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月初，林北佳接到一个意外的电话，来自她的初中同学连雯珊。

林北佳初二上学期转学到江城一中，在初二班停留的时间并不长。初中同学里，她与人并不熟，尤其是那些走读生。多年以后，初中二班的微信群里，连雯珊成了群主，偶尔张罗回江城的老同学小聚。林北佳只是安静地在群里潜水，很少发言。

连雯珊在电话里解释，说是过年期间童津京与她联系，她这才知道林北佳在江城已经住了这么久。她直截了当地问：“要不要我来组织一次初中2班的同学聚会？你想想，初中毕业四十多年，我们班的聚会，你没有参加过。上次你说好要回国一聚，结果又因为身体原因，退了机票。”

那一次，正是因为金自明的强势介入，内外交困，林北佳压力骤增，连续几天腹泻，最终不得不在起飞当天退票。

这一次，她仍然有些犹豫。连雯珊却主动补了一句：“我也听说了你和亲生父母相认的事。越是这个时候，出来走走、散散心，可能对你更好。”

林北佳立刻澄清：“你误会了。我和妈妈、哥哥嫂嫂相处得很好。每天都觉得时间过得太快。” 她顿了顿，又补充道，“我能不能提一个请求？就是聚会时，大家尽量不要问我出生被弄错的事。我和初中同学毕竟不算熟，不太想谈这些家里的私事。”

连雯珊爽快地答应，说自己是召集人，会尽量把控气氛，避免让人尴尬。

林北佳原本希望是午餐聚会，最后还是听从了连雯珊的建议，改成了晚餐。“中午大家不是忙工作，就是忙家里，” 连雯珊解释，“还是晚上能来的人多一些。”

那天之前，林北佳以为来的多半是女同学。初中那两年，班里男女生不说话，而她一心扑在学习上，凭实力考上江城一中高中部，目标明确、心无旁骛。她几乎没有和任何男生单独说过话，有些人连名字都叫不上来。

初二班聚餐

没想到，当晚竟来了二十多位初中二班的同学，男女都有。反倒是当年与她关系较近的几个女同学，一个也没出现。同宿舍的韦清却来了。

韦清出身于工厂家庭，小学时成绩出众，后来考入江城一中。她在宿舍里性格活跃，最爱唱邓丽君的《甜蜜蜜》——那是林北佳第一次知道邓丽君，也第一次真正接触到流行歌曲。

后来，韦清没能升入本校高中，转去了外校。再后来，她结婚，定居上海。这次，她是回江城探亲，顺道来参加聚会。她已经有一个儿子、两个孙子，都在香港。几年前，班里另一位女生联系上她，把她拉进了初二班的微信群。

除去当年几个住读的男生，林北佳对那些走读的男同学几乎没有什么印象。

初中二班当年出了两个在全年级颇具影响力的人物。一个是屈胜利——那位在保送北师大的竞争中，让她止步的老班长。他似乎走到哪里都能如鱼得水，始终混得风生水起。另一个是蒋浙。海归博士，曾在斯坦福读书，在谷歌工作，后来回国创业。

这两个人都不在江城居住。那天的聚会，他们却不约而同地赶来——一个从海南，一个从北京。

只要这两个“风云人物”在场，场子自然不会冷。你来我往，彼此抬举，笑声不断，气氛看似热闹，却始终浮在表面。

和上一次高五班的聚会一样，林北佳话不多。几乎是别人问一句，她答一句。有人听说她已在江城停留近五个月，又尚未退休，彼此交换了一个眼神，便不再追问。她的身世，早已在江城一中这一届传开，不再是什么秘密。

热闹仍在继续，却仿佛与她隔着一层看不见的玻璃。

蒋浙坐在她的斜对面。当年在初二班，他是团支部书记。那时的林北佳年轻、好胜。自初二第一批入团开始，她便盼着有一天，能听到自己的名字被念出来。每一次名单公布，她都屏住呼吸；每一次落空，心里都会轻轻一沉。

直到高一，她才从李枫手中拿到那枚迟来的团徽和团证——原来她是初三最后一批获准的团员，只是因为放暑假，手续一路拖延，等她升入高中才补发。那件事，她记了很多年。对“入团”这件事，她斤斤计较，也异常认真。后来在高五班，她甚至自荐担任团支部组织委员，一年半的时间里，发展了二十多个同学入团。那是她第一次，站在“决定谁被接纳”的位置上。

有一年去旧金山，她曾到蒋浙家中做客，见过他的太太、两个儿子，还有他的父亲。蒋父也是大学教授，却毫无架子，说话温和，待人周到，让人如沐春风。那次短暂的相处，在林北佳心里留下了很深的印象——一种不依赖辈分，也不倚仗权威的从容。

他们这一届同学四十岁那年，北美的同学们组织了一次拉斯维加斯的集体生日庆祝。林北佳和蒋浙都是组织者之一。为了那次活动，他们几乎每周都要开会，协调行程，落实细节。也正是在那段密集的协作中，两人之间多了一层不动声色的了解。

作为北美精英，蒋浙一向进退得体。他曾谈起自己的童年。父母工作繁忙，他常常一个人在家，很早就学会了做饭。空荡的屋子里，一个孩子既害怕，也孤单。或许正因为如此，他对同学始终带着一种近乎手足的情感。

当他听林北佳讲起自己初到美国读书时的清苦与寂寞，也许也想起了自己初来乍到的那些年——他买的第一辆旧车，四个轮子却是三种型号，勉强能开，却随时可能出问题的窘迫。那一刻，他的眼神里，掠过一丝克制的同情与怜惜。

