佐尔格间谍小组在上海的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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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
1928年12月底，两度离婚后的史沫特莱从苏联入境东北满洲里，此前她从柏林到莫斯科时，在那里住了一个星期，并与宋庆龄进行了会面。

入境后的她在沈阳逗留了一段时间，抵达北平时，徐志摩曾招集一帮朋友请她吃饭。随后史沫特莱又在济南、南京等地作了长短不一的停留，1929年的5月初，史沫特莱带着她的翻译兼情人到达上海。

她避开英租界而住入了法租界，因为那时的英国情报机构已经把她列为间谍而对她实行监视。到上海不久，那位随行的年轻翻译被打发走，史沫特莱首先与共产国际派驻上海的代表格哈特·艾斯勒和阿瑟·尤尔茨取得了联系。

接着史沫特莱广交朋友，她接触的第一批中国人是接受过西方教育的知识分子，如徐志摩、胡适、杨杏佛等，当然这些人都不是重点，重点在于她后来向佐尔格介绍的“三对中国夫妇和一位日本记者”，即陈翰笙、顾淑型夫妇，董秋斯、蔡咏裳夫妇，王学文、刘静淑夫妇和日本记者尾崎秀实。

陈瀚笙，江苏无锡人，生于1897年，27岁获德国柏林大学博士学位后，成为北大最年轻的教授，人称“娃娃教授”

1925年，陈瀚笙经李大钊介绍，成为国共合作时的国民党党员，又由李大钊和苏联驻华大使加拉罕介绍，成为秘密的共产国际党员，开始了他长达25年的秘密工作。

李大钊遇害后，陈瀚笙携妻顾淑型逃离北京，转道日本撤到苏联，1928年回国后，在蔡元培主持下的中央研究院担任中国社会科学研究所所长。

1929年，陈翰笙组织农村经济调查团去无锡进行调查，调查团中除了张稼夫、秦柳方、薛暮桥、孙冶方等后来的中国经济学巨擘，还有美国记者史沫特莱。

（下面是陈瀚笙的回忆）：

董秋斯原名董绍明，生于1899年，天津静海人，就读燕京大学时与刘谦初、张采真、张放（方文）、蔡咏裳等都是同学。

1926年入党，曾在北伐军11军政治部任职，是《血路》的主编，挚友刘谦初是副主编。
大革命失败后，刘谦初与新婚三天的妻子张文秋分离，奔赴各地，最后担任的职务是中共山东省委书记兼宣传部长。
董秋斯和他的第二任妻子蔡咏裳则在上海从事翻译和秘密工作，与鲁迅成为好友，

董秋斯的女儿董仲民在《忆我的父亲、革命文学翻译家董秋斯》一文中写道：

“……通过（《世界月刊》）这份杂志，父亲和国际友人史沫特莱结下革命的友谊。1931年，经过史沫特莱的介绍，父亲和蔡咏裳参加了第三国际东方局（亦为苏联红军总参情报部东方局）的工作，受东方局的负责人佐尔格的直接领导。

从此，他们辗转于广州、上海、香港、澳门等地，进行秘密工作，蔡还去过莫斯科。在此期间，父亲究竟做了哪些工作，他从未说过，我们也无处查询。”

董秋斯后来推荐张文秋、张放加入了这一组织，在香港送女儿董仲民、侄女董清民、董健民奔赴延安。

王学文，江苏徐州人，1895年生，曾留学日本，1927年入党，在中共情报史上也是谜一样的人物，

对自己做过的情报工作一直严守秘密，默不作声，我们只能从鲁特·维尔纳、中西功、西里龙夫、尾崎秀树（尾崎秀实胞弟）、沈安娜等人的回忆录及佐尔格的供词中隐隐约约地了解到当年一些真实情况。

从这些回忆录中，我们可以看到，中共情报史上最出色的红色特工，如日籍中共党员西里龙夫、中西功等，湖南特科的刘道衡以及沈安娜等，都是王学文亲自发展和派遣出去的。
（电视剧《智者无敌》的特工中村功原型就是中西功，也提到了西里龙夫、尾崎。）

尾崎秀实是《朝日新闻》常驻上海的特派员，他“表面上看来是绅士式的记者”，实际上却是在上海的日共和反战进步人士的核心人物，他与中共党员杨柳青、王学文一起，在上海东亚同文书院秘密发展成员，组织日支反战同盟，他们发展起来的日籍中共党员后来被周恩来称为“国宝级”的情报员。

“三对中国夫妇和一个日本记者”构成了“拉姆扎”情报系统的核心班底，这个班底后来发展了佐尔格“拉姆扎”小组几乎所有的亚洲籍情报员。而陈瀚笙（曾化名王如卿）成为佐尔格的最得力助手，他应该就是佐尔格供词中的那个重要助手“王”。

       二

鲁迅和许广平从广州定居上海后，迎来了第一波“革命文学大论战”。

据郁达夫回忆，当时创造社、太阳社的左翼青年们，集中火力攻击鲁迅长达三年之久。郭沫若骂得最凶，给鲁迅大扣帽子。冯乃超、成仿吾、李初梨、蒋光慈、钱杏邨（阿英）等也都对鲁迅猛烈开火过，鲁迅自然应战回怼。

