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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是在另一个反差巨大的社会里生活了很多年，对父母与孩子之间的平等关系有了许多切身经历之后才意识到我儿时所见的父母对孩子的权力并不是宇宙真理。

即使如此，我在试着从权力的角度来理解父母亲与我的关系时仍然感到迟疑、隐隐有种负罪感，因为我心目中的父母对孩子的权力与衙门里太爷对百姓的权力毕竟有所不同。太爷对百姓的权力是冷冰冰、赤裸裸的，而父母对孩子的权力披着一层道德温情的色彩。这层色彩是养育我的文化给的。在这个文化中，父母抚养孩子是一种恩，用权力的眼光来谈论与父母的关系有不懂得感恩之嫌。

我在离开中国许多年后才意识到恩是养育我的文化中的一个巨大的概念。这概念中有一种神圣的成分，与基督教中神给人的恩典几乎同样神圣。父母对孩子的养育之恩是写入大自然的铁律之中的。

与恩情相伴而来的是父母 – 尤其是母亲 – 在文化中的神圣不可亵渎的地位。讴歌母亲的歌曲和文章不计其数，批评母亲的歌曲我尚未听过，抱怨与母亲之间的关系的文章也不多见，而且经常被读者诟病为伦常有亏。

母亲在回忆录中写到被外祖母用绳子和刀威胁“赐死”的一段时，文字里并没有怨恨，而是带着一种感恩之心，认为这是母亲对自己的严格要求，称职的父母都应该如此。我读到这段回忆时的疑问是：母亲在用正面叙事来解读它时，她的伤处完全愈合了吗？会不会是父母养育之恩的文化让她害怕正视自己的伤处？

由此我也推想，如果她在长大成人后看到别的父母对孩子作出这样的威胁，或如果她自己对我作出这样的威胁，她也不会觉得这太过分。

在这样的文化中，小时候的我也自然而然地接受了父母从来正确的观念。我到了二十多岁还不知道父母有缺点，一方面是那时我对人的理解能力极为有限，另一方面就是恩情和孝顺文化让我有负罪感、让我不敢产生这样的怀疑。

恩情也不只存在于家庭中。恩的字眼在社会的各个角落俯拾皆是。老师对学生有恩；功成名就者对年轻后进有知遇之恩；老百姓给领导下跪祈求开恩；皇帝对大臣和百姓是皇恩浩荡。我小时候有一首流传很广的歌曲，歌词中有这样一段：“唱支山歌给党听，我把党来比母亲。母亲只生了我的身，党的光辉照我心。”另一首流传很广的歌曲中的一句歌词是“共产党的恩情比那东海深”。

从小呼吸着这样的空气，我的世界观就是：我的生存权利不是与生俱来、或是造物主赋予我的神圣不可侵犯的权利，而是控制了我的命运的各种有权的人赏赐的。他们能给我以生存权，也能随时夺走我的生存权。这就是我的不安全感多年无法消释的原因。

我想，父母亲对党的那种恐惧，除了来自于党的那种严酷对待所有敌人的手段，也是由于在他们的心目中，党对他们有恩情，给了他们生命，如同他们的父母亲给了他们生命一样。前一个因素让他们不得不恐惧，后一个因素让他们心甘情愿地恐惧。

直到现在，我在与那些在我看来位高权重的人打交道时仍然会莫名其妙地从心中生出自卑感和负罪感，好像我的生存权是他们赏赐的。

我在很长时间里都认为父母对孩子的恩情天经地义，这我想是来自于文化对我的熏陶，而不是来自于我的父母亲的灌输。他们没有说过他们对我有养育之恩。父母亲虽然有深重的不安全感，但他们爱孩子，养育孩子不是违背他们意愿的事。另一个因素或许是我从未试图反抗他们或对他们表示不敬，所以没有给他们以说这样的话的情境。

我那个隐秘的小世界并没有放过对这个普天恩情的景象的疑问。记得在一堂小学或初中音乐课上，老师教了我们一首歌颂老师恩情的儿童歌曲，那时我感到有点异样，但不知道是哪里有问题。现在我知道，我是觉得老师要学生唱歌颂自己的歌有点不对味。我一定是在下意识里想到了在老师与学生的关系中，老师是强势一方，学生是弱势一方，强势一方要弱势一方对自己感恩，这不是真的恩情。但这些疑问很快在我的脑海中销声匿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