而此刻，在江城初二班的聚餐桌上，气氛却是另一番模样。大家嘻嘻哈哈，说着一些无关痛痒的话题。记忆被简化成段子，经历被压扁成笑料。有人感叹，当年的林北佳，是班里公认“冲得最快”的学霸。她听着，只是微微点头，很少接话。

蒋浙偶尔看向她，目光里还留着一点旧日的理解，却很快被席间的喧闹吞没。

她忽然意识到，有些真正被看见的时刻，只存在于少数几次交汇里；而更多的时候，人们记住的，只是一个标签。

林北佳苦笑了一下，说：“就是因为当年学期中途靠关系转学来的那点自卑，我才一心想堂堂正正地考进本校高中。在江城一中读初中那一年多，说实话，除了读书和考试，我几乎没有别的记忆。后来看到我们这届二十年、三十年、四十年的文集，二班同学写的那些奇闻趣事，我完全不知道——像个彻头彻尾的局外人。”她的语气很平静，仿佛只是在陈述一件早已被时间消化的事实。

韦清接过话头：“那时候的教育就是学习成绩至上。像我们这种班里垫底的，被清理出高中，要是脸皮不厚一点，真活不下来。”

话题很快被带开，转到当年的班主任余老师。有人提起，屈胜利前不久还特地去拜访了快九十岁的余老师。

席间有人笑着打趣：“恐怕也就屈胜利，还有当年的那些班干部，才会真心感谢余老师。”

初一时，屈胜利就被余老师点名，评上江城市三好学生。此后一路顺风顺水，从年级到全校，直到学生会主席。保送北师大那年，他胜出——对林北佳来说，那是一道难以跨越的分水岭；对他而言，不过是履历上顺理成章的一步。 如今的屈胜利，早已换了身份——红色资本家，马拉松爱好者，据说跑遍了各大洲。他独自留在北京打拼，第二任太太和三个儿子定居温哥华。

席间，他与蒋浙轮流“主讲”：一个谈马拉松，一个谈 AI 的未来。语气笃定，视野宏阔，其余人不时附和。有人顺带提起，两人都早早失去了母亲——屈胜利亲近的母亲已去世多年，蒋浙的母亲在他上大学时离世。

笑声依旧。

林北佳却只觉得空。那种空，并不喧哗，也不刺痛，只是慢慢地，把一切声音隔在外面。她忽然意识到，自己已经没有再听下去的耐心了。于是，她站起身，语气礼貌而坚定，提前离席。

没有人挽留。

她走出包房时，听见身后有脚步声。回头一看，是蒋浙。

“我送你到门口吧。”他说。

她点了点头，没有多说什么。

两人并肩向前走去。走廊灯光柔和，地毯吸去了脚步声，方才的喧闹被关在门后，像是隔着一层厚厚的墙。

一时无言。

与蒋浙单独交谈

蒋浙先开了口：“听说你先生去世了……你还好吗？”

林北佳点了点头，没有多说。

他换了个话题，提起疫情期间，初中毕业四十周年时，她写的那篇《回首》。“你在文里说，在初二班，唯一一次被我这个男生盯着看，还以为我是要发展你入团。”他说着笑了一下，“谢谢你的直爽。其实那时候我确实注意过你，但不是因为入团。说实话，虽然我是团支部书记，很多事也就是按章办事。我当时并不知道，你对入团那么在意。”

他停了停，像是在翻找一段久远的记忆。“是初二下学期的广播体操比赛。你还记得吗？我们代表江城一中，先去区里，再去市里比赛。余老师把你安排在我旁边。因为离得近，我才发现——你特别认真。”

林北佳笑了。“当然记得。”她说，“余老师要求那么严格。那时候我刚住校不久，好不容易有一点被班集体接纳的感觉，就特别想把每一项都做到达标。”

她顿了一下，像是在自嘲。“我小时候还拿过全市团体体操冠军，按理说，这些动作应该是驾轻就熟的。可那段时间，余老师老点我的名字——一会儿说我手抬得不够高，一会儿说我节奏太快。”

她轻轻摇了摇头。“我看着一个个同学被她‘踢’出队伍，心里特别慌，生怕下一个就是我。结果越紧张，越出错。” 她停了停，呼出一口气。“回到寝室，我还专门向室友请教。刚才韦清不是还说吗？她说那段时间，我连说梦话，都是‘第几节、第几拍’。”

那些当年未曾说出口的紧张与渴望，隔了许多年，终于被一个恰到好处的倾听，轻轻放下。

蒋浙也笑了，说：“我注意到你，正是因为你和其他女生不一样。你的手臂和腰肢很柔软，一看就有舞蹈基础。余老师是个很严肃的女强人，动作要求硬邦邦、整齐划一，她大概不会欣赏你那种自然流动的美感。”

林北佳笑了。蒋浙也笑了，两人几乎同时笑出声来。那笑声很短，却像是在一段被尘封多年的记忆上，轻轻撬开了一道缝。只是笑意很快散去。

这些年，蒋浙从海外回国后，一直热心张罗江城一中老同学的聚会。

林北佳随口问起谢梦星。

蒋浙愣了一下。“谢梦星？”他重复了一遍，眉头微微皱起，“她是谁……我想不起来了。”

谈起谢梦星

林北佳便慢慢解释起来。“我学期中途转来初二班时，娄群是我的第一个同桌，她帮了我很多，主动把以前的笔记借给我。第二个向我伸出友谊之手的，是谢梦星。”

她的语速不快，像是在对时间本身说话。

“第一次期中考试前，我因为被赶出母亲高中同学的家，只能每天走读。那段时间我又突发肠胃炎，病了一周，没法上学。刚回校，期中考试就开始了。余老师说得很‘体贴’，说我落下的功课太多，不用参加考试。但我当时觉得，她只是担心我成绩太低，会拉低全班平均分。” 她顿了顿。

