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章：铁龙       

时间：1969年

BJ212z在山路中穿行，一路向西，进入大巴山腹地。

公路到了尽头，剩下的路全靠两条腿。当地老乡说，这地方叫“鬼见愁”——山高得鬼见了都发愁，鸟飞过去都要喘口气。我背着设备沿着刚刚开辟的施工便道往山谷里走。

如果你只看风景，这里美得让人窒息。

正是暮春时节，大巴山的群山披上了一层新绿。山脊上，杜鹃花开得正盛，一丛丛、一簇簇，红的像火，粉的像霞，白的像雪，从山脚一直烧到山顶。云雾在山腰上缠绕，像一条柔软的白色丝带，被风一吹，慢慢散开，露出下面深不见底的峡谷和谷底奔腾的河流。阳光从云层的缝隙里漏下来，一束一束的，像金色的手指，在山坡上缓缓移动，所到之处，树叶闪闪发亮，露珠晶莹剔透。

如果我不说，你绝不会想到，就在这片如画的山水之间，正有一群人在用血肉之躯，一寸一寸地凿开大山。

走了差不多天，傍晚时分，我终于看到了营区。

营区建在两座大山之间的狭长谷地里，是一排排绿色的帐篷，沿着山脚一字排开。从远处看，这些帐篷像一片绿色的蘑菇长在灰褐色的山体上，与漫山遍野的杜鹃花形成了刺目的对比——一边是怒放的生命，一边是简陋的栖身之所。帐篷旁边堆着钢轨、枕木、碎石，还有一排排整齐的铁锹、镐头、钢钎。一座大桥正在修建，巨大的桥墩已经立起来了，像巨人的手臂从河谷里伸出来，桥墩顶端还挂着未拆的脚手架，在夕阳下投下长长的影子。河谷里的水清澈见底，哗哗地流着，水面上漂浮着从山上飘落的杜鹃花瓣，粉白色的，一片一片，顺着水流漂向远方。

空气中弥漫着硝烟味和尘土味，耳边是凿岩机的轰鸣声和风钻的尖啸。一辆辆翻斗车从隧道口开出来，满载着碎石，车身的绿色油漆已经被灰白色的粉尘覆盖，远远看去像是从石灰窑里开出来的。车过之处，扬起一片尘土，在夕阳的照射下，尘土变成了金红色，像一层薄纱笼罩在山谷里。

团长姓陈，四十多岁，脸上的皮肤被大巴山的风吹日晒泛着古铜色的光泽。他穿着一身旧军装，袖口磨出了白边，裤腿卷到膝盖以上，露出的两条小腿上青筋暴起，脚上是一双沾满泥巴的解放鞋。

“你就是总政派来的放映员？”陈团长上下打量着我，目光里带着一种长期生活在艰苦环境中的人特有的警惕和质朴。

“报告首长，林远，总政文化处放映员。”我立正敬礼。

陈团长还了礼，嘴角动了动，算是笑了。他接过我手里的放映机箱子，掂了掂分量，说：“我是这里的团长，姓陈。这玩意儿不轻，走了不少路吧？”

“还好，习惯了。”

“多久没放过电影了？”我一边跟着他往营区走，一边问。

陈团长想了想：“已经记不清了。”

我的心里咯噔了一下。在这个连收音机信号都被大山挡得严严实实的深山里，很久没有看电影意味着什么？意味着这群十八九岁、二十出头的战士们，除了施工、吃饭、睡觉，几乎没有任何精神生活。他们的世界里只有石头、泥土、钢钎、炸药，还有随时可能发生的塌方和牺牲。

当天晚上，我把幕布挂在两根电线杆之间。幕布是白色的，但已经泛黄，上面有好几处补丁，是之前放映员用胶布贴的。投影仪一亮，整个营区都沸腾了。

战士们从帐篷里钻出来，有的刚下工，脸上的灰还没洗掉；有的正在洗衣服，手上还滴着水；有的端着饭碗，一边扒饭一边往幕布前跑。他们穿着清一色的旧军装，有的扣子没扣齐，有的帽子戴歪了，但没有人在意这些。他们挤在幕布前，蹲着的、站着的、坐在石头上的，几百双眼睛齐刷刷地盯着那块泛白的幕布，像一群孩子盯着糖果店的橱窗。

