故乡片忆（4）
八，家乡小镇的消防设施
我的家乡与绝大多数的江南水乡小镇差不多，街道、民居都是傍水而建。一层、两层楼的房子，都是砖木结构，挨肩叠背、栉比鳞次。这样的格局一旦发生火警，往往会很快蔓延成一片。所以地方上对消防历来十分重视。据《章练小志》卷六“拾遗”篇说：“里中火政优胜他处，镇貯水龙六份，存晏公庙、观音阁、城隍庙、圣堂、同仁堂、惠世庵等处，遇警则就近取灌。剏始於嘉、道间，东、西、中倡水龙社三处。西社成於道光九年，各派司年十余家或二十余家，家司半年，以次遞衍。复各派司月，立循环薄册，订定规则，每届五月二十日，各社家出资讌集，并酌给御夫酒食钱，演龙一次。……光绪三十年，吴君子汲发起，由商界集资倡办皮龙，以资捍卫，火政益臻完备，故里中火警无蔓延之患。至若私人之闻警赴援者，虽上流社会罔不奋不顾身，争先扑灭，即劳力界亦争尽义务，其热心毅力，为他处所罕觏。”（《章练小志》清高如圭原编、万以增重辑，陈正育标点，收“上海乡镇旧誌丛书”第八卷，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2005年8月第一版。）嘉、道年间，离今已有二百年多，此时上海尚未正式开埠（上海开埠在1843年11月），由此可见我们镇上先辈思想的前卫，镇民公德心的普及，以及商业的繁荣。因为若非有繁荣的商业支撑，购买先进的皮龙消防器材怕也是心有余而力不足的。
在我小时候（上世纪五十年代），镇上尚设有四个消防点，分别是东区救火会、中区救火会、西区救火会和南区救火会。东区救火会在上塘东市惠世庵桥堍，中区救火会在我家附近“圣堂”即隐真道院西侧门内，西区救火会在上塘西市顺德桥边，南区救火会在下塘李华港中段位置。这四个救火会大门上各有一块匾，上书“×区救火会”字样。“中区救火会”这个匾是镇上书法名家“七龄童”所写，至于其余三块匾是不是也是“七龄童”的手笔，我就不清楚了。这四个救火会，除了中区救火会的消防泵是用柴油机为动力的，其余三个救火会的消防泵都是用人力的。方法是由两人或四人分站两边，像翘翘板一样按压消防泵上的杠杆，利用活塞排走空气后真空的原理，从河中抽水上来再压出去。因为人的力量小，水龙带的口径也小，水的射程也不远，远不及中区消防泵的威力。那时候我在这几个救火会隔着门上的玻璃看，还发现靠墙有几支单人唧筒式的水枪，有一个大人那么高，估计是早期成立救火会时使用的器材。若放到现在还在，那是文物了。
因为中区救火会的消防泵是用柴油机做动力的，柴油机需要常常检修。这个工作主要是由一个姓夏的师傅负责。他是我们镇上电灯厂的技师，懂机械。还有一个助手是我的邻居莊金戈。我们叫他金戈叔。他们每年会将柴油机拆开了检修一次。另外他们每年会演练消防一次或两次，时间在初夏或秋季的某天下午。每次演练，先是由另外的六个或八个壮汉，用粗麻绳和杠棒合力将同消防泵联在一起的柴油机抬到朝真桥脚下的水桥边。然后金戈叔将一卷接上消防泵的帆布水龙带沿着石级铺到桥顶。夏师傅负责发动柴油机。金戈叔站在桥顶负责掌握水枪。此时，桥上桥下已经站满了围观的人群。当柴油机“噗、噗、噗、噗”发动起来后，水就顺着原来扁扁的水龙带一路涨粗变圆涌上来，随即一股白色的水柱从水枪口飙出来。围观的群众就发出一阵拍手欢呼声。水枪的水最远可以射到二十多公尺远。有时金戈叔将水枪口指向天空，被射上天空的水柱向下散落时形成的水雾，刚好被西南面的太阳一照，天空就会出现美丽的彩虹；落下的水滴淋在围观群众的头上，犹如被下了一场阵雨，于是群众的惊叫声和欢呼声就响得更欢了。
