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四章：山村的节日

珍宝岛的任务终于完成了。我收拾好设备，踏上了回北京的路。

车在黑龙江的茫茫林海中开了两天。九月的山林已经开始变色了，远远近近的山头像是打翻了调色盘，绿的、黄的、红的、紫的，一层一层铺展开去。白桦树的叶子黄得发亮，在阳光下像挂了一树的金片；落叶松还绿着，但绿得深沉，绿得发暗；枫树已经红了，不是那种鲜艳的红，而是被霜打过之后的那种暗红，像陈年的酒。

路过宝清县城的时候，沈阳军区给我开车的司机忽然把车停下了。

“林同志，有个事儿想跟你商量。”他从兜里摸出一封信，“军区让我转交捎给你的信，说是在这附近大山里头有个村子，几十户人家，从没放过电影。为了搞好军民关系，军区想请你去一趟，你看？”

我接过信看了一遍。信上说那个村子在宝清东北方向的大山深处，离边境线不远，方圆几十公里没有公路、没有电，连条像样的路都算不上。村子靠近边境，位置偏僻得很，但民风淳朴，驻军和当地百姓关系一直不错。如果能给他们放一场电影，比送什么东西都管用。

“去不去？”司机问我，“要是去的话，咱得拐个大弯，得多走一天。”

我看了看地图。那个村子在地图上只标了一个小点，连名字都没有，孤零零地藏在那一大片代表山地的褐色花纹里。

“去。”我说。

司机没再说什么，一打方向盘，车子拐进了岔路。

路越走越难走。开始还是砂石路，后来变成了土路，再后来连土路都没有了，只剩下两条车辙印，蜿蜒着伸进无边无际的林子。两边是遮天蔽日的原始森林，白桦、红松、落叶松、水曲柳，密密匝匝地挤在一起，枝杈交错，把天空割成了无数个不规则的碎片。阳光从缝隙里漏下来，在地上投下一块块光斑，像碎金子似的。偶尔有一只狍子从林子里窜出来，站在路中间愣愣地看我们两眼，又一头扎进树丛里不见了。远处有啄木鸟在敲树干，笃笃笃的声音在寂静的林子里传得很远。

到了中午，车终于开不动了。前面是一座大山，山势陡峭，只有一条羊肠小道勉强能走人。那条小道藏在草丛里，弯弯曲曲地往山上爬去，远远望去像一根细细的绳子，把天和地拴在一起。

“就这儿了。”司机停下车，看了看天色，“林同志，你一个人上山，我在这儿等你。”

我把设备从车上卸下来——一台便携式投影仪、一块储能电池，折叠幕布，还有一些零零碎碎的配件。这些东西加起来四十多公斤，我一样一样地捆好，背在肩上。

“天黑前能到吗？”司机不放心地问。

“能。”我说，“我看地图，上山走快一点，三个多小时。现在出发，四点左右就到了。”

司机还是不太放心，从座位底下摸出一把信号枪塞给我：“遇到事儿就往天上打信号，我看见了就上去接你。”

我没推辞，把那把信号枪揣进怀里，背着设备开始爬山。

山路果然不好走。说是路，其实不过是被进山的人踩出来的一条痕迹，宽不过一尺，两边全是没膝的野草和带刺的灌木。脚下的碎石又滑又松，踩上去哗啦哗啦往下滚，走一步要退半步。四十多公斤的设备压在肩上，像扛着一座小山。太阳正当头，九月的秋老虎还凶得很，晒得后背发烫，汗水顺着脊背往下淌，把衣服湿透了，又顺着裤腿滴到鞋上。

走了不到二十分钟，我就停下来歇了一口气。

四周静得很。林子太密了，把风都挡住了，连树叶都不怎么动。偶尔有几声鸟叫，也是那种细细的、怯怯的，像是怕惊扰了这片山林的沉静。我抬起头，透过树冠的缝隙看到了一小片天，蓝得透明，像一块洗过的玻璃。

继续往上走。越往上，林子越密，光线越暗。高大的红松和落叶松把头顶遮得严严实实，只有偶尔从枝叶的间隙里漏下几缕阳光，照在青苔上，青苔绿得发亮，像一块块绿色的丝绒。树干上长满了松萝，灰绿色的，一缕一缕地垂下来，像老人的胡须。空气里有一股潮湿的、混着松脂和腐叶的味道，说不上好闻，但很干净。

我走得很慢。不是不想快，是快不起来。脚下的路时隐时现，有时候明明看着是路，走过去才发现是一片齐腰深的草丛，草叶锋利得像刀子，割在小腿上生疼。有时候路突然断了，面前横着一道冲出来的沟，得绕一个大弯才能过去。

走了将近一个小时，路稍微好走了一些。山势变得平缓了，脚下开始出现碎石铺成的台阶——说是台阶，其实不过是几块大石头勉强垒在一起，高高低低，参差不齐，但总比在泥地里踩来踩去强。我沿着那些石头往上爬，气喘得像拉风箱，心脏砰砰砰地撞着胸口，感觉自己像一条被扔上岸的鱼。

又走了半个小时，我停下来喝水。水壶里的水已经喝了一半了，我不敢多喝，只抿了两口，润了润嗓子。回头看了一眼来路，山谷在脚下铺展开来，远远的能看到司机的车，像一个小火柴盒停在绿色的山谷里。再往远处看，山峦一层叠着一层，淡蓝色的雾气在山腰间飘着，像一条条薄纱。

忽然，我在路边停下了脚步。

前面不到二十米的地方，路边蹲着一团黑乎乎的东西。

是一只熊。

它蹲在一棵大松树底下，浑身黑毛，脊背上的鬃毛在阳光下泛着暗红色的光。它似乎正在打盹，脑袋一点一点的，两只耳朵偶尔抖动一下，赶走脸上的苍蝇。它的身体庞大得像一堆煤，蜷在那里几乎占了半条路。