头顶是漫天的繁星，密密麻麻，亮得像撒了一把碎钻石。银河从北边横跨到南边，像一条发光的河流，静静地从大巴山的群山上空流过。月光洒下来，把远处的山脊勾勒出一道银白色的线条，杜鹃花在月光下变成了深紫色，山风一吹，花瓣纷纷扬扬地飘落，像下了一场彩色的雪。

我放了两部电影《铁道卫士》《青年鲁班》。尤其是当电影《青年鲁班》上的年轻木匠用自己的技术创新解决工程难题时，台下的铁道兵们看得很认真。他们不是那种城里人看热闹的认真，而是一种带着职业本能的专注——银幕上每一个施工细节、每一道工序，他们都在用自己的经验去衡量、去琢磨。

一个年轻的战士，坐在第一排的石头上，膝盖上摊着一个小本子，一边看一边飞快地记着什么。他的动作很快，眼睛盯着银幕，手在本子上划拉，时不时抬起头看一眼，又低头写几行。他的本子已经用了大半，纸张卷边发黄，封面上印着“为人民服务”五个红字，被汗水和灰尘浸染得模糊不清。

我悄悄走过去，瞄了一眼他的本子。上面密密麻麻写满了字，还有手画的草图——银幕上那个木匠用的某种榫卯结构，被他原样画了下来，旁边标注着尺寸和角度。

那天晚上，电影放完后，战士们意犹未尽，围在一起讨论。我没有马上收拾设备，而是坐在一块石头上抽烟。陈团长走过来，在我旁边蹲下，掏出自己的烟卷，卷得歪歪扭扭的，用舌头舔了舔封口，点燃，深深吸了一口。

“咱们铁道兵，干的都是苦活累活。”他缓缓吐出一口烟，烟雾在月光下像一团薄雾，很快被山谷里的风吹散。“铺轨、架桥、凿隧道，样样都是拿命换的。前年，我们团在隧道施工的时候塌方，牺牲了五个战士。”

他低下头，沉默了一会儿。烟卷在他指间燃烧，灰烬落下来，掉在他粗糙的手背上，他没有弹掉，好像根本没有感觉到。

“最大的那个多大？”我问。

“二十一。最小的十九，湖南人，家里就他一个儿子。他爹收到阵亡通知书，第二天就从湖南坐火车来了。到了营区，老人家没说一句怪话，就在牺牲的地方坐了整整一天。走的时候跟我说，陈团长，我儿子是为国家死的，光荣。说完就走了。”

他停了一下，把烟头摁灭在石头上，用拇指和食指捻了捻，直到火星完全熄灭。

“但是，铁路修通的那一天，所有的苦都值了。”他的声音忽然有了变化，像是石头里忽然渗出了水。“火车第一次开过来的时候，所有的战士都站在铁路两边，看着火车从面前驶过，鸣笛，然后消失在群山之中。那种感觉，没法用语言形容。”

他没有看我，目光越过幕布，投向远处黑黢黢的山影。山影层层叠叠，像一道永远翻越不了的墙，但我知道，在这道墙的某个地方，他们正在用铁镐和炸药，一点一点地凿开一条路。

这时候，那个看电影时记笔记的年轻战士走过来。他个子不高，圆脸，眼睛很大，里面有一种亮闪闪的东西，不是泪水，是某种更结实、更持久的光。他有些腼腆地站在我面前，两只手不知道往哪里放，最后插进了裤兜里。

“林同志，我……我想跟您说个事。”

“说吧。”

“我以后想当火车司机。”

他说话的时候，眼睛看着自己的鞋尖，鞋尖上全是泥巴，鞋带是一根绿色的尼龙绳。说完之后，他才抬起头来看我，好像担心自己说了什么不该说的话。

“为什么？”我问。

他想了想，好像在认真组织语言，然后说了一句让我这辈子都忘不了的话：“因为我修了铁路，我想看看铁路的尽头是什么样子。”