“我坚持参加考试。我爸爸在家里用小黑板给我补物理。那次考试，全班五十个人，我考了三十几名，不上不下。但历史、地理这些不排名次的科目，我都是九十多分。”

她抬了抬眼。“谢梦星对我说：‘我看得出来，你一定成绩很好，很聪明。’ 初二上学期寒假，她是班上第一个邀请我去她家吃午饭的女同学。后来我住读了，同寝室的娄群又约我和谢梦星一起去她家。我一直把她当成好朋友。”

她的声音慢慢低了下去。“后来娄群告诉我，在班团支部会上，她提名我入团。那时候你是团支部书记，主持会议。大家本来都没有异议，正要通过时，谢梦星却说，团员不能只看成绩，还要看对班级的贡献。她说我对班集体好像不太关心，就因为谢梦星的那一句话，那一届团员，我又没评上。”

她停了一下。“我在初二班确实没有任何职务，看起来像是没有‘贡献’的人。但我其实是宿舍寝室长，要管八个女生，朝夕相处，很辛苦。她不住读，不了解这些。后来我听了娄群的‘小报告’，认定她背叛了我。从那以后，我再也没有和她说过话。”

她轻轻吸了一口气。“初三毕业前，她托娄群来要一张我的照片留念。我给了她我的照片，却没有要她的。高中她和你一个班，我和她不同班。后来她高二留级，又回到高一。有时候在校园里看到她一个人，我其实有点同情她，也想打招呼，但没有。毕业以后，我再也没见过她。”

她停住，声音很轻：“直到现在，我对她还有愧疚。”

蒋浙听完，沉默了一会儿，轻轻摇了摇头。他完全不记得那次关于入团的讨论，也想不起“谢梦星”这个名字。

夜风从门口吹进来，空气忽然有些凉。

蒋浙看着林北佳，忽然说：“你也老了不少。那年你来我家，在旧金山，是2005年吧？那时候你虽然也快四十岁了，但真的很美，很优雅，在我们那一拨江城一中的同学里，很出众。”

他语气并不轻佻，反而带着一种近乎直白的惋惜。“我们这些所谓的才子才女，各行各业成功的人不少，但外表风姿卓越的，其实没几个。才过了二十年，看得出来，你经历了不少风霜。”

这句话像是无意，却正中要害。

林北佳的眼眶一下就湿了，泪水来得太快，她甚至来不及掩饰。

蒋浙下意识伸手去拿纸巾，想给她擦眼泪。

她却轻轻后退了一步，避开了他的手。那一步不重，却很清楚。

“谢谢你的关心。”她低声说，“我还是先走吧。”

她转身离开。没有再回头。有些理解，来得太晚；有些温柔，只能止步于礼数之内。

夜色沉下来。

她站在路边等公交车，风吹过来，她忽然觉得有些冷。她能感觉到，有一道目光一直停在自己身后。她没有回头，但知道是蒋浙。

那天夜里，她收到了他的微信。他说第二天还在江城，想请她单独吃一顿午饭。

林北佳想了想，没有打字回复，而是发了一段语音。她简单说明了这段时间与亲生家人的相聚：下个月，八十五岁的母亲将和她以及哥哥、嫂嫂一起回美国。这可能是她陪母亲在江城的最后一段日子，不便再外出。

她的语气很平静，没有解释，也没有留余地。

夜深人静时，记忆却开始自行翻涌。初中那些年，她心里喜欢大她三岁，在普通高中和勉强考入普通省级大学就读的表哥朱和祥，目光却总是不自觉落在屈胜利身上。

她与屈胜利的第一次相识，并不在江城一中，而是在文革后江城第一届初中生生物夏令营。地点在荷甲山脚下，近百名学生，来自江城各校，几乎都是各自学校挑选出的尖子生。林男代表江大附中，屈胜利则来自大名鼎鼎的江城一中。

在人群里，他格外醒目——深蓝色西装短裤，白衬衫，扣子一丝不苟，头发整齐地梳向后方，说着标准普通话，像是天然站在光里的人。

那次夏令营条件简陋，男女生分住通铺，楼下共用水池。别的女生都有家里准备的换洗衣物，而她第一次离家七天，才发现母亲并没有替她准备替换的衣服。她只能每天穿着同一件上衣，局促而难堪。

最后一晚是篝火晚会，由屈胜利组织。大家自愿表演，他带着所有人手牵手，围着火堆跳集体舞。那是她第一次参加篝火晚会。火光跳动，人影晃动，像某种被放大的青春。她一生难忘。

几个月后，她被转入江城一中，分到那一届最好的初二班。在那里，她再次见到屈胜利。但直到初中毕业，她始终没有和他说过一句话。

初三下学期，余老师调走。为了防止课堂说话，新来的班主论薛老师安排男女生同桌。屈胜利和韦清，就坐在她后面。

无数次，她想回头问一句：“你还记得我吗？荷甲山的生物夏令营。”但即便他们在身后低声说笑，她也始终没有回头。

这一沉默，就是几十年。

直到多年后，屈胜利来她家参加江城一中老同学的聚会，她负责去火车站接他，才随口提起这段往事。

屈胜利一脸茫然，显然早已忘得干干净净。

那一刻，她忽然明白了一件事：自己一生里太容易被那些光亮的人吸引——那些在人群中显眼、被默认是“领袖”的男人。而她仰望得太早，也太久，却很少真正看清他们背后的空白。

