谍王佐尔格上海情报系统拉姆扎小组的建立
博文内容大多摘自网名民生文创的原发和有关人员的回忆,图片和介绍资料是添加的。
一
在史沫特莱抵达中国一年后，佐尔格也以记者身份乘船到了上海，入住在史沫特莱下榻的华懋饭店（今和平饭店），两人在此接上了头。
在过去的一年里，史沫特莱以记者身份交游甚广，她的中心工作却是聚焦在共产国际派驻上海的人员和有革命经历的中共党员上身上。随后，鲁特·维尔纳也来到上海，与史沫特莱接上头后，又经史沫特莱介绍给佐尔格。
据《佐尔格在中国的秘密使命》一书记载：“鲁特·维尔纳是受共产国际派遣来协助佐尔格工作的核心成员。”
接着，参加过一战的德军退伍兵、来上海担任报务员的克劳森等一批外籍特工也先后与他们接上头，“拉姆扎”小组的最核心班底就此形成了。
史沫特莱又向佐尔格介绍了“三对中国夫妇和一位日本记者”，即陈翰笙、顾淑型夫妇，董秋斯、蔡咏裳夫妇，王学文、刘静淑夫妇和日本记者尾崎秀实，
他们“担负起了佐尔格小组的组建工作，这四条线都是佐尔格单线领导，互不交叉。”
“拉姆扎”情报系统的核心班底形成后，接着就是要寻找中层干部和基层情报员、交通员，这些工作主要由“四条线”的领导层去完成。
陈翰笙、董秋斯、王学文三人著述等身，但对曾从事过秘密情报工作的功绩却至死不言，恪守着“做地下工作的人，有些事是要带进棺材的”的信条，尾崎秀实因后来事败身亡也没为我们留下遗著。
但总有亲历者、幸存者为我们讲述他们长期不为人知的秘密和功勋。
由董秋斯推荐给史沫特莱，经史沫特莱考察、考验后推荐给佐尔格的方文（又名张放、陈培生、刘进中）就为我们留下了一本经国家安全部审定的《佐尔格在中国》和另两本著作《佐尔格在日本》、《风雪天山》。
方文在书中详细介绍了他加入“拉姆扎”小组的经过以及他的情报组如何组建，如何运作，如何成功，如何失败以及他颠沛奔波的传奇经历……
由此我们可以窥一斑而知全貌，了解了方文情报组的情况后，对“拉姆扎”情报系统情况也就略知一二了。
方文和董秋斯是燕京大学的同学，北伐时期又同在11军政治部任职，同学同志加战友的关系。大革命失败后，方文与党组织失联，从上海远到广州教书谋生，但仍不忘让董秋斯帮助他找党。
当佐尔格、史沫特莱名义上去广州采风，实际去建立广州、香港情报站的时候，董秋斯写信给方文，让他好好接待这两位外国友人。
经考察、考验大约半年以后，方文在上海正式加入“拉姆扎”，起先做些报纸摘译工作，接着就是发展基层情报员和交通员，这时的发展对象政治面貌要求相对放宽，而家庭背景、社会关系显得更为重要。
方文发展了妻子鲁丝、学生柳忆遥、同学肖炳实、11军政治部战友陆海防、11军政治部战友陈小航的弟弟陈绍韩、南开同学张永兴、于毅夫、马徒成以及张克侠的弟弟张树棣（张克兴）……
接着鲁丝发展了姐姐蓝天、姐夫孙毅；柳忆遥把两个弟弟发展进来，又发展了赵宗复，赵宗复又发展了赵中枢；后来柳忆遥又在北京发展了刘尊棋、范纪曼。
经顾淑型牵线，肖炳实发展了顾淑型的留苏同学刘思慕，刘思慕发展了黄维祐，黄维祐又发展了蒋浚瑜。
肖炳实在动员蔡叔厚参加后，又把年仅15岁的儿子肖纯也发展进来。陆海防则发展了弟弟陆独步。
如果没有中共各级党组织的鼎力相助，“拉姆扎”小组的发展扩张速度肯定不会如此迅猛。
