师爷。
走资派邓小平对中国共产党内出现的张思德、白求恩、焦裕禄、雷锋式的人物是不能理解的。走资派邓小平借用“总设计师“用篡权欺骗来的权力《垂廉听政》,将胡跃邦赵紫阳二位“儿皇帝随意扶上台拉下马不废吹灰之力。用《南巡讲话》迫使坐上位的儿皇帝江泽东发出警告“不听话就下台“。走资派邓小平不担任皇帝却用指定胡锦涛为“太子“,更可笑的是还指定习近平为“太太子“。而且还成了。邓家也成首富了。
走资派邓小平以皇太爷的身份《垂廉听政》,强行推行物质刺激的“猫论“,继之又用“先富论“又把”猫论“推到更高阶段。如果说“猫论”开始还是在社会主义公有制内兴妖作怪,“先富论“则是直接破坏了社会主义公有制。物质刺激的“猫论“早就包藏撕裂社会主义公有制的祸心。紧接着住房、医疗、教育的产业化,将大量国营企业私吞强占廉卖给个人”先富起来“成资本家。解散工人阶级为领导阶级,让几千万熟练工人下岗后自谋生路,迫使再被资本家招工为资本家打工。将农村人民公社强迫解散,使农民们重回一盘散沙后,让资本家们的工地上有干重活苦活的劳动力,还被戴上顶“农民工“的帽子。当权贵资本家们住进高楼大厦后又有谁来关心一下那些受伤受残病了的农民工?只能回乡自生自灭。
走资派邓小平用三十年来的实践《温水煮青蛙》充分证明“猫论“是彻头彻尾的复辟资本主义的修正主义货色。“猫论“如洪水猛兽肆虐于新中国大地,直到发展为复辟资本主义纲领性“先富论”生产出一批大小资本家来时,又出现否定社会主义方向的“摸着石头过河论“。随后又出台蛮横霸道的对姓社姓资“不争论“。紧接着又出台为发展而发展,只讲GDP而不讲社会主义按劳分配的“发展是硬道理论“。这《五大谬论》实质是要把中国引向最坏的资本主义,引向法西斯主义。就是要全盘西化,与美国接轨,就是要把中国引向新的殖民主义。
“猫论“臭不可闻之日,就是人类精神高尚之时。“猫论“打着按劳分配的幌子,用资产阶级观念极力扩大资产阶级法权,又发展到“先富论“,破坏了社会主义公有制。它们都是修正主义的,必须用马列主义毛思想批判之,战胜之。为人民服务,大公无私,先公后私,公心大赞、私心微小的时代一定会到来。“人不为己天诛地灭的猫论“一定会被人类扫进历史的垃圾堆。 走资派邓小平是新中国的罪人,走资派邓小平是“人不为己天诛地灭的猫论“的祖宗,走资派邓小平的反复无常是真小人。走资派邓小平是改革开放后产生的绝对精致的利己主义者的祖师爷。
“邓小平理论”是改革开放之时出于政治需要,把走资派邓小平册封为“理论大师”,其实是在事实上不存在的“邓小平理论”,因为走资派邓小平也用不着什么理论,想一出是一出口无理论而言。走资派邓小平凭借首毛泽东为中国共产党打下的权力新中国之后,走资派邓小平全叔独裁垂廉听政开创了一条“邓小平篡权复辟资本主义的道路”,使中国进入了无人不贪无官不腐的全民腐败的深渊。而少数人先富起来的权贵们将“邓小平道路”却香火不绝,被膜拜者们一路点赞至于今。而邓小平的“两手硬”。两手,特指1989年的“六四”镇压(泛指一切对异议的压制)和1992年的“南巡讲话”。“南巡讲话”宣布谁不听话谁下台,意味着“邓小平道路”从此畅通无阻。“南巡”到中共十八大有二十年时间,全国上下各级各行业的党员干部当官闷声大发财。
“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是“邓小平理论”的核心。走资派邓小平所提倡的“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就是让人腐败的理论。为了要“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开绿灯,南巡讲话因此被称为邓小平“改革”的纲领,尽管它的内涵是含混的。就是邓小平发了三句硬话:不改革死路一条!谁不改革谁下台!一部分人先富起来!