我的血一下子凉了半截。

脑子里飞速转着：不能跑，熊跑得比人快。不能对视，熊会把对视当成挑衅。不能慌，一慌就完了。

我慢慢地把脚步放轻，一点一点地往后退。背上的投影仪在身上晃来晃去，发出轻微的咯吱声，每一声都像是在敲我的心脏。我一边退一边看着那只熊，手不自觉地伸进怀里，摸到了司机给我的那把信号枪。冰凉的枪身握在手里，心里稍微踏实了一点。

熊动了动。

它的鼻子抽动了两下，好像在嗅空气里的气味。然后它慢慢抬起头来，两只小眼睛在阳光下亮得像两盏绿灯，直直地看了我一眼。

就一眼。

然后它打了个哈欠，露出满口黄森森的牙齿，把头重新埋进两只前爪之间，继续睡了。

我退出去足足两百米，直到确认它没有跟上来，才靠着路边的一棵大树，慢慢地滑坐到地上。腿软得像面条，心脏擂鼓似的砰砰跳。我掏出水壶又灌了两口水，坐了好一会儿才缓过来。

后半程我不敢再大意，一边走一边注意观察四周，手里一直攥着那把信号枪。好在再没遇上什么危险。

又走了将近一个小时，路忽然开阔了。

我穿过一片白桦林，眼前豁然开朗。村子就在前面不远的地方。

那是一个被大山紧紧抱在怀里的小村子。几十户人家，房子全是木头垒的，屋顶铺着厚厚的茅草，年深日久，茅草已经变成了深褐色，上面长出了一丛一丛的绿苔。村子四周是层层叠叠的大山，山势高峻，山顶上云雾缭绕，远远看去像是山的头上戴了一顶白帽子。一条小河从村子中间流过，水声潺潺的，在阳光下闪着碎银子一样的光。河边长着几棵老柳树，树干歪歪扭扭的，枝条垂到水面上，被水流冲得一晃一晃。

我看了看表，下午四点十分。

村子不大，我刚走到村口，一个老人就迎了上来。

他五十多岁的样子，脸上的皱纹像核桃壳，又深又密，每一道纹路里都像是藏着这片山里的风霜雨雪。一身蓝布衣裳洗得发白，袖口和领口都磨出了毛边，脚上是一双旧布鞋，鞋帮子上打了两个补丁，针脚又密又齐，一看就是自家女人缝的。他的手粗糙得像老松树皮，全是老茧和裂口，指甲缝里嵌着洗不掉的泥。

“你就是放映员？”村长握着我的手，使劲摇了摇，那手劲儿大得出奇，握得我手指头发酸，“可把你盼来了！军区老早来信说你要来，我们等了一天又一天，还以为你不来了呢！”

“路上不好走，耽搁了。”我说，把设备从肩上卸下来，活动了一下被勒得生疼的肩膀。

消息像长了翅膀一样在村子里传开了。先是几个孩子尖叫着往家里跑，边跑边喊：“放电影的来了！放电影的来了！”那声音又尖又亮，像一把剪刀把黄昏的寂静剪得粉碎。紧接着，各家各户的门吱呀吱呀地响了起来，人们从屋里涌出来，脸上全是藏不住的笑。

那场面，就跟过年似的。

不，比过年还热闹。过年是一年一次，放电影可是开天辟地头一回。

老人们翻出了压在箱底的节日衣裳。那衣裳平时舍不得穿，叠得方方正正的，里面还放着樟脑丸，一拿出来，满屋子都是樟脑和旧木头的气味。一个老大爷穿上了只有过年才上身浆洗的黑绸褂子，领口还别着一枚不知哪年得来的领袖像章。他的老伴跟在后面，一边走一边用沾了水的梳子给他把花白的头发往后拢了又拢，嘴里念叨着：“正经点，一会儿要上电影的。”

几个老太太穿上了靛蓝的对襟大褂，袖口和领口绣着细细的花边，那是她们出嫁时的陪嫁。平日里压在柜底，连看都舍不得多看两眼，今天全翻了出来。她们互相打量着，你帮我整整衣领，我帮你抻抻衣角，笑得眼睛眯成了一条缝。

年轻媳妇们更讲究。有的穿上了红底碎花的棉布衫，有的套上了淡绿色的的确良褂子，都是赶集时才舍得穿的。一个媳妇怀里抱着个还没断奶的娃娃，娃娃身上也裹了一身新——一件用碎布头拼出来的小衣裳，五颜六色的，针脚密密匝匝，一看就是做娘的攒了大半年的布头。

最兴奋的是孩子们。

他们像一群炸了窝的小雀儿，叽叽喳喳地围着我转，一会儿摸摸装投影仪的箱子，一会儿蹲下来研究那块储能电池，小手伸出去又缩回来，想摸又不敢摸，急得抓耳挠腮。一个六七岁的小男孩胆子大一些，趁我不注意，伸出黑乎乎的手指头，在投影仪的镜头上轻轻点了一下，留下一个圆圆的指印。旁边一个扎着羊角辫的小姑娘立刻尖叫起来：“铁蛋，你别碰！碰坏了拿你赔！”那个叫铁蛋的男孩吓得把手缩回去，藏在背后，小脸涨得通红，眼睛里全是慌张，嘴里嘟囔着：“我没使劲……我就轻轻摸了一下……”

还有一个更小的孩子，大概三四岁的样子，光着屁股，肚子吃得圆滚滚的，像个小西瓜。他站在投影仪前面，歪着脑袋看了半天，忽然伸出胳膊，要把那台机器搂进怀里。他妈妈赶紧跑过来把他抱走，他在妈妈怀里扭来扭去，伸着手朝投影仪的方向够，嘴里哇哇地哭：“我要那个！我要那个亮亮的！”