曾任中共中央驻莫斯科代表团秘书廖雯初（廖焕星）回忆，共产国际副总书记皮亚特尼茨基为协调佐尔格的工作征求他的意见时，他答道：
“佐尔格中国之行的关键，是要取得中国党的帮助，既然他已到了上海，就应该和中共中央联络。”
对这番提醒，皮亚特尼茨基非常重视，马上叫来秘书，要他立刻给中国发报，通知中共中央佐尔格已到达目的地，请给予必要的指导和帮助。
于是周恩来与佐尔格在上海秘密见了面。接着在周恩来主导下，以中央特科的名义调集人手，向“拉姆扎”输送了数量众多的情报人员。
"红色谍王" 佐尔格在上海
如蔡叔厚、张文秋、章文先、吴先清、沙文威、陆久之、沙文汉、陈修良、高原、季明……
张文秋是董秋斯向史沫特莱推荐，经考察考验后由史沫特莱推荐给佐尔格，再由佐尔格向周恩来点将，由周恩来亲自将张文秋送到佐尔格身边的。
拉姆扎小组成员每人各有所长，从不同渠道获取情报，经交通员汇集、编译员整理翻译后汇总到佐尔格处，佐尔格阅后即交克劳森的秘密电台发往苏联。
佐尔格有德籍记者的身份，他的情报来源主要集中在德国驻华外交官和国民政府聘请的德国军事顾问团成员身上。史沫特莱、佐尔格、尾崎秀实、刘忆遥、范纪曼、伊罗生、汉斯·希伯……这些人的公开身份都是记者，让人不禁好奇。
方文在《左尔格在日本》一书中作了解释，他说：“记者身份能接触各种人，能打听各种消息，能到处采访，还能保存各种有关政治、军事、经济等各方面的材料。”
方文手稿
二
顾顺章逐渐变得腐化堕落，他嫖妓吸毒，而且居功自傲，专横跋扈，竟把自己凌驾于党之上，他把“中央的任何大事都不能没有我顾顺章”作为口头禅。
他的家里只有李强、陈赓、王世德等少数人能去，陈赓去过几趟后，看到顾顺章的贪图享乐，不禁对柯麟说：“只要我们不死，就会看到他叛变。”
周恩来自然也能感觉到顾顺章的变质蜕化，为加防范，从顺直省委调来了聂荣臻，从广东省委调来了邝惠安，从河南省委调来了吴德峰，以加强自己对特科的掌控，从而削弱顾顺章的权力。
聂荣臻后来回忆道：“调我到特科的意图是，为了从政治上加强特科。中央发现顾顺章吃喝嫖赌抽大烟，样样都干。他把这些特科工作的掩护手段，变为追求个人享受的目的，日益腐化堕落，引起了党的警惕……他在党内掌握了一部分权力之后，就趾高气扬，胡作非为。当时还没有想到他会叛变，只是感到，如果放任他这样下去，会出问题。调我来，就是为了约束他的放荡行为。”
邝惠安，广东新会人，1903年出生于一李姓的贫苦农家。家里因生活所迫，他在年幼时即被卖给旅美华侨龚福利当养子，改名龚昌荣，随养父在江门市水南乡龙环里定居。水南乡民间历来尚武，邝惠安与张美香在习武练拳中相识，后来结为夫妻。
邝惠安参加省港大罢工后加入了工人纠察队的税警团，练就了一手好枪法。此时的邝惠安，“身材高大、体魄强壮，能使双枪，百发百中，又会拳术，善用匕首进行格斗”，成为集一身好功夫、一手好枪法于一体的英雄豪杰。
广州起义失败，邝惠安的赤卫队随徐向前、陈同生、贺诚等人的队伍撤到海陆丰地区，后一起改编为红四师，邝惠安在该师任连长。海陆丰失利，邝惠安又撤到香港，成为广东省委下属的锄奸队队长，1930年9月在陈铁儿、邓发等人的配合下，邝惠安击杀内奸游体仁和侦缉队队长谢安，遭到港英当局的通缉，即远避上海，被任命为红队队长，随后，孟华庭、赵轩等人也被他招来上海，成为红队队员。