他说这话的时候，没有煽情，没有做作，就像说“我想吃碗面”一样自然。但正是这种自然，让人心里猛地一紧。

陈团长在旁边笑了，拍了拍他的肩膀：“小马，好好干，等你退伍了，去考个火车司机执照。”

小马笑了，露出一口白牙，用力点了点头。

后来我听说，这个战士叫马德胜，陕西米脂人，家里三代都是种地的。襄渝铁路通车后，他退伍到了铁路系统，从司炉干起，一步一步当上了火车司机。他开了一辈子火车，跑遍了全国所有的铁路线。退休后，有人问他，你跑了那么多地方，最喜欢哪里？他说，最喜欢大巴山。问他为什么，他说，因为那里有他的青春。

但这些都是后话了。

那天晚上，我回到自己的帐篷，躺在行军床上，翻来覆去睡不着。帐篷外面，山谷里的风呼呼地吹，偶尔传来一声远处施工的爆破声，闷雷一样滚过山脊。月光从帐篷的缝隙里漏进来，像一条银白色的带子，落在我的背包上。

我从背包里摸出那台手机。

它安安静静地躺在我手心里，屏幕完好无损，反射着清冷的月光。手机外面套着一个军绿色的防碎壳，厚厚的硅胶包裹着四角，屏幕边缘高出两毫米，即使摔在地上也不会碰到屏幕。我把手机保护得很好，每次用完都先擦干净，然后装进一个绒布小袋子里，再放进背包最中间的位置，四周用衣服和毛巾塞得严严实实。这台手机是我最重要的家当，要是坏了，就再也没有了。

我打开手机，屏幕亮起来，泛着淡淡的蓝光。我翻到相册，里面存着许多穿越前的视频，那些画面在小小的屏幕上流动，每一帧都像一幅画，画里的人是活的，是会呼吸的，是会流汗的。

一个念头忽然冒了出来。

为什么不给这些铁道兵也拍一拍呢？拍他们的施工，拍他们的生活，拍他们在这大山深处日复一日的坚守。不是那种摆拍的宣传照，而是真实的、流动的、活生生的影像。然后放给他们看——不是作为外来的放映员放一部从外面带来的电影，而是放他们自己的故事，放他们自己的面孔。

这个念头一冒出来，就再也压不下去了。

但我心里清楚，手机这个东西太扎眼了。在这个连收音机都是奢侈品的深山里，一台能拍照、能录像的手机，会引起什么样的反应？我不能不考虑。临行前林副政委专门交代过，有些东西要注意分寸，要学会保护自己，保护来之不易的工作条件。话没有说透，但我听得懂弦外之音。

可我还是想试试。

第二天一早，我找到陈团长，说了自己的想法。没有提手机的具体功能，只是说有一种新的宣传方式，可以把战士们施工和生活的场景拍下来，当晚就能放给他们看。

陈团长听了，沉默了很久。他坐在一块石头上，手里拿着一个搪瓷缸子，缸子上的白漆已经掉得差不多了，露出里面黑色的铁胎。他盯着缸子里的茶水看了半天，茶水是深褐色的，上面飘着几片茶叶梗。

“你是说，上午拍，晚上就能看到？”他抬起头，眼睛里带着一种半信半疑的光。

“能。”

他又沉默了一会儿，忽然站起来，把搪瓷缸子往地上一墩：“拍！有什么不能拍的？让战士们看看自己干活的样子，也是鼓劲！”

说干就干。

上午，我拿着手机进了施工现场。出发前，我把手机从绒布袋里取出来，仔细检查了一遍屏幕和外壳，确认没有问题，才揣进上衣内侧的口袋里，扣好扣子，又用手拍了拍，确保它不会滑出来。施工现场到处都是碎石和尖利的钢钎，一不小心就可能磕到手机，我必须格外小心。