走资派邓小平说的话,其内容和主体都是不明确。问题是到底谁先富起来?先富起来的,可以是共产党自称代表的“工农联盟”;可以是刚被党国平反的“地、富、反、坏、右”;可以是掌握知识和技术的知识分子;也可以是掌握和靠近共产党权力的党国官员及其亲属朋友邻居等等。
但先富起来不是抽象的假设。谁有条件先富起来?走资派邓小平不是小孩子,应该懂得近水楼台先得月。在大权压倒一切的社会里,特别在政治改革已被扼杀,特权结构严禁触动的新态势下,普通老百姓下海,除了寥寥的特殊幸运儿外,不淹死就算大幸了。由此可见,有资格先富的,非有权有势的精英,即当官的权贵莫属。
这是逻辑,也是事实。看看被“依法”禁止进城的农民和被下岗的工人就明白了。经济改革直接决定着利益的调整和财富的分配。在大权独裁子邓家特色党高压一切的条件下进行内涵不清不楚的“改革”,真相和结局就是权大大发财,权小小发财,无权无势者继续当穷光蛋。
走资派邓小平还“寻租好猫”,在南巡讲话激动着海内外的弄潮儿。中国的商海不同于其他,特色是党管一切。管以关卡为载体。关卡林立,处处有险滩暗礁,不寻租者不得活。中国崛起中,最难于公开表彰的功臣,要算是“寻租”这只被秘密珍藏在黑箱之中的好猫了。
寻租之前,党官的天职是“管、卡、压”,即使对同党手足,兄弟单位,国营企业,也照例全程开红灯,处处留难。作为弄权者,他们最拿手最愿意发出的能量,照例是“负能量”
向谁寻租?抽象地说,向权力寻租;具体地说,向党,向官,向从中央常委大官们,直到乡官村官张三李四们寻租。有了“寻租”的刺激,被埋葬多年的市场经济的手段纷纷破土而出,竞相为“社会主义”所用。市场经济的各种范畴一旦被收编到特色党国麾下,纷纷失去了自由地进行选择和竞争的本质,温驯地为走资派特色党和权贵谋幸福。从筹款到上市,从签约到验货,无不如此,无一幸免。
招标呢,大概应该“公正”了吧?前全国人大副委员长成克杰一不小心,露出了它的中国特色:谁向他的女伴寻租,谁就能够取得“公开中标”的胜利。走资派的党官是特色党的肉身。寻租就是和党官合作,齐心合力,把GDP搞上去。这岂止是为寻租者找方便,同样是为党官们立政绩,大而言之,乃是为特色党国谋发展。
至于摧残民生,糟蹋资源,破坏环境,祸殃子孙,那就应当在硬道理的弹压下忽略不计。这就叫识大体,顾大局,小道理服从大道理,“硬道理”压倒软道理。总而言之,与其说是有人在向党官寻租,不如说是党官根据走资派邓小平特色党的路线,执行“抓大事”的神圣使命。
“抓大事”就得启用大体制,举村、举乡直到举省、举国体制——取决于你寻的是多大的官。就算县官乡官,在党权覆盖的领地之内,定能胜任愉快。这是因为被寻租之后,党官自己成了大股东,当然自觉全程开绿灯。不管你利民还是害民,合法还是非法,只要你我共同有利可图,一概慷慨输送“正能量”,保证一切横冲直撞,畅行无阻。寻租虽然无法带动环保,带动内需,带动廉耻,但是靠它带动GDP,真的是得心应手,蛮拼的!
而走资派特色党国的基础目前就寄托在统计报表的GDP之上。对党官来说,没有比GDP更耀眼的政绩了。今天替寻租者奔走最力的党官,明天将堂堂正正成为政治明星。腐败与发展齐飞,财运共官运一色,对调动党官的正能量来说,还有什么比它更刺激的兴奋剂?
