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文革（118）

第二天上午我们又去了外滩。在工总司旁边的马路上看到几个头戴柳藤帽，手持铁长矛的文攻武卫队员。听他们说，工总司今天要攻打上海柴油机厂的联司。我们听了这个消息倒也不觉得突然，好像早就认定这件事早晚总有一战。此时叶青茂说要去工总司里看看，我和周令全、曹黄梅不想去，就说天太热，想去外滩吹吹凤，顺便看看轮船。于是叶青贸一个人去了工总司。走到黄浦江边，被江风一吹果然觉得凉快，我们就站在江边的防澜墙边看江中经过的大船小船。当时黄浦江里大轮船进不来，一般多停泊在吴淞口外，但几千吨以下的中小轮船听说可以一直开到黄浦江中游的闵行附近。偶尔还会有外国轮船经过。那天我们就看到一艘外国轮船经过，从吴淞口方向过来。几个外国水手站在甲板上看上海外滩的景致。而我们则也好奇地看他们，只不知他们是哪个国家的。那时我们都还年轻，很向往这种飘洋过海周游世界的生活。不一会叶青贸来找到了我们，说青浦逃到上海的造反派也有人向工总司要求参加这场砸联司战斗。我对武斗历来不感兴趣，就与他们告别回了外语学院。

这一天是八月四日。傍晚时分听到消息，工总司在这一天调集了十万人围攻地处杨树浦黄浦江边的上海柴油机厂。打头阵的是隶属公安局的消防部门的消革会。他们驾着有云梯的消防车攻打联司守卫的大楼，用锋利的消防斧做武器，拿下了厂里的制高点，为攻打联司立了头功。东海舰队则派出巡逻艇封锁黄浦江江面，防止联司有人从江上逃窜。这说明这次攻打联司军队也参与了。在这次攻打联司过程中，据说双方都有人死亡，伤的更多，但数目不详。

接着我又听到传闻，说攻打联司的时候毛泽东正好在上海，张春桥特地布置了电视实况转播，让毛泽东在他住地的房间内观看了武斗全过程。又说联司攻下后，张春桥陪毛泽东坐小轿车在淮海路等市区主要街道兜了一转，看上海市民对砸联司的反应。

几天后，《解放日报》上刊登新闻，说联司的狗头军师全向东、本名汤福坤，也已在武汉落网。报上还配发了一帧照片，是两个身穿白色警服的公安人员押解全向东从一艏轮船上下来。他是在上柴联司被攻下后逃到武汉去的。上月二十日武汉刚发生了震动全国的七二〇事件，全向东却还要往武汉逃，我猜他是去投奔百万雄师的残余势力的。毕竟，百万雄师能在武汉做出这样惊天动地的大事来，连毛泽东也不买账，在武汉一定有着非常强大的势力。所谓百足之虫死而不僵，中央要彻底清除百万雄师的余毒也非易事。然而，经此一役，上海的支联站是土崩瓦解了。

上柴联司事件，是上海市革会成立后，继炮打张春桥事件最严重的一次险些动摇了市革会的大事。后来听说联司被攻破后，杨仲池当场被逮捕，关押八年至文革结束才平反。陈卜昌也被逮捕，因为参与支联站罪被判了二十年徒刑，文革后平反。全向东被捕后则被判处两年徒刑缓刑两年执行，文革后平反。

联司事件可以说与我们青浦造反派全无关系。但是这件事却引起了我深思。我首先注意的是毛泽东在上海，他观看了电视直播的砸联司全过程而没有制止，这说明了他对上海市革会这样处理与联司、支联站的矛盾是支持的，至少也是默许的。一月革命时，中央破天荒地接连发来两个贺电，我就已感觉到上海在毛泽东心中有特殊的重要地位。《文汇报》和《解放日报》夺权，毛泽东说这是一个大革命。这件大事必将对於整个华东、对于全国各省市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运动的发展，起著巨大的推动作用。说明毛泽东很想以上海做榜样，带动全国的文化大革命。他又将张春桥、姚文元这两位中央文革的成员长期派驻上海，担任上海的领导，这也是其他省市没有的待遇。凡此种种，说明了毛泽东对上海寄有厚望。根据这样的判断，我断定毛泽东不会允许上海第二次大乱。这是张春桥决定用武力砸掉联司、瓦解支联站的原因。砸联司，在张春桥来说可能也是不得已而为之。因为再拖下去，支联站势力更庞大成了气候，到时上海造反派分裂成两大派，上海真会第二次大乱。但是，因为不准上海第二次大乱，用武力镇压不同观点的群众组织，甚至还出动了军队，这与二月逆流中各地军队镇压造反派又有什么区别呢？《十六条》规定要文斗不要武斗，这是毛泽东、张春桥都有份参与制定的文件，可是他们都没有遵守，怎样来解释这种现象呢？以大局为重？小道理服从大道理？我觉得这些都是诡辩。在这些冠冕堂皇言辞的背后尽是虚伪、谎言！他们自食其言的真正原因，无非就是利益的算计。说实话，虽然我的立场是站在工总司一边的，但我并不认同砸联司这种做法。

