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明王朝1566》（全名《大明王朝1566嘉靖与海瑞》）被评为中国政治剧第一名，空前绝后。政治剧是一类戏说政治，以权斗获得观众的剧类，国外有美剧《纸牌屋》，英剧《大臣》等，国内以当前政治为题材有《人民的名义》等。但中国用时下政治说事的很少，倒是以古喻今的不少，《雍正王朝》《走向共和》和《大明王朝1566》被誉为前三名。

政治剧不是类似与《甄嬛传》，《庆余年》等娱乐剧，而是以政治权斗为主线的，观众也多为有一定思想深度的热爱政治的人。即使是写古代的事，也有政治风险。以上三部剧都掀起过不同程度的风波，《走向共和》被剪辑和限播了。而《大明》干脆首播扑街，由于其叙事节奏沉郁、政治隐喻深奥，并不符合当时卫视主流观众对“娱乐化”的需求，导致收视率未达预期。2008首播之后，该剧因版权及政治原因，在电视屏幕上消失了近十年之久。 直到 2017年，该剧版权被优酷买下并重新修复上线，才凭借其极高的艺术水准在互联网时代爆红，完成了从“弃子”到“神作”的口碑逆袭。但其后还是被限制，只在少数关心政治的人中流行。

《大明》的时代背景是明朝嘉靖年间。嘉靖皇帝朱厚熜，就是那个早年因为要采阴（吸食处女的阴水），差点被宫女们勒毙的那个。剧中的嘉靖二十年不上朝（他当政45年），长期居住在“玉熙宫”修炼道教，追求长生不老。虽然他不露面，但通过掌控特务机构（锦衣卫）和内阁，牢牢把控着大明的最高权力。

嘉靖年间，明朝在走下坡路。这很大程度源于明朝制度中存在严重的税收漏洞，即士绅优免制度：文官（士绅），只要考上功名（进士、举人，甚至秀才），就可以免除一定数额的赋税和劳役。王家（皇室宗亲），包括散布全国的藩王和外戚不仅享有巨额财政拨款（岁禄），他们名下的土地（庄田）是完全不交税的。随着士绅和宗室人口的膨胀，不纳税的“黑洞”越来越大。

正因为官员和王家不交税，普通的自耕农为了生存，产生了一种极端的避税手段——投献。 农民将自己的土地“献”给有功名的官员或王府，名义上土地归对方，自己变为佃农。对农民来说，给地主交的地租往往比交给官府的沉重赋役（尤其是无休止的徭役）要“稳定”一些；对权贵来说，这是不费吹灰之力扩大地产。另外，官家和王家也利用各种机会兼并土地。后果就是，越来越多的土地在名义上变成了“免税地”，导致国家能够征税的基数逐年萎缩。

当国家财政入不敷出时，政府并不敢轻易触碰特权阶层的利益，而是采取了以下手段：既然能收税的土地变少了，那剩下的还没“投献”的自耕农就要承担全部的税额。这导致了“越穷的人税越重”。折色与折变， 像剧中的“改稻为桑”，本质上就是官府为了增加财政收入（通过丝绸外贸白银），不惜破坏民生基础，强制改变土地用途。 官员们在代收国家赋税时，还会额外收取出“耗羡”（如火耗费、加耗），这些额外盘剥往往是正税的数倍。

在嘉靖年间，还有一个特殊的弊政来源——内帑（皇帝私房钱）与国库的分离。嘉靖皇帝修道、修宫殿，用的是内帑。当内帑没钱时，他会授意太监（司礼监）和严党去弄钱。严党为了讨好皇帝，必然会向下层极限施压。这就形成了：皇帝要修仙 -> 严党要搞钱 -> 地方官要兼并 -> 百姓被盘剥流亡的恶性循环。

这种“特权阶层不纳税 + 土地兼并 + 财政压力向下转嫁”的结构，是明朝所有弊政的总根源，造成军事衰弱，基层崩溃，内耗严重。

本剧基本剧情：由于嘉靖长期修道、挥霍无度，加之严嵩父子把持朝政二十年，导致国库极端空虚。为了弥补财政赤字，内阁推行“改稻为桑”国策，试图通过增加丝绸出口换取白银。严党官员在浙江强行推行政策，不惜“毁堤淹田”制造灾民，引发基层巨震。以徐阶、张居正为首的“清流”势力借机反击，试图扳倒严党，双方在“弄钱”与“倒严”之间展开了高智商的生死较量。 淳安知县海瑞作为“孤臣”介入，他不仅对抗贪官，更将矛头直指问题的终极核心——皇帝。 严党倒台、但苛政如前，海瑞以《治安疏》挑战皇权。最后由于海瑞无可挑剔的清官人设，嘉靖只能释放海瑞，在驾崩前授意继承人施行新政，重用海瑞。

从权术的角度，嘉靖的手腕是：享受权力，但不承担责任。按权力的契约，领导下达明确的指令，下属如果按照指令执行，效果好，上下同利；效果不好，则是领导的责任。如果下属没有按照上级的指示干，那是下属的责任。但嘉靖不是，他二十年不上朝，经常以哑谜的方式发令，经常闭关打坐，自作神仙。如果下属执行的效果不好，就全怪罪于下属理解不确切，好了，当然功在君父！