对于一旦发生火警，除了前面《章练小志》褒扬的不论穷富都能奋不顾身，争先去抢救，《章蒸风俗述略》（收“上海乡镇旧誌丛书”第八卷。）亦说：镇民“救火习惯，颇见奋勇。一遇火警，不论上下人等，均肯奋力扑救，不忍坐视。此本区之好习惯也。”就我小时亲身所见，诚非虚言。在我少儿时代，镇上曾发生过好多次火警。火警一般发生在深秋隆冬黄昏以后七点来钟。那时候天干物燥，最易发生火警。大都是煮了晚饭后灶前没有清理干净，灶膛内余烬复燃延烧灶间的柴薪所致。这个时辰，像我们小孩和早睡的人刚睡下不久。街上行人已稀少，正所谓万籁俱绝之时。突然远远传来敲铜锣的声音，“嘡嘡嘡嘡”由远及近。接着听见一个人扯着嗓子高叫：“某某某火烧！某某某火烧！”敲着锣沿街一路奔向远方。我们听见锣声就纷纷起身。当然，我们小孩是救不了火的，就站到楼窗前静听。接着第二路、第三路敲锣报警的又来了。此时只听见街上的大门“吱呀、吱呀”的响个不停，一些人紧张地相互询问：“哪里着火了？”“哪里火烧？”有人答道：“某某某！”于是一阵杂乱的脚步声就往发生火警的地方奔去。此时我们也听清了，发生火警的在东市某某处。三、四分钟后，街上奔来奔去敲锣报警的更多了，人声、脚步声嘈杂成一片。又过几分钟，听见街上有一群人“吭唷、吭唷”地抬着重物经过。那必是出动我家附近中区救火会的“水龙”去救火了。我们就推开窗子看。果然如此。等“水龙”经过了，街上奔去救火的人仍络绎不绝。此时我们也不睡了，披着衣服坐在床边等待，希望这火能很快就救灭。这样过一段时间，听见有人从火警地方回来，一边走一边叫：“火灭了。火灭了。”于是我们等待的人都情不自禁地松了一口气，一场灾祸扑灭。于是大家重新上床睡觉。同时心中估量着这次火灾的大小：这救火的时间长，说明火烧得还挺大的；救火的时间短，说明只是一场小火灾。
说到我们镇上的火灾，上塘东市中心地段有一个地方叫“火烧场”，是一大片空地。从周围房子留下的痕迹看，这里原来也是有房子的。可见这场火烧得很厉害。只是我不知道这场大火发生在什么年代，估计可能还在我出世之前。后来这片空场一直没有再盖房子。在我小时候这儿成了一个小集市的场所，白天有许多摆摊做小买卖的；晚上跑江湖唱“小热昏”的，表演气功卖伤药的也都在这儿。而我亲眼见到过的另一场大火是“万泰源”火烧，大约发生在一九五二年、五三年左右。“万泰源”是一间卖杂货的店铺，三四开间门面，两层楼，上面住人，下面店铺，所卖物品种类很多，从铁锅、瓷碗到桐油、麻丝、草蓆等物都有，是当时镇上最大的杂货店。火警发生在下午。虽然一发现火警，镇民即全力救火，但因店内存有许多易燃物，所以一烧起来就无法控制。两层楼房很快就烧通屋顶。桐油等物爆炸的火星直冲半空，最远可落到百米以外。“万泰源”在我家西面，虽然离着几十个门面，还隔着一个“圣堂”，但因为房子都是连成一片的，若不能及时救灭，很快就会延烧到我家那儿。所以火起以后，我父亲母亲就很惶急。开始还盼着火能救息，到傍晚听说火反而愈烧愈旺，就先将我送去市河对岸舅舅家跟外婆睡觉。同时将家中值钱一些的首饰细软打成一个包裹，准备随时撤退。黄昏时侯我们站在舅舅家门前隔河远望，只见西北方天空一片红光，不时有爆炸物爆出的火星冲上半空。这一场火一直烧到第二天下午才被救熄。大约是第三天或第四天的上午，我趁大人不注意跑去火场看，只见房子已经烧得只剩下几根焦黑的、还在微微冒烟的粗房柱和房梁，空气中一片焦臭味。一个我认识的吴医生的太太坐在地上，指着她身前几只没烧掉的瓶瓶罐罐嚎啕大哭。这此大火，是我迄今为止见过的最大的一场火灾。