自我形象的话题

第二天，她正好和邓中原、艾咪聊到“个人形象”的话题，便顺带提起头天初中同学的聚会。

她对邓中原说：“小时候，家里人和亲戚很少夸我漂亮。夸我的，多半是一些叔叔，是我父母的年轻同事，说我可爱、活泼、大方，让我表演节目，我也确实能马上又唱又跳。但几乎没有女性真正欣赏过我。”

她顿了顿。“到了江城一中之后，我的全部心思都用在追赶成绩上。要一直站在前几名，太耗精力了。那段时间，我听到最多的评价，是说我‘块头大’。”

她轻轻笑了一下，又收住。“有一次，我们骑自行车去找周红，你用车载我。我第一次很清楚地感觉到——我真的很重，把你的车压得很沉。”

她停了一下。“但那时我又必须把注意力放在学习上。吃零食成了我唯一的缓冲。睡前如果有饼干、点心，我会吃很多。于是整个青春期，我一直在一种拉扯里：一边想变瘦，一边想成绩靠前。越想控制，越失控，最后变成一个循环。”

她看向远处，语气平静。“后来在北京工作，二十四岁，有过一段婚外恋。那段关系让我突然安定下来。之后很多年，我反而变得自律，运动，控制饮食，晚上几乎不吃主食。” 她停了一会儿。“现在我越来越明白，自我形象不只是外表。更重要的是，一个人怎么面对自己。”

她顿了顿，语气轻了一点。“当然，我还是会焦虑。皱纹、老年斑、身体的变化都在提醒你时间的存在。”

她微微笑了一下。“但我也开始觉得，这些变化本身，也是一种继续认识自己的机会。”

屏幕上，她的语气始终平稳，没有自怜，也没有粉饰。

有些路，她走了很久；有些理解，她来得很晚。但她终于学会，慢慢站在自己这一边。

邓中原沉默了一会儿，才开口。“从小，我听到的几乎都是对我外貌的正面评价。大人说这个小男孩有精气神。上了中学以后，也一直有女生说我帅，给我写条子。”

他语气很平静，像是在翻看一份早已定案的履历。“所以我后来反而不太在意自己的长相。更在意的是，我喜欢的女孩子一定要漂亮——算是比较典型的颜值取向。” 他停了一下，轻轻摇头。 “现在回头看，这其实挺浅薄的。”

空气静了一瞬。“后来两段婚姻，对我的打击都很大。让我第一次真正开始看见自己的问题。”

他看着桌面。“现在，我越来越不太相信自己的判断，尤其是在选择伴侣这件事上。我已经犯过两次明显的错误，所以自我怀疑很重。”

他顿了顿。“但我也知道，人不能因为摔过几次，就彻底不再走路。”他抬起眼。“我还得重新学，怎么判断一段关系是不是对的。只是说实话，在这件事上，我现在没有什么把握。”

他说完，没有再补充什么。像是把一块一直压着的东西，轻轻放到了桌面上。

林北佳想起两人第一次在江城一中重逢时的情形，提到自己不喜欢别人叫她原来的名字“林男”，便问邓中原：“你当时好像对我纠正你，有点不高兴。”

邓中原沉默了一会儿。过了好久，他才缓缓说起自己的童年。小学时，他常跟着父亲转学，很少有固定的朋友。有一次，老师在课堂上讲“中原大地”，几个孩子忽然起哄，把他的名字当成笑料反复喊。起初只是零星几声，后来越来越放肆。他站在座位旁，脸一点点发烫，却不知道该怎么回应。

放学回家后，他第一次向父亲提出他想改名字。他说得很轻，像是试探。

邓凯山只抬眼看了他一下，语气简短而坚定：“名字是父母给的，不是你想改就能改。”说完便低头继续做自己的事，没有再看他。

那之后，他再也没有提过改名。但每次听见别人改名字这件事，他心里都会有一种说不清的反应。

他顿了顿，看向艾咪，问：“这也算是原生家庭的影响吗？”

艾咪没有马上回答。她看了看他们两人，才轻声说：“你们其实都在处理各自成长过程中留下的东西。更重要的，也许不是谁对谁错，而是能不能慢慢学会理解彼此、支持彼此。”

她停了一下。“关系不是靠一次正确的判断建立的，是靠一次次愿意说真话、也愿意修复的过程。”

她的话不重，却让桌面上的气氛安静了一瞬。

会见管竹韵

听完辅导的建议，林北佳主动提起春节期间的一次会面。她说，高中三年与自己同住一个宿舍的管竹韵，春节回江城探望父母和姐姐。管竹韵已经从汤弈慧那里听说了她的身世，这次回江城，便主动联系她，两人约在一间画廊见面。

林北佳说，自己在中国几乎从未进过画廊。过去对山水画、油画都谈不上兴趣。这几年在社区学画画，说是学习，其实没有正式老师，更多是同学之间互相借鉴。慢慢地，反而对风景画生出了一点兴趣。

管竹韵如今在海市一所重点高校任教，见过不少世面。她身形挺拔，大约一米六八，站在人群中很容易被注意到。她的气质里带着一种长期训练出来的克制与自信，也隐约有一点不易接近的距离感。

那天，两人一边看画，一边聊天。之后，管竹韵又带她去了自己常去的一家小餐馆。

餐馆在一处旧巷深处，院子不大，却很讲究。粉墙黛瓦，青石铺地，院里有一口小井，水声很轻。几盏红灯挂在檐下，光落在地上，被切成柔和的块状。风一吹，竹影晃动。整座院子安静得像从画里走出来。

林北佳停了一下，轻声说：“你真有眼光，这地方很雅致，也很安静。”

管竹韵淡淡一笑：“这家餐馆的主人是我一个朋友。他开店不是为了生计，而是结交志趣相投的人。一般客人不接待，需要提前预约人数和菜单。只有一个大厨，一个前台，很安静。”