严嵩所以能专宠20余年，就是他善于猜哑谜，一旦事办得出了副作用，如激起民变官变，他出手狠，能用暴力弹压下去，从来不把矛盾上交给皇帝。所以，虽然他贪点钱，嘉靖也能容忍，但为了制约他，他另一方面又保着清流。严嵩之败，并不是海瑞的功劳，而是嘉靖需要平衡两派，需要稀释严嵩派了。他本来希望再培养一个新严嵩，但可惜一个好奴才也是很难找的。徐阶，陈洪或太柔，或太刚，所以嘉靖在局势失控时，常常感慨，如果严嵩在就好了！

海瑞是个很独特的现象，他能起作用，还要依赖于明朝政治体制中的文官制度。为什么叫文官体制，不叫武官，宦官，锦衣卫官体制？因为明朝的文官必须经过一个必需的步骤，科举，即使也有些官家子弟当官的，但他们也是有高考成绩的，进入这一体制的是士大夫，是君子，具有不可剥夺的尊严和抱负。而武官的考试很简单，更重要的是依靠武功和背景，宦官和锦衣卫虽然权高势重，这些人都不为文官们看得起。这就像本朝李克强的那张文凭是硬榜榜的，而今上那张博士文凭都不好意思拿出来，张文宏是科学家，而怼他的高强是宦官。不一样的！

从汉朝起，就出现了一个士大夫阶层。到隋唐的科举制度后，官员的一部分都是科举的成功者。到了明朝，朱元璋严重打击了功勋阶层，也废除了宰相这一CEO ，这样，几乎100%的官僚阶层，都是科举出身的。朱元璋把政府工作人员分成官和吏两组，吏是干活的，几乎没有可能当官，官是可以升迁的。这和现代军队里的军官和士官类似，士官永远是兵，无法升迁。

明朝的体制，与其说是个法制社会，不如说是个德制社会。所谓法制，就是整个社会依据法律条文行事，有争议了，就掐条文。德制呢？出现争议了，就掐道德！

明朝的官员们都是一个模子培养出来的，对忠义仁孝的定义烂熟于胸，有非常整齐划一 的道德观念。以德治国，有一定的可行性，因为德的要求，是先贤提出来的，不需要像美国制定宪法那样，十几个州的议员争论几年。而先贤之言是无可争议的公理，是“圣经”；因为有几百万的中举和未中举的读书人，再通过他们把德的要求普及到全社会，人人对德的要求口述能详，不像法律，只有专业人员才能搞得清楚。一旦出现问题，能很快达成一致，作出行动。

即使对于皇帝，也很难躲过道德监控。嘉靖的孙子万历想废长立幼，本来明朝并无立嫡长子之法，所以不犯法，但犯了文官们的道德经。孔孟道德里有杀身成仁的说法，必要的时候可以以牺牲自己来达到高尚的目的。官员里冒死直谏的人多了，法不压众，皇帝也不敢犯众怒，只能不了了之。万历四十年不上朝，他钟爱的儿子也没当上皇帝。嘉靖的操控能力比他孙子强，但也强不过体制。

海瑞的特点是本人严于律己，毫无瑕疵，剧中说因为老母有病，他有十年夜夜陪在老母身边，以致无法夫妻生活，到了无后为大的程度，他妈妈才力主夫妻同房。海瑞的《治安疏》就是站在道德高度，嘉靖偏把它示于群臣，在这些有共同价值观的文官中引发共鸣，嘉靖被彻底地孤立了，立在了或者杀海瑞而立千古骂名，或者放海瑞自我认栽的境地。从这个角度讲，明朝的文官体制对皇帝还是有很大制约的，从嘉靖到万历，都是文官体制制约了皇权的恣意妄为！

再看本朝，可以说既非法制，也非德治。如果说在李克强时代，还有些制约，那么时至今日，朝中已经没有任何力量可以制约他了。虽然由于俄罗斯，美国相继出错，中国目前的势头似乎挺好，但一个没有纠错能力的体制，终难逃厄运。今上不可能永远活下去，也不可能永远英明，体制内就算出一个海瑞，也引不起共鸣，因为没有一个价值观一致的文官体系来支持他，他可能连一个浪花都没掀起就淹然了。没有制约的权力必然走向衰败，这是历史的铁律，没有例外！

反观美国，虽然自从特朗普的二度当选，他的施政显现了弊端，他的作风也有独裁倾向。但反观美国体制，从宪证法院，议会，民间，都对他展现了强大的制约。法院驳回了很多行政令，甚至包括特朗普施政核心的关税和移民，议会频频批评挑战他的政策，而媒体则始终在找他的茬，特朗普无数次和记者互怼，这在中国是难以想象的。美国人民选择了特朗普，是因为民主党白左过头了，而现在特朗普右过了头，美国的体制非常健全，纠偏可以预见。从权力的制约，完整的法制体系，人民强烈的民主意识来看，美国走向独裁体制的可能性微乎其微，美国的未来是光明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