火灾这样可怕，所以在我们镇上从我记事起直到文革开始，街道组织人天天要到各家各户灶间查火烛。到文革开始后，这个好习惯才中断。
2020年7月1日
2024年6月28日发表于《文学城·几曾回首》
九，我们小镇的茶馆、书场
中华民族饮茶的历史源远流长。我家乡虽然不产茶叶，但很多人有饮茶的习惯。因此无论大小乡镇一般都有茶馆之设。茶馆除了供人饮茶休息，供人聚会洽谈，往往也是供人娱乐的场所。而这种娱乐就是评弹。在我们家乡，固然有锡剧、沪剧、越剧流行，但那时候剧团很少到乡下来演出，估计主要原因是一个剧团至少要几十人，有好多道具、乐器，还要有表演的舞台，兴师动众，小地方安排住宿和演出场地都不容易。而评弹表演只需一人或两人，使用的道具、乐器也十分简单，说评书的只要一块“醒堂木”、一把折扇，唱弹词的只用一只三弦和一张琵琶，表演的场所也要求不高，只要有能安放一张桌子、一二把椅子的地方即可，于是茶馆就成了评弹最佳的表演场所。在我们家乡，茶馆往往就是书场，而书场也是茶馆，两者是高度的完美结合。
评弹是一种发源于苏州地区，以苏州方言表演的曲艺，流行于围绕太湖的苏、浙、沪地区。评弹分两种，一种叫“评弹”，也叫“小书”。所谓“小书”是指使用琵琶、三弦，既说又唱的一种表演形式，通常是一男一女搭档。最常演的书目有《珍珠塔》、《玉蜻蜓》、《描金凤》、《三笑》等，内容大多是“落难书生中状元，私定终身后花园”的才子佳人书。评弹的听众大多是镇上的小市民，其中又以小商人居多。还有一种叫“评书”，也叫“大书”或“农民书”。顾名思义，听“评书”的大多是小镇周边的农民。常演的书目有《三国》、《水浒》、《隋唐英雄传》、《说岳全传》、《英烈传》、《红鬃烈马》等，大多是些英雄好汉的历史故事。记得上海评书名家唐耿良先生就曾来练塘说过《三国》，而评弹名家余红仙、刘韵若也来练塘表演过节目。喜爱评弹的人坐在茶馆内一边喝着香醇的酽茶，一边欣赏吴侬软语的评弹，乐何如之也！
据我记忆，在上世纪五十年代初，我们小镇上至少有一家专唱“小书”的书场“长春园”，还有九家以上茶馆。“长春园”，坐落在一条叫“混堂浜”的小河边，可容纳近百位听众。小时候我跟我父亲也去听过书。因为听众主要是镇上的居民，所以表演时间就安排在下午和晚上各一场。而这些茶馆，规模大的有上下两层楼，可安放几十张茶桌，坐二、三百人，如上塘街东市惠世义学桥边的雅稚茶馆、下塘街流芳桥堍的兴隆轩茶楼，混堂浜口的“畅春园”，都是规模较大的茶馆；其余小的也有十几二十张茶桌。在这九家茶馆中，据我所知至少有四家大茶馆是兼书场的，常年有评书表演。这些茶馆兼书场的，由于顾客主要是镇四周的农民，所以表演的都是“大书”，而且他们最晚下午三点后都要回家去，因此说书表演的时间一般是上午一场，下午一场。除此之外，还有一些茶馆可能因为规模较小，茶客也少，较难请到说书先生；但若一旦请到，就会挂牌出来公告大众。（今日读到也是练塘人袁定成先生写的《茶馆》一文，刊登在《颜安老校友 ——2013》上，文中列举的茶馆竟有十五家之多。2020年9月16日补）。