她顿了顿，又说：“我已经帮你点好菜了，口味偏清淡一些。我记得你喜欢的——清蒸鲈鱼、竹笋炒肉丝、清炒菜苔。”

果然都是林北佳喜欢的。每道菜分量都不多，刚好够两个人吃完，不剩一口。

林北佳从小就被教导不要浪费食物。她去过一些短宣的地方，见过极端贫困的生活——能吃饱，本身就是一件不容易的事。

所以她对孩子们要求不能浪费食物，狄波拉和保罗小时候并不理解，甚至打趣说：“那你把我们吃不完的饭，寄给非洲小朋友吧。”

席间，管竹韵很自然地提起她的身世：“你适应你的亲生父母吗？”

林北佳放下筷子，没有回避。“我生父叫蔡国强，东北农村出身。十五岁参军，后来参加过抗美援朝。复员后进了化肥厂，当过工会干部。后来工厂搬迁到江城，我母亲作为家属一起过来，在厂里做工。”

她停了一下，语气仍然平稳。“他已经去世好几年了。我母亲没有什么文化，但很慈祥，也有智慧。她给我的，是一种完全接纳的爱。我哥哥和嫂嫂的文化程度不高，但人很正直，也很善良，做饭很好吃。”

她抬眼轻轻笑了一下。“我为自己有这样的家人感到骄傲。” 她说得很稳，没有辩解，也没有刻意强调什么。

管竹韵静静听完，眼中露出一种由衷的敬意。“你能这样去理解他们，也能真实地感受到爱——这本身，就是很重要的能力。”

她本来想问一问管竹韵与李枫离婚后的感情状况，但见对方神情从容，似乎对当下生活并无动摇，话到嘴边，又收了回去。

管竹韵的父母都已九十多岁，身体欠安。姐姐因为没有上大学，很早退休，如今与父母同住，主要负责照料。“我能做的，也就是给点钱，逢年过节回去看看。”她说得很平静，没有多余情绪。

林北佳隐约觉得，管竹韵与原生家庭之间的情感连接，似乎并不算深。她和李枫育有一子。儿子快三十岁，在一单位做普通职员，刚结婚不久。房子和车，都是她与女方父母共同出资置办的。但他下班后大多待在家里，打游戏、上网，生活节奏松散，既不太承担责任，也缺少独立性。

邓中原与管竹韵、李枫在海市相识三十多年，彼此之间一直有来往，却始终停留在表层。听完林北佳转述这次深谈的内容，他沉默了一会儿，才笑了笑：“我和他们做了三十多年的朋友，对他们家庭的了解，还不如你这一次聊天来得多。”他顿了一下，语气里带着一点自嘲：“看来我真得向你学习，怎么和人建立真正的深度连接。”

艾咪沉默了一会儿，才慢慢开口。“你们刚才谈到的，其实都在围绕一件事——一个人如何看待自己。”

她看了看桌上的人，语气很轻。

“真正的自我形象，或许不在于出身，不在于位置高低，不在乎别人怎么看你，而是你在经历关系、评价、误解、认可之后，如何重新在心里安置自己。”

她顿了顿。“有些人是在被夸奖里建立自信，有些人是在被忽视里开始寻找价值，也有人是在一次次误解之后，才慢慢学会不再用别人的标准定义自己。”

她微微一笑。“所以自我形象并不是固定的，它更像一种关系能力——你和自己的关系。当一个人开始能够承受‘不被完全理解’，不再急着证明自己是谁，同时又不否定自己的价值时，这种自我形象就开始变得稳定。”

高中同宿舍女伴相约赏樱花

那年三月，江城气候回暖，樱花已悄然盛放。

汤弈慧在教会里常常见到林北佳和她的母亲柳志芳，有时周五清晨也会到她们家参加妇女团契。得知林北佳3月14日将离开江城，她特意约上当年高中宿舍的几位女生，一起去赏樱花。同行的还有韩嘉倩、鲍梅，一共四人。

林北佳已经四十年未曾在这里度过春天。那天，她穿着黑色长裤，紫色短风衣，气温已升至十八度，空气温润。粉白的花开在枝头，像一层轻柔的光，铺展在整座城市上方。她还围了一条橘黄色纱巾。

柳志芳看见了，笑着说：“我闺女啊，真是百里挑一的美人。”

这句话很轻，却让林北佳微微一顿。从记事起直到十八岁离开江城，她很少听到来自家人的这样的肯定。更多时候，是金自明对她外貌的挑剔；而在学校，又常因身形高大被同学取笑。

她很快笑了笑，回应母亲：“有其母必有其女，还是妈妈的基因好。”

她从厂区宿舍走出来，一路向邻居点头致意。这一带的人，大多早已下岗或退休，在楼下聚着聊天，话题琐碎而日常。林北佳依照母亲的提醒，只保持礼貌的问候与距离——不热络，也不疏远。她微笑着回应，随后离开。

身后，有人压低声音啧啧称赞：“这从美国回来的女人，气质就是不一样。年纪也不小了，从背影看，简直像个还没出嫁的大姑娘，穿什么都好看。”

这些话传入林北佳耳中，让她心里生出一丝久违的宽慰。但随即，她又忍不住想：如果她们知道自己两段婚姻、两次被弃的过往，又会怎样议论？

也正因如此，她对柳志芳生出更深的敬意。母亲从不向外人提及她的旧事，哥哥嫂嫂亦是如此。这个家像是有一种默契，小心地守护着彼此的体面与边界。而金自明却恰恰相反。她习惯于在外人面前谈论林北佳，甚至在保罗和狄波拉面前，也毫不避讳地提及那些并不体面的细节。