隧道口，风钻手们正在打炮眼。四个人一组，两个人扶钎，两个人抡锤。十八磅的大锤抡起来，带着风声砸下去，钢钎在岩石里一寸一寸地往里钻。每砸一下，扶钎的人就要把钢钎转一下，防止卡住。他们的配合默契得像一个人，锤起锤落之间，没有多余的废话，只有钢铁撞击钢铁的脆响和粗重的喘息声。

我举着手机，慢慢靠近。

一个抡锤的战士注意到我了，他停下来，用袖子擦了把脸上的汗，冲我喊：“同志，你拿的那是个啥玩意儿？”

他的声音在山洞里回荡，带着回声。

“照相的。”我喊回去。

“这么小的照相机？”他咧嘴笑了，露出一口因为长期喝山泉水而格外白的牙齿。“我见过照相机，比你这玩意儿大多了！”

周围的战士都笑了。笑声在山洞里嗡嗡地响，把凿岩机的轰鸣都盖过去了几分。

我没有解释，只是继续拍。我小心地把手机握在双手之间，拇指和食指扣住防碎壳的两侧，防止它从汗湿的手里滑出去。脚下的碎石又滑又尖，我一脚踩空，整个人晃了一下，第一反应不是去扶墙，而是把手机护在怀里。旁边的战士眼疾手快，一把扶住了我的胳膊。

“同志，你小心点！这地方摔一下可不是闹着玩的！”

“谢谢。”我站稳了，重新举起手机。

掌子面上，石粉飞扬，空气浑浊得像是能攥在手里。灯光昏暗，只有头上的矿灯射出几道黄白色的光柱，在粉尘中清晰可见。风钻手们戴着防尘口罩，但口罩很快就被石粉堵住了，他们不得不摘下来，用嘴直接呼吸那种混合着岩石粉末和炸药气味的空气。我能看到他们的嘴唇干裂出血，鼻腔里全是黑色的粉尘，但他们的眼睛是亮的，亮得像隧道尽头的那一点点光。

从隧道出来，我去了桥墩施工现场。

几十米高的桥墩顶上，几个战士正在浇筑混凝土。没有塔吊，没有泵车，所有的混凝土都是靠人一桶一桶拎上去的。他们在墩顶架了一个滑轮，用绳子把装满混凝土的铁桶吊上去，然后两个人一组，抬着铁桶，沿着只有一脚宽的脚手架走到浇筑面，把混凝土倒进模板里。

桥墩在河谷里拔地而起，风从山谷灌进来，吹得脚手架吱吱作响。我在下面看着，腿都在发软，那些战士却在上面健步如飞，好像脚下踩的不是几十米高的悬空木板，而是平地上的马路。

我仰着头拍，手臂酸了，脖子僵了，但不敢放下手机。镜头里，一个战士抬着铁桶走过脚手架，忽然脚下打滑，整个人晃了一下。我的心一下子提到了嗓子眼，手一抖，差点把手机摔出去，赶紧用另一只手护住。旁边的人眼疾手快，一把抓住了那个战士的胳膊。两个人稳住身形，对视一眼，什么话都没说，继续往前走。

这一切都发生在几秒钟之内，快得像一阵风，但那个画面永远定格在了我的镜头里，也永远定格在了我的心里。

拍完之后，我退到安全的地方，把手机翻过来检查了一遍。屏幕完好，外壳没有磕碰，防碎壳的四角还是完完整整的。我长长地舒了一口气，用袖子把屏幕上沾的灰尘擦干净，然后装回绒布袋里，拉好拉链，放回背包最中间的位置。

中午，我回到营地，找了个没人的角落，坐在一块石头上开始用手机编辑视频。阳光很烈，手机屏幕反光，我把军装脱下来蒙在头上，缩在里面操作。汗顺着脖子往下淌，湿透了衣领，但我顾不上这些，只是专注地剪片子。手机的电量已经下去了一半，我得抓紧时间。

下午，我把编辑好的视频存好，心里盘算着晚上的放映。

但我没想到的是，事情的发展完全超出了我的预期。

晚上，照例是先放新闻简报。幕布上出现了毛主席接见外宾的画面，战士们看得很认真，这是他们了解外面世界为数不多的窗口。新闻简报放完之后，按照惯例应该放正片。但我按下了暂停键，拿起话筒。