评弹在长三角地区如此流行，我常想这必定是有原因的。那么评弹（这里的“评弹”主要是指“小书”，因为“小书”才是评弹艺术的主要体现者。）流行的原因是什么呢？我想第一，它使用苏州方言作为表演的载体，仅这一点就使它拥有了高度的优势。我们当地有句俗话叫“宁可跟苏州人吵架，不愿与宁波人说话”，其原因就是苏州话声调软糯，几乎人人爱听。第二，评弹的曲调大多平和而又婉转，比较悦耳，激越昂扬的不多。据我听过的一些流派，好像只有徐丽仙创的丽调悲切激越，别具一格。而这平和婉转的曲调，又与苏州话声调软糯，以及与水乡平静的氛围和水乡人大多爱平静的性格契合。第三，琵琶、弦子叮叮咚咚的弹奏声，轻盈灵动，如珍珠撒落玉盘，又仿佛下雨天大小雨点打在荷塘、竹林上，闻之令人心旷神怡，忘却尘世烦恼，有按抚人心的作用。这三点集合一起，于是评弹一经问世就广受大众喜爱了。除此之外还有第四个原因，那就是离不开当地民众包括农民普遍地比较富裕，有财力去喝茶听书。当时（上世纪五十年代初）去茶馆喝一壶茶要多少钱我不清楚，但去“长春园”听一场书价钱我是知道的，单听书每位八分钱，若加一壶茶加四分，总共一角二分。由此估计，一般的茶馆兼听书费用可能还不足一角。这个价格虽然不贵，但日积月累也是一笔不小的开支。当时我们镇上居民无分老小总共六、七千人，而镇上的茶馆就有十来家之多，假设平均每家每天有一百个茶客，就要上千人，单靠镇上居民是不可能养活这么多茶馆书场的。所以，若地方贫瘠，人民普遍经济拮据，这评弹和茶馆文化也是不可能兴旺发展的。
当然，消费不起这几分一角的也是大有人在的。但这也无碍于他们对评弹的热爱。记得每到夏秋季节天气暖和时，有些经济能力不够或因时间关系不能听完终场书但又难忍书瘾的，每到傍晚时分就会纷纷以乘凉为名，站在“长春园”书场外隔着一条一丈来宽的小河浜听“壁脚书”。因为那时书场的窗户都大开，书场内除了演员的说唱声、琵琶弦子“叮叮咚咚”的弹奏声，连人的咳嗽声也难得有，所以尽管隔着一条小河浜，声音仍很清晰。那时候，听“壁脚书”也成了我们小镇的一道风景线。
在我家，我父亲用现在的话来说也是一个评弹“发烧友”。他除了偶尔也会去“长春园”听书，在家每天从收音机里听书。他有一架电子管的五灯收音机。上海广播电台每天下午和晚上都会播送好几个小时的评弹节目。在父亲没有去香港之前，他还常在夏秋季节的下午，将收音机喇叭用一根长电线从楼上拖到楼下放在门前堂屋桌上，放大声量，让周边邻居和街上行人都能听到电台里的评弹节目，说是“独乐乐不如众乐乐”。当时，我们镇上家里有收音机的人家有多少我不清楚，但估计至少也有好几十家。这一点我是怎么知道的呢？因为当时的收音机使用的都是直流电，要有一大一小两只铅板流酸的电箱。这电箱要定期拿到镇上的电灯厂去充电。充电是免费上的，因为家中有收音机的都是他们的客户。有好几次我家这小电箱充电的任务是由我担当的。在电灯厂充电房内，我每次去都会见到十几二十只大小电箱在那里充电。我当时就想，看来镇上有收音机的人家也不少，而这些电箱的主人可能与我父亲一样也是热衷评弹的人。
在我记忆中，在一九五三年农业实行合作化以前，我们镇上几乎所有茶馆的生意都是很好的。尤其冬季稻谷收上场，农活减少，许多近镇农民几乎天天会来镇上喝茶听书。那时候茶肆里人头济济，水气烟雾缭绕，嗡嗡翕翕，热闹得很。因为茶馆里嘈杂声浪大，所以喜欢听书的，往往会坐到靠说书台近一点的地方，以便听得清楚些。至于那些专来歇脚喝茶或与朋友会面的，则会选择离说书台远一点的地方，坐得离说书台太近反而不方便说话。茶肆门外则守着几个卖糕团、粢饭的小贩，方便茶客肚饿买了充饥。那时候有句俗话叫“热闹得像茶馆”。确实，那时候在江南水乡的乡村小镇上，最热闹的地方非茶馆莫属。这种繁荣景象到一九五四年后，因为农业实行了合作化，尤其政府对粮、棉、油实行了统购统销后就逐渐褪色了。到一九五六年农村建立高级合作社，城镇工商业实行社会主义改造以后，小镇商业荣景就不再，茶馆数量也立刻减少，茶客更少。“长春园”勉强维持营业，但听说也要靠兼营为居民供应开水的“老虎灶”维生。到了文革，茶馆还有少量存在，书场统统绝迹。