四个女生约在荷甲山下的南湖公园碰面。恰逢周六，人潮汹涌。汤弈慧熟悉地形，带着她们拐进一条相对清静的小径，避开了最热闹的游人。四个人并肩走着，不知不觉分成两两一组，边走边聊。除了林北佳，其余三人都长期生活在江城，对这里的湖光山色早已习以为常。

唯独林北佳，一路忍不住低声赞叹：“好美，好美。”

她们笑着打趣她：“北佳，你以后该多回来看看了。现在的江城，和四十多年前早就不一样了。”

风从湖面吹过来，带着一点潮湿的暖意。林北佳看着前方的水色与远山，忽然想起高一刚分班时，汤弈慧被分配与她同桌。那时候，汤弈慧是从外校初中考进来的。五班女生里，只有她一个“外来者”，刚来时显得有些拘谨。那段时间，她几乎总是跟在林北佳身边，两人一起上课、吃饭、回宿舍。

林北佳还记得去她家吃午饭的情景。她父亲说话温和，带着一点幽默，让人很放松；母亲则严肃克制，话不多，屋子里总有一种安静而规整的气氛。这些细节，在记忆里一直很清晰。只是到了高二，汤弈慧忽然提出换座位，去和谭萌同桌。那时的林北佳，没有多问，心里却隐隐有些失落。

这些年过去，两人各自有了不同的生活轨迹。汤弈慧一直留在高校工作，后来与同校的一位文学博士结婚，日子安稳而有序。

她们四个女生同宿舍三年，如今也都已退休，却很少再像当年那样亲近地相处。

中午，她们带林北佳去了一家颇具江城风味的米粉店。饭桌上，话题更多转向了老同学的近况。韩嘉倩提起，她弟弟和邱苓苓的弟弟当年是中学同班，又是无话不谈的好友，她从弟弟那里听来了不少关于邱苓苓的往事。邱苓苓的母亲名叫何丽娟，是资本家出身。因为是女孩，在原生家庭中并不算受重视，但家境优渥，她从小学过钢琴、画画。解放后，因出身问题，处处受限。她原本想报考中央美院，却因政审不过关被拒之门外，最终去了四川美院学习工艺设计。她会弹钢琴，气质出众。即便背负“成分不好”的标签，在当年的大学校园里，仍被人称作校花。

毕业时，她希望分配回家乡海市，却被安排到了江城。后来经人介绍，与邱苓苓的父亲结婚。邱苓苓是她唯一的女儿。何丽娟把自己未竟的理想，几乎全部投射在女儿身上，从小教她穿衣打扮，培养审美，耳濡目染，言传身教。

客观来说，邱苓苓的相貌并不算出众，但“人靠衣装，马靠鞍”，她深谙此道。与同龄知识分子家庭出身、衣着朴素的女孩子相比，她显得格外醒目。因此在那一届文科班里，她是耀眼的存在。邓中原当年为她神魂颠倒，不顾一切地追求，甚至影响前程，如今回看，也并非全然不可理解。

八十年代末，何丽娟借助海市亲戚的关系，调回海市，在一所中专任教。学校新开广告设计专业，请她去任教。邱苓苓的父亲在江城一家设计院工作，不愿随迁。两人分居了两三年后，何丽娟提出离婚。

那时她已过五十，却依然讲究打扮，气质出众，在学校里颇受关注，也很擅长与校领导相处。只是职称一直没有再往上走，五十五岁那年，她办理了退休。退休后，她进了老年大学。书画、声乐、舞蹈，她都学一点，也教一点。慢慢地，在那个圈子里有了名气，常被请去做一些活动指导。

她在那里认识了已经退休的钱校长。钱校长比她年长十几岁，两人来往渐渐频繁，一起出入的身影，也不再刻意回避旁人的目光。

后来，钱校长的妻子将事情反映到学校。只是两人都已退休，事情最终也就没有了下文。再后来，家里人出面，把话说得很清楚——要么回归家庭，要么离婚。

那时，何丽娟心里是有把握的。她觉得，自己更年轻，也更懂生活。

但最后，钱校长还是回到了原来的家庭，与她断了来往。

那之后，何丽娟像是一下子安静了下来。她很少再出现在老年大学，也不太愿意见人。

邱苓苓的哥哥大学毕业后留在广州工作，弟弟上大学时去了海市，与母亲同住。离婚后，邱父一直留在江城。退休以后，他去了广州，投靠大儿子。后来，在儿子的劝说下，何丽娟与邱父重新走到了一起。她也随之搬去了广州。

在此之前，何丽娟已通过自己在学校的关系，把邱苓苓调回了海市。就这样，邱苓苓与邓中原、以及女儿邓海鸥，一起从北京调到了海市。

话题不知不觉转到了邓中原身上。林北佳这才知道，高中时喜欢他的女生并不少——既有本班的，也有外班的。那时的邓中原，颇有几分日本影星高仓健的气质：平头，高个，线条分明，神情冷峻，不苟言笑。可他对那些主动示好、甚至明目张胆追求的女生，一概不予回应。

像林北佳那样执着靠近的，毕竟风毛菱角。

鲍梅忽然感慨了一句：“北佳，那时候的你，我真是羡慕得不得了。敢爱敢恨，想要就去追。”

林北佳笑了一下，笑意却很浅。“要是现在遇到当年的我，”她说，“我大概会忍不住打她一巴掌。”

几个人一愣，随即笑了起来。

汤弈慧却没有笑，反而认真地说：“现在的年轻人，尤其是女孩子，不都这样吗？主动一点，敢爱一点，有什么不好？”