毛泽东后来说：“国民党压他，我们上海的共产党员也整他，两面夹攻，但鲁迅还是写。”

三年之久的“论战”为什么到1929年下半年慢慢平息了呢？

据王锡荣《左联90周年：党领导左翼文化运动的光辉旗帜》记述：

“周恩来、李立三开完六大途经哈尔滨，中共哈尔滨市委书记任国桢向周恩来汇报说，他收到鲁迅的信，谈到革命文学的论争情况……，周恩来、李立三感到这场论争的方向不对，变成了同室操戈，促使他们思考左翼文化界如何建立联合战线的问题。”

但我们现在知道，李立三和周恩来开完六大后是分批回国的，间隔达两个月之久。

刘晓滇在《革命文学的论争是如何结束的》一文中则说：

关于这段情况，夏衍在《懒寻旧梦录》中转述了楚图南提供的一个材料，称:“周恩来同志开完‘六大’，从莫斯科到远东越境进入国境，从任国桢那里看到了鲁迅给任国桢的一封信，谈到创造社的‘理论’和对这次论争的不满，恩来同志回到上海后，就要党组织干预这方面的工作。”

但据吴黎平的回忆，一直到1929年11月，早已取代蔡和森担任中央宣传部长的李立三找到参与中央文化工作委员会（中央文委）领导工作的吴黎平，对他谈了几点意见：

一、文化工作者需要团结一致，共同对敌，自己内部不应该争吵不休；

二、我们有的同志攻击鲁迅是不对的，要尊重鲁迅，团结在鲁迅的旗帜下；

三、要团结左翼文艺界、文化界的同志，准备成立革命的群众组织。

之后，李立三又交给吴黎平一个特殊任务，即让他与鲁迅联系，并征求鲁迅意见。吴黎平“认为这不是李立三同志的个人考虑，而应该是代表了党中央的意见的。”

长达三年的论争，在中共六大代表回国一年多后，中共中央才高度重视这一旷日持久的笔墨官司，这中间有共产国际的影响。史沫特莱的暗中相助在平息论争中起了至关重要的作用。

史沫特莱到中国后，交友广泛，获取的信息量巨大，特别是他与董秋斯结识后，已对“中国的高尔基”——鲁迅有了相当深刻的了解。

史沫特莱后在《中国的战歌》一书中曾这样写道：“鲁迅是一位伟大的作家，被一些中国人称作中国的‘高尔基’。”

于是史沫特莱通过自己的渠道，向共产国际作了汇报，认为中共不但应该停止对鲁迅的攻击，而且要团结鲁迅，运用鲁迅的影响力促进革命。

高尔基是苏联社会主义文学最杰出的代表，受到斯大林的极力推崇。鲁迅既然是中国的“高尔基”，自然应该作为革命的旗手而不是攻击的对象，于是共产国际给中共中央下达了相关指示。

慕津锋在《从“论争”到“统一”》中写道：中共中央于1929年10月“正式通过江苏省委向创造社和太阳社中的党员发出了‘党中央关于停止同鲁迅论争的指示’，并派中宣部文委书记潘汉年、秘书吴黎平下到基层贯彻执行中央决定。”

关于史沫特莱暗中相助、共产国际给中共中央下达指示一事，虽然现在没有正式史料作为明证，但我们可以在众多回忆录中找到一些或隐或现的旁证。

首先，是论争结束的四年以后，即1933年，在上海召开了远东反战会议，这次会议完全是在共产国际的指示下召开的。中共中央对此事的重视程度和执行力度，与四年前的“平息论争”旗鼓相当。

其次，徐恩曾在其回忆录中谈到此事时说：“这情形被史沫特莱看到，认为这是共产党的失策，因为鲁迅在中国文坛和青年群中极有影响力量，大可加以利用，因而向共产党建议应设法把他争取过来。这建议立即被接受……”

第三，在中央苏区时，博古曾提议让鲁迅到苏区担任中华苏维埃共和国的教育部长；红军长征到陕北后，中共中央派冯雪峰潜回上海，交给他的四项任务中，有三项任务是洛甫（张闻天）布置的，其中之一就是“到上海后，务必先找鲁迅、茅盾、（胡愈之）等……”

博古、洛甫当时都是王明在党内的代言人，与主导“平息论争”的李立三是在两条路线上斗争的人，如果没有共产国际的因素，很难在对待鲁迅一事上保持惊人的一致。

第四，共产国际通过不同的信使，至少三次邀请鲁迅前往苏联进行治疗休养。

一次是在苏联驻沪领事馆中，鲁迅与史沫特莱、宋庆龄、茅盾等人一起受到了苏联驻华大使和驻沪领事的热情接待。宴会结束后在月台上休息时，“这时集中的谈话就是邀请鲁迅先生到苏联观光，旁边赞助最力的是史沫特莱女士等。”