打谷场上很快聚满了人。男人们帮着搬凳子、抬椅子，从各家各户搬来的板凳高高低低、大大小小、各种颜色，有长条凳、方凳、小马扎，还有几个用树墩子充当的“凳子”，树皮都没剥干净，上面还长着蘑菇。女人们手里还攥着没来得及放下的鞋底子、没补完的衣裳，针线别在衣襟上，一走路就晃来晃去。但谁也没心思干活了，眼睛全盯着我的一举一动。

我开始选挂幕布的地方。村口有两棵老榆树，树干粗得要两个人才能合抱，树皮皴裂，长满了青苔，一看就是上了年头的老树。两棵树之间的距离刚好合适，像是天生为挂幕布准备的。村长带着几个年轻人帮忙，搬来梯子，爬上爬下，七手八脚地把幕布系在树干上，绷得平平整整。幕布是白色的，在绿色的树荫下显得格外干净，像一片落在地上的云。

幕布挂好的那一刻，打谷场上响起了一阵低低的赞叹声。

孩子们仰着头看着那块巨大的白布，嘴巴张得圆圆的，能塞进一个鸡蛋。一个女孩拉着她妈妈的衣角，声音细细地问：“娘，这布比咱家的被里子还白，电影就是从这上面出来吗？”

“对，从这上面出来。”她妈妈蹲下来，把女儿额前的碎发拢到耳后，声音柔得像山间的风，“一会儿会有小人儿在上面走路，会说话，会唱歌，什么都有。”

“小人儿？”女孩的眼睛亮得像两颗星星，“多大的小人儿？”

“跟真人一样大。”

女孩倒吸了一口气，两只手捂住了嘴巴，半天说不出话来。然后她猛地转过头，对着不远处的一群小伙伴尖叫起来：“跟真人一样大的小人儿！听见没有！”

那群孩子哗地炸开了锅，又蹦又跳，像一群被风卷起来的落叶。

我架好投影仪，接好电池，调试了一下。天还没有黑，但太阳已经落到山后面去了，村子笼罩在一片柔和的暮色里，光线正好。投影仪的光打在幕布上，村民们眯着眼睛看着那束光柱，光束里有细小的尘埃在飞舞，像无数颗金色的星星。

有人忽然问了一句：“这就是电影光？”

“对，这就是电影光。”

那人点了点头，像在确认一件很重要的事情。

村长招呼大家回去吃饭，说天一黑就过来。村民们三三两两地散了，但走的时候都在回头看那块幕布——老人们背着手站在远处望，像在端详一幅稀世名画；孩子们一步三回头，走两步就停下来看看，生怕那幕布会飞走似的；有个孩子都到家门口了，又跑回来瞧了一眼，确认那块白布还好好地挂在那里，才放心地跑了回去。

整个村子弥漫着一股不同寻常的气息。炊烟比往常升得更早、升得更旺，空气里全是柴火和饭菜的香味。有人在杀鸡，有人在和面，家家户户都在忙着做点好吃的。那阵势，真跟过年一模一样——不，比过年还郑重。过年是到了日子就过，今天这个日子，可是大伙儿盼了不知道多少年才盼来的。村长招呼大家回去做饭，打谷场上的人这才依依不舍地散了。

“各家各户都回去弄点好吃的！”村长扯着嗓子喊了一声，“今天晚上咱们村过年，都别凑合！”

人群一下子热闹起来，叽叽喳喳地往家走。一个老大爷边走边回头冲我喊：“林同志，吃了饭来我家坐坐啊！”旁边立刻有人接话：“凭啥去你家？林同志得先来我家！”又是一阵笑。

村长拉住一个十七八岁的后生，指着那台投影仪和幕布说：“二柱，你在这儿看着，哪儿也别去。这些东西比你的命还值钱，少了一根线头我拿你是问。”

那个叫二柱的后生立刻挺直了腰板，脸上的表情瞬间变得庄严起来，像接了一项了不得的任务。他从兜里掏出一块手帕，把投影仪擦了又擦，然后搬了个小板凳，端端正正地坐在设备前面，两只眼睛瞪得溜圆，警惕地扫视着四周，那架势，活像一只护食的小狗。

“林同志，”村长转过身来，一把拉住我的胳膊，“走，上我家吃饭。”

“村长，不用麻烦……”

“麻烦什么？”村长的力气大得很，拽着我就走，“你是咱们村的贵客，让你空着肚子放电影，传出去我这张老脸往哪儿搁？”

村长的家离打谷场不远，顺着那条小河往上走百十来步就到了。是一栋很老式的木头房子，墙体是用整根的红松垒起来的，年头久了，木头表面已经变成了深褐色，用手一摸，能感觉到木头纹理的凹凸和岁月的温润。屋顶铺着厚厚的茅草，草色深褐，上面长着一丛一丛的绿苔，有几簇还开着细碎的小黄花，风一吹，颤颤巍巍的。

推开院子的小木门，首先映入眼帘的是一棵老枣树，树干歪歪扭扭的，树皮皴裂得像老人的手背，但枝叶很茂盛，树梢上还挂着几颗红彤彤的枣子，在暮色里像几颗小灯笼。枣树下摆着一张石桌、两把木凳，桌面磨得光滑发亮，能照出人影来。

院子里打扫得干干净净，连一根草刺儿都没有。靠墙根整整齐齐地码着一垛劈柴，松木的、柞木的、桦木的，分门别类，码得像砖墙一样齐整。柴垛旁边挂着几串红辣椒和一辫子大蒜，红是鲜红，白是雪白，在灰扑扑的院子里格外扎眼。

村长推开屋门，一股热乎乎的、混着柴火和烟草气味的风扑面而来。

屋子不大，但收拾得利利索索。进门就是灶台间，灶膛里的火烧得正旺，橘红色的火光从灶门里映出来，把半间屋子都照得暖洋洋的。灶台上一口大铁锅正冒着热气，锅盖被蒸汽顶得一跳一跳的，发出“噗噗”的声响。灶台后面是一面土墙，被烟火熏得漆黑，但那黑黑得匀净，像刷了一层黑漆，油亮油亮的。