前十几二十年，苏、浙、沪一带好像评弹又有点兴盛起来。我在网上看一些当地的旅游视频，里面往往少不了有演奏评弹的片段。但是看其气势，这些书场好象主要是为吸引游客而设的。大众化的茶馆少见，倒是开了一些文静优雅的茶室，是专让人在里面说悄悄话的。像我小时候见到的那种茶馆、书场文化的盛景，怕是永远不可能再现了。
2020年7月1日
2024年7月7日发表于《文学城·几曾回首》
十，我们小镇的教堂
关于我们小镇来自西方的宗教，地方志书《章蒸风俗述略》有记载：“宗教分天主、耶稣两派，各有教堂设立。教民入天主者约四百二三十人，入耶稣者约五百四五十人，大抵以渔户、农户为多。自来民教相和，未生事故。此亦社会良好之情形也。”《章蒸风俗述略》是练塘镇人曹家鼎（束厂）所撰，成书于民国二十九年（一九四〇年），翌年曹氏去世，该书未刊，二〇〇五年收入“上海乡镇旧誌丛书”第八卷。从这个记载可知，我们镇上在抗战以前就有天主教堂和耶稣教堂之设，信教者有近千人之多，以渔民和农民为主，镇民反少。这在传统以道教、佛教为主的江南农村，不能不说是个异数。
曹氏书中没有说清楚天主、耶稣两派教堂共有几所，仅言“各有教堂设立”，我想这可能是曹氏写此书时新耶稣堂还没有建造之故。其实在一九四九年中共建政前，我们镇上共有三座教堂：其中二座是耶稣教堂，镇民以“老耶稣堂”和“新耶稣堂”区别之；一座是天主教堂。据《章练续志》（曹修伦汇订，石中玉整理，收入“上海乡镇旧誌丛书”第八卷。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2005年8月第一版。），老耶稣堂建于民国二年。这是我们镇上最早建立的一座教堂，地址在镇东下塘街东红木桥西侧。天主教堂在镇西市梢外，其地已属钟联村，建于何时不详。但它建在抗战爆发前是肯定的。因为一九三七年日本侵略军攻占上海后派兵来占领练塘镇，这些日本兵就驻扎在天主堂内。至于这座新耶稣堂，则应是建于一九四〇年以后。
这三座教堂我最早接触的是那座新耶稣堂，因为离我家最近。它就在市镇中段下塘混堂浜里“长春园”书场的南面，从我家走去不过六、七分钟而已。还有一个原因是我小学有个姓潘的同班同学，他的家就在这座教堂里。有一段时间我常去教堂找这个同学玩，去了才知他的父亲是这座教堂的牧师，母亲也在教堂内服务。这座教堂因为建在稻田里，地基垫得不高，且地面是砖头铺的，不像老耶稣堂的礼拜堂是铺了木地板的，所以比较潮湿，是三座教堂中规模最小，建筑质量最差的一座。至于我那同学，还有他的父母和妹妹则居住在礼拜堂北面的一个二层小楼里。因为外面有围墙，环境倒也整洁、清净。有一次星期天我去找那个同学，正好教堂在做礼拜仪式，我出于好奇就学那些教徒跪在最后一排椅子后面看他们怎么做礼拜，看到同学的父亲穿着一身黑色的长袍站在台前严肃地布道，而他的母亲则坐在讲台一侧负责弹管风琴。那些教徒虔诚地跪着祷告，有的好像还流了泪。又有一次，我在教堂后面小楼前的院子里近距离看到同学的母亲，她穿着一身黑色的布袍，腰间扎一条黑布腰带，头上扎一块白色的三角巾，下摆一直拖到背上，戴一副眼镜，略胖的脸庞，大约三十多岁年纪，很和蔼的样子。这样大约过了一年吧，同学的父亲不见了，星期天的礼拜活动也停止了，我的同学也不再邀请我去教堂玩了。稍后听说同学的父亲被政府抓走了。当时，我不明白为什么政府要抓同学的父亲，后来才知道这大概是中共镇压“龚品梅反革命集团” 案的一个组成部分。