走资派邓小平把巨大的国有资产慷慨地以象征性的“作价”转入官僚(及其各种代理人)的腰包。偌大国资“鲁能”居然被“改”为私有。舆论大哗,党国默然。你懂的,默然就是无法启齿但必须坚决奉行的明确信号:此乃南巡“改革”的宗旨,全党上下内外,必须习以为常,不得大惊小怪。
在此背景下“六四”发生了。然而走资派邓小平的另一只“硬手”,就是1989年的“六四”镇压。当年邓小平调集六位数的国防军,驾着坦克,端起冲锋枪,武力镇压了要求反腐败和加速改革的百万和平请愿者。
既然出了六四,改革想不变质也办不到。在万马齐喑的态势下,谁丧失了语言权,谁就丧失了改革的主导权,沦落为被摆布的对象。八十年代经济改革的宗旨因此而被彻底异化。本来是党官应当向劳动者和经营者松绑、放权、让利;一变而异化成为按权分配。不要相信邓小平所谓“十三大报告一个字不能改”,六四镇压本身已经改掉了改革的主体和主题,把改革推上了邪路。
评价历史应该根据事实,铁的事实是:邓小平通过六四颁布了划分敌我界线的新准则,本特色党可以保卫腐败,谁反对本党要保卫的腐败谁就是邓党邓军的死敌。
化国有为官有,是南巡后标志性改革中的大手笔之一。没有六四的坦克开路,这种东西是无法想象的。邓小平“两手硬”的威力,可见一斑。
之后的走资派习近平的中国色政权是“党国反腐有功民间反腐犯法。“
十八大后三年雷厉风行打虎拍蝇,看来是历史性的进步,无疑起了擦亮世人眼睛的伟大启蒙作用。革命之血的红旗堕落为藏垢纳污的渊薮。迄今揭出的腐败分子,包括一百个部省级高干和几千个县处级骨干,虽是冰山区区一角,也足以使震古铄今,令中外一切腐败记录失色。中国从头到脚的腐败,纸包不住火,再也无法在世人心中磨灭了。
但特色中国走资派政府的谲诡事层出不穷。虽说特色党国反腐有功,民间反腐却是犯法。群体性反腐败照旧被严厉镇压。被侵害和欺凌的公民继续被剥夺上告的权利。建议通过阳光法案者被抓。揭露党官腐败线索者受审。腐败的尅星马列毛主义,被公然视为境外敌对势力而遭受讨伐。党的无所不管的权力,正在向法律化、技术化和境外化扩张。
走资派习近平特色党国现在到底是想反腐败,还是要反反腐败?有人说,只有顶层自己知道。事实是在坚持邓小平道路的历史阶段内,中国改变不了腐败的局面。打老虎,拍苍蝇,不是“治本”,也未必真能“治标”。老虎遍野,苍蝇蔽日,多打一百,少打一千,改变不了存在着全面腐败之路的现实。只有清算邓小平理论,离开这条腐败之路,中国就有救了。
毛泽东赋予“愚公移山”以新说,揭示中国共产党的力量之源。毛泽东继承中华文化中的精华结合到新中国的革命和建设中。毛泽东领导中国共产党在建没新中国的社会主义革命、建设和改革事业中能够取得伟大成就的力量源泉来自伟大的中国人民。在《论联合政府》中,毛泽东铿锵有力地指出:“人民,只有人民,才是创造世界历史的动力。”能否请您谈谈毛泽东的人民史观。
毛泽东始终坚持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毛泽东认为,人民,只有人民,才是推动历史前进的真正动力;人民群众是历史的主人,是真正的英雄。毛泽东在土地革命阶段,面对风起云涌的农民运动,针对党内外一些人对农民运动的指责,毛泽东通过深入调查研究写出了一部可以彪炳史册的调研名篇《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对人民群众的力量高度重视并予以讴歌。
毛泽东写道:“很短的时间内,将有几万万农民从中国中部、南部和北部各省起来,其势如暴风骤雨,迅猛异常,无论什么大的力量都将压抑不住。他们将冲决一切束缚他们的罗网,朝着解放的路上迅跑。一切帝国主义、军阀、贪官污吏、土豪劣绅,都将被他们葬入坟墓。一切革命的党派、革命的同志,都将在他们面前受他们的检验而决定弃取。”
毛泽东说:“真正的铜墙铁壁是什么?是群众,是千百万真心实意地拥护革命的群众。这是真正的铜墙铁壁,什么力量也打不破的,完全打不破的。反革命打不破我们,我们却要打破反革命。”