灶台旁边是一张老式的碗柜，木头原色，漆都没上，但擦得干干净净。碗柜的脚垫着几块瓦片，大概是地面不平。柜门上刻着简单的花纹——几朵荷花、几片荷叶，刀法粗糙，但有一股子朴拙的味道。碗柜里摆着粗瓷碗、蓝边碗、几只黑陶罐子，罐子口用玉米皮塞着，里面大概腌着咸菜或者大酱。

里屋是堂屋，也是饭厅。靠北墙摆着一张八仙桌，桌子是老榆木的，又沉又结实，桌面上的漆已经磨得差不多了，露出木头本来的纹路，一条一条的，像山里的等高线。桌腿是方的，四条腿之间都有横枨，榫卯接合的地方严丝合缝，一点不晃。桌上铺了一块蓝底白花的粗布，布洗得发白，但熨得平平整整，边角都用针线锁了边。

桌上已经摆好了几样东西：一碟炒黄豆，黄澄澄的，粒粒饱满；一碟腌萝卜条，切得细细的，拌了辣椒油，红亮亮的；一盘咸鸭蛋，蛋壳上还沾着草木灰，有两个已经被磕开了口子，能看到里面油汪汪的蛋黄。还有一碟子毛葱，紫红色的，指甲盖大小，圆溜溜的，洗得干干净净，连根须都去了。

靠墙是一溜长条凳，凳面被屁股磨得油光水滑，中间微微凹下去，不知道坐了多少年。墙上糊着旧报纸，报纸已经泛黄了，但贴得齐齐整整，一张压一张，像鱼鳞似的。报纸上面贴着一张年画，是《年年有余》——一个大胖娃娃抱着一条大红鲤鱼，色彩浓烈得要从纸上跳出来。年画边上还有一个相框，里面是一张黑白照片，一个年轻女人抱着个孩子，笑着，牙齿白白的。照片的边角已经卷起来了，但被小心地压在玻璃后面。

堂屋再往里是一道门，挂着半截蓝布门帘，帘子下摆缀着几颗铁螺母，沉甸甸的，不让风把帘子吹起来。门帘后面大概是睡觉的炕，我瞥了一眼，能看到一铺大炕占了大半间屋子，炕上铺着高粱秆编的席子，席子上叠着几床被子，被子叠得方方正正，像豆腐块似的，上面还苫着一块白布。

“坐坐坐，”村长把我往八仙桌跟前推，“路上累坏了吧？先喝口水。”

他转身从灶台上拎下一把黑色的陶壶，给我倒了碗白开水。那陶壶的样子笨拙得很，壶嘴还缺了一个小口，但水倒出来清亮亮的，一点茶末子都没有。

我端起碗喝了一口，水是甜的。山里的水就是不一样，喝到嘴里滑溜溜的，像含着露水。

这时候，灶台间传来一阵响动。村长的老伴从灶台后面探出头来，冲我笑了笑。她六十来岁的样子，头发花白，在脑后挽了一个髻，用一根银簪子别着。围裙上沾满了面粉，手上有水，在围裙上擦了擦才伸出来和我握手。她的手掌粗糙得很，但握在手里很温暖。

“林同志，你坐着，马上就好。”她说话的声音不大，但很和气，像这屋里的灶火一样，暖暖的。

说着她又缩回了灶台后面，我听见她在低声吩咐儿媳妇什么。灶台间传来案板切菜的声音，“笃笃笃”的，又快又匀，一听就是几十年的手艺。

村长在我对面坐下来，掏出旱烟袋，按了一锅烟末子，划了根火柴点着了。他吸了一口，烟雾从鼻孔里喷出来，在昏黄的灯光下慢慢散开。

“林同志，你今年多大了？”他忽然问。

“二十五。”

“二十五，好年纪啊。”村长又吸了一口烟，眼睛眯起来，看着墙上那张年画，“我二十五那年，刚解放，正闹土改呢。那时候也像你们现在这样，浑身是劲儿，觉都睡不踏实，天不亮就想起来干活。”

他停了停，烟锅子里的火星明明灭灭的。

“这村子啊，太偏了。”村长的声音低下去，像在跟自己说话，“我在这儿住了五十多年，眼看着外面一天一个样，咱这儿还是老样子。不是不想变，是变不动。路没有，电没有，连个收音机都收不着台。你说，日子怎么过？”

他没有看我，目光落在窗外那片暮色里，好像在看很远很远的地方。

“所以啊，”他转过头来，眼睛里有了一种光，“你今天来放电影，比送什么都强。你让他们看看，外面的人是怎么活着的，好日子是个什么样。看了，心里就有了念想。有了念想，再苦的日子也能挨过去。”

灶台间忽然飘出一股浓郁的香气。

那香味先是冲鼻子的——鸡肉炖蘑菇的香气，混着葱花炝锅的焦香和柴火燃烧的烟火气，一股脑地从灶间涌出来，灌满了整间屋子。紧接着，那香气就变得复杂起来，一层一层的：松蘑的野香味最先钻出来，带着雨后松林的潮湿和清冽；然后是鸡肉的鲜味，醇厚得像一块被火慢慢煨化的蜜糖；再往后，是土豆炖烂了之后的那种粉粉的甜香，和粉条吸饱了汤汁后散发出来的那种滑润的、让人忍不住咽口水的气味。

这些香气纠缠在一起，丝丝缕缕的，像一只只无形的手，抓着你的胃，拽着你的心。

我的肚子不争气地叫了一声。

村长笑了：“饿了吧？”他朝灶间喊了一声，“老婆子，快点儿，林同志饿了！”

灶间里传来老太太爽快的应答：“来了来了！”