那次镇压行动规模很大，全国无论天主教、耶稣教，很多教堂被封，神职人员被抓捕，还有些外藉的神父、牧师、修女被赶回国。这件事发生后我有很长一段时间见不到这个同学，当时我也没在意，这样就失去了联系。又过了二、三年，其时已是一九五八年后了，有一天下午我突然看见这个同学的母亲和妹妹，与一群在镇上草包厂做工的女工一起放工回家从我家门前走过，我这才知道他们竟然沦落到不得不要以织草包、摇草绳为生了。那时候镇上无业的青壮年，如果成分比较好的话，一般政府会安排一些比较好的工作；唯有那些成分不好的，才会安排到草包厂去。这种工作又脏又累，工资又低，一天不过挣人民币四、五角，养活自己也十分勉强。又过了几年，我听说我那同学和他妹妹都去了新疆建设兵团。一九六〇年新安江水电站开始发电以后，这所新耶稣堂就被改成县供电所的配电所。驻守配电所的是我的一个本家侄子，但年龄要比我大几岁。有一次他邀请我去参观他的住处，发现他就住在以前牧师同学一家住的小楼中。至于我那同学的母亲去了哪里则不得而知。再后来，这座新教堂被拆掉了，何时拆的也不清楚。总之，这座教堂是三座教堂中最后建造，却最先消失的一座。
接下来说说那座老耶稣堂。这座教堂与我有些缘分。在一九五八年和六一年之间，这里曾是公社办的农业中学。我在那所学校内读过三年书，因此对这座教堂比较熟悉。后来看了几本小镇的志书，对这座教堂的历史就更清楚了。前面说过，这座老耶稣堂建于民国二年（一九一三年）。民国四年，由教会出钱创办东吴第十一附属小学，在教堂南面建造了两排平房做教室。这两排教室后来也就是我们农业中学的教室。民国十一年秋第十一小学停办。但随即有由西方修女方雅贞在民国五年募资创办的慕卫小学搬入。所以这里又做过慕卫小学的校址。这所慕卫小学最初是借李华港巷内一所民宅为校舍的。开始只有初级部，即到小年四年级为止，只收女生。我母亲说她小时候读过一年小学，不知是否就是在这个学校读的。民国廿一年秋，慕卫小学改为男女生兼收。到民国廿二年又增设高级部。慕卫小学办到什么时候结束我不清楚，但据《章练续志》的记载：“（民国）廿四年起，始有小学毕业生。其经常教育等费，均由上海基督教教育部小学委员会拨付”。由此观之，这所小学至少在一九三五年前是一直在办的，而且其经费都是由上海基督教会拨付的。所以，这座老耶稣堂的教会对我们镇上的民众教育实在也是作过不少贡献的。
这座老耶稣堂的建筑大致是这样的：从临街大门由北向南进去，首先是一个一丈多宽、三四丈长的小院子。中间有一条四、五尺宽砖砌的走道。右侧是民居的外墙，左侧有一个属于教堂的厨房。走道顶端就是礼拜堂。一堵白色的山墙有普通民居的三层楼那么高，顶上竖了一个很大的天蓝色的十字架，下面开了两扇天蓝色的大木门，很是庄严。大门右侧是钟楼。农业中学开办后因为有少数农村女同学路远不能天天回家，这钟楼就做了女同学的宿舍。礼拜堂的左边有一条通往南面教室的走道。走道左边是一幢两楼两底的小楼。这座小楼以前是教堂牧师住的。上世纪五十年代中期牧师被捕或被赶走后，到了农业中学时期这座小楼就成了老师的宿舍。小楼南面有一个不大的小花园。花园北边左右分种了两棵月季花，南边东面是一棵腊梅树，西面有一丛细竹。花园东边是一道墙，西边、南边是一道用荆树修成的围栏。从花园边走过顺一条小路向南走十多步，越过一条大水沟，就是学校的教室和操场了。操场有大半个篮球场大小。操场北面一排两大间平房。西边一大间是教室。铺砖地。东面一大间隔成两小间。靠东一小间铺有木地板，是教师办公室。看格局，这里在东吴十一小学时也是做教师办公室的。操场南面一排是两间半平房，泥地。但从房屋质量看，比北面一排差多了。总的看，耶稣堂的建筑建造得很漂亮、精致，但学校就造的比较粗糙，我怀疑建造时是不是因为经费不足的关系。
