牛顿第一定律说:一个物体在没有外界干扰时会在其原有的轨道上继续运行。我想我的人生的运行也遵循这个宇宙规律。如果无缘经历三十岁时的那个“外界干扰”,我大概将会沿着那条不对劲的轨道继续运行下去,或许一辈子都将是那样。
这条轨道是我的父母、同学、学校、社会和文化为我铺好。在我生命的前二十多年中,他们塞给我海量的信息、口号、情绪、立场,不舍昼夜,浇筑成这条轨道。在那些年里,我意识不到我除了在这条轨道上运行之外还可以有任何不同的人生选择。我的恐惧、焦虑、自卑、优越感、嫉妒都是我在其上运行时出现的症状。
我的一个思维习惯是在一段时间里会经常不断地琢磨一个概念,然后把看到想到的各种事情用这个概念来诠释。这可能是我的好学生情结的一种表现。
这也有点像孩子拿到一个爱不释手的新玩具时废寝忘食地来回摆弄它,忘记了周围的一切,直到他拿到另一个新玩具。我摆弄过许久的两个“玩具” 是恐惧和自卑。
有一段时间,我经常摆弄的另一个“玩具”是平等,并用它来理解我与父母亲之间的关系。
儿时的我与父母亲之间有平等互动的时候,那通常是交流的内容正好是我的长处所在、而他们的心情正好也不差的时候。比如,大约十岁左右时,正是我对识字有狂热爱好的年龄,那时我很喜欢做的一件事是在父亲拿回家的报纸上找别字。父亲经常拿回来的有三份报纸:《人民日报》、《参考消息》和省报。前两份报纸是国家级报纸,别字很少;省报则不时能见到别字。每次找到别字,我都得到他们的赞扬,现在想起来仍然是温馨的回忆。
但在我记得的与父母亲的互动中,不平等的时候远多于平等的时候。另一种可能性是我与父母亲之间的不平等互动的时候不见得远多于平等互动的时候,但不平等的互动给我的记忆中留下的刻痕比平等的互动深得多。
在双方没有基本冲突的互动中,如玩在报纸上找别字的游戏,我想达成双方之间的平等不难。在双方的意见或利益有冲突时,平等的关系就没那么容易维持。我的理解是:如果在这样的互动中,双方都尊重事实和逻辑,双方最初的见解在事实和逻辑的碰撞之中同时被改变,结果或者是双方达成共识,或者是双方各自尊重彼此之间的不同的好合好散,这样的互动就是平等的互动。朋友之间、有信任的同事之间、开明的父母与孩子之间的关系大致属于这一类。
反过来,如果在互动中,双方的关系是石头和鸡蛋的关系,强势一方不需要改变自己,只有弱势一方需要改变自己,这样的互动就是不平等的互动。在这样的互动中,强势的一方靠权力得胜,弱势的一方因恐惧感而屈服。地位相差较远的双方之间的关系大致属于这一类。
自然,互动关系的平等或不平等不是如电灯开关一样只有黑与白两种状态。一个基本上不平等的关系中可能有平等的成分,一个基本上平等的关系中也可能有不平等的成分。
高中时的某一天,母亲让我去厨房里取锅烧水。我到厨房里拿起锅来,正想扬声问外边的母亲要放多少水,但随即想到,我做这件事已经有很多次了,本来可以自己作出判断,并且放多一点或少一点也不会有严重的后果,为什么想不到自己去做这个决定呢?
我之所以至今还记得四十年前的这么一个小念头,或许是因为我下意识里觉得这过于荒谬。
在这个不平等的关系中,我的父母亲是强势一方。我想在他们的认知中,世界的运行规律很简单,权力 – 不管是党的权力、上司的权力、阿弥托佛的权力、法师的权力还是父母对孩子的权力 - 可以摆平一切。他们不会去挑战地位高者的逻辑,他们也不允许地位低者挑战他们的逻辑。权力就是他们的信仰。
当我从学走路和说话开始就在这样的关系中长大时,就不会想到要用自己的能力在当下解决问题,直到到了高中的年龄、已经有了一些厨房经验时还要请示锅里烧多少水。我不知道我可以用自己的判断来作选择,更谈不上为坚持自己付出代价 – 我压根不知道有这么一个“自己”要坚持。并且我认为世界上的美满家庭就应该是这个样子。我只能靠悄悄经营自己的小世界为生;我是那个小世界中的皇帝,拥有绝对的权力,可以任意放飞想象中的优越感和野心。
我与父母亲之间的平等互动之所以很少 – 至少在我的记忆中是如此 – 我想一个原因是他们自己从未见过平等相处的互动是个什么样子,这个思维模式在他们的意识活动中不存在,所以他们也不可能在自己的生活中用出来。
母亲从小丧父,外祖母一个人将她带大。据母亲回忆,外祖母极为自律、精明强干,但内心悲苦、对她也极为严苛。我从母亲的回忆录里读到,有一次外祖母认为母亲做事不妥,让自己在族人面前蒙羞,便拿出一根绳子和一把刀摆在只有十岁左右的母亲面前,意为让她选择上吊或自刎。据我后来的阅读,绳子和刀是中国农村流传已久的长辈对下辈的威胁手段,所以父母亲对孩子这样的权力是得到了文化的背书的。只是母亲被这样威胁时才十岁。
从母亲对外祖母的描述来看,外祖母也算得是一个“吞噬型”母亲。我想母亲的守口如瓶的习惯与她在“吞噬型母亲”的虎视眈眈之下的成长经历有关。
我的母亲在吞噬型母亲的养育之下成长为守口如瓶的孩子,我在吞噬型母亲的养育之下也长成为守口如瓶的孩子。我想我们两个人的内心深处都对自己的母亲没有信任,虽然我们自己可能并没有意识到是这样。
祖父性格温和,知书通文,但一直到四十多岁都是常年在外经商。祖母是文盲,在祖父不在家的那些年里独自持家,所以父亲可以说基本上是成长于一个单亲家庭。她性格强悍,经常与住在同一个屋檐下的大儿媳发生不愉快的争执,在我出生前就过世了。从这些事情里我也很难想象父亲与祖母之间存在着平等的互动。
自然,在父母和孩子的交流中,双方有认识水平的差异,关系不可能绝对平等。我理解的平等更多是一种态度:强势方能尊重弱势方的独立判断的权利、给他们以选择的自由和成长的空间;弱势方有挑战强势方的权力的勇气。但在我与父母亲的关系中,这两个条件都不具备:在父母亲那一边,根据马斯洛的金字塔模型,愿意尊重别人的权利、帮助别人的成长属于超越需求,它高踞于金字塔的最顶端,是人在有了一定的安全感、对自己有了一定的了解之后才可能发生的;在我这一边,我要到中年开始之后才知道有勇气这回事。
我就这样在与父母亲的不平等交流中被塑造成型:在心中的幻想世界里、在学校的书本知识中生龙活虎,在现实世界里智商为零。我的现实生活中所有事的决定权都在掌握了我的命运的人们的手里,我唯一应该做的就是求得自己的身体发肤完好、保住自己在这个秩序中的身份。
我的这些观察都是在几十年后回头看去时才意识到的。当年的我身在其中,对所有这些驾驭着我的生活轨道的力量都浑然不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