先端上来的是小鸡炖蘑菇。

那是一只巨大的黑陶盆，盆口比我的两个脑袋还大，陶盆的外壁黑亮黑亮的，像刷了一层漆，边沿有几个磕碰的缺口，但洗得干干净净。盆里满满当当的，黄澄澄的鸡汤还在咕嘟咕嘟地冒着泡，热气蒸腾，把里屋的灯光都搅得模糊了。

我这才看清盆里的内容——鸡肉块炖得恰到好处，用筷子一夹就骨肉分离，肉是浅褐色的，带着一层薄薄的黄油脂，在灯光下闪着亮晶晶的光。松蘑切成大块，吸饱了汤汁，变得肥厚饱满，咬一口，汁水能在嘴里炸开。土豆炖得半化了，棱角都没了，圆嘟嘟的，一碰就碎，粉条是自家做的红薯粉，粗得像筷子，但透亮透亮的，在盆里蜿蜒着，像一条条琥珀色的丝带。

最上面撒了一把葱花和香菜末，翠绿翠绿的，被热汤一烫，香气一下子就逼了出来。

“这是咱自家养的鸡，”村长用筷子指着盆里的肉，“昨儿个还好好的，今天下午我让老婆子把它宰了。山里的鸡，不喂饲料，满山跑着找食吃，肉瓷实。你尝尝。”

他又指了指那蘑菇：“松蘑，后山上捡的。今年雨水好，蘑菇多，我家老婆子天不亮就上山，一捡捡到天晌。晒干了攒着，平时舍不得吃，就等着贵客来。”

村长老伴又端上来几样菜：一碟子炒蕨菜，嫩绿的，用蒜末炝锅，清清爽爽；一盘凉拌木耳，木耳是椴木上长的，肉厚，咬起来嘎吱嘎吱的；一碟子煎笨鸡蛋，金黄金黄的，像一个个小太阳，边上煎得焦焦的，一碰就碎；还有一大碗酸菜炖粉条，酸菜是自己腌的，酸味正，不冲鼻子，粉条吸足了酸菜的汤汁，滑溜溜的。

八仙桌一下子摆满了。盘子挤着碗，碗挨着碟子，中间那盆小鸡炖蘑菇像个皇帝一样被众星捧月地围着。

“来，吃！”村长给我夹了一块鸡腿，那鸡腿大得出奇，肉鼓鼓的，一筷子下去，油汪汪的汁水就顺着筷子往下淌，“山里头没啥好东西，就是这些土里刨出来的东西，你莫嫌弃。”

我咬了一口鸡肉。那一瞬间，我差点没忍住叫出声来。

肉确实瓷实，但不是那种嚼不烂的柴，而是有一种在嘴里慢慢释放的韧劲儿。牙齿咬下去，能感觉到肉的纤维一根根断裂，紧接着，一股浓郁的、带着松木清香的味道就涌了出来。那味道不是调料调出来的，是鸡肉本身的味道，是这只鸡在山里跑了一年多、吃了无数虫子和草籽之后，长在骨头里的味道。

蘑菇比肉还好吃。

松蘑的肉质比鸡肉还厚，咬下去软糯糯的，像咬了一口云朵，但云朵不会有这么丰富的味道——先是一股松针的清苦，然后是蘑菇特有的鲜香，再然后，是鸡汤浸透了之后的醇厚。这三种味道一层一层地涌上来，在嘴里打转，久久不散。

“好吃吗？”村长盯着我的脸，急切地等着我的回答。

“好吃。”我说，这俩字太轻了，根本配不上这盆菜，但又找不出更重的词，“我这辈子没吃过这么好吃的鸡肉。”

村长笑了，笑得满脸的皱纹都挤在一起，像一朵晒干了的菊花。他端起酒盅，朝我举了举：“来，喝一个。”

酒是自家酿的苞谷酒，装在白色的塑料桶里，桶壁上贴着一条红纸，上面用毛笔写着“酒”字，笔画粗壮，一看就是村长自己写的。酒倒进粗瓷碗里，清亮亮的，能看见碗底的蓝花。抿一口，辣，但不呛，一股热流顺着嗓子往下走，走到胃里，像点燃了一团小火。

“好酒。”我说。

“那是。”村长得意了，“我这酒啊，在方圆几十里都是有名的。用山泉水酿的，泉水从后山石缝里流出来的，冬暖夏凉，我喝了一辈子，牙都没掉一颗。”

他说着，露出满口的牙让我看。五十多岁的人了，牙还真整齐，虽然黄了点，但一颗不少。

村长的老伴又端上来一盘东西，白花花的，冒着热气。

“尝尝这个，”村长把那盘子往我面前推，“冻豆腐，昨儿个才冻的。”

我一看，那豆腐上布满了蜂窝一样的小孔，每个小孔里都汪着汤汁。夹一块放进嘴里，豆腐软得像棉花，但那些小孔里的汤汁一咬就爆出来，满口都是鸡汤和黄豆的混合香味。

“这豆腐是自己做的？”我问。

“还能是买的？”村长说，“咱这村子，连个小卖部都没有，啥都是自己做。黄豆自家地里种的，石磨自家院里的，连点豆腐的卤水都是我从山里背回来的。做一回豆腐，从泡豆子到出锅，得两天。老婆子说麻烦，我说麻烦也得做，豆腐这东西，买的不如做的香。”

正吃着，村长忽然放下筷子，朝灶间喊了一声：“把那个拿出来。”

老太太应了一声，从碗柜最里层捧出一个小坛子。坛子是深褐色的，釉面上有几道裂纹，用黄泥封着口，封口上还贴着一小块红纸。村长接过坛子，用手指抠开黄泥，揭开坛口蒙着的几层油纸，一股奇异的香气立刻弥漫开来。

