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明的一次被捕；特科情报人员的早期活动

    博文内容大多摘自网名民生文创的原发和有关人员的回忆。

    一

潘文郁担任着向忠发的秘书，为向忠发撰写了大量文章发表在党报党刊上，又兼任《红旗》报的主编，是中宣部部长李立三的得力助手，王明调到《红旗》报任编辑后，潘文郁把王明安置在作为《红旗》报资料室的一个秘密机关里。也正因为这次安置，为潘文郁埋下了今后的祸根。

“《红旗》报有个资料室在上海威海路永吉里，王铁江、罗晓红、邵珍三人在这里工作，由王铁江负责。王明经常到这里来查阅资料和写作，后来干脆就搬到这里，直接在这里居住和写作。”

在一次布置年关斗争的会议中，王明连同其他参会人员20余人被闯入会场的巡捕逮捕，被关进老闸捕房，因都是工人打扮，身份也没暴露，捕房的人便按惯例开始赚取外快。其中一个巡捕对王明说，想办法搞点钱买通关节就可以出去了。

按照捕房的潜规则，巡捕为在押嫌疑犯送信会有五块银元的外快，众人便把此作为一种生财之道，被抓的人当然也巴不得有这样送信出去的机会。王明写了信，让一个巡捕送至永吉里那个秘密机关。

收信人把信交给了潘文郁，潘文郁看后又上报了李立三，中央特委认为那个秘密机关已经暴露，应该立即搬家撤离。

邵珍后来回忆道：“由于咱们的机关暴露，所以中央决定咱们机关赶快转移、搬家。搬家前，我把一般的文件材料全烧了，整整烧了一个晚上。”

王明被组织保释出狱后，由康生对他传达了组织的处理决定：因暴露中央秘密机关给予党内警告处分，并调离中宣部，到罗章龙负责的全总工作。王明由此迁怒于潘文郁，对他怀恨在心。

罗章龙后来回忆说：“王明到全总宣传部后，一直不好好工作，认为他是被大材小用了。”

但王明把取宠于米夫的机巧再次运用到李立三那里，时李立三已在党内获取了实际最高领导权，准备在全国实行总暴动，并写了《准备建立革命政权》、《新的革命高潮前面的诸问题》等文章，王明马上写文章响应支持。

“由于王明积极追随李立三的左倾冒险主义，5月下旬，党中央又把王明重新调到中央宣传部，并任秘书。”

但王明进入中宣部后，又与李立三发生意见分歧，因李立三有个“狂妄计划”：在东北挑起苏联与日本的战争，让苏联红军南下消灭关东军、把蒙古国划归中华苏维埃政权、会师武汉饮马长江等等。

但他的计划完全与苏联的国策背道而驰，这成为李立三最终跌落政坛的真正原因。

李立三这个指挥苏联支援中国革命的计划自然遭到苏联和共产国际的否决和唾弃，也与王明秉持的“武装保卫苏联”的国际路线截然相反，两人便在党报党刊上发表文章，激烈交锋。

李立三一系列的左倾冒险行动使各地的党组织破坏严重，红军也损失惨重，党内反对者也日益增多，最著名的除了恽代英，还有何孟雄、林育南、罗章龙、李求实等人。

李立三自然对这些人进行了打压，何孟雄等人被撤职，王明被处留党察看六个月，追随王明的博古、王稼祥、何子述也受了处分。王明再次被逐出中宣部，下放到江苏省委宣传部，受省委宣传部长夏采曦的直接领导，夏采曦有一个化名叫李菊村。

这次代表组织对王明宣布处罚决定的，还是康生。此时的王明，政治上遭贬黜，情场上又受到了冷遇，真可谓祸不单行。

王明虽然个子偏矮，却也是胸有猛虎之人，在莫斯科时就以非凡手段兴风作浪。容貌俊美的孟庆树到莫斯科后，王明又非孟庆树不追，但他的“身材实在引不起孟庆树的激情”，富家小姐出身的孟庆树与身材魁梧、长相俊朗的王新衡成了恋人，王明便以组织名义让王新衡提前回国，王新衡拿着10美元的路费踏上归程后，王明便“依然矢志不悔，继续追求孟庆树。”

1930年孟庆树到上海后，“再次燃起在政坛失意的王明的爱情烈焰。请孟庆树下小馆、看美国电影、逛马路成了王明此刻的第一要事。”正当感情升温时，王明的党内处分让孟庆树受到了打击，“孟庆树经过短暂的抉择，很快下定决心斩断与王明的感情瓜葛，独自搬离旧舍，让王明再也见不到她的影子。”