由于农业中学是半工半读学校，学校除了也种一些地，还办了一个草包工场。学校初办只有两个班级，所以教室也只需两间。这南面两间大房一间做了我们的教室，另一间就成了织草包的工场。还有半间墙壁也已有点倾圮，只能放些稻草等物。此外，那座礼拜堂也做了织草包的工场间。在学校最初搬进去时，礼拜堂内的地板基本都还是完好的，堂内还有很多长条的靠背椅子。窗是双层的，外面一层木的百叶窗，里面一层是木板窗，与大门一样也漆成天蓝色。所有窗户都还完好。看着这样的窗子，与我们当地老式的蛎壳窗和新式的玻璃窗迥异，一阵强烈的西洋味就会无声无息地散发出来，让人向往那陌生而又诱人的西方文明，总想什么时候有机会去亲眼见一下。还有，我在小学时就读过小说《牛氓》。不知怎的，有好几次当我走在这礼拜堂边的走道上，一边望着礼拜堂外墙上斑驳的青苔，一边闻着荆树发出的气味，觉得这里幽静而远离尘嚣，就不由得会想起书中少年亚瑟与神父蒙泰尼里在古老的修道院花园内一边散步，一边谈话的情景。总之，这座老耶稣堂与新耶稣堂不同，有一种更浓的欧陆情调。因此“农业中学”虽是不正规学校，但我对它仍是颇有好感的。可惜，学校搬进来不久，适逢“大炼钢铁”高潮，镇上各处都是“小高炉”，白天黑夜炉火熊熊。我们学校当然紧跟形势也建了几座“小高炉”。炼钢要燃料，于是教堂内的地板不知是被谁逐点逐点撬走，椅子越来越少，窗也被拆走了好几扇。仅仅过了一、二个月，教堂就被破坏得不成样子。一九六〇年夏秋，学校靠我们学生两年多来劳动赚的钱，在旧校舍东面建造两间半新教室，至年底落成。因此一九六一年春新学期开始，我们是在新教室内上课的。然而好景不长，当时因“大跃进”失败中央贯彻“调整、巩固”政策，学校勉强等我们这一届毕业就停办了。此后这座教堂作何用我就不清楚了。以上，就是我与老耶稣堂的一段缘分。
一九六二年秋冬，我正失学无业在家，因为镇上粮管所征粮需要司磅员，我去做了二十天临时工。期间我有机会进了镇西的那座天主教堂观看。原来那里在“解放”后成了我们镇上最大的粮库。这座教堂离开大路，建在一片农田中，外面有一道用红砖砌的、坚固高大的围墙，里边有一大片用红砖红瓦建造的房屋和一座三层高的钟楼。整座教堂建筑显得十分雄伟。对这座教堂我早已神往久矣，但以前只能在外面远望而进不去。这次进去一看，才知道原来里边地方大得很，面积远超老耶稣堂，不仅房舍多，还有好几块大砖场。不过我估计这大砖场以前可能是泥地，因为教堂用不到砖场，是后来改为粮仓后需要晒谷才铺的。我又观察到钟楼外墙上有好几个枪弹打的小洞，外边围墙上也有许多弹孔，因想这里大概发生过战争，但不知究竟。后来读地方志书《长水塔誌》（曹修伦编辑，姜汉椿标点，收入“上海乡镇旧誌丛书”第八卷），才知道在民国三十年（一九四一年）农历四月二十四日夜，国民党忠义救国军司令阮清源将军亲率部分将士，分乘数艘民船，由浙江方向来到练塘，在西栅口登陆后袭击驻守教堂内的日本兵。仗打了差不多一夜。由于地形不利，敌兵有坚固围墙据守，且居高临下，而忠义救国军处在旷野无遮无挡，因而攻击没有成功。最后忠义救国军在第二天清晨撤出战斗，转往小昆山方向。是役忠义救国军击毙了四名敌军，而自己死伤了十二人，可谓伤亡惨重。这此战斗也是我们小镇在八年抗战中唯一的一次战斗。遗憾的是关于这次战事，即似我一辈的人也知道的不多，至于更年轻的后辈就不更用说了。文化大革命中京剧样板戏《沙家浜》一出，忠义救国军成了汉奸部队的代名词，实在是歪曲历史。这座天主堂是何时成为粮库的我不清楚，估计也是在五十年代中期吧！