林北佳没有接话。她把目光从她们身上移开，落在远处的街道上。樱花在风里轻轻晃动，人群来来往往。

阳春三月的江城，春意正浓。气温回暖，微风和煦。樱花进入盛放期，粉白的花沿着街道与湖岸一层层铺开。风一吹，花瓣轻轻落下，像一场不急不缓的雨。湖水泛着微光，柳枝低垂，拂过水面。绿道两侧，新叶刚刚舒展，夹杂着几簇郁金香和海棠。

那些四十多年前并不起眼的土坡，如今已修成临水的步道与亭廊。远处的红砖老楼隐在新叶之间，街角的咖啡馆里，有人坐在阳光下，神情松弛。

林北佳看得有些出神。——原来，故乡已经这样美了。

见她久久望着窗外不语，其他三个人默契地换了话题。

陶向阳前妻的故事

鲍梅提起陶向阳，忍不住问：“他和柯婉萍不是大学同班同学吗？一直感情很好，后来怎么会离婚？北佳，你是不是知道一点内情？”

林北佳想了想，才慢慢开口：“十八年前，他联系过我。那时柯婉萍在北医大工作，申请到美东一所大学做一年访问学者，希望我能帮她安顿一下。”

她按对方的要求，在学校附近帮她联系了一户中国人家庭，租下一间房。条件不算宽敞，但生活尚可，骑车二十分钟能到实验室。

刚来时，柯婉萍对一切都还满意。只是觉得出行不方便，很快就打算买车。

林北佳帮她联系了教练，把自己当年考驾照的资料也一并给了她。后来，又请教会的一位弟兄陪她去看车。没过多久，柯婉萍便能自己开车往返学校，周末也会独自外出。她适应得很快。

林北佳说到这里，停了一下。“但不到半年，我们的联系就慢慢少了。后来，再打电话，就联系不上了。”

有一次，她在中国超市偶然遇见那位房东太太，才知道柯婉萍已经提前搬走。连押金都不要了，也没有留下新的地址。

房东太太当时语气有些意味深长：“她那阵子，常提起同一实验室里一个从欧洲来的博士后，说他已经拿到绿卡，刚离婚。两个人走得挺近的。我还以为，她是不打算回去了。”

林北佳轻轻摇了摇头。“那时候我既联系不上她，也不好跟陶向阳说这些未经证实的话。后来，陶向阳还专门来电来感谢我对柯婉萍的照顾。我才知道，她最后还是回国了。”

后来的一次制药行业学术会议上，林北佳偶然遇见一位多年未见的老同学。对方当年正好与柯婉萍在同一个实验室。几句寒暄之后，那人提起往事，说得很直接——柯婉萍确实与那位博士后同居过一段时间，甚至一度希望对方能够娶她。她好与陶向阳正式离婚，带着正在读初中的儿子一起留在美国。只是，对方并没有再婚的打算。那段关系，更像是一种短暂的依附，各取所需。

后来，那位博士后在波士顿找到新的职位，很快离开了大纽约地区。这段关系，也随之结束。柯婉萍最终回到国内原单位，生活重新归于原来的轨道，仿佛那一段插曲，从未发生。

这些事，她当然从未袒露给陶向阳。几年后，他赴美参加一次学术会议。席间结识了一位年轻华人学者，对方的太太，当年也在同一个系读博士。几句闲谈之间，零散的信息慢慢拼在一起。那段往事，在那个系里，早已不是什么秘密。

陶向阳坐在那里，听着对方不经意的讲述。他忽然意识到——自己头上的这顶绿帽子，戴了多久，已经无法再去细算。

回国后，他几乎没有犹豫，便提出了离婚。那时，他们的儿子陶飞宇正在美国读高中，对父母婚姻破裂的真实原因一无所知。他只看见父亲执意要离开已经年过五十、容颜渐衰的母亲，心中难免生出怨怼。父子之间的关系，一度紧绷到几近对立。

这场裂痕，甚至波及到了林北佳。陶向阳曾怀疑她刻意隐瞒，与柯婉萍“站在同一边”，一度将她也列入拒绝往来的名单。直到多年以后，他来纽约开会，林北佳与周红一起与他聚餐，当面把当年的前因后果一一说清，这段横亘已久的误会，才终于松动、消散。

听完这一切，几个人对陶向阳后来选择再婚，也多了几分复杂的理解。

韩嘉倩接着说：“他五十多岁时，娶了自己以前的研究生梅昕薇。她比他小十多岁，本来是理科出身，后来又跨界读了北大的心理学博士。毕业后留校任教。那时候她年纪也不小了，家里催得紧，她自己又想留在北京，不愿回老家。”

她顿了顿，又补了一句：“她甚至比陶向阳的妹妹还小几岁。”

两人结婚不久，已近花甲的陶向阳，竟又得了一对双胞胎女儿。曾经向往“令狐冲式自由人生”的他，终究还是向现实低了头。他无法退休，反而比从前更加忙碌。凡是能带来额外收入的项目，几乎来者不拒——仿佛要把迟到的人生责任，一点点补回来。只是这一次，不再是为了理想，也不是为了证明什么，而只是为了那两个嗷嗷待哺的孩子，多攒一点踏实的保障。

陶母早已去世。某种意义上，他甚至开始隐约感激母亲当年的严苛与压迫——至少，那些近乎残酷的训练，让他在年近晚境时，仍旧保有一份体面谋生的能力，不至于真正跌入无可转圜的困顿。只是，这份“体面”，也带着一种迟来的代价与沉重。