“这是啥？”我问。

“榛蘑。”村长小心翼翼地用筷子从坛子里夹出几片干蘑菇，放到我碗里，“我采的。这玩意儿长在后山最高的那片落叶松林子里，一年就长那么几天，采晚了就老了，采早了还没冒头。我每年秋天都要专门进山采一回，采回来晒干了，装在坛子里，能吃一整年。”

那榛蘑比松蘑小得多，但更香。咬一口，有一种松脂和泥土混合的、说不清道不明的味道，像把整座大山的精华都浓缩在这一小片蘑菇里了。

“林同志啊，”村长又给我倒了半碗酒，“我们这地方，啥都缺，就是不缺山里的东西。蘑菇、木耳、榛子、松子、蕨菜、猴头菇……你要啥有啥。可这些东西变不成钱啊，路不通，运不出去。我跟你说，有一年我晒了三十斤蘑菇，背到县城去卖，走了整整一天，到那儿天都黑了。结果呢？人家告诉我，今年的蘑菇收多了，一斤只给两毛钱。我算了算，连路费都不够。”

他叹了口气，端起酒碗，一口气喝了半碗。

“所以你说，今天这电影放得好。我那话不是随便说说的——看了，心里就有了念想。人活着，不就是图个念想吗？”

灶间的火渐渐小了下去，老太太往灶膛里添了几根松枝，火又旺了起来，噼噼啪啪地响着，松脂燃烧的香气从灶间飘过来，和小鸡炖蘑菇的香味混在一起，甜丝丝的。

窗外，天已经完全黑透了。从村长家的窗户望出去，能看到打谷场上那盏平时很少用属于村里的财产汽灯亮着，在这个没有电的村子里，那盏汽灯亮得像一颗星星。二柱还坐在设备旁边，我隐约能看到他的侧影，一动不动地守着。

远处传来几声狗叫，然后是母亲喊孩子回家吃饭的声音，拖得长长的，在山谷里回荡。

“吃啊，别停筷子。”村长又给我夹了一筷子粉条，粉条太长，他站起来夹，粉条在碗和碗之间拉成了一条长长的线，汤汁滴在桌布上，洇开一朵深色的花。

我又吃了一碗。那盆小鸡炖蘑菇不知不觉已经见底了，汤也被我用玉米饼子蘸着吃了个干净。村长的老伴还要再去盛，我连忙摆手说够了够了，肚子已经撑得滚圆。

村长靠在椅背上，又点了一锅烟，眯着眼睛看着我，像看自己家的晚辈一样，目光里全是满足。

“吃饱了？”他问。

“饱了。”

“那行，”他站起身，把外衣披上，“走吧，该给大伙儿放电影了。外面那些人，怕是等得肠子都痒了。”

我们走出屋门的时候，灶间的火还在烧，那口大铁锅里还温着半锅汤，咕嘟咕嘟地冒着热气。木头的香气、蘑菇的香气、苞谷酒的香气，全都混在一起，在身后那间暖烘烘的屋子里，久久不散。

天黑得很快。大山里的天黑得比平原上早，太阳一落山，暮色就像潮水一样漫上来，先是从山谷里往上涌，然后淹没了半山腰，最后把整个村子都吞了进去。等最后一抹霞光也从西边的山顶上消失后，天就彻底黑了。但那黑不是城里那种被灯光搅浑的黑，而是纯粹的、透明的黑，黑得像一口深井，抬起头能看到满天的星星，密密麻麻的，多得让人头皮发麻。

投影仪一亮，全村人都仰头看着屏幕。

那是真正的“全村”——男女老少加起来不到两百口人，全到齐了。打谷场上坐得满满当当的，有的坐在板凳上，有的坐在石头上，有的直接坐在地上，有的老人连板凳都没带，就蹲在后头的墙根上，抱着膝盖，伸着脖子看。孩子们坐在最前面，盘着腿，双手托着下巴，眼睛一眨不眨地盯着那块白色的幕布，小脸蛋被投影仪的光照得亮亮的，像一盏盏小灯笼。老人们坐在后面，抽着旱烟，烟头的火星在黑暗里一闪一闪，像一只只萤火虫。年轻的小伙子们站在最后面，靠着墙，抱着胳膊，装出一副不在意的样子，但眼睛比谁都亮，有的人脖子伸得老长，下巴都快抬到天上去了。

我选了一部片子。

我没有放打仗的片子，而是选的朝鲜电影《摘苹果的时候》。

当银幕上出现苹果园丰收的景象时，全场响起了惊叹声。

那声音不是大声的喊叫，而是一种低沉的、从嗓子眼里挤出来的“啊——”，像潮水一样从打谷场的这头涌到那头，又从那头涌回来。好几个人忍不住站了起来，又被后面的人拉坐下。

那些村民从没见过那样的果园——满树的苹果，红彤彤的，像挂了一树的小灯笼，又像一团团燃烧的小火苗。阳光从树叶的缝隙里洒下来，在苹果上打出亮晶晶的高光，每一个苹果都像刚从水里捞出来的，鲜嫩得能掐出水来。姑娘们穿着鲜艳的裙子，在苹果树下唱歌跳舞，笑声像铃铛一样清脆。裙摆在风中飘起来，像一朵朵盛开的花。整个画面亮得像一个梦。

孩子们最先有了反应。他们伸着小手去够银幕上的苹果，一个男孩的手伸出去了又缩回来，再伸出去，反反复复，好像真的能摘到那些红彤彤的果子似的。前排有几个孩子甚至站了起来，踮着脚尖往前凑，小脑袋在光束里晃来晃去，在银幕上投下了一个个小小的影子。

“哎呀，这苹果长得真好啊！”一个老婆婆看到一半，忽然大声说了一句，“咱村的苹果要是能长成这样就好了。”

旁边的人笑了：“娘，这是电影，又不是真的。”

“我知道不是真的，”老婆婆说，眼睛还盯着银幕，眼眶里有亮晶晶的东西在闪，“但看了心里高兴。你看看那苹果，看看那姑娘们笑的样子，看着就舒坦。我这辈子没见过这么好的光景，能在电影里看一眼，死了也值了。”