以上是我们镇上三座教堂的大致经历和结局。
此后大约是二零零几年，那次我从美国回乡探亲，表弟“小弟”陪我在镇上走了一转。我在西栅远望了天主教堂，只见红色的建筑依然巍然屹立，但没有走近去看。路过老耶稣堂，也就是我读书过的农业中学旧址，我们进去看了一下。门面还是老样子，但里面的旧建筑已统统没有了。新建的礼拜堂是一座东西向的大棚棚。大棚腰部是大门。门边挂了一块招牌，写了某某爱国会等字样。正对大门的另一边也有一个门，有两个人坐在那里聊天。他们看到我们，只是望了一望并不加理睬；我们便也不理他们看我们自己的。礼堂中靠讲经台的地方，放着几十张铁皮的单张靠背折叠椅，而非过去教堂专用的、椅背后面有一条长木板的长条椅。过去教堂长条椅背后做这么一条木版，是方便教友做祷告时双手可以搁在上面，同时木板条上还可以放圣经。现在这样的椅子，我想不出教友怎样做祷告。莫非做祷告时要把椅子反转来放，然后再趴在椅子坐板上做？总之，这样的礼拜堂不像教堂，倒与一般的会场差不多。本来一座庄严的教堂，现在被“改造”成这样不伦不类的样子，我也是无语了。
关于西方宗教，有时我想天主教也好，耶稣教也好，宣扬的教义不外是“上帝面前人人平等”，“信上帝的人死后会上天堂”等等。因为这种宣传最易打动一般人的心。而这种教义其实与共产主义也有相通之处。比如共产主义说人穷并非天生命穷，而是被人剥削的结果，这与“人生而平等”的基督教义是有共同之处的。共产主义说穷人起来革命将来可以到共产主义社会，那时侯人人都会过上幸福生活；而基督教说人死后会上天堂，也是差不多。所以两者是可以成为“同道”、“朋友”的。然则何以共产党就容不下这种宗教呢？有人说这是有神论与无神论之争。对这种解释开始我也相信。但后来看共产党对待其他宗教、社会团体也是一样的要赶尽杀绝，我才明白有神论无神论之说只是皮毛之见。君不见毛泽东生前凡决定大事前，大多要请高僧老道替他占算吉凶；江泽民在当上海市委书记时，上海人都知道农历新年静安寺第一柱“头香”是必定要由他来烧的。他们都是共产党的党魁，也都信这些，这算哪门子无神论？所以真正的原因是共产党要独霸世界，唯我独尊。无论何种宗教，在共产党眼里都是在与他们争夺民心；而争民心就是与共产党争天下，所以无论何种宗教它都不能相容，统统都要消灭后才心安。一时消灭不了，至少也要让你们怕我、听我，尊我为最高领袖；不论上帝、佛祖、玉皇大帝、真主，统统都要跪在我面前称臣，服从我的号令，为我所用。这样，或者才可勉强暂时放你们一马。而服从我的具体标志之一，就是要参加由我控制的“三自会”或什么“爱国佛教会”、“爱国道教会”之类的组织。
前几年，浙江、山东等地不断传出地方当局强拆教堂十字架、甚至干脆推倒教堂的行为。而今年以来，中共趁新冠肺炎流行的机会，先是以防止病毒传布为由封闭所有寺庙。这几天看到最新消息，许多省市包括四川、福建、山东等多个地区的地方政府，趁疫情还没有解除之机，竟派出施工队强拆寺庙建立的露天佛像。如福建漳州市龙云山古寺在山顶建造的一座高十三公尺的观音像，在地方政府统战部门人员现场指挥下，以“超高”为由拆除，并威胁说只要有人敢阻拦就抓。彻彻底底暴露了几十年来中共“亡宗教之心”一直不死的真面目。
2020年7月3日
2024年7月11日发表于《文学城·几曾回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