当年的四朵花近况

在座几人，各自的人生际遇，早已分岔。

汤弈慧对邓中原与林北佳近来的交往，略知一二。林北佳也曾特意叮嘱过她，不要对外提起。

她在高校任教多年，又做过学生心理辅导，她很清楚，有些事情，一旦被说出口，就不再只属于当事人自己。她的父亲去世多年，母亲尚在，身体硬朗。母女二人曾在同一所高校工作，如今又一同退休，住得不远，来往频繁。日子在这样的往复中缓慢流淌，她的人生线条，也因此显得平稳而安静。

相比之下，鲍梅的人生，更带着一种迟来的回响。她的父母都已九十高龄，她是家中的幺女。高中时，每次开学，父母送她到宿舍，总是那对身材矮小的老人一前一后抬着行李，她却空着手走在前面。情绪上来时，还会冲他们发脾气。谁也没有想到，如今最孝顺的，反倒成了她。她姐姐早年在深圳成家，安顿下来，父母晚年的衣食起居，几乎全落在她一个人肩上。那些曾经被忽略的、被挥霍的亲情，像是兜了一圈，又沉沉地回到了她的手里。

韩嘉倩的处境，则更为疏离。母亲去世一年后，父亲再婚。此后，她与父亲始终难以亲近，平日来往寥寥。凡涉及经济上的事情，多由继母出面联系。只要理由正当，她从不推辞，钱总是很快打过去——人，却很少出现。情分像被切割开来，只剩下一种干净却冷静的责任。

话题转到父母身上时，林北佳却显得出奇地坦然。她讲起这次回国，发现身世错置，与亲生家人重新相认的经过。说到母亲柳志芳与哥嫂时，她的语气里，有一种不加掩饰的感激与亲昵。尤其是那位八十五岁的母亲——只念过小学，不识英文字母，甚至连二十六个字母都未曾完整听过，却仍然做出一个近乎“逆流而行”的决定：移民美国，去到女儿身边生活。那不是一种理性的选择，更像是一种出于本能的靠近。

几个人听得目瞪口呆。

只有鲍梅忍不住开口：“是不是美国的福利比这边好很多？听说那边是老年人的天堂，在美国，老人看病基本不用花钱，是吧？”

她说着，语气不知不觉带出一点疲惫与不平：“我现在几乎天天陪他们跑医院，这边看病太贵了。两个老人都离不开人，二十四小时的护工，一个月就要一万五，还得另外请钟点工买菜、做饭、打扫。光靠他们那点退休工资，根本不够。”

她顿了顿，又补了一句：“我不仅要出力，还得出钱。”说到这里，她像是忽然想起什么似的，抬头看了看林北佳：“你妈这种情况，从未在美国工作过，享受各种免费的福利不说，每个月政府还给一千美金，是吧？”

林北佳没有接话，空气像是轻轻凝了一下。桌上的人都听见了这个问题，却没有人顺着往下说。有人低头端起茶杯，有人把筷子在碗沿轻轻磕了一下，又若无其事地夹菜。那句关于“福利”的话，悬在半空，没有落地。

鲍梅很快也察觉到了，把话咽了回去，没有再继续。

下午，她们又去了北湖公园的潭岛。那是当年高中时，高五班春游、野炊常去的地方。几十年过去，岛还是那座岛，人却早已不是当年的模样。

汤弈慧忽然笑起来，说：“林北佳那时候是组长，做事特别认真。有一次我们小组野炊，她代表我们小组从我家借了两个锅，一个煮饭，一个炒菜。结果回家后，我妈一看就惊叫：‘这是我们家唯一的两个锅子，锅底怎么被你们烧成这么黑？’”

几个人都笑了。那笑声并不高，却很久没有停下来。旧日的紧张、认真、笨拙与热闹，像被什么轻轻拨动，从记忆深处一点点浮起，隔着四十年的光阴，在此刻重新有了温度。

江城一中的学生，大多只会读书，真正会做饭的没几个。于是那些年春游野炊，几乎无一例外——米饭夹生，菜不是糊就是焦。烟火在锅底翻滚，却始终没能真正进入他们的生活。

而如今，各自的人生早已被现实的烟火反复炖煮过——有的温吞，有的焦苦，有的不得不咽下去，却再也没有当年那样的轻率与无知。

借着那一天的相处，林北佳越发清晰地意识到，高中三年的自己，的确是个不折不扣的书呆子。

“两耳不闻窗外事，一心只读圣贤书”——那是当年文理分班时，高五班一个女生留给她的临别赠言。那时她还隐隐觉得，这是一种肯定。如今再回头看，却只剩下一点冷冷的讽刺。

她年轻时的确自负而浅薄。除了会考试，几乎一无所长；却偏偏不知道天高地厚，以为凭着成绩，凭着所谓的“觉悟”，就可以帮助别人，甚至改造世界。

没有真正帮到谁，反倒自己在人生里摔得鼻青脸肿。

那天聚会回来，她把所有细节，事无巨细地讲给母亲柳志芳听——谁说了什么，谁的近况如何，尤其是与邓中原有关的点点滴滴。她说得很认真，像是在一点点，把自己过去的人生重新理顺。

柳志芳听完，轻轻感慨了一句：“外人总觉得你们江城一中的人，个个都聪明得很。现在看起来，你们的烦恼，跟普通人也差不多。”

北佳沉默了一会儿，说：“也许正是因为这个标签，我们从小就学会了看不起普通人，一心想要成功。可越是这样，反而越不会做一个感恩、本分的普通人。”

柳志芳没有再接话。她只是看着女儿，目光安静而长久。

窗外的光慢慢落进来，落在北佳的脸上。那一刻，北佳忽然明白——自己终于开始，从“要赢的人”，慢慢走向“愿意承认自己只是普通人”的那一边。