她身边的一个老太太拍了拍她的手背，两个人谁也没再说话，就那么静静地坐着，静静地看着。银幕上的光映在她们满是皱纹的脸上，把那一道道沟壑般的皱纹照得忽明忽暗。她们的嘴唇微微动着，像在念叨什么，又像只是跟着银幕上的歌轻轻哼着。

坐在前排的一个年轻姑娘，看到银幕上的姑娘们在苹果园里劳动的场面时，眼睛亮亮的。她穿着一件打了补丁的花布衫，头发用一根红头绳扎着，脸蛋被山风吹得红扑扑的，两颊上还有几颗雀斑。她转过头对旁边的伙伴说：“她们的衣服真好看。”

“你喜欢？”伙伴问她。

“喜欢。”她说，声音轻轻的，但很认真，像在说一件很重要的事情，“等咱村也种了苹果树，我也要做这样的衣裳。还要做一条那样的裙子，粉色的，带花的。”

她说话的时候，眼神里有种说不出的东西——那是一个从没出过大山的姑娘，对着银幕上那个遥远的世界，生出的最朴素的向往。那种向往不是嫉妒，不是自卑，而是一种像种子破土一样的、压不住的、从心里往外冒的渴望。

电影继续放着。银幕上的姑娘们一边摘苹果一边唱歌，歌声在苹果园里飘荡，飘过挂满果实的树枝，飘过开满野花的山坡，飘过蓝得透明的天空。打谷场上，那些村民们的脸上也有了笑容。那笑容不是看电影时那种惊奇的笑，不是见了新鲜玩意儿觉得新鲜的笑，而是一种发自内心的、被什么东西深深感染了的笑。那种笑从心里长出来，漫到脸上，漫到眼睛里，让人看了心里发暖，发软，发酸。

《摘苹果的时候》放完后，我又放了一部——《鲜花盛开的村庄》。

银幕上出现了一个山清水秀的小村庄。村子不大，但整整齐齐的，每一家的院子都打扫得干干净净，房前屋后种满了花，红的、黄的、紫的、白的，一团团一簇簇，把整个村子装点得像一个花园。村口有一棵大槐树，树下摆着石桌石凳，几个老人坐在那里下棋，安安静静的。一条小溪从村边流过，水清得能看见底下的鹅卵石，溪边有几个孩子在捞鱼，笑声远远地传来。

一个老汉忽然说：“这个村子跟咱村有点像嘛。”

“哪里像？”旁边的人问。

“你看那山，那水，那房子的样子。”老汉指着银幕，手指微微发抖，“就是比咱村干净，比咱村好看。你看人家那院子，收拾得多利索，连根草刺儿都没有。再看看咱这院子，乱七八糟的，像个鸡窝。”

“那咱村也收拾收拾，也能那么好看？”

“那得大伙儿一起收拾。”老汉说，声音大了起来，像是怕别人听不见，“一个人收拾没用，得全村人一块儿动手。你扫你家门口，我扫我家门口，村子不就干净了吗？人家能收拾出来，咱也能。咱这山也不比人家的差，水也不比人家的少。我就不信，人家能种花，咱就种不活？”

有人笑了起来，但那笑声里没有嘲讽，倒像是被说中了什么心事，带着一点不好意思，又带着一点跃跃欲试。几个年轻的媳妇互相看了看，眼睛里都有了主意。一个媳妇小声说：“咱家屋后那片空地，一直长草，要不明天也翻出来种点花？”另一个媳妇马上接话：“种啥花？我看电影里那种红的最好。”第一个媳妇摇摇头：“红的忒扎眼，种黄的，黄的好看。”

她们就这么你一言我一语地讨论起来了，好像明天一早就真的要动手种花似的。

电影放完后，村长站起来，对着村民们大声说：“大伙儿都看到了吧？人家村子也是从穷日子过出来的，以前说不定比咱还穷，连饭都吃不饱。但人家能过好，咱也能。回去好好种地，好好养猪，把院子拾掇拾掇，把村口那片空地也收拾出来，种上花，种上树，让外面的人来了也夸咱一句好！”

村民们鼓起掌来。那掌声不大，但很实在，每一声都扎扎实实的，在空旷的山谷里回荡了很久。

那天晚上，我又放了一部国产电影——《我们村里的年轻人》。

银幕上的年轻人劈山引水、改造家乡，干得热火朝天。他们抡着大锤打炮眼，扛着铁锹挖水渠，汗水在阳光下闪着光。村里的几个年轻人坐不住了。他们凑在一起，小声说着什么，脑袋碰脑袋，眼睛亮亮的，像几只在暗夜里看见火的飞蛾。其中一个就是刚才说要做衣裳的那个姑娘，还有一个是刚才嚷嚷着要种花的那个小伙子。他们你一句我一句地商量着，越说越来劲，声音越来越大，后来连旁边的老人也跟着插嘴了。那个姑娘掏出一个小本子，借着投影仪的光，歪歪扭扭地记着什么。

村民嫌不过瘾，还想看。我知道他们看电影不容易，又放了一部《林海雪原》。

电影放完的时候，天已经快亮了。打谷场上的人慢慢散去，但还有不少人围在幕布旁边不肯走，好像多看一眼也是好的。几个孩子躺在草垛上睡着了，嘴角还挂着笑，有个孩子的嘴里还在嘟囔着：“苹果……大苹果……”不知道梦里是不是也看到了那片红彤彤的果园。

村长走到我面前，从上衣兜里掏出七八个鸡蛋，塞进我的衣兜里。

鸡蛋是熟的，还带着体温，一个一个圆滚滚的，把我的衣兜撑得鼓鼓囊囊的。

“林同志，这是大伙儿给你煮的。”村长说，“不多，你路上吃。”

“村长，我不能要……”