邝惠安到上海后，将红队编为若干小组，由其通过交通员居中联络和布置任务，并亲自动手制裁了众多叛徒内奸，包括出卖苏维埃区域代表会议地址的秘密交通员“沪西二十六”。令中统、军统的叛徒特务胆颤心惊，生怕在街上碰到“老广东”邝惠安。
陈彭年、陈立年兄弟因赵宝昊事件等原因，身份暴露，只得撤离法租界捕房，陈彭年由此转入中央交通局，参与开辟南方红色交通线。陈彭年，又名胡广富，山东济宁人，1897年出生。他身材高大魁梧，1921年到法国勤工俭学，1924年在旅欧支部入党，1926年回上海后考入法租界巡捕房，中央特科成立后成为情报科的一员。
进入中央交通局后，他与顾玉良、罗贵昆一起赴汕头，在海平路97号设立“华富电料行”，与镇邦街7号的“中法药房”成为中共设在汕头的两个秘密联络点和交通站。
叶以群从日本短暂回到上海，经浙江人尹赓介绍认识了冯雪峰，当时的冯雪峰住在与鲁迅同一栋的虹口拉摩斯公寓（今四川北路2099号）地下室。受冯雪峰委托，叶以群接受建立左联东京分盟的委托。东京分盟成为左联唯一的海外分盟，成员有叶以群、胡风、聂绀弩、周颖等人。
王范在如皋暴动失败后，口衔芦苇从如东泅水十几里到达南通，随后来到上海。他于1930年底凭一身武功考取了公共租界巡捕一职，受训六个月后被分配到四马路巡捕房。不久，王范与打入巡捕房的党员取得联系，恢复了组织关系，担任四马路巡捕房党支部书记。
四马路捕房党支部与贾斌领导的嘉兴路捕房党支部、李乐平领导的新闸捕房党支部，成为中共第一批在租界巡捕房中设立的党支部。
李士英在北平将内奸李纯除掉后，被北方局送到上海中央特科学习，后被中央特科留用，成为行动科的骨干成员，担任了红队一个组的组长，他的组员有陶国桢、蒋德明、刘国宝（刘大奎）、李泽才。
这些中央特科的成员，后面都将成为各个历史事件的主角。
三
1930年底，项英、刘伯承、顾作霖、蔡申熙、关向应夫妇、任弼时夫妇、贺诚夫妇先后从汉口撤回了上海，因为长江局、五省交通总站、湖北省委、武汉市委等机关皆被武汉警备司令部稽查处、武汉行营侦缉处破坏，数百人被捕遇难。
起因自然是内部出了叛徒。
因叛徒宋惠和的指认，中共武汉市委书记陈华（夏华）被捕，陈华的招供，又使中共在汉口总商会秘密刺杀蒋介石的计划败露，导致了大范围的搜捕，尤崇新等人就是在此时被捕的，而尤崇新的叛变，犹如一只蝴蝶在汉口轻轻扇动了一下翅膀，却在上海等地掀起了轩然大波。
有多少被讴歌的英雄先烈，就有多少被唾弃的内奸叛徒。
中共山东省委自1929年1月至1933年7月先后遭到11次破坏，数百人牺牲，致山东党组织与中央失去联系达三年之久；
中共湖北省委从1928年3月到1930年9月的两年多时间里，先后六次被破坏，数百人被捕遇难；
中共满洲省委、顺直省委、江苏省委的历次大破坏，陈修良之前的八任南京市委书记被捕遇害，无一不是因叛徒的出卖而造成的。
中央特科的扩展也是为了应对这些叛变破坏事件的需要。
刘进中，1927年7月加入中共，佐尔格在中国的主要助手。解放后任外交学会副秘书长，行政11级。
谍王佐尔格上海情报系统拉姆扎小组的建立
毛囡 (2026-04-28 08:59:03) 评论 (0)谍王佐尔格上海情报系统拉姆扎小组的建立