“同志们，今天在放正片之前，先给大家看一段特殊的片子。”

幕布上出现了画面。

先是隧道口的全景。灰色的岩石，昏暗的灯光，忙碌的人影，与洞口外面漫山遍野的杜鹃花形成了鲜明的对比——洞外是春天，是怒放的生命；洞内是硝烟，是生死的搏斗。然后镜头推进，一个风钻手正在打炮眼，他的脸占满了整个画面——满脸的灰尘，汗水冲出一道道沟痕，露出下面的皮肤。他的眼睛是亮的，亮得不像是在那样恶劣的环境里。

台下安静了。

几百个战士，几百双眼睛，齐刷刷地盯着幕布。一开始是好奇，然后变成了惊讶，再然后，变成了某种我说不清楚的东西——像是感动，又不像，更像是一个人忽然在镜子里看到了自己，而且是从来没有看到过的那个自己。

画面切换，桥墩顶上，两个战士抬着铁桶走过脚手架。风很大，他们的衣服被吹得紧贴在身上，露出年轻而结实的身体线条。脚下是万丈深渊，头顶是蓝天白云，他们就悬在天地之间，一步一步地走着，稳稳当当，不急不躁。

我听到台下一片寂静，连呼吸声都听不到了。

画面再切换，一个战士蹲在钢轨旁边吃饭，碗里是土豆炖粉条——说是炖粉条，其实粉条没几根，土豆切得大块大块的，汤多菜少。他吃得很香，脸上全是灰，只有嘴巴周围一圈是干净的，那是被碗沿蹭掉的。他一边吃一边跟旁边的人说话，说着说着忽然笑起来，笑得很灿烂，露出一口白牙。

台下有人笑了，笑声里带着某种不好意思的意味，好像被人撞见了什么私密的事情。

画面继续。晨光中，一个战士在帐篷外面洗脸，把一盆凉水从头浇到脚——营地没有热水，一年四季都用冷水。水珠在晨光中四溅，每一颗都像一颗小小的钻石，折射出七彩的光。然后他猛地甩了甩头，水珠四散，在阳光下闪着光，背景是大巴山层层叠叠的青山和山腰上缭绕的云雾，美得像一幅水墨画。训练场上，两个战士在掰手腕，周围的人围成一圈呐喊助威，输的那个人不服气，嚷嚷着再来一局。帐篷里，一个战士趴在行军床上给家里写信，写了又撕，撕了又写，最后把笔一扔，抱着脑袋躺下了——信纸飘落在地上，隐约能看到“妈，我在部队很好”几个字，后面的字迹被涂掉了，大概是不想让家里知道这里有多苦。

幕布上的每一张脸，都是他们自己的脸；幕布上的每一个场景，都是他们自己的生活。

忽然，幕布上出现了一个画面——一个年轻的战士站在隧道口，面对着镜头，有些紧张地说了一句话：“我叫马德胜，陕西米脂人，我以后想当火车司机。”

台下爆发出雷鸣般的掌声和欢呼声。

小马坐在人群中，整个人愣住了，然后脸一下子红到了脖子根。周围的战士推他、拍他、起哄，他用手捂着脸，但眼睛从指缝里露出来，死死地盯着幕布上自己的样子，眼眶红了。

陈团长坐在第一排，自始至终没有说一句话。他一直保持着一个姿势——双手交叉放在膝盖上，身体微微前倾，像一尊雕塑。幕布的光映在他粗糙的脸上，忽明忽暗，我看不清他的表情，但我看到他的手在微微发抖。

视频放完了。

幕布上重新出现了白底黑字的标准片头，提醒大家接下来要放正片。但没有人在意正片了。

整个营地像是被点燃了一样。

战士们围在一起，七嘴八舌地讨论着。他们的声音很大，语速很快，手势很夸张，每个人的脸上都带着一种兴奋的光。有人说“那不是二班的老李吗”，有人说“你看我在桥墩上那个熊样”，有人说“小马这下出名了”，笑声和喊声响成一片。头顶的星星好像也比刚才更亮了，密密麻麻地铺满了整个天空，银河横亘在天际，像一条发光的河流，无声地流淌着。