痴情的王明踏着旧路走进孟庆树的旧舍时，已是人去楼空，望着空无一人、唯留余香的房间，无限滋味涌上心头，“在空荡荡的房子里踱来踱去的王明意外地捡到了孟庆树用过的几只发夹子，他小心收藏起来作为心爱的纪念品。”

不久又传来令他焦躁不安的坏消息，孟庆树被捕了，被关押在龙华看所守。王明知道这次必定是凶多吉少，因为有太多的人进入了上海龙华看守所，就再也没出来。为此，他多次冒着被发现的危险去探监，王明的不顾危险，多次探监给了在狱中的孟庆树很大的鼓舞。

1930年11月22日，孟庆树在组织的营救下，转危为安。在王明的无微不至努力下，让孟庆树完全接纳了王明，也因为被捕这件事，两个人在危难中结为了革命夫妻，其时，孟庆树年仅19岁。

     二

在王明失魂落魄之时，陈赓与钱壮飞已以调查科情报员的身份、携带着调查科的出差经费，在天津叫上胡底后，乘坐火车到了沈阳。他们此去前往东北，一肩挑着国共两党的任务。

中共党史不能缺少李大钊领导的北方区委，隐蔽战线不能缺席刘伯坚、宣侠父、南汉宸等人，与此同理，北伐战争不能忽略冯玉祥的西北军。

正是李大钊一手促成了第一次国共合作和冯玉祥的西北军加入北伐大业，也是李大钊促成刘伯坚、宣侠父等240多名中共党员加入西北军，南方的北伐军与北方的西北军会师于郑州，更是李大钊一手制定的方略。

1925年前后的民国，群雄逐鹿，狼烟遍地，华夏大地上一地一霸主，一省一诸侯，各图王业。受苏俄和中共支持的南方北伐军、北方西北军，一路由南向北，一路自北南下，先会师于河南郑州，后又共同挺进到山海关下，北洋军阀仅残剩关外的奉系。

但旧军阀倒了，原来自命革命的却成了新军阀，李、白的桂系、冯玉祥的冯系、胡汉民的粤系、阎锡山的晋系、唐生智的湘系等又成为尾大不掉的诸侯，曾为蒋介石献计成立南京政府、现已成为“国师”的杨永泰，又秘密向蒋介石提出了他的“削藩论”，蒋介石遂以财政难以负担几百万军队用度的名义，召开了编遣裁军会议。

这个“削藩”策略自然激起各路诸侯的强烈不满，桂系首先沉不住气，联络冯系、阎系、粤系反蒋，由此爆发了蒋桂战争，最终桂系的李、白惨败，孤身逃到了越南。

接着，冯系、阎系又暗中联合各路诸侯反蒋，关外的奉系成为各方争抢的对象，大有得奉张者得天下的味道。张学良雄居关外，左右观望，待价而沽。

吴铁城成为蒋介石的说客前往沈阳，而侦察了解关外的政治经济军事等情报，是党务调查科的份内职责，但派谁前往东北，成为徐恩曾头痛的事。

钱壮飞将这一情况反映给组织后，党中央明确指示钱壮飞主动请缨去东北，因为在沈阳，邵扶民与赵唯刚创建的满洲特科已有相当的工作基础，收集了大量的情报。

陈赓此番一同前去，一是与邵扶民相互知根知底，第二是去了解满洲省委屡遭破坏的原因。这便是陈赓等人结伴前去东北的秘密使命。

邵扶民自第二次去沈阳后，利用同学蔡伯祥的医学毕业证，化名蔡伯祥，开设“首善医院”作为掩护，利用赵唯刚在东北的人脉关系开展工作，逐渐打开了局面，先后在沈阳、哈尔滨、大连等地设立了满洲特科的分支机构，工作也卓有成效。

赵唯刚，原名赵石羽，辽宁沈阳人，满族，1905年生，得奉军总参议杨宇霆的保举，被保送日本学习军事，与汤恩伯为同期同学。赵唯刚在留日期间入党，毕业回国后任东北讲武堂教官，与邵扶民接上关系后，即在中央特科及邵扶民的直接领导下开展情报工作。

陈赓、钱壮飞、胡底三人抵达沈阳后，邵扶民把他们安置在赵唯刚家里，除提供手头掌握的情报外，根据陈赓等人的要求，赵唯刚运用自己掌握的人脉资源，如数获得相关情报。

1930年8月，陈赓、钱壮飞、胡底满载而归。钱壮飞利用这些资料整理成一份四万多字的情况汇报，令徐恩曾更对其赞赏有加、信任备至，甚至连他不可示人的私生活也完全托付给钱壮飞了。

Miss王是徐恩曾的一个情妇，由钱壮飞安置在自己兴顺里的家中，钱壮飞之孙钱泓说：“Miss王住在我家前楼，我奶奶她们住在后楼。徐恩曾跟Miss王幽会就在我家。这样的话，徐恩曾也觉得非常安全。”