博文内容大多摘自网名民生文创的原发和有关人员的回忆,图片和介绍资料是添加的。
一
在史沫特莱抵达中国一年后，佐尔格也以记者身份乘船到了上海，入住在史沫特莱下榻的华懋饭店（今和平饭店），两人在此接上了头。
在过去的一年里，史沫特莱以记者身份交游甚广，她的中心工作却是聚焦在共产国际派驻上海的人员和有革命经历的中共党员上身上。随后，鲁特·维尔纳也来到上海，与史沫特莱接上头后，又经史沫特莱介绍给佐尔格。
据《佐尔格在中国的秘密使命》一书记载：“鲁特·维尔纳是受共产国际派遣来协助佐尔格工作的核心成员。”
接着，参加过一战的德军退伍兵、来上海担任报务员的克劳森等一批外籍特工也先后与他们接上头，“拉姆扎”小组的最核心班底就此形成了。
史沫特莱又向佐尔格介绍了“三对中国夫妇和一位日本记者”，即陈翰笙、顾淑型夫妇，董秋斯、蔡咏裳夫妇，王学文、刘静淑夫妇和日本记者尾崎秀实，
他们“担负起了佐尔格小组的组建工作，这四条线都是佐尔格单线领导，互不交叉。”
“拉姆扎”情报系统的核心班底形成后，接着就是要寻找中层干部和基层情报员、交通员，这些工作主要由“四条线”的领导层去完成。
陈翰笙、董秋斯、王学文三人著述等身，但对曾从事过秘密情报工作的功绩却至死不言，恪守着“做地下工作的人，有些事是要带进棺材的”的信条，尾崎秀实因后来事败身亡也没为我们留下遗著。
但总有亲历者、幸存者为我们讲述他们长期不为人知的秘密和功勋。
由董秋斯推荐给史沫特莱，经史沫特莱考察、考验后推荐给佐尔格的方文（又名张放、陈培生、刘进中）就为我们留下了一本经国家安全部审定的《佐尔格在中国》和另两本著作《佐尔格在日本》、《风雪天山》。
方文在书中详细介绍了他加入“拉姆扎”小组的经过以及他的情报组如何组建，如何运作，如何成功，如何失败以及他颠沛奔波的传奇经历……
由此我们可以窥一斑而知全貌，了解了方文情报组的情况后，对“拉姆扎”情报系统情况也就略知一二了。
方文和董秋斯是燕京大学的同学，北伐时期又同在11军政治部任职，同学同志加战友的关系。大革命失败后，方文与党组织失联，从上海远到广州教书谋生，但仍不忘让董秋斯帮助他找党。
当佐尔格、史沫特莱名义上去广州采风，实际去建立广州、香港情报站的时候，董秋斯写信给方文，让他好好接待这两位外国友人。
经考察、考验大约半年以后，方文在上海正式加入“拉姆扎”，起先做些报纸摘译工作，接着就是发展基层情报员和交通员，这时的发展对象政治面貌要求相对放宽，而家庭背景、社会关系显得更为重要。
方文发展了妻子鲁丝、学生柳忆遥、同学肖炳实、11军政治部战友陆海防、11军政治部战友陈小航的弟弟陈绍韩、南开同学张永兴、于毅夫、马徒成以及张克侠的弟弟张树棣（张克兴）……
接着鲁丝发展了姐姐蓝天、姐夫孙毅；柳忆遥把两个弟弟发展进来，又发展了赵宗复，赵宗复又发展了赵中枢；后来柳忆遥又在北京发展了刘尊棋、范纪曼。
经顾淑型牵线，肖炳实发展了顾淑型的留苏同学刘思慕，刘思慕发展了黄维祐，黄维祐又发展了蒋浚瑜。
肖炳实在动员蔡叔厚参加后，又把年仅15岁的儿子肖纯也发展进来。陆海防则发展了弟弟陆独步。
如果没有中共各级党组织的鼎力相助，“拉姆扎”小组的发展扩张速度肯定不会如此迅猛。