一个战士挤到我面前，他的脸上还有没洗干净的灰，眼睛里全是血丝，显然是刚从隧道里下工就赶来看电影的。他拉着我的袖子，声音有些发颤：“林同志，明天能不能拍我？我……我也想上那个……那个什么？”

“视频。”我说。

“对，视频！我也想上视频！让我爹看看我在部队干啥！”

“行。”我说。

“还有我！”另一个战士挤过来。

“我也要！”

“排我后面！”

我被围在中间，一时间竟有些手足无措。这些平日里沉默寡言、只知道埋头干活的战士，此刻像一群争抢糖果的孩子，眼睛亮得像是装了灯泡。

这时候，陈团长走了过来。人群自动让开一条路。他的脸色很平静，看不出喜怒，但我注意到他的步态和平时不太一样——平时他走路大步流星，带着一种军人的雷厉风行，此刻却走得很慢，每一步都像是在思考什么。

他走到我面前，站定，看着我。

“小林，”他的声音不大，但周围一下子安静了，“这个办法，好。”

就一个字，“好”。但那个“好”字从他嘴里说出来，带着一种沉甸甸的分量，像一块石头落在地上，砸出一个坑。

他转过身，面对所有战士，提高了声音：“同志们！林同志的这个办法，是宣传工作的新办法！让大家看到自己干活的样子，看到咱们部队的样子，比放十部电影都管用！”

掌声又响起来了，比刚才更响，在山谷里回荡，惊起了远处树林里的一群飞鸟，扑棱棱地飞向夜空。

陈团长回头看着我，目光里多了一种东西，是信任，也是期待。“小林，以后你就多拍，多放。有什么困难，直接找我。”

那天晚上，我回到帐篷，坐在行军床上，久久不能平静。手机握在手里，屏幕完好如初，在月光下泛着柔和的光。防碎壳的四角还是完完整整的，屏幕上一道划痕都没有。我把手机举到眼前，仔细看了看，又用绒布擦了擦，确认没有问题，才小心翼翼地装回绒布袋里，拉好拉链，放回背包最中间的位置，用衣服和毛巾塞紧。

但我心里清楚，这只是开始，后面的路还很长。

手机的问题始终是个隐患。一个能够拍摄和播放视频的设备，在1969年的大巴山深处，意味着什么？意味着太多的疑问，太多的好奇，太多的麻烦。战士们单纯，但单纯不等于迟钝。已经有人在问了，“那个小东西怎么这么厉害”，“林同志你那个到底是个啥”，“能不能让我也玩玩”。

我得想个办法。

想了整整一夜，第二天一早，我找到陈团长，说了自己的顾虑。陈团长听完，沉默了很长时间。他站在帐篷门口，背对着我，看着远处的山。晨雾在山腰上缠绕，像一条白色的带子，杜鹃花在雾气中若隐若现，像一团团燃烧的火焰。

“你说得对。”他终于开口了，声音很沉。“战士们好奇是正常的，但有些事情，知道的人越少越好。”

他转过身来看着我：“这样，我帮你打个掩护。就说这是总政特地从国外购进的宣传设备，专门用来服务一线部队的。国外的技术，咱们国内还没有，所以大家不要乱打听，也不要乱动。”

我点了点头。这个说法虽然不能完全打消所有疑虑，但至少能挡住大部分问题。

“另外，”陈团长又说，“你不要只拍我们团。你以后还要去别的部队，每个部队你都这么搞，时间长了，大家就见怪不怪了。而且，你可以把之前拍的那些素材剪辑到一起，搞一个……叫什么来着？”

“新闻快报？”

“对，新闻快报！把各个部队的情况串起来，放给后面的部队看。这样大家关心的就是内容本身，不会盯着你的设备不放。”