徐恩曾在上海凡有接待应酬，李克农与钱壮飞一起为其操办陪同，李克农的海量可以帮徐恩曾在酒席上打通关。徐恩曾唯一对钱壮飞保密的，是他贴身保管的“主任亲译密电码”。这自然是钱壮飞、李克农日思夜想要搞到的东西，也是前面所有铺垫工作的终极目标之一。

在一次酒热耳酣的宴席之后，李克农、钱壮飞陪同徐恩曾离开酒楼时，李克农对徐恩曾附耳说道：“最近新来了一个女的，很漂亮，不知你有没有兴趣？”李克农之子李力回忆道：“徐恩曾一听，当然就心动了，要去看一看。我父亲说你去可以，不过你身上带着密码本，这可要注意，万一丢失的话，委员长追究下来，怪罪下来，就麻烦了。徐恩曾听他说得有道理，就把密码本掏出来，交给钱壮飞，说你替我保管，等我回来还给我。结果，他去玩了，钱壮飞和我父亲就赶快把密码本翻拍下来了。”

没有这次的智取密码本，就没有“龙潭三杰”的传奇故事，中共中央在上海的领导人也就可能真的被一网打尽，中国近代史也可能真的要被改写了。

   三

刘鼎担任陈赓的副手后，“随同陈赓到圣彼得教堂认识了董健吾”，随后，“按照陈赓意见，刘鼎和董健吾在霞飞路（今淮海中路）和嵩山路口租下一幢二层小楼，开了一家古玩店，店名松柏斋，刘鼎负责领导，董健吾任经理，另找一名青年党员来做店员，帮助照顾门面和打扫卫生，同时负责传递情报。”

董健吾、刘鼎由此积累了渊博的古文物知识和高超的文物鉴别能力，为后来在西安与张学良投缘交好打下了基础。

处置叛徒黄第洪后，陈赓把连德生从杨登瀛身边撤回，将其安置在吴德峰领导的中央交通局，刘鼎与安娥成为单线联系人。

除此之外，刘鼎还接到一个任务，因李立三“要在全国发动以城市为中心的武装暴动，上海也在组织武装暴动的计划之内……

为了准备在上海的武装暴动，刘鼎接受了一项重要任务，就是全面调查西方列强在上海租界等地、国民党南京政府在上海的军事、政治、财政情况以及整个上海的社会经济情况。”

刘鼎带着陈养山、欧阳新、董健吾等人，化装成各种人物，进行各项调查或实地勘测，经过几个月起早贪黑的忙碌后，“刘鼎把搜集到的大量资料，汇编成一大厚本《上海情况资料》。”

这本资料的价值，直到全国解放后，刘伯承在北京见到刘鼎时还说：“在上海为立三路线暴动准备的那一套资料，真不简单。”

刘鼎又“通过董健吾请宋庆龄帮助，终于找到一位资本家后花园的地下室作为秘密训练场地”，在这个秘密训练场地，“不仅能训练打枪，还可以训练摸爬滚打、擒拿格斗。”改变了以前打靶要租船出长江口的局面。

“这时刘鼎的妻子吴先清因为工作需要，也调到中央特科，在小街巷口开设了一间小水果店，专卖自己家乡的特产——黄岩蜜桔，为秘密工作作掩护，协助刘鼎工作并负责地下交通，保管和传送中央文件与情报。”

吴先清，浙江临海人，1904年生，先后在浙江省立女子蚕业讲习所（今浙江理工大学的前身）、杭州私立美术学校求学，在一次西子湖畔的写生活动中，吴先清邂逅并结识了杭州学生运动领袖宣中华，两人于1924年结婚，次年吴先清被选送到莫斯科东方大学学习，而宣中华却牺牲于“四·一二”之后的清党。

宣中华无后人，但他的家乡人民厚爱他、纪念他，家乡人在诸暨斗岩他的衣冠冢附近，在一个小小白墙黑瓦平房中建了一个“中华土地庙”，以此让宣中华香火永续，“中国百姓素有此类传统，但把一个共产党人奉为土地神却闻所未闻。”

在莫斯科惊闻噩耗的吴先清，自是悲痛不已，缓解她悲痛、带她走出情感低谷的是从德国来到莫斯科的刘鼎。吴先清之后将和蔡叔厚、张文秋、章文先、方文、肖炳实、刘思慕、董秋斯、陈翰笙等人一样，与一个共产国际派来的德国人并肩战斗，吴先清也因此获得“远东第一女谍”的称号，这个德国人就是被誉为“最有胆识的”“间谍之王”——“苏联英雄”佐尔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