抗日战争时期,国民党节节败退,就是因为国民党主张的是片面抗战路线,即战略上仅仅依靠国民党正规军和国民党政府的力量进行对日作战,不发动人民群众,战术上依托城市、阵地进行单纯的防御作战。而毛泽东领导的中国共产党之所以不断取得辉煌战果,就是因为中国共产党实行的是全面抗战路线,即战略上充分发动人民群众配合八路军、新四军等抗日武装力量进行对日作战,大打人民战争,战术上,以运动战为主,将运动战、阵地战紧密结合,同时通过游击战等多种战法与日军周旋,消耗日军的有生力量,进而歼灭日军。
毛泽东指出:“兵民是胜利之本”,“战争的伟力之最深厚的根源,存在于民众之中”,“动员了全国的老百姓,就造成了陷敌于灭顶之灾的汪洋大海”。两种抗战效果截然不同。
毛泽东指出,共产党领导的抗日军队之所以有力量,是因为“紧紧地和中国人民站在一起,全心全意地为中国人民服务,就是这个军队的唯一的宗旨”。“这就是真正的人民战争。只有这种人民战争,才能战胜民族敌人。国民党之所以失败,就是因为它拼命地反对人民战争。”
毛泽东全心全意依靠人民的思想,到党的第七次代表大会上,有了十分生动的新表达。
毛泽东以《愚公移山》为题作了闭幕词。为了鼓舞全党全国人民下定决心,不怕牺牲,排除万难去争取抗日战争的胜利,毛泽东强调:“要使全国人民有这样的信心:中国是中国人民的,不是反动派的。”紧接着他就讲了愚公移山的故事。这个故事的出处是《列子·汤问》:“太行、王屋二山,方七百里,高万仞,本在冀州之南,河阳之北。北山愚公者,年且九十,面山而居。惩山北之塞,出入之迂也,聚室而谋曰:‘吾与汝毕力平险,指通豫南,达于汉阴,可乎?’杂然相许。其妻献疑曰:‘以君之力,曾不能损魁父之丘,如太行、王屋何?且焉置土石?’杂曰:‘投诸渤海之尾,隐土之北。’遂率子孙荷担者三夫,叩石垦壤,箕畚运于渤海之尾。”九十多岁的愚公说服全家要把挡路大山搬走,谈何容易,于是遭到“河曲智叟”的嘲笑和劝止,但愚公批驳了智叟的错误观点:“愚公回答说:我死了以后有我的儿子,儿子死了,又有孙子,子子孙孙是没有穷尽的。这两座山虽然很高,却是不会再增高了,挖一点就会少一点,为什么挖不平呢?”愚公坚定不移,带领家人每天挖山不止,终于感动了天帝,天帝派了两个神仙帮助愚公把山背走了。
毛泽东讲完愚公移山的故事,马上指出:“现在也有两座压在中国人民头上的大山,一座叫做帝国主义,一座叫做封建主义。中国共产党早就下了决心,要挖掉这两座山。我们一定要坚持下去,一定要不断地工作,我们也会感动上帝的。这个上帝不是别人,就是全中国的人民大众。全国人民大众一齐起来和我们一道挖这两座山,有什么挖不平呢?”从这个例子能更清楚地看到毛泽东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运用驾轻就熟、融会贯通、恰当巧妙。从太行、王屋两座自然大山,联想到帝国主义、封建主义两座压在中国人民头上的政治大山;从愚公率领家人立志坚决移走自然之山,到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民大众决心推翻欺压中国人民的政治之山;从愚公感动天帝背走自然之山,到中国共产党感动人民一定能推翻政治之山。类比何等贴切,析理何等透彻,把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精华用得恰到好处,极富感染力和说服力。
毛泽东赋予“三样法宝”以新引申,总结中国共产党的制胜方略。
中国共产党克敌制胜的“三大法宝”是《统一战线》、《武装斗争》、《党的建设》,这是毛泽东提出来的。这个提法生动形象地概括了党的制胜方略。中国共产党知道,“三大法宝”这个提法也有着深厚的历史文化渊源的,毛泽东是实现对传统文化的利用、改造和创新的。