曾任中共中央驻莫斯科代表团秘书廖雯初（廖焕星）回忆，共产国际副总书记皮亚特尼茨基为协调佐尔格的工作征求他的意见时，他答道：
“佐尔格中国之行的关键，是要取得中国党的帮助，既然他已到了上海，就应该和中共中央联络。”
对这番提醒，皮亚特尼茨基非常重视，马上叫来秘书，要他立刻给中国发报，通知中共中央佐尔格已到达目的地，请给予必要的指导和帮助。
于是周恩来与佐尔格在上海秘密见了面。接着在周恩来主导下，以中央特科的名义调集人手，向“拉姆扎”输送了数量众多的情报人员。 "红色谍王" 佐尔格在上海
如蔡叔厚、张文秋、章文先、吴先清、沙文威、陆久之、沙文汉、陈修良、高原、季明……
张文秋是董秋斯向史沫特莱推荐，经考察考验后由史沫特莱推荐给佐尔格，再由佐尔格向周恩来点将，由周恩来亲自将张文秋送到佐尔格身边的。
拉姆扎小组成员每人各有所长，从不同渠道获取情报，经交通员汇集、编译员整理翻译后汇总到佐尔格处，佐尔格阅后即交克劳森的秘密电台发往苏联。
佐尔格有德籍记者的身份，他的情报来源主要集中在德国驻华外交官和国民政府聘请的德国军事顾问团成员身上。史沫特莱、佐尔格、尾崎秀实、刘忆遥、范纪曼、伊罗生、汉斯·希伯……这些人的公开身份都是记者，让人不禁好奇。
方文在《左尔格在日本》一书中作了解释，他说：“记者身份能接触各种人，能打听各种消息，能到处采访，还能保存各种有关政治、军事、经济等各方面的材料。” 方文手稿
二
顾顺章逐渐变得腐化堕落，他嫖妓吸毒，而且居功自傲，专横跋扈，竟把自己凌驾于党之上，他把“中央的任何大事都不能没有我顾顺章”作为口头禅。
他的家里只有李强、陈赓、王世德等少数人能去，陈赓去过几趟后，看到顾顺章的贪图享乐，不禁对柯麟说：“只要我们不死，就会看到他叛变。”
周恩来自然也能感觉到顾顺章的变质蜕化，为加防范，从顺直省委调来了聂荣臻，从广东省委调来了邝惠安，从河南省委调来了吴德峰，以加强自己对特科的掌控，从而削弱顾顺章的权力。
聂荣臻后来回忆道：“调我到特科的意图是，为了从政治上加强特科。中央发现顾顺章吃喝嫖赌抽大烟，样样都干。他把这些特科工作的掩护手段，变为追求个人享受的目的，日益腐化堕落，引起了党的警惕……他在党内掌握了一部分权力之后，就趾高气扬，胡作非为。当时还没有想到他会叛变，只是感到，如果放任他这样下去，会出问题。调我来，就是为了约束他的放荡行为。”
邝惠安，广东新会人，1903年出生于一李姓的贫苦农家。家里因生活所迫，他在年幼时即被卖给旅美华侨龚福利当养子，改名龚昌荣，随养父在江门市水南乡龙环里定居。水南乡民间历来尚武，邝惠安与张美香在习武练拳中相识，后来结为夫妻。
邝惠安参加省港大罢工后加入了工人纠察队的税警团，练就了一手好枪法。此时的邝惠安，“身材高大、体魄强壮，能使双枪，百发百中，又会拳术，善用匕首进行格斗”，成为集一身好功夫、一手好枪法于一体的英雄豪杰。
广州起义失败，邝惠安的赤卫队随徐向前、陈同生、贺诚等人的队伍撤到海陆丰地区，后一起改编为红四师，邝惠安在该师任连长。海陆丰失利，邝惠安又撤到香港，成为广东省委下属的锄奸队队长，1930年9月在陈铁儿、邓发等人的配合下，邝惠安击杀内奸游体仁和侦缉队队长谢安，遭到港英当局的通缉，即远避上海，被任命为红队队长，随后，孟华庭、赵轩等人也被他招来上海，成为红队队员。