我不得不佩服陈团长的智慧。这个安排一举多得——既保护了手机的秘密，又提高了宣传效果，还减轻了我的心理负担。

但我很快发现，这个安排意味着一个巨大的代价：工作量。

以前，我只需要带着片子到各个部队去放，放完就走，轻松得很。现在不同了。每到一个部队，我要拍摄，要剪辑，要配音，要配乐，要把之前的素材整合编辑，做成二十分钟到半个小时的“新闻快报”。所有这一切，都靠我一个人，一部手机，在行军途中、在帐篷里、在煤油灯下完成。

白天，我跟着战士们下工地。隧道里、桥墩上、路基边，哪里有施工，我就去哪里。我要把每一个重要的节点、每一个感人的瞬间、每一张生动的面孔都拍下来。有时候为了拍一个完美的角度，我要爬到半山腰上，悬在半空中；有时候为了等一个合适的光线，我要在烈日下站一两个小时。每次拍摄之前，我都会先检查一遍手机，确保电量充足、屏幕干净、防碎壳的四角完好。拍摄的时候，我永远是双手握持，拇指和食指扣住手机两侧，即使需要单手操作，另一只手也随时准备接应。拍完之后，第一件事不是回看素材，而是检查手机有没有磕碰。

晚上，别人休息了，我开始剪辑。手机屏幕小，编辑起来很费眼睛，常常剪到半夜，眼睛酸得流泪，就用凉水冲一冲，继续干。没有专业的剪辑软件，就用手机自带的简易功能，一段一段地拼接，一帧一帧地调整。配乐用的是手机里存的几首革命歌曲，《铁道兵志在四方》《我是一个兵》《打靶归来》，翻来覆去地用。

最麻烦的是配音。我没有专业的录音设备，只能用手机自带的麦克风，找最安静的时候录——通常是凌晨两三点，整个营地都睡了，山谷里只剩下风声和水声。我裹着军大衣蹲在帐篷外面，对着手机屏幕小声念稿子，念错了就重来，念到嗓子沙哑为止。

有一天晚上，我正蹲在帐篷外面录音，小马不知道什么时候走了过来，蹲在我旁边，听了一会儿。

“林同志，你在说啥？”

“配音，给明天的新闻快报配音。”

“我能听听不？”

我把录好的片段放给他听。他听得很认真，听完之后说了一句：“你的声音真好听，像收音机里的人。”

我笑了。收音机里的人是播音员，我差得远呢。但小马的话让我心里一暖。

“林同志，”小马忽然压低了声音，“你那个小机器，到底是啥？我不问别人，就问您。您要是不方便说，我就不问了。”

我看着他，他也看着我。他的眼神很清澈，不是那种窥探秘密的好奇，而是一种真诚的、想要理解什么的渴望。

我想了想，说：“小马，你相信吗，有些东西，知道得太清楚了，反而不好。你就当它是一台小型的电影摄影机，只不过比一般的更先进一些。”

小马点了点头，没有追问。他站起来，拍了拍膝盖上的土，说：“那我以后不问了。林同志，您早点睡。”

他走了几步，又回过头来：“林同志，明天您还拍不拍？”

“拍。”

“那您拍我的时候，给我说一声，我洗把脸。”

说完他就跑了，消失在夜色里。

我在原地蹲了很久，忽然觉得眼眶有些发热。

在这个与世隔绝的大山里，在这个连吃饱饭都算奢侈的地方，一个十九岁的战士，为了让镜头里的自己好看一些，说要洗把脸。

这就是铁道兵。

后面的日子，我的生活变成了一种固定的节奏：白天拍摄，晚上剪辑，凌晨配音，傍晚放映。每天只睡四五个小时，眼睛永远是红的，嗓子永远是哑的，但我不敢停下来，也不愿意停下来。

因为我看到了效果。

自从有了新闻快报，战士们的施工热情明显高涨了。不是因为上面下了命令，也不是因为有什么奖励，而是因为他们想在当天的新闻快报里看到自己。他们会主动找镜头，会下意识地挺直腰板，会干得更卖力、更利索。一个班长跟我说，以前开安全会，讲半天大家心不在焉，现在只要在新闻快报里放一段违章操作的镜头，不用多说，所有人自己就注意了。