抗日战争时期,四分五裂、矛盾重重、缺乏组织、一盘散沙的旧中国,如何才能战胜训练有素、装备优良、嚣张凶残的日本侵略军呢?必须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共同反对日本帝国主义。因此必须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正如毛泽东所指出的:“坚持民族统一战线才能克服困难,战胜敌人,建设新中国,这是毫无疑义的。”日本帝国主义侵略成性、血债累累,是绝不会“放下屠刀立地成佛”的,中国人民必须以眼还眼以牙还牙,以革命的战争打败侵略战争,必须具有强大的武装斗争能力。面对如此纷繁复杂的国际国内形势,面对如此凶残的强大敌人,面对如此艰苦卓绝的斗争,负有领导职责的中国共产党必须加强党的建设,否则无法完成打败日本帝国主义的历史使命。因此,统一战线、武装斗争、党的建设,成为我们打败日本帝国主义的“三大法宝”。这三大法宝的总结和提出,也是毛泽东结合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伟大创造。
1939年7月7日,是卢沟桥事变爆发两周年纪念日,也是日本帝国主义大举侵略中国之际,中国人民抗日战争刚刚进入极为艰苦的“战略相持阶段”。根据抗日战争形势发展的需要,中共中央决定将陕北公学、鲁迅艺术学院、延安工人学校、安吴堡战时青年训练班四所学校合并成立华北联合大学,开赴敌后抗日前线。临行前,华北联大在延安举行开学典礼,校长成仿吾请毛泽东作报告。
毛泽东在报告中又借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典故来教育、引导和鼓舞华北联合大学学员,他说:“当年姜子牙下昆仑山,元始天尊赠了他杏黄旗、四不像和打神鞭三样法宝。现在你们出发上前线,我也赠给你们三样法宝,这就是:统一战线、武装斗争、党的建设。”原本“杏黄旗”,是指《封神演义》中能够指挥、聚集各路神仙作战的帅旗。“四不象”,是指《封神演义》中元始天尊座下的神兽,后来赠送给姜子牙讨伐商纣王时的坐骑。这个坐骑很有战斗力,既能抵御各方怪兽,又能暗中保护姜子牙。“打神鞭”,是《封神演义》中的神器,此鞭有21节,每一节有四道符印,共84道符印。后来元始天尊将打神鞭赐予姜子牙用以管理封神,凡是被封神的都受“打神鞭”制约,都怕挨“打神鞭”打。
毛泽东非常形象地借用元始天尊送给姜子牙的“三样法宝”来引申为我们党的“三大法宝”,即统一战线、武装斗争、党的建设。这个引申十分贴切、富有深意:“统一战线”的职责任务和功能,就是要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中国共产党有了统一战线政策,就像手中举起“杏黄旗”一样,具有吸引力、感召力、动员力;共产党领导的抗日“武装斗争”,既要面对凶残的日寇,又要反对国民党投降派、亲日派、反共顽固派,必须具备战胜各种妖魔鬼怪的力量,就像“四不象”一样;尤其是抗日战争初期党组织的成员很复杂,为了加强团结、提升战斗力,必须加强党的建设,对党员形成严格的组织纪律要求,就像“打神鞭”对各路封神一样。可见毛泽东对传统文化的妙用是何等精当。中国共产党正是依靠统一战线、武装斗争、党的建设这“三大法宝”,赢得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胜利。所以,“三大法宝”就是中国革命的制胜方略。
不难看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在毛泽东的革命生涯中,在毛泽东思想的形成中发挥了巨大的作用。中国共产党的为人民服务根本宗旨、中国共产党的实事求是思想路线、中国共产党的自力更生基本方针、中国共产党的“愚公移山”力量之源、中国共产党的“三大法宝”制胜方略的提出,都融入了毛泽东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之精华的深悟和妙用,毛泽东无愧为把马克思主义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的伟大典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