邝惠安到上海后，将红队编为若干小组，由其通过交通员居中联络和布置任务，并亲自动手制裁了众多叛徒内奸，包括出卖苏维埃区域代表会议地址的秘密交通员“沪西二十六”。令中统、军统的叛徒特务胆颤心惊，生怕在街上碰到“老广东”邝惠安。
陈彭年、陈立年兄弟因赵宝昊事件等原因，身份暴露，只得撤离法租界捕房，陈彭年由此转入中央交通局，参与开辟南方红色交通线。陈彭年，又名胡广富，山东济宁人，1897年出生。他身材高大魁梧，1921年到法国勤工俭学，1924年在旅欧支部入党，1926年回上海后考入法租界巡捕房，中央特科成立后成为情报科的一员。
进入中央交通局后，他与顾玉良、罗贵昆一起赴汕头，在海平路97号设立“华富电料行”，与镇邦街7号的“中法药房”成为中共设在汕头的两个秘密联络点和交通站。
叶以群从日本短暂回到上海，经浙江人尹赓介绍认识了冯雪峰，当时的冯雪峰住在与鲁迅同一栋的虹口拉摩斯公寓（今四川北路2099号）地下室。受冯雪峰委托，叶以群接受建立左联东京分盟的委托。东京分盟成为左联唯一的海外分盟，成员有叶以群、胡风、聂绀弩、周颖等人。
王范在如皋暴动失败后，口衔芦苇从如东泅水十几里到达南通，随后来到上海。他于1930年底凭一身武功考取了公共租界巡捕一职，受训六个月后被分配到四马路巡捕房。不久，王范与打入巡捕房的党员取得联系，恢复了组织关系，担任四马路巡捕房党支部书记。
四马路捕房党支部与贾斌领导的嘉兴路捕房党支部、李乐平领导的新闸捕房党支部，成为中共第一批在租界巡捕房中设立的党支部。
李士英在北平将内奸李纯除掉后，被北方局送到上海中央特科学习，后被中央特科留用，成为行动科的骨干成员，担任了红队一个组的组长，他的组员有陶国桢、蒋德明、刘国宝（刘大奎）、李泽才。
这些中央特科的成员，后面都将成为各个历史事件的主角。
三
1930年底，项英、刘伯承、顾作霖、蔡申熙、关向应夫妇、任弼时夫妇、贺诚夫妇先后从汉口撤回了上海，因为长江局、五省交通总站、湖北省委、武汉市委等机关皆被武汉警备司令部稽查处、武汉行营侦缉处破坏，数百人被捕遇难。
起因自然是内部出了叛徒。
因叛徒宋惠和的指认，中共武汉市委书记陈华（夏华）被捕，陈华的招供，又使中共在汉口总商会秘密刺杀蒋介石的计划败露，导致了大范围的搜捕，尤崇新等人就是在此时被捕的，而尤崇新的叛变，犹如一只蝴蝶在汉口轻轻扇动了一下翅膀，却在上海等地掀起了轩然大波。
有多少被讴歌的英雄先烈，就有多少被唾弃的内奸叛徒。
中共山东省委自1929年1月至1933年7月先后遭到11次破坏，数百人牺牲，致山东党组织与中央失去联系达三年之久；
中共湖北省委从1928年3月到1930年9月的两年多时间里，先后六次被破坏，数百人被捕遇难；
中共满洲省委、顺直省委、江苏省委的历次大破坏，陈修良之前的八任南京市委书记被捕遇害，无一不是因叛徒的出卖而造成的。
中央特科的扩展也是为了应对这些叛变破坏事件的需要。
刘进中，1927年7月加入中共，佐尔格在中国的主要助手。解放后任外交学会副秘书长，行政11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