另两次分别是胡愈之和胡允恭先后从香港赶到上海，向鲁迅“转达了苏方的邀请”，请鲁迅与胡愈之、陈铭枢一同前往苏联。

          三

论争结束后，唐鸿棣在《史沫特莱与鲁迅》一文中写道：“（史沫特莱）在一对当教师的夫妇——董秋斯、蔡咏裳的陪同下，（于1929年12月27日）与鲁迅会面了！”

这是史沫特莱首次结识鲁迅，《鲁迅日记》里也有相应记述。

以后史沫特莱应鲁迅之约为冯雪峰主编的《萌芽月刊》撰稿、为鲁迅祝五十寿、在鲁迅家借住、请医生为鲁迅治病、向鲁迅通报长征胜利的消息，与鲁迅、艾黎一起倾听冯雪峰讲述长征和东征……

当然，这只是史沫特莱在中国活动中极微小的一部分，因为她的真实身份是共产国际派遣到中国的秘密特工，帮助鲁迅、团结鲁迅只是她履行使命的开始。

冯雪峰第一次见鲁迅，要早于史沫特莱。

《雪之歌——冯雪峰传》记载：“1928年12月9日的晚上，与鲁迅事先联系好的柔石，便带着冯雪峰来到了鲁迅的住处——上海闸北景云里23号。”

冯雪峰自此便一趟趟跑鲁迅家，柔石为冯雪峰在鲁迅住处的附近找到了房子，冯雪峰在义乌老家教书时的学生何爱玉，这时从家里偷偷跑出来，私奔到了冯雪峰身边，两人旋即同居结婚，至此，冯雪峰与丁玲若即若离、藕断丝连的感情生活终于结束。

说起冯雪峰与丁玲的关系，一直要上溯到丁玲暗恋瞿秋白。

丁玲，原名蒋伟，字冰之，湖南临澧人，自幼许配给舅表哥为未婚妻，在桃源女师上学时与王淑璠、杨代诚是同学，三人同时接受了新思想，都欲摆脱封建家庭和封建思想的束缚。

王淑璠先到上海后，写信给蒋冰之和杨代诚，让她们来上海平民女校上学，王淑璠还设法为蒋冰之解除了旧婚约。

“1922年2月在上海入学后，三位青春少女凑到一起，商量一起改名字，以示与旧封建、旧社会、旧家庭的决裂。

王淑璠改名王剑虹，取自龚自珍诗“美人如玉剑如虹”，蒋冰之闭上眼睛在字典里摸字，摸到一个“玲”字，随后连姓也改了，大概取“零丁洋里叹零丁”的谐音，改名为丁玲。

杨代诚认为自己对大上海一无所知，对革命知识一知半解，是王剑虹带自己踏入这一全新的天地，遂像丁玲一样，把姓也改了，改名叫王一知。”

三人中，王一知最先入党，刘少奇是入党介绍人之一，王一知也最早成婚，她第一个革命伴侣是上海大学教授、时任共青团中央书记的施存统，施存统常以“一知”、“半解”为笔名在《觉悟》杂志上发表文章。

王剑虹和丁玲还有从苏联回来的陈碧兰，则迷恋上了在上海大学任教的瞿秋白，瞿秋白最后选择了孤傲的王剑虹，陈碧兰则受到了彭述之的进攻，彭述之追求陈碧兰，“他为的是填补向警予在他心中留下的空隙，这个恋爱成了功。”

心情郁闷的丁玲逃离了上海，北漂到了北京，受到胡也频的苦苦追求，两人在北平同居后，脸色黝黑、头发凌乱、比胡也频更穷的北大旁听生冯雪峰，经朋友王三辛的介绍，成为丁玲的日语家教。

通过丁玲，冯雪峰也认识了“非常温和、谦虚的老实人”沈从文。

“由于经常纵谈国事与文学，丁玲终于知道冯雪峰也是共产党员……而且在内心深处悄悄地爱上了他。”

由于中间有胡也频，“为了避免发生不必要的感情纠葛，他们的谈话地点作了改变，本来是冯雪峰到丁玲处，现在反而改为丁玲到冯雪峰处。”

处于感情漩涡中的冯雪峰，在收到戴望舒、施蛰存、杜衡汇来的路费后，逃离了北京，两个星期后，“丁玲就追过来了，随后胡也频也追过来了。”沈从文自然也跟到了上海。

冯雪峰、丁玲到了杭州，胡也频在沈从文的催促下，也追到了杭州，三人一起在杭州度过了一段难以言喻的日子后，冯雪峰理智战胜情感，抽身而出。

何爱玉从义乌私奔到上海，与冯雪峰成婚，虽然丁玲仍认冯雪峰为“世界上唯一一个我爱的人”，但也只能到冯雪峰的楼前徘徊徘徊而已了。

冯雪峰做了鲁迅的学生，又与创造社的冯乃超、朱镜我接上了关系，在第三街道党支部过上了组织生活，自然成了潘汉年的下属。后来这个支部“根据上级区党委的指示，指定冯雪峰同志负责和鲁迅联系。”

    董秋斯，《战争与和平》的翻译者，也是中共早期党员、革命者。解放后似乎只是翻译家了，而且级别也不高，五十年代定了行政11级。88年还有稿费寄其夫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