陈团长说，自从开始放新闻快报，工地的施工效率提高了至少两成。

两成。我反复咀嚼这个数字。在这个靠人力和意志与大山搏斗的年代，两成的效率提升意味着什么？意味着更少的牺牲，更快的进度，更早通车的铁路，更早看到火车的汽笛在群山之间响起。

但我最得意的不是这个。

我最得意的是，那些在新闻快报里出现过的面孔，那些普通的、平凡的、放在人群里根本找不出来的面孔，忽然之间变得不一样了。他们会在看完新闻快报之后，坐在幕布前久久不散，互相讨论着“你看你今天那个镜头真精神”，“哎呀我那个动作太难看了”，“明天我一定要好好干，争取再上一次”。

他们变得更有尊严了。

不是那种被人施舍的尊严，而是自己看见自己之后，忽然意识到自己的价值的那种尊严。这种尊严，不是任何物质奖励能够给予的，它来自内心，来自对自我的确认和肯定。

一周后，我收拾设备，准备前往下一个部队。

临走前，陈团长把我叫到他的帐篷里。他从箱子里翻出一双崭新的解放鞋。

“拿着。你那双已经破得不成样子了。”

“团长，这……”

“别推了。你在我们团干的这些事，比十双鞋都值。”

我把鞋接过来，一时不知道说什么好。

陈团长又从抽屉里拿出一封信，牛皮纸信封，上面写着地址。“这封信，你帮我带出去寄了。是给我老伴的，告诉她我还活着。”

他笑了，笑容里有一种苦涩的东西，像山里那些被风雨侵蚀了千年的石头。

我把信揣进怀里，进京向他敬了个礼。

他回了礼，又紧紧握住我的手：“小林，到了下一个部队，记得继续拍，继续放。让更多的人看到自己。”

“是！”

我背着设备，沿着施工便道往外走。走了很远，回头一看，陈团长还站在营区门口，身后是连绵的群山和刚刚立起的桥墩。夕阳正好落在他身后的山脊上，漫山遍野的杜鹃花被晚霞染成了深红色，像一片燃烧的火海。他的身影在天地之间显得很小，却像一根钢钎，深深地钉进了大巴山的岩石里。

后来我听说，陈团长之后在那个团待了4年，直到襄渝铁路全线贯通。通车那天，他站在第一列火车的驾驶室里，从起点站到终点站，全程没有说话，只是看着窗外飞速后退的山峦，眼泪一直在流。

但那也是后话了。

我翻过一道山梁，停下来歇了口气。夕阳已经沉到山后面去了，天边还剩下一抹橘红色的晚霞，群山在暮色中变成了黛青色，一层一层地推向远方。山谷里的炊烟升起来了，淡淡的，蓝蓝的，和暮霭混在一起，像一层薄纱笼罩着营区。

我摸了摸背包里的手机。绒布袋安安静静地躺在背包最中间的位置，四周的衣服和毛巾塞得严严实实。我把背包取下来，拉开拉链，把手伸进去，隔着绒布袋摸了摸手机的轮廓。硬邦邦的，方方正正的，防碎壳的四角在绒布下面能摸出明显的弧度。

完好无损。

我松了一口气，把背包重新背上，继续赶路。

这个小东西，到底还能陪我走多远？

在这个时代不能打电话，电池也越来越不经用，每次充满电只能用三四个小时，我得精打细算，不能浪费每一格电。但在我手里，它变成了另一种东西——一台记录历史的机器，一面让普通人看见自己的镜子。

太阳已经完全落下去了，天边最后一抹光也消失了。星星开始一颗一颗地亮起来，先是东边最亮的那几颗，然后越来越多，越来越密，最后整个天穹都被星光铺满了。银河从北边升起，横跨过整个天空，像一条发光的河流，流向南方看不见的远方。

远处，又传来铁道兵的炮声，闷雷一样滚过山谷，在群山之间回荡了很久很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