我又思索支联站发生的原因。就全国大多数地区的情况言，都是保守派占上风，造反派处下风，而且都是双方长期缠斗不休。唯独上海一月革命后，造反派一战定江山。八十万赤卫队就此冰消雪融一般再也没有东山再起。这些赤卫队员哪里去了？我相信大部分已被吸收进了造反派。不然工总司哪来的二百万队员？但这些赤卫队员都心悦诚服地认同了张春桥的市革会，认同了王洪文的工总司？我不太相信。只不过对方太强势了，他们无力反抗而又要适应形势，这才参加了工总司的。但无力反抗不等于不想反抗，正如我们造反派在二月逆流被镇压以后一样，人心不服，一旦气候适宜，还是会再次起来造反。我想，对于部分赤卫队员来说也应作这样的估计。还不单是赤卫队，还有好多以前被张春桥、王洪文等人整下去的其他造反派，如原红革会的、北上返沪兵团的，他们也未必对张春桥、王洪文服气。这许多对张春桥、王洪文不服气的人，他们发现了联司这个凝聚点，就以支持联司为名成立了支联站，与张春桥他们再作一次较量。我想，这恐怕就是支联站成立的原因和他们的目的。而支联站突然出现，并在很短的时间内发展成足以动摇上海的第二股大政治势力，显示上海地下的反对势力也不容小觑。

在上海我又住了几天，打听到青浦终于安全了并且通车了，八月近中旬的某一天中午时分我回到了青浦。从汽车站到单位的路上，我发觉行人稀少，马路两边有很多垃圾无人清扫。经过中山公园边的青浦桥时，见公园内空无一人。而往常公园中只要不是下雨天总是有不少游人的。马路上的商店有的大门全开，有的半掩着，也都是门庭冷落、顾客稀少。可见大武斗造成的破坏至今未恢复。回到单位后，我先去看自己的宿舍，见几张床上的被子都乱堆着，我的一只放衣服的木板箱，里面东西被翻乱了。我仔细检查了一下，东西好像没有少。那时候我还没有几件像样的衣服，都是旧的，估计人家没看上眼。碰到几个同事，大家点头问好，大有劫后重逢的沧桑感。回青浦后我写了一封信给三姐，一方面报平安，同时也告诉她一些青浦大武斗后的荒凉景象。后来三姐告诉我，她把我的信给她的同学们也看了。

有人告诉我黄樑豪七二一那天被农民捉到中山公园，打了一顿。然而据黄樑豪自己说，那天他见农民突然冲进城，想到躲在宿舍里不安全，而街对面的办公室后面就是中山公园，范围广大，还有假山，心想农民不会到这种地方去搜查，就去了对面的办公室，翻窗躲进了中山公园里。不料农民抓到了许多造反派后，红色将他们都关到中山公园内。结果他就成了自投罗网。红色将抓来的造反派集中排队，凡是造反派头头、骨干，被叫出来另行处置，一般队员就放走。但放走前先要经过两列夹道欢迎的农民，每个人都要被这些农民用铁棍在背上打一棍，或用玻璃汽水瓶在头上砸一下。许多人被砸得头破血流。说到这里，黄樑豪还低下头用手分开头发，对大家说：看看，我的头一点也没有被砸破，反而瓶子被砸碎了。他很为自己的铁头功自豪，后来经常吹嘘，大家就赠了个铁头的称号给他。不料，过了八九年，到了一九七六年，那时他已调回江苏江阴老家，突然得了头痛病。当地查不出原因，到上海大医院来检查。因为在上海住宿没有地方，住旅店又没有钱，晚上就到青浦血防站原单位老同事的宿舍来蹭睡。他来了上海几次，好像也没有治好，得什么病他也不说，就回江阴去了。又过了一年多，一次碰到许振彪，他告诉我说黄樑豪死了。后来我一想起此事，就怀疑他这病极可能是七二一砸的那一瓶子种下的祸根。当时外皮是没有破，但头颅内恐怕有内出血，淤血在头颅内长期积存后转化成了恶性肿瘤。这个推测若当真，那他也可算是文革武斗的死者之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