“拿着。”村长的语气不容置疑，像在下命令，又像是在求人，“你是咱们村第一个放映员。你让大伙儿知道，好日子是啥样子的。这几个鸡蛋你要是不要，我这张老脸往哪儿搁？”

我摸了摸衣兜里的鸡蛋，热乎乎的，像揣着几颗滚烫的心。

“村长，我明年还来。”我说。

村长的眼眶红了。他转过身去，假装咳嗽了一声，使劲揉了揉眼睛。月光照在他花白的头发上，像落了一层霜。

这时候，那个说要穿花裙子的姑娘忽然站了出来。她身后还跟着两男一女，都是刚才凑在一起商量事情的那几个年轻人。

“林同志，我们送你下山。”姑娘说，声音脆生生的，“山路不好走，你一个人背那么重的东西，天又快亮了，我们送你一程。”

“不用不用，”我连忙摆手，“我自己能行……”

“你别客气了。”那个小伙子已经走过来，一把从我肩上接过装投影仪的背包，掂了掂，“嚯，真不轻。你一个人背这个翻山，难怪走到下午才到。”

另一个小伙子拎起了储能电池。姑娘和她的女伴帮我拿了幕布和零碎的东西。几个人分工明确，三下五除二就把我身上的设备分了个干净。

村长看着他们，点了点头，没有拦着。

“去吧，”他说，“送到山下就回来，别让林同志一个人走。”

我们出了村口。天边已经露出了第一抹亮色，淡淡的，像谁用毛笔在天边轻轻画了一笔。山间的雾气很重，白茫茫的，把整个村子都裹在里面，只露出几棵老树的树梢和几缕炊烟。露水打湿了我们的裤腿和鞋子，冰凉冰凉的，但衣兜里的鸡蛋还热着。

下山的路比上山好走一些，但背着东西还是吃力。那几个年轻人走得快，在前面带路，一边走一边回头等我。那个姑娘走在最后面，手里提着一盏马灯，灯光在雾气里晕开一团昏黄的光，照着我脚下的路。

“林同志，你路上遇到熊了？”走到半山腰的时候，那个小伙子忽然问我。

“你怎么知道？”

“你进村的时候脸色发白，腿还有点儿抖。”小伙子笑了，“我爷爷说过，山里的熊一般不惹人，除非你走到它跟前去了。你是不是走到它跟前去了？”

我苦笑了一下：“差不多。”

几个年轻人都笑了，笑声在寂静的山林里传得很远，惊起了一群鸟，扑棱棱地从树丛里飞起来。

走到那片白桦林的时候，天已经亮了大半。晨光从东边的山顶上漫过来，先是金色，然后是橙色，最后变成了一种透明的、温暖的橘红色，把整个山谷照得像着了火。雾气在阳光里慢慢消散，村子一点一点地露了出来——那些木头的房子，那两棵老榆树，那条亮闪闪的小河。

我回过头，看见村长还站在村口的老榆树下，向我们这边望着。他的身影在晨光里很小，但看得很清楚。

“村长站了多久了？”我问。

“从我们出村他就站在那儿了。”姑娘轻声说，“每次有人出山，他都站在那儿送。”

到了山脚下，车还停在那里。军区司机趴在方向盘上睡着了，听到动静才醒过来，揉着眼睛下了车。

几个年轻人把设备放到车上，一件一件码好。那个小伙子拍了拍手上的灰，对我说：“林同志，明年你还来啊。”

“来。”我说。

“那说定了。”姑娘说，“明年你来的时候，我们村的苹果树就种上了。我给你摘最大的。”

他们转身往回走。走了几步，那个小伙子又回过头来，冲我喊了一句：“路上小心熊！”

又是一阵笑。

我站在车边，看着他们的背影消失在晨雾里。马灯的光在雾气中晃了几下，然后越来越远，越来越暗，最后融进了满山的金色里。

我上了车，司机发动了车子。

“林同志，鸡蛋。”他指了指我的衣兜。

我低头一看，衣兜鼓鼓的，那几个鸡蛋还在。我赶紧摸出几个，鸡蛋还是温热的，壳上还沾着一点草屑。

“你也辛苦一晚，吃完了我们好上路。”

司机也不客气，剥开蛋壳狼吞虎咽的把几个吃完，接着挂挡踩油门，车子移动向沈阳方向驶去。

 

后来我听说，那年秋天，那个村子真的开始种苹果树了。村长带着全村人，在山坡上开了一片果园。那片山坡原本长满了荒草和灌木，村民们砍掉灌木，刨出树根，一镐头一镐头地把硬得像石头的山地翻开，捡出石头，施上肥料，然后一棵一棵地把苹果树苗栽下去。那个说要穿花裙子的姑娘，干得比谁都卖力，手上磨出了血泡也不吭声。

三年后，苹果树挂了果。

又过了几年，那个村子成了全县有名的苹果村。每到秋天，满山遍野都是红彤彤的苹果，远远看去像一片燃烧的云。来收苹果的卡车一辆接一辆地开进山来，村民们再也不用翻山越岭去赶集了。

村长托人给我带了一封信。

信纸是从作业本上撕下来的，折得方方正正，上面歪歪扭扭地写着一行字：

“苹果熟了，你啥时候来尝尝？”

信的末尾，画了一个大大的苹果，红彤彤的，像挂了一树的小灯笼。

我把那封信收好，压在办公桌的玻璃板底下。每次看见它，我就会想起那个深山里的夜晚，想起那块挂在两棵老榆树之间的幕布，想起那些光着脚的孩子和亮得像星星的眼睛，想起那些翻箱倒柜找出节日衣裳的老人和那些叽叽喳喳围着投影仪转的孩子，想起那个说要穿花裙子的姑娘和那盏在晨雾中晃晃悠悠的汽灯。

还有那股子从心里往外冒的、压不住的